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善公所，也称为“理门”，是明末清初产生在山东即墨县的民间宗教，创始人为即墨人羊宰。羊宰曾登明癸未科进士，未及殿试明即灭亡，人清后云游四方，宣传反清复明思想，在苏州创立“在理教”。该教信仰儒、释、道三教之礼，规定八大戒律：即不吸烟，不饮酒，不烧草香，不焚纸帛，不拜偶像，不吹打念唱，不书写符咒，不养猫犬。其中不抽烟喝酒为道徒始终遵守的戒律。清末该教传人甘肃。有记载称，清末民初甘肃省署皋兰县（今兰州）就有理门敬义堂公所了，地址在城隍庙，以后又有理门志诚堂公所，两者同源而名不同。理门志诚堂公所一直延续了下来，公所内修道的称为当家的，与庙里的和尚一样，须出家，并在公所里烧香拜佛，打坐并念五字真经，处理公所里的日常事务。进理门要有人引进，交香钱，门徒称为道亲，只有当家的有权力接收新门徒人道。当家的由无牵挂的老道亲陪伴和招呼，附带做一些日常杂活，叫做“看山的”。道内一律平等，无尊卑贵贱。道亲在四大斋期和每月的初一、十五才到公所里烧香拜佛。1933年，羊宰的传人成立了中华全国理教联合会，各地相继建立了分会，成为有影响的教派。1939年，根据南京理教总会的通知和国民党皋兰县民政科的指示，“兰州理门志诚堂公所”改名为“兰州理教志诚堂公所”，道众推选了9人组成理事会，3人组成监事会。以后凡道亲开展活动时，都要请国民党县政府的相关负责人来参加指导。该堂的道亲最多时有800人。理教公所通过道亲捐献的费用，开展各种形式的社会救济活动，主要有施舍棺材、救济衣物、开办诊所并免费医疗，同时，也开展戒毒活动。
除了以上有影响的民间宗教，各地还有许多地方性的民间宗教组织。以河西的酒泉地区为例，新中国成立前有影响的宗教组织有大乘会，也叫“清茶会”，创自明末正德年间，当时在酒泉仍有人在活动。1947年，酒泉共有20堂大乘会，信徒约200人，信徒多半是乡村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1947年，政府下令其归酒泉佛教会管理；另有玉华会（白蜡会），也是明末清初就流传的民间宗教，1947年，共有80堂，信徒300多人，多半是乡村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该会归酒泉佛教会管理。
皇极会，明清时期流传的民间信仰，前身为瑶池道，源于白莲教。皇极二字取自明末白莲教经卷《皇极金丹九莲正信皈真还乡宝卷》的前两字，故称白莲教之化身。其他化名还有普度门、清净门、宝德堂、乐善堂、无极道、东征门、先觉祠、皇天道等，尊崇弥勒佛。1937年，张掖有皇极会道徒3000多人，1940年，改为佛教居士林。1945年心道法师到酒泉弘扬佛教，皇极会的成员全部皈依了佛教，成为正宗的佛教居士。另外在河西地区还有起源于云贵一带，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归根道。酒泉民间还有从事宗教迷信活动的职业人员，称为祀公子，专在夜间给人跳神看病，从业人员多为男性，往往索取很高的报酬。在陇东南等地区，民间宗教还有三宝门和什字道德会。
六、西方宗教
西方宗教传人甘肃的时间较早，据《甘宁青史略》和《甘肃通志稿》等地方文献记载：唐时河西的甘州就流传景教，元时甘州已有大礼拜寺。明神宗时，法国传教士方德望在陕甘传教，甘肃教务属于陕西西安总堂受理。清初康熙皇帝的第十四子胤樾信奉天主教，在甘肃凉州捐建了天主教堂。
近代西方列强强开海禁，不平等的鸦片贸易与西方宗教同时从海域侵入中国，西方宗教先在沿海等地开展活动。西方宗教主要指基督教，基督教包括天主教（罗马公教）、东正教（正教）、新教三大派别。近代在人们的相关表述中，将新教冠以基督教，可能是其影响比较大的缘故，所以在近代一些著述里的新教就是指基督教了。新教又称为福音教、耶稣教。西方的新教总会向各地派出传教组织，派出的分支教会有四，称内地会、宣道会、协同会、神召会等。由于它们是西方基督教教会的派出机关，故又称为“差会”。派往甘肃的称为“西差”。光绪三年（1877年）（也有记载光绪四年的），英国基督教教会派出内地会到西北传教，先有敦巴、格达两牧师，抵达皋兰，定皋兰、宁夏、西宁三地为布道区，在布道区设立总堂。设立的兰州总堂，主持附近的传教活动；设立的西宁总堂，主持藏区的传教活动；设立的宁夏总堂，主持向蒙古等地的传教活动。在甘肃传教的四派情况是，内地会在兰州，协同会在平凉，宣道会在临洮，神召会在岷县。内地会在兰州建立教会组织以后，经过曲折的发展变化，成为兰州市基督教的最大教会，初期称为基督教福音堂，地点在今天山字石南路附近，以后称为兰州基督教会。这个教会因是英国教会下的分支教会，故传教士都是英美等国人。其内部组织为堂议会，设有长老、执事，由他们主持基督教的各项宗教活动。内地会在兰州设立机构后，又在各地设立重点教会。
