西方有一句流传很广的名言：你可以在所有的时间欺骗某些人，你也可以在有些时间欺骗所有人，但是你却不能在所有时间欺骗所有人。欺骗，对于一个成大事的男人来说是最最愚蠢的行为，因为它只能使小人得势一时，却要使君子后悔一世。诚信是做人的一个基本准则，没有诚信的人就得不到他人的信任，因此也不会得到他人的帮助。这一点从做生意中体现得尤为突出，有良好口碑的商人总是能得到更好的结果，那种只图眼前利益，只做一锤子买卖的人，难有大的作为。
1.信誉是商人赚大钱的筹码
有人说“无商不奸”，其实并非如此，大多事在商战中取得胜利，赚足大把大把钞票的人，一般都是用信誉作为前提的。那所谓的“奸商”可以“奸”得一时，“奸”不了一世，他们很快就会淹没在自己的谎言之中。
松下幸之助不仅在日本，而且在世界上都被称为“经营之神”。然而，松下却说：“生意不是神秘莫测的魔术，也不是诡谲多变的权术。生意就是实实在在地干事情……就是不欺骗别人，正正当当地做事，因此而获得别人的信赖。”
古有遗训：“无商不奸”，因此，一些人以为做生意就是要耍心眼儿、斗心计。其实，这只是看到了事物的局部，是只见皮毛、不见骨肉。生意人所应秉持的，正好与此相反，应有一颗纯真无私的心。
松下说：“生意人必须注意的事情很多，但最根本的，也是我期望自己能达到的，就是一颗纯真的心。生意人有了纯真的心，我所说的一切生意原则才会有效果；生意人若缺乏纯真的心，企业绝不可能不断地成长。”
松下幸之助就是因为一生都秉持着一颗纯真无私的心，所以生意上每每能临危而转、绝处逢生。比如，对于某种新产品，他根本不知该如何定价时，就诚实地告诉经销商这种产品的成本是多少钱，请他们帮忙定价。经销商为某种产品而要杀价时，他就告诉人家，这种产品成本几何、正当利润多少，不能降价，如此等等。这位生意之神甚至认为，有了纯真无私的心，就几乎近于神了：“纯真无私的心，使人公正、坚强、聪明，达到纯真的心愈滋长，就愈接近于神，所以做任何事情都能成功，在生意上也是一样。”
事实的确像松下说的那样，经商必须要有一颗纯真无私的心，有了这样的心就不会欺骗别人，就能够得到信任，于是财源也就滚滚而来了。森信公司董事长岑杰英同样有这样一颗诚实的心。
岑杰英生于广东南海，3岁时随家人移居香港，18岁时父亲过世，一家人的生活重担落到了他的肩上。开始，岑杰英在一家纸行找到一份工作，并且一干就是10年，后因纸行关闭而自立门户。
1965年，岑杰英创立了森信公司。成立之初，员工只有1人，送货、接单、见客户、做会计都由他自己独自承担。到1995年，森信全年的营业额已达15．4亿港元，销售纸品数量达21万吨。该年12月，森信在香港联交所成为上市公司。
生意30载，岑杰英深深感慨道：“父亲没有留下什么给我，但他留下一个‘信’字，在他眼中，信誉是人的第一生命，人无信不立。这个字可以说令我受益终生。”他将自己创立的洋纸公司命名为森信，其含义是：“森”代表森林，是造纸的主要原料，“信”代表信誉，诚信为先是公司生意的宗旨。
岑杰英指出，香港印刷业与时俱进，发展至今日，成为与德国、美国、日本齐名的全球四大印刷中心，主要是以质量好、价格廉、速度快、交货期准而享誉世界的。他不仅与客户做生意非常讲信誉，而且对公司职工也是极重信用，和职工感情非常深厚。他说，公司业绩倍数递增，领先同行，主要是因为自己与员工多了一份深厚感情。公司的管理层人员，绝大部分是从在公司服务多年的员工中提拔的，合作自然默契。
和岑杰英一样，金利来创始人曾宪梓也是一个以诚信经营而著称的商人。曾宪梓白手创业，从无到有，可以说一帆风顺。他做人、办企业信奉的是“勤、俭、诚、信”四个字。曾宪梓认为，信誉是做生意的生命，货一定要真，不要骗人，骗别人就是骗自己。20多年，金利来在香港、东南亚和祖国内地所建立的良好信誉，是其事业成功的基本因素。
曾宪梓认为，商品标价要适中，自己不要赚那么多，应当保障顾客的利益，保证百货公司利益。市面上每100件金利来商品，香港零售商的利益占28%～30%，祖国大陆零售商的利益则占25%。百货公司有利可图，才会更着力推销金利来产品。
