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具有多种社会功能。传统社会的家庭功能主要有以下几点：养育功能：养育功能是人类自我繁衍和抚育的自然功能，家庭为人类种的繁衍提供了安全的港湾。生存教育功能：传统家庭是一个生产单位，人的生存技能训练均源于家庭，这种教育或通过语言、或通过身体的示范耳濡目染。汉族以耕种为生，男孩自幼就学习翻地、播种、施肥、锄草、浇水、防虫、收割、打场、储藏等农耕知识，与此相适应的是要掌握物候、节气、寒暑交替等时令变化方面的知识。回族善经商，男孩从小学习贩货、算账、远行等经商知识。藏族的男孩要学习放牧、狩猎、揉皮子、捻线、缝纫等知识。各个民族的女孩都要学习织褐、针黹、烹饪等生活知识和技能。有手工技术的家庭，男孩还要学习祖辈传下来的手工技术。意识教育功能：传统家庭也承担着传播精神文化的功能，许多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思想意识等方面的知识最初都来自家庭。如汉族的儒家知识、回族的伊斯兰教、藏族的佛教等，都是通过家庭来传授的。养老功能：传统社会的各个民族都提倡孝敬老人，使家庭成员老有所养，家庭的养老功能十分突出。汉族的儒家伦理道德核心“孝”，更是强化了家庭的养老功能。生产功能：家庭是维持人生活的生产单位，家庭里的成年人都是生产者。这种生产除了满足自身衣食所需，还要承担国家的赋税兵役，为国家尽许多应尽的义务。
甘肃近代社会的变革也危及家庭功能方面，传统家庭的许多功能逐渐被社会的进步取代了，家庭也面临着深刻的变革，这种变革在城镇比较明显。随着生产的社会化，生存技能的培训逐渐由社会取代，削弱了家庭生产技能训练的功能。比如专业技术学校的出现，为社会培养具有一定技能的劳动者，自然就削弱了家庭技能训练的功能，而家庭的生产功能也就逐渐减弱了。另外，随着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传播，平等自由，个性解放的思想开始影响着人们，儒家束缚人思想行为的伦理道德遭到质疑，家庭社会意识的传承功能也渐渐减弱。
二、宗族
宗族是中国数千年传统社会以父系血缘为纽带形成的血缘群体。宗族在北宋以后兴盛于南方，衰微于北方。到近代西北的宗族更是少见了，所谓“东南诸省，聚族而居，往往数百家麇集于一乡。其乡里之组织最完密，其乡镇之祠堂亦最多，其人民里贯具载于私家谱牒”，“甘肃地广人稀，世族大家始有祠堂之建筑。忽遭世变，向之惨淡经营者，遂为匪类之所居。于是乡里之组织，必首蒙其破坏，此西北政治社会制度所由废也”。关于为什么宗族在北宋以后兴盛于南方，衰微于北方的问题，目前学术界仍无定论，这是个比较大的课题。笔者认为，宗族的形成须具备几个前提条件：一是要有固定的土地和稳定的经济收入，这是宗族壮大发展的保证。比如，某一人家在某地兴起后，经过累世发展，人口增加，田产扩大，其诸多支系就形成了同宗的社会血缘群体。这个血缘群体必须土地广，生育繁，人口多，力量强，这样才能在某地有影响。二是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宗族的发展壮大，需要几十年乃至数百年的时间。在漫长的岁月里，要有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这样才可以使同宗同族的社会血缘力量长期延续下去。北宋以后，北方战乱不息，政权更迭频繁，南方则显得较为安逸，没有大范围的战乱，逐渐成为国家经济稳定发展的地区，这为宗族的形成发展创造了客观条件。三是随着北方人口的南移，南方得到大规模的开垦，经济稳定发展，人口较快增长，文化等方面的开发也比较明显。再加北宋的科举制，使大批南方士子步入仕途，许多有功名爵位的人广占田地，代代承袭，在地方上声誉日隆，修祠堂，友邻里，享誉一方。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大的宗族。因此，宗族与权力结合以后，更能扩大影响力，更能凝聚血缘。相反，北宋以后，北方总是处在与少数民族的战乱中。就西北来看，仅北宋时期，就有西夏、辽、北宋互相的角逐纷争，造成该地区的战乱不息，民间很难有休养生息的稳定环境；同时，北方的战乱也带来了文化上的交流，少数民族文化的传人，淡化了汉族的文化观念，当然也包括宗族意识，宗族观念变得较为淡漠了。这样，宗族失去了形成发展的诸多条件，自然也就衰微了。宗族的衰落并不是没有宗族了，只是宗族的规模没有原来那么大，内部组织没有原来那么严密而已。