当时甘肃地方对外国宗教无管理权，国民军西进后，冯玉祥援引各国的作法，明令所在地对基督教和天主教有管理权。民国15年（1926年），省政府改兰州福音堂为中华基督教会，要求教会实行自立、自养、自传的传教原则。从此，基督教信徒自立教会，这一时期的传教士多为中国人。
天主教传人甘肃的时间和基督教大致前后，史载：“光绪四年，由罗马教皇派比国韩主教率司铎（天主教某些派别中的职称，介乎主教与助祭之间）等驻甘肃传教，立学堂于凉州。”这是近代天主教传入甘肃最早的时间。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奉教皇命令，甘肃教务分甘南、甘北两区，甘南以秦州为总堂，甘北以凉州为总堂。民国十四年（1925年）教皇改派德国主教接管甘肃教务，甘南教区仍以秦州为主教区，而甘北教区则改在兰州。主教总管全区教务，下设司铎，分管各堂事务。又有修士，学成后晋升为司铎。凡人天主教进修道院者终生不能结婚。在20世纪30年代，兰州天主教主教区下辖18所大堂，78所小堂，有23名神父，信徒10075人。每个大堂都有所属的小堂，还有学校、孤儿院、医院等慈善机构。秦州主教区下辖18所大堂，49所小堂，有26名神父，其中2名中国人，信徒5944人，各大堂也有所属的小堂，并有学校、医院等慈善机构。
据有关资料记载，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在甘肃的传教士主要来自英国、美国、法国等14个国家。其中英国人开办教堂8处，有教堂产业6处，居留教士12名；美国开办教堂5处，有教堂产业5处，居留教士17名；法国开办天主教堂16处，有教堂产业14处；比利时开办天主教堂5处，有教堂产业7处，居留教士12名，皆为男性；瑞典开办耶稣教堂1处，居留教士2名。辛亥革命以后，基督教和天主教在甘肃的传教活动进一步增多。1932年，由美国基督教总会在中国设立的上海中华总会在兰州设立了安息日会西北联合会，内部机构主要为“职员会”，设有长老、执事，实行一年一选，经费由信徒担任，实行全国安息日会的统收统支，每年在本堂和街道进行定期布道。这是以美国基督教为背景的基督教传教机构。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沿海基督教民间机构也先后进驻甘肃，开展传教活动。其中有来自山东的基督教耶稣家庭会，以及1939年由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成立的兰州基督教青年会等，其中青年会是一个基督教团体，主要是在青年中开展社会服务活动。这些小规模的基督教传教机构开展的活动影响不是很大。由于基督教以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为诱饵，且注重西方宗教感召社会的内容，故对普通百姓较有诱惑力，自传人甘肃以后，逐渐发展起来，在甘肃地方产生了一些影响，成为甘肃近代社会意识的组成部分。抗日战争时期，随着一批批外地移民的到来，有许多移民信仰西方宗教，这更使兰州的西方宗教信仰者人数大增，西方宗教在兰州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当时在兰州最大的基督教教堂（今天的山字石教堂），一次做礼拜的人数就达到六七百人。
基督教和天主教在甘肃各府县的传教活动也比较积极。光绪四年（1878年）天主教定凉州为传教士永久驻地后，这里便有了传教士的传教活动，河西的天主教信徒发展比较快。根据林竞的《西北丛编》记载，民国7年（1918年），凉州全县有人口14万，天主教徒就有3000人；张掖县有人口16万，天主教信徒有5000人；高台县有耶稣教信徒70余人。民国20年（1931年）前后，甘肃有基督教传教士居住地20处，传教士72人，信徒1336人，另外还有天主教徒7249人。基督教和天主教在向甘肃传播时，各差会采取了传教与办教会、办学校、开医院相结合的传教布道措施，对普通百姓产生了较大的吸引力。当时在省垣，各教会开办的学校有协和中学1所，普通学校18所，其中男生有330人，女生有93人；4所高小，男生有36人，女生有27人。
