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生活中，日常娱乐也是不可忽视的内容，它和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有关，反映出的是人们的精神风貌和精神追求。汉族受儒家克己思想的影响，注重行为的节制，日常娱乐显得拘谨、呆板、单调，娱乐活动也蕴含着社会教化的内容。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日常娱乐豪放纵情，无拘无束，反映出其纯真质朴的天性。就歌谣而言，多以歌唱爱情为主，展示了少数民族的人性约束较少的文化背景。各民族的传统日常娱乐有这样几种类型：说唱型娱乐活动，益智型娱乐活动，强身型娱乐活动。汉族以说唱型娱乐活动和益智型娱乐活动为多，强身型娱乐活动较少；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说唱型娱乐活动和强身型娱乐活动较多；回族不太提倡娱乐，日常生活显得单调，偶有娱乐，参加的人也不太多。以下从近代社会人们的娱乐内容、娱乐方式等来看看人们的日常娱乐。
一、娱乐内容
1．秦腔
甘肃近代有影响的传统地方戏曲首推秦腔，秦腔在甘肃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深受人们喜爱，唱秦腔、看秦腔是人们一项重要的娱乐活动，有些秦腔迷恋者可以一日无饭，不可一日无戏。传统社会的每个村落都有喜爱秦腔的“好家”，数村的“好家”常组织自娱自乐的演出。清末在一些人口较为集中、文化生活较为丰富的村落里，村民们自己集资搭建戏台，每到农闲时节，年头节下，组织喜欢戏曲的人义务演出，深受村民喜爱，成为人们日常娱乐活动的方式之一。演出需要的搭台、化妆、食宿等费用都由村里筹集，演员没有报酬，纯粹是自娱自乐。行乞的盲人或有演唱才能的人借艺乞讨，也为一种演唱形式，不能算作娱乐活动，但这些演出往往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除了民间自娱自乐的演出，庙会、山会也常邀请一些戏班子酬神演出，这类演出要给戏班子一定的费用。
近代城镇兴起后，挂牌营业性演出的团体出现，戏曲演出开始向营业性方向过渡，秦腔艺人成为职业人员，并以此谋生，市民观看演出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传统村落里自娱自乐的演出和戏班子赶庙会的演出发生了质的变化。以下以秦腔在兰州的发展为例，来看看近代人们在戏曲娱乐方面的变化。早在光绪年间，兰州著名的秦腔社班有“福庆班”和“东盛班”，两班各有演员30余人。宣统元年（1909年），慈禧和光绪相继死去，陕甘总督升允颁布“国孝令”，严禁一切娱乐活动，两个戏班难以维持，相继散伙。次年，“国孝令”解除后，在兰的两班人员又联合组织了“万顺班”，开始在兰州演出。这一时期在兰州还相继出现了其他戏班，有1912年从陕西来的“化俗社”以及新组建的“得胜班”、“三兴社”、“中兴社”等。这些戏班有的如昙花一现，有的演出时间略长。比较有影响的是“万顺班”，演出活动持续到国民军西进时期。国民军时期，甘肃省政府主席刘郁芬禁演一些剧目，“万顺班”演出受挫，再加上形势动荡，战乱迭起，不久就解散了。“万顺班”解散后，原班人马联合地方眉户剧的部分演员共同组建了“锦绣舞台”剧社，公演经营，后因时局不稳，人心惶惶，剧社分为两家，分别赴岷县和青海西宁等地演出。