曾宪梓擅长做长线生意。假如一个公司一次进货1万条金利来领带，其他供应商可能求之不得，然而曾宪梓却询问对方一个月能卖多少条领带，若月销售1000条领带的话，曾宪梓就只卖给他们3000条领带，以保证该店每个月有2000条存货，可以不断进新货，且资金可以周转。这样，百货公司生意做活了，那么一年出售的金利来领带，恐怕就不只是原先拟入货的1万条。从这个角度看，替对方着想，实际上也是在为自己着想。
做生意讲诚信是每个商人都应该遵守的规则，对别人讲信用，别人才会相信你，生意才会做活。反之，欺骗别人，就是欺骗自己，把自己赶上绝路。成功的男人都懂得这个道理。
2.重情守信，笼络人心
一般人都视诚信为立身之本，在社会交往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没有诚信就无法在社会中立足，古代许多大谋略家都把诚信当作笼络人的一种手段，结果非常有效。
忠、孝、信、义，是历代封建统治者竭力宣扬的伦理道德，这也是他们借以维护政权的策略。忠、孝、信、义，可以立身，可以成名，所以臣民才会为之而努力，君王统治才得以维持。历史上的乐毅投奔赵国而不谋图燕王，蒙恬至死而不反叛秦国，关羽降归曹操而不忘刘备等等，均为历代封建政治家传为美谈。而君王呢？则采取弘扬信义的方式，来取信于人。这就使君臣之间，借信义的纽带，相辅相成，谋图大计。
建安五年，曹操出兵东征。刘备被迫投奔袁绍，而关羽则为曹操捕获，拜为偏将军。曹操对关羽很尊重，待之以厚礼。后来，曹操发现关羽心神不宁，并没有久留的意思，于是对张辽说：“请你去试着问问关羽，是否愿意留在这里。”
于是，张辽来到关羽的住处，询问关羽的意见，关羽叹息说：“我知道曹公对我厚爱，但是，我既受到刘备的知遇大恩，并起过共生死的誓愿，是不能背弃信义的。我总有一天要离开的。但在离开以前，对曹公一定要有所回报的。”张辽转告了曹操，曹操敬重关羽的义气，并没有再追究下去。
后来，关羽斩杀了袁绍的大将军颜良、文丑，并解了曹操的白马之围，曹操知道他肯定是要走了，于是又重重赏赐了关羽。而关羽则把曹操所有赏赐的东西，原封不动地包好留下，投奔正在袁绍军营里的刘备去了。曹操的部下要去追杀关羽，曹操说：“人，各有其主，不要去追他。”
至于关羽的信义，我们自不必说，单是曹操不胁迫关羽留下而成全关羽的义，就是见信义在当时人们心中的地位。也许在今人看来，曹操这样做，不过是借处理关羽事件，以显示其仁义罢了，目的是为了取信于民，图谋霸业。但是，我们由此也可以看出，即使是像曹操这样的枭雄，都不敢失去信义，可见信义对人际交往是多么的重要！
无独有偶，靠信义成就一方霸业的，除了上面提到的曹操，还有威镇欧亚的成吉思汗铁木真。
成吉思汗入主中原后，为了统治需要，提倡忠君思想，以此作为维护统治的精神支柱。对待归降的将士，凡是背弃和戮杀旧主的，一律处死；凡放走旧主，使之逃跑，或为掩护旧主而积极抵抗的，反而以礼相待并予重赏。
据历史记载：桑昆曾设计谋害成吉思汗，后来桑昆战败出逃，他的儿子阔阔出盗走桑昆的坐骑，将其丢弃在荒野上，独自来投降成吉思汗。成吉思汗说：“这样的人怎么能叫他做我的部下？”于是杀死了阔阔出。
成吉思汗对王汗却是另一番情形。王汗与成吉思汗奋战三天三夜，最后精疲力竭，准备投降。投降前，王汗对成吉思汗说：“请您让我的部下走得远些，这样的话，您让我死，我便死，赐我活，我就为您效劳。”成吉思汗说：“不肯背弃主人，而教部下跑得远远的，一个人同我厮杀，这难道不是大丈夫的作为吗？这样的人可以做我的助手，”。“信义”是古人忠君报国的精神支柱，同样，统治者为了争取民心，也要对老百姓讲“信义”，在春秋战国时代，诸侯纷争天下之际，更是如此。西门豹治邺时，将粮食储藏在民间，说好战争一旦爆发，以鼓为号，立即将粮食集中起来。魏文侯不相信，西门豹于是登上城楼，下令击鼓。第一遍鼓响之后，百姓们有用肩背的，有用车装的，迅速把粮食集中起来。魏文侯说：“算了，让他们回去吧！”西门豹说：“在老百姓中建立信义不是一天就可以完成的。一旦欺骗了他们，以后就不能再取信于民了。现在燕国侵占了我国的八个城市，我请求让我率军向北反击，以收复被侵占的城池。”于是，举兵讨伐燕军，收复失地后，凯旋。
