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贵德、共和两地文昌庙为例，规模最大的贵德河西文昌庙整体建筑布局严谨、错落有致，充分体现了传统中式建筑对称、工整的特点，符合中原地区传统的审美习惯。殿堂的布局与各殿内所供神祗与其他地方文昌庙基本相同，只是佛堂的设置及羊师大将较中原内地显得非常独特，就是在西北其他各省也极少见到。在一些装饰细节处理上则有所不同，反映了这一地区汉藏文化相融合的特点，如经幢、哈达、唐卡的出现，藏族传统祥瑞图案的装饰，屋脊上的宝瓶等。新街上卡力村文昌庙规模虽小，但在建筑风格上却也反映出以上特点。共和两座文昌庙则完全是藏式建筑，其内部装饰、壁画内容更接近于藏传佛教殿堂。汉藏结合的建筑特点在贵德三河地区的一些二郎庙、龙王庙、关公庙里也同样有所反映，而且呈现出这样的趋势，越是藏族人口比例大的村落，这种特征越明显。反之分析上文提及的文昌庙，我们也能感受到这一特征。从贵德河西文昌庙到新街文昌庙，再到共和文昌庙，人口分布上藏族比例逐渐增加，也就是说藏族文化的影响也在逐渐增强。伴随而来的是藏传佛教的痕迹在各庙越来越多。
（二）文昌庙供奉神祗的选择及文昌、奎星形象的变化
各文昌庙所供主要神像与西北其他地区文昌庙大体相同，各庙均以文昌帝君为主神，其他辅神也主要为道教神祗。但该地的很多文昌庙殿堂内还默许佛教人物的出现，如各庙内的班禅及其他活佛照片等。需要专门一提的有以下三点：
其一，本地区藏族尤为重视对羊师大将、马祖、火神、奎星四位神祗的供拜。羊师大将羊头人身，查阅道、佛及民间信仰中的神祗名录，均未见记载。庙管解释说此神和奎星同为文昌开路先锋，主管降雨，非常灵验。马祖，当地藏族称之为祖丹（音），根据其造像特征，应为民间传说中的马神。“马神，也称马王、马明王，于仲夏祭之。近代尤以武人及畜养马者奉之最勤。旧时城市中，马王庙甚为普遍。其像则四臂三目……”藏族本是游牧民族，马匹曾是其耕战必备的重要牲畜，从日常劳作到外出运行，都离不开马匹，人们由爱马到敬马神，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了。但当地藏族似乎又不仅仅是把它作为家畜保护神来供拜，其神职及形象因汉、藏文化的不同理解，被层层叠加、累积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共和地区流传有以下的说法，马祖为绿色、马颈、有三头。水妖给人带来的灾难马祖都能予以解决，此神是观音菩萨之怒像。在这则看似没有由头的传说里，很明显能看出是文化程度不高的乡民们受藏传佛教的影响，将马祖附会成了密宗本尊神马头明王。“马头明王又叫马头观音（梵名Hayagriva），梵名音译作阿耶揭喇婆，意为大力持明王。为八大明王之一，是密教三部明王中，莲花部的忿怒持明王。位于胎藏现图曼茶罗观音院内，俗称马头尊。”造成这种谬传的原因，可能首先是因为马祖与马头明王，称谓有相似之处；其次是二神造像上有相似之处，马祖为四臂三目，马头明王也是额生三目。以讹传讹，自然距事物的原貌就越来越远，贵德县上卡力村的马祖就干脆被塑成了马头明王的模样，二臂三目，头上有一绿色马头（见右下图）。
火神由其名，就知是专管火事之神，藏区敬火，不许跨越火塘等风俗久已有之，所以敬火神较好理解。以上三神，均为人格化了的自然神，其神职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普通百姓的宗教信仰观总是带有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这些神祗得到特殊的眷顾也就是很容易理解了，所以庙中有类似神责的四眼八扎爷（管理虫害之神）、牛王（牛神）也很受尊崇。