西方传教士不只在交通便利的府县城镇开展传教活动，一些偏僻的地方也有他们的足迹。当时在藏族居住的洮岷山区，有1处基督教教堂。“木耳桥畔有美籍舒牧师者，于老杨司令生前，租得山地一井，造房建室，移花接木，种菜播蔬，引水成溪。一面住家，一面设立安息会。每星期召教徒教友，唱和祈祷文兴赞词，宣讲耶稣教义。如此者，已十有余年矣。舒牧师西装革履道英语，吃咖啡与番民相配比，颇觉有趣。设有风磨电灯、收音机等设备。附近番民知识为之一新……”在拉卜楞寺，“又有美国教士新振华、季维善二人，各筑楼房一所，所需木料系拉卜楞寺供给，每年向拉寺交纳房租”。近代西方宗教的传人对本土宗教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卓尼有个绿巴寺，因住持挥霍财产，无力维持，于是，把佛殿出售给了天主教堂。
西方宗教传人甘肃后，经历了本土化的过程。比如在宗教仪式上就出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场面。由于凡天主教信徒必须接受洗礼，亦称为“受浸”，因此在信教集中的某些地区就在河边举行洗礼，洗礼的情形是，“以木杆搭二小棚，男左女右，站成一半圆形之队阵，三唱诗歌，后浸入即往步棚内，更衣准备下水。唱诗时，每在歌音停顿后，即有一人闭目仰首，口呼天主，作有趣之叙述或祈祷并握拳摩胸作种种动人姿态，如有神附入其体者，其他人等则与之相呼应。‘啊，赞美！’‘啊，赞美！，赞美不已。受浸入更衣完毕，即由二人挽往河边，再由一人扶入水中。斯时主持受浸礼之牧师或神父已立于河之中央相俟，受浸入走至彼处，即由另一人共同扶持，面南而立，牧师则背东面西，以手招天高呼‘主啊，主啊！’后即作种种叙述及祈祷，然后扶持受浸者之二人于其述祷完毕，即猛将受浸者向水中一按而起，且与之用毛巾拭面上水。淋斯时，岸上人等即同时高唱圣诗或低呼‘啊，啊，赞美！’等句。受浸者被扶上岸后，岸边之二人即复以毛巾代拭头面，另易二人扶入布棚更衣，如是甲及乙至尽而止，受浸礼乃告完成”。
1945年，甘宁青基督教联合会决定创办一个专门培养传道人才的学校，命名为甘宁青基督教联合会灵修院，隶属于联合会。联合会成立后组建了董事会，负责招收学员等事宜。当时的大部分学员由各地教会保送，经费由各地教会负责，学成后仍回当地传教。1946年，该校开学，招生工作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停止。
七、其他与生活有关的观念意识
人的社会意识并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无影之魂，社会意识大多数时候是通过人的行为表现出来的。内容丰富的传统社会意识，也体现在人们行为的方方面面。就汉族来看，家庭观念比较强，由此形成了一整套维持家庭的观念和行为习惯。如为延续家族的脉络而修家谱，为延续父系血脉而重视生育儿子，为了家庭的团结友爱而提倡孝道等。人们认为木有本，水有源，人有祖先，木之本固则枝叶繁，水之源远流长则汇为江河，人以祖先为楷模则子孙繁衍；同时也认为，记往事以垂后世，垂后世以彰前人。因此，国有史，省府有志，家有谱。其他如男尊女卑的观念也与具体的行为习惯联系在一起，比如裹脚就是其一，以此来限制女性的人身自由，使其处于从属地位；再比如女子的衣物不能放在男子的衣物上面，女子不能从男子的前面走过，女子不能大声喧哗等，均反映出得是对女性歧视的观念和意识。
汉族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是以农为本的小生产意识的反映。农本思想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社会思想，这种观念使人们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狭隘封闭。崇拜权力的观念也很强，这是因为中国集权统治造成权力对人的影响很大，人们对权力到了崇拜迷恋的地步。不管是实现个人价值也好，还是实现政治愿望也好，最能体现人生价值的出路是步入仕途，别无他途，这使人们对权力有一种依赖心和迷恋心。迷信未知事物的观念也很多，比如夜梦不祥，常在清晨化解。在舟曲等地则请阴阳先生点一道符，口含清水，放翻锅盖，将口里水喷出后，念道“赫赫扬扬，日出东方，断缺噩梦，扫除不祥”。有的地方则在东墙上或白纸上写“夜梦不祥，写在东墙，太阳一照，化为吉祥”，以此禳灾。诸如此类的与生产生活有关的思想意识很多，在汉族中尤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