司马光曾经说过：“信义，是君王的最大法宝。国家靠人民保护，人民靠信义保护。不讲信义，就无法使唤人民，没有人民，就没有办法守卫国家。所以，古代的君王，不欺骗天下之人；称霸天下的人，不欺骗邻国，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不欺骗自己的臣民；善于持家的人，不欺骗自己的亲人。不善于称王称霸，治国持家的人正好相反，欺骗邻国，欺骗百姓，甚至于连自己的兄弟父子也要欺骗。上面不相信下面，下面也不相信上面，上下离心离德，最终导致失败。这岂不是太可悲了吗？”
司马氏之言，不仅是古人对重信守义的总结，即使对现代的人，也有着重要的意义。人际交往中诚信的建立非常重要，首先示人以诚，各种策略才能有效实行；若失信于人，任你再高明的计谋也无法实现，任何事业也很难做成。”古人云：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言出必行，行则必果。这是做人的学问，也是处理好人际关系、树立起自己威信的方法。
3.舍利取义，做生意不搞骗人买卖
见利忘义是小聪明，这样的商人永远成不了大气候，因为他失去了义；舍利取义是大智慧，这样的商人才能得到丰厚的回报，因为他得到了义。得义也就是得到了人心，得人心者才能得天下。
作为一个商人，诚信永远是摆在第一位的，没有哪家百年老字号是靠欺骗享誉百年的，也没有哪个人能靠欺骗在商场中游刃有余一辈子的，无论古今中外皆是如此。
蔡继有是香港新华集团董事会主席，是香港有名的海产大王。蔡氏家族主要经营出口急冻海产品，此外还有粮油、地产、贸易等业务。新华集团上个世纪80年代后成为大型跨国企业，蔡氏家族资产已超过30亿港元。之所以获得如此成就，与他舍利取义，坚守诚信是分不开的。
蔡继有原籍广东中山县，1929年生。蔡氏的祖先世代务农，家境条件并不是很好。
从1950年开始，21岁的蔡继有做起了海产生意。由于本钱不多，他先向乡亲们赊购海产品，运到澳门出售之后再结账，从中赚取差价。由于蔡继有做生意讲诚信，乡亲们都愿意把自己的产品赊给他，很快他就有了一定的积蓄。
1957年，蔡继有在香港西环的贝介栏市场开了“华记栏”，做起了渔栏的批发生意。到了60年代，他的生意做得不错，但还只是小富而已。蔡继有真正大富起来，是在和日本人做海产生意之后。从他的经商之道来看，的确是靠心诚赢得别人的支持的。
1965年，蔡氏在田湾租了一个4000多平方英尺的加工厂，把贝壳类的海产急冻，然后再售给贸易商运销日本。两年后，为了扩大经营，蔡氏购入“华记冻房”，建立起海产急冻业的“桥头堡”。
为了避免中间商从中渔利，蔡继有决定自己直接和日本人做生意。但蔡继有没和日本人打过交道，能否成功心里也没有底，但他是那种敢想敢干的人，打定主意后，便拿了一袋冻虾样品，径直来到日本一家株式会社驻香港办事处，拜会办事处负责人。
日本这家公司知道蔡继有的来意后，并没有立即表态。蔡继很有耐心地解释为何不经过中介商而直接与日本人做生意，日本人也知道其中的道理，但老练的日本商人立即问道：“你能给我们什么优惠条件？”
“如果贵公司有意合作的话，我们可以先收八折货价，等你们收到我们发出的货，验收满意后，再缴余款。”
在当时，只付80%的货款的确是很优惠的了，而且剩下20%蔡继有让对方感到满意后再付，不仅表明了自己的诚意，而且也暗含着自己做生意货真价实的意思，日本商人很高兴地握着蔡继有的手说：“你的条件确实比一般人优惠，看得出来，你是一个读诚信的生意人，既然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我们决定和你做生意！”
在生意上，蔡继有常常考虑对方的利益，因而使日本这家株式会社的人对他有非常信任，日本人觉得蔡继有讲信誉、重友情，是个难得的生意伙伴，他们之间的生意越做越大。这样，蔡继有成功地打开了直接运销海产品到日本的渠道，生意越做越红火。蔡氏家族的生意上了正轨，此后才真正发达起来。
用诚信经营的蔡氏家族，得到了日本商人的肯定与合作，这种信任是用钱买不来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一个商人如果想把生意做大，做长久，只有老老实实地靠着点滴建立起来的信任才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