其二，贵德地区无论文昌庙大小如何，庙内必有二郎神画像，各处二郎庙里也必有文昌画像，形象或为汉族，或为藏族。这可能与他们是甥舅关系的传说有关。文昌和二郎在当地得到普遍信奉，并且二者紧密相连，笔者觉得更重要是出于以下原因：第一，当地汉族近代移民多来自河州地区，随之而来的汉文化也应更多具有河州的区域特征。河州地处交通要道，亦曾为川、甘、青的茶马集散地，古时与蜀地多有联系，必受一定的蜀文化影响。而文昌、二郎都是源自蜀地的神祗。以上分析可从该县两大汉族村落河西乡刘屯村及东沟乡周屯村得到验证，两村都是明时从河州迁入的，刘屯奉文昌，周屯奉二郎，而全县的文昌、二郎信仰均应源于此二村；第二，刘、周二屯初到番地时，无论精神还是文化方面，都会倍感不适和孤独，通过文昌和二郎两位神祗加强了两村的联系，甥舅之说也许就因此而生，这一现象是外来汉族间加强团结的产物；第三，文昌自古被奉为文圣、关帝被奉为武圣，汉族崇文、藏族尚武，处在汉藏杂居的民族边缘地带，二者自然会得到同等的重视，骁勇善战的二郎神在当地影响更大，取代关帝的位置也就不足为奇了。
还有一点是各个文昌庙里都有山神壁画，主要是阿尼玛卿大神及附近的制海、东山等雪山山神。这很明显是汉族受藏族文化的影响了，也符合宗教的地缘性特征。
“奎星也名魁星，按《史记·天官书》，即北斗七星之第一星。或谓第一至第四星。据纬书，东汉即有‘奎主文章’的信仰。奎星信仰盛于宋。民间为图吉利，改奎为魁，又据字形，塑为右足顶斗的赤发鬼样。”海南地区的奎星造像，除贵德河西文昌庙外与内地相比变化较大。首先是形象上的变化，虽仍凶恶、丑陋，但已不是简单的恶鬼模样，而是变得强壮粗矮，怒目獠牙，赤发冲冠，更接近于藏传佛教中护法形象。如贵德供拜村文昌庙的奎星像，头上饰有人头骷髅，共和新寺文昌庙等文昌庙的奎星干脆变成了三目。依照当地藏族群众的理解，奎星的神职也发生了变化。当地流传有这样的说法：如蒙受了冤屈，到文昌庙诉于奎星，神定能惩恶扬善、予以定夺。这里的奎星更像是一位公正执法的判官了。所以对其脚踩的鳖头，民间又演绎出下面的说法：奎星因秉公办事，得罪了某些贪赃枉法的神，被投入海中，巨鳖救之，用头将其顶出水面。因而当地藏族有了怨愤，都愿到奎星前诉说。
文昌形象在贵德河阴地区还是以汉族为主，只是服饰、装扮上不同于内地平原。而当车等藏族较多的牧业区二郎庙里的文昌画像，则多为藏族文官形象，鱼肚形双目，棱鼻莲唇，手持刀或剑。共和地区的文昌形象与内地相比已毫无相似之处，无论面貌还是服饰特征，都完全藏族化，均是金色面孔，大眼高鼻，身着藏族官服。其神职范围也不仅仅局限于管理文运福禄，而和当地山神一起成了无所不能的地方保护神。
（三）祭拜仪轨的特点
“凡是广泛的传播的宗教，都具有适度的灵活性、适应性。在教义、戒律、礼仪、修炼等方面的规定不容变通的宗教很难得到广泛传播。”在文昌的祭拜仪轨上，汉藏结合的特点尤为突出。关于具体祭拜仪轨，在对各文昌庙进行说明时已有详细描述，现做一总结、分析。各文昌庙内都置有煨桑炉；烧黄裱纸、燃放鞭炮、抽签占卜是典型的汉族宗教仪轨，藏族也吸收、接受了；而煨桑、撒路马、献哈达都是藏族的祭拜习惯，汉族在与藏族长期共处中，也很自然地吸收、应用了。进殿顺时针行走、吹响白海螺、高声念诵文昌仪轨文则是受藏传佛教仪轨的影响。供品中酒和动物尸体在汉地寺观里是较为少见，尤其是动物祭品，而在海南地区的文昌庙中却是很常见的，这其中可能有原始本教血祭的痕迹。
（四）有关文昌传说的分析
民间传说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其形成也并非一朝一夕，而是层层积累，具有一定的传承性和变异性，总能多多少少反映出一定的时代背景或人们的意愿。当地关于文昌的传说版本众多，但都体现出文昌信仰在传播过程中，被地方化、本土化的特点。现选几则流传较广、编撰较成熟的民间传说以供参考，帮助我们了解文昌信仰在该地的特点。其一是关于河西文昌坐像的，上文已提到文昌坐像初为藏式造像，汉族认为这会使得文昌只保佑藏族，于是后来又改为汉式造像的说法。下面的传说更有趣，文昌像改为汉式造像后，双目初为平视，人们又认为文昌爷因此将看不到本土，远眺四周，还是只保佑周边藏族，于是再重塑，改为双目垂视。从这则满是人情味的传说中，可以想见汉藏两个民族在长期共处中，逐渐消除冲突直至相互包容的影子，普通百姓现实功利的宗教观也有所体现。