甘肃近代有影响的宗族已经很少了，仅存的一些宗族也显得分散零落，内部组织不甚严密。甘肃一般称宗族为“当家子”、“亲房”、“宗亲”等，分为五服内和五服外，五服内的当家子之间比较亲密，出五服以后就是同族之人了。同族之间仍然有一定的交往，但没有五服内的人之间亲密。“当家子”紧密团结，一家有事，家家出面帮忙，比如盖房、播种、收割、婚嫁、丧葬等生产生活事宜，甚至年节时的蒸馍、女红等活计都离不开同宗之间的互相帮助。宗族有祭祀祖先的族祠，也叫祠堂、族庙，有共同的先祖坟茔。宗族不仅是血缘群体，也是一种文化群体。一些传统的礼俗活动多以宗族为依托而展开。比如同宗族内，年节期间多有互相馈赠、娱乐游戏等活动，而凡清明、七月十五、十月初一、除夕、及先祖的生卒日等祭祀活动也在同宗族内举行。这些活动都属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重修镇原县志》记：“邑中有祠堂者，惟故家一二数，春秋二祭，余则祭。忌祭俗节。其他无专祠，惟于家设主间。有置祭田者，四时惟清明合族赴茔拜扫，祭用豕羊，祭毕，即于墓旁散福，其日无少长毕至。十月一日亦有如清明之仪者。”甘肃近代的宗族大多为这种情形。
清同治以后，甘肃本来就为数不多且影响不大的宗族力量大为削减。战乱期间，为了躲避战乱，宗族内的一些人家举家迁徙至几十里、上百里外的地方。分散居住以后的宗族，显得七零八落，力量受到削减。笔者在调查中得知，这些分散居住的宗族最初一段时期，仍然定期拜扫原居住地的祖坟，和原住地保持着联系，清明时节（三年一次或数年不等）举行的祭祖活动，仍然有来往。以后来往渐渐减少，宗族也就自然消失了。
宗族有训诫，族内成员对宗族训诫皆能耳熟能详。《重修镇原县志》记载的宗族训诫有：“1．务本崇实；2．田地货财相通；3．勿听妇人言；4．勿以谗邪问骨肉；5．去忌嫉攻讦；6．戒同族相讼；7．毋浪费多作债轻弃产；8．勿掊克乡里小民；9．均赋税；10．勿惑异端。”这些宗族训诫对族内成员起到了规范约束作用，从而保证了宗族的正常发展。
在富有人文传统的陇西，进入近代时，仍有几户影响大的宗族。著名的是陇西的汪氏宗族。“汪氏为元陇右王世显之后，世显《元史》有传，称其系出汪古族，为金之巩昌总帅，金亡附元。其后族支繁衍，为陇右巨阀，至有‘先有汪家人，后有巩昌城’之谚。”汪氏宗族的支裔遍布陇西、漳县两地，同治以后，汪氏宗族内部已经分散零落。自明清以来，陇西还有祁氏祠堂、李氏祠堂、杨氏祠堂、胡氏祠堂等，在当地影响也较大。到民国时，这些祠堂多毁于兵火，或改作别用，宗族也就有名无实了。在宗族集中分布的地区，彼此之间常发生械斗，“兰州巩昌交界之处，多大姓，皆集族而居，筑土为堡，往往一言不合，即起冲突，聚众械斗，如临大敌。有司不敢断曲直，只以恩意羁縻之，任调停之责而已”。
河西走廊的武威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是汉文化向西衍生的重要地点。从现存资料得知，近代在武威较有影响的宗族大姓是段氏。现以武威段氏为例谈谈宗族的一些情况。武威段氏是清朝初年从山西太原迁徙而来，其家谱记：“国初由太原迁之，武威实为吾宗之始祖，或谓太原之段本自武威迁往，国初仍还故土然。”段氏自清初从太原迁至武威后，世代居住在武威北门，其坟茔也在武威城北。到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时，已传至十世。段氏家族兴旺，累世有文武功名。《武威段氏族谱》系第八世孙段永恩续修，族谱详细地记载了族内的一些情况。段氏有坟茔四处，“城北嘹高楼下癸山丁向祖茔；城西北郊军场东大坡路南丙山壬向旧茔；城西北邱家庄乾山巽向新茔；城西阮家沙滩甲山庚向新茔”。到段氏家族第七代孙段斗垣时，购置族用祭田。“吾家初无祭田，至先伯父太学斗垣公于邱家庄乾山巽向新茔附近购地一石三斗，质地七斗，是为经营祭田之始。比以茔之西南沟渠溢水，乃筑地一斗以堤防之。今岁春，质地为原主赎去三斗，所余者只一石六斗耳。每斗岁租四斗，共得租六石四斗。太学公在日，即由天顺油铺收纳，以供春秋祭祀及忌辰荐享之费，更以所余备补助戚族庆吊婚丧之资，岁以为常，无稍更易。时太学公欲厘定规约，藉垂久远，以事冗未果。后之人如能率由旧章，俾祭田永久保持，祭费不至亏挪，斯无负也。”到清末时，段氏的家业在武威城里已是首屈一指。城外有田产，城内有商号，拥有磨坊、粉坊、酒坊、及“万成丰”等商铺，家产丰厚，富甲一方。段氏还拥有私塾，专供本族子弟学习。由于段氏家产丰厚，常捐款修缮附近的寺院，成为附近寺院最大的施主，在当地影响很大。段氏几代均有文武功名，其中还有远赴新疆任职的。因资料的缺乏，无法了解段氏宗族的内部管理、家规家法等内容。
在农牧交错地带，自明代以来推行的土司制度，成为这些地区政治与宗族、部落结合后形成的社会政治制度，这也反映出一定的宗族色彩。卓尼的杨土司，西宁的祁土司、李土司，庄浪的鲁土司，岷县的多纳赵土司、马土司等，临潭的昝土司、杨土司等既是中央政权统治下的特殊的政治组织，也是当地拥兵自重的地方政权，其内部的统治，以及各种关系均带有浓厚的封建宗族色彩。
宗族作为一种血缘制度，它的存在和衰败，有深刻的社会原因，这不是本论著能够探讨清楚的，在此只能做些浅显的说明。可以知道，进入近代以后，这种血缘制度的缺陷便显露出来。在宗族内，由于家长的权力过大，制约了族内成员的个性和思维的发展，人们独立性差，依赖性强，目光短浅，眼界狭隘，思想保守；过于注重宗族，缺乏社会意识。这一切与近代社会彰显个性、尊崇人性、主张自由平等、注重社会的潮流相悖。在近代社会变革过程中，维系宗族的各种观念意识以及经济基础都开始变革，宗族依存的社会基础逐渐被瓦解，宗族也就逐渐衰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