辛亥革命以后，北京戏曲界出现“坤角”剧社，女性登上戏曲舞台，从此戏曲风气得到很大的改观，各省仿效。20世纪20年代后期，“化俗社”班主朱怡堂的妻子李喜凤破天荒地登台演出，成为陕甘两省第一个登台演出的秦腔女艺人。以后在秦腔舞台上，女性大胆地登二上二舞台，化妆演出，涌现出如筱美兰、黄金花、王晓玲、杨金凤等著名秦腔演员，秦腔戏曲结束了男扮女装的演出历史，女性开始在戏曲舞台上展示自己的才华。由于“化俗社”的大胆首倡之举，赢得了许多观众，演出一直比较红火，该社在兰州等地的演出活动持续了20年之久。
国民军入甘后，官方组织戏曲演出活动，这是娱乐进入近代以后的又一新变化。国民军内多为豫鲁冀晋等地的人，其军队内自建了豫剧、晋剧等演出团体，从此甘肃人也可以欣赏到外地的剧种了。另外，他们还带来了新的演出形式——话剧。1926年，冯玉祥部改组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指挥部、政治部在兰州成立了话剧演出团“进化剧社”。1928年，国民军将“进化剧社”移交甘肃省教育厅，在省府任职的地方人士水梓等的张罗下，仿西安“易俗社”，将社名改为“觉民学社”。1928年剧社正式成立，遂向社会公开招聘老演员，并招收一批十来岁的娃娃予以培训，演出秦腔，对学员均以中、华、民、国四字命名，培育了一批青年秦腔演员。尔后，该社作为省教育厅的下属单位，易名为“秦腔训练班”。1931年，国民军东撤参加中原大战，马鸿宾任甘肃省政府主席，明令撤销“秦腔训练班”。从1928年成立“觉民学社”到1931年撤销“秦腔训练班”，由地方政府经营的戏曲团体，历时四年多，培养了两期学员，共50余名，在甘肃戏曲史上留下了一定的影响。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第八战区在兰州组建剧团，各地驻军也办剧团，这些剧团主要为劳军演出，在地方上影响不是很大。
抗日战争时期，省垣人口增加，又出现了几个民间演出团体，有“文化社”、“新兴社”（亦称为“维新社”）、“新声社”等。尤其是“文化社”实力雄厚，演出最为红火，有60余名演职人员，昼夜两场，盛况空前，培养了许多名噪一时的秦腔艺人（1959年，“文化社”改制为国营，成为兰州市秦剧团的前身）。除了省垣的演出团体，各府县也有私人创建或联营的演出团体。比较有名的如陇东的“平乐社”，陇南的“鸿盛社”，武威的“化俗社”等，这些戏班子持续时间都不长，班主负责组织，每个班子有十来个人。秦腔戏班子的班主有的是秦腔艺人，有的并非艺人，而是专营此道的人组织戏班子四处挂牌演出。各个戏班子都有拿手的剧目，秦腔传统剧目有《四郎探母》、《辕门斩子》、《葫芦峪》、《火焰驹》、《劈山救母》、《游西湖》等。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甘肃兰州的戏曲演出除了秦腔，还有晋剧、京剧、评剧、豫剧等剧种也挂牌演出。这些演出团体不仅带来了人们很少欣赏过的戏曲，还带来了一些新的意识和观念。
营业性演出最初是由庙会的组织者邀请戏班子的演出，给予一定的酬劳；也有戏班子自搭舞台挂牌演出的，摆几张桌子和长板凳招待官府士绅，普通观众没有座位，有的收门票，有的任由看戏的人随便给钱，几文钱、数十文钱不等；还有一些戏班子，每到罂粟收割时节，到田间地头演出，收取大烟膏作为报酬，称为“赶烟场”。20世纪20年代，营业性演出才仿照京剧剧场的设备，增添了长条靠背椅，并附设茶水、果点等小卖。抗日战争时期，兰州有了专门的戏院，内设座位，观众可以买票进入戏院观看演出，并设小卖，出售茶点、果脯。近代营业性演出反映出社会的逐渐进步，演出条件也逐渐得到改善。从灯光上看，清末民初，兰州戏曲演出均以两盏钢盔形的菜油灯悬挂在舞台左右上方来照明；国民军入甘后，改为汽灯照明；抗日战争胜利后，已经使用电灯照明了，舞台效果有了很大的改进。
传统社会人们的戏曲娱乐观念是喜欢戏，但不喜欢演戏的演员，认为演戏属于低下的行业。演员没有官名，只有诨号。甘肃近代著名的秦腔艺人有胎里红、麻子红、十娃子、六龄童、福庆娃、锯锯子等。一般老百姓根本就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只以诨号称之。各个戏班子自由散漫，大多带有江湖游荡漂泊不定的性质。戏班的收入，班里提取几份充作公账外，按场分钱。戏班的道具大都是庙会所备，租赁使用，也有戏班自备的。戏班实行师徒制度，名角都有师徒传承，拿手的好戏严禁外传。演员有一定的演技后，就四处串班演戏，或自己组织戏班子。进入民国以后，秦腔演出逐渐从原来走江湖，游山会、庙会向挂牌售票的方向过渡，戏班子的收入分配不再是江湖分账制度，开始实行定额包银或工资制度，演员的收入有所提高；戏曲的传承也开始从原来的师徒制向一些人办学社，请名角当教师，招收学员的方向过渡。这一时期，演员的收入增加了，社会地位也有所提高。秦腔从最初的民间自娱自乐到艺人流浪卖艺为生，再到搭台演出，后到城镇出现专门的戏院，反映了近代戏曲演出变革的轨迹，也可以看出人们的娱乐方式随之发生的变化。
近代秦腔除了营业性演出，还有一些非营业性的演出，主要有堂戏、会戏、官戏等。堂戏由富裕人家请戏班子在家里演出，或富商请戏班子在宴席上演出；会戏是庙会活动期间的演出；官戏是官方庆寿或欢迎新官上任、请客，特请戏班子的演出；还有官方和富商酬劳民众的演出。
2．民歌、贤孝、民谣
唱民歌也是传统社会人们的一项日常娱乐活动，甘肃有影响的民歌首属“花儿”，流行在汉、回、藏等民族中。依据“花儿”流行区域和唱法的差异，分为洮岷花儿和河州花儿。洮岷花儿流行在临潭、岷县等地，这里的“花儿”有浓郁的藏族民歌特点；河州花儿流行于临夏、夏河、和政、永靖、临洮、渭源等地，甚至可扩散到青海东部的几个县，这里的“花儿”又有其独特的风格。花儿声调高亢，悠扬凄婉，音节颤动，格调悲壮，凡人们在田间劳作或出行，均可以高唱花儿，以解除旅途的孤独和劳动的疲惫，许多民间歌手在赶山会时，常在田野里引吭高歌。花儿内容丰富多彩，通俗易懂，多以演唱爱情为主。汉族缙绅之家禁忌唱花儿，至少不允许在家里演唱。年轻女子只能在闺中轻吟，以后便悄悄流行到民间。现摘抄《八来歌》如下：“白纸上写几个字来，黄表上摺一颗印来，有钱了买一匹绸子来，莫钱了带一匹粗布来，有心了看一回尕妹来，没心了辞一会路来，活者了捎一封书信来，若死了也托一个梦来。”陇东等地的人们喜欢演唱“信天游”、“兰花花”等民歌，这类民歌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深受民间百姓喜爱，凡山间的牧羊人多演唱自乐。
在河西和河湟谷地人们喜欢演唱凉州贤孝，凉州贤孝为晚清凉州落第秀才沈其玉创唱。他借鉴乞丐流浪行乞时形成的唱腔和当地的民歌，根据历史故事和民间故事，编出若干唱段。唱段的开头一般为固定格式，“高高山上一清泉，流来流去几千年，世人都吃泉中水，愚的愚来贤的贤”、“酒色财气四堵墙，人人都在里面藏，谁能跳出四堵墙，大贤大孝美名扬”。由于其唱词多为劝人为贤行孝，故称为贤孝。沈其玉有八大弟子，最有名的叫徐宝娃。沈其玉曾到青海等地演唱，吸收了的当地丰富的民歌资源，赋予贤孝唱腔新的内容，在河湟一带广泛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