关于共和文昌的来历，有这样的传说。文昌本是一印度达官显贵之子，被坏人装入木匣，顺布拉马普特拉河流人四川后，被当地两位老人的黄牛所救（所以农区藏族不食黄牛肉），长大后在四川为官，功高位尊，遭皇帝猜忌被杀。这种说法里有汉族传说中张亚子战死、赵王如意被害的故事的影子。很可能是文昌信仰被带人海南后，人们在原创故事基础上加以想象、加工的结果，使其更具本民族地方色彩，从而在内心里感觉更加亲切。即是本族的神灵，对本土百姓自会分外护佑，这也是人们需要某种心灵慰藉、希望独获神灵保佑的心理的表现。关于文昌是印度达官之子的说法，则与藏传佛教在青海海南地区的影响有关。佛教源于印度，藏传佛教是青藏高原最有影响的宗教，说文昌生于印度达官之家，无形中就加强了他和藏传佛教的联系，从而抬高了文昌的出生，这种做法在宗教人物的生平杜撰中很常见。文昌死后被嘉木样、吉色日岗（音）两位神引渡到了贵德或化隆地区，成为地方保护神。这也表明共和地区的文昌信仰大概由贵德、化隆两地传人。
还有一些传说则是说明文昌威力和灵验的，被描述成一位威力很大的凶神。据了解当地乡民间确也因牧草、田地或日常琐事发生过矛盾，以前还发生过群殴事件。新寺活佛主持修建文昌庙，是否有借助神力、减少纠纷的意思。附近村落均以藏族为主，而新寺独选源于汉族信仰的文昌神，可见其早在庙修成之前就很有影响了。
（五）与文昌相关社会习俗的分析
与文昌有关的社会习俗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每年夏季六月会上的文昌、二郎甥舅见面仪式了。关于该仪式具体过程和文化内涵，笔者在贵德六月“丰登会”、文昌、二郎甥舅关系两小节中已作了描述和分析，即刘、周二屯在初人番地后为消除文化孤独感、加强联系而采取的一种巧妙方式。仪式同样也反映了当地汉、藏文化习俗的相互影响及融合。如将二神关系定位为甥舅，可能就与舅舅在藏族家庭中的特殊地位有关。与贵德六月会内容相关的，在青海黄南六月会山神祭祀的舞蹈中还有专门关于文昌的章节。众所周知，山神在藏族地区具有地方保护神的地位。黄南六月会山神舞中文昌与另外十二位山神被列为一组同时共舞，就是将他也归类为了护佑一方的地方神。
贵德农历除夕晚上拜文昌、学生高考前去文昌庙许愿也已成为固定习俗。青海海南藏族有以山神名为孩子起名的风俗，认为吉祥，当地群众将这一风俗也挪用到文昌身上，有人被名为王文昌、德吉尤拉（藏语，直译为幸福文昌）等，这也反映了文昌信仰在当地影响广泛及人们对它的崇信。
（六）文昌信仰社会功能的变化
文昌信仰社会功能的变化首先反映在其神职的变化上，文昌的神职范围已不仅仅是掌管文运禄籍，而是扩大到一切世俗事务，成了无所不能、有求必应的地方保护神，和山神享有同等地位。文昌信仰呈现出本土化、世俗化的趋势，强化了其加强社会道德规范的作用。笔者试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1.汉藏群众对文昌的理解
汉藏文化间的影响、交流并不是单向的，只是在特定时空里哪一方影响更大有所不同。在民族共处中，汉族文化对藏族群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反之，藏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心理也感染、影响着汉族群众。从贵德河西文昌庙到新街文昌庙，再到共和文昌庙，随着藏族人口比例的逐渐增加，藏族文化的影响也在逐渐增强。随之而来的是藏传佛教的痕迹在各庙里越来越明显。这也是汉族传统民间信仰中的文昌信仰在该地即保持着基本原貌，又发生了不同程度变化的原因之一。
汉族对文昌的尊崇，与其尊文重教的文化传统和官本位的民族心理特征有关。孔夫子和文昌同是学人关注的焦点，但孔子只是“至圣先师”，文人心中学有大成的完美榜样；文昌帝君才是护佑登科中举、得到禄籍的保证，更符合普通人追求名利的实用主义心理，所以在尊奉孔圣的同时也必须叩拜文昌。因而每年夏季中高考、干部录用之时，前来求签、许愿、拜神者分外多。而文化程度较低的老农、村妇包括许多城市居民，则受藏族的影响，也把文昌当成全能之神叩拜，求子、解难无所不问。拜神方式上，汉式、藏式统统接受，可能也是出于“多一份虔诚，多一份保佑”的心理，在这一点上，汉、藏的理解是一致的。从藏族信众来庙中所求之事及一些仪轨文和传说中，可看出藏族群众把文昌的神职无限地放大成无所不能，并且和各路山神等同起来成为护佑本土的地方神。还像对待民间传说中的其他神祗一样，杜撰得富有人情味。关于文昌的有求必应，也有褒贬两说，褒者说文昌一心为民，永远为人解难；贬者说文昌是个糊涂官，叩拜者只要祈求，不论对错好坏，一概满足。但无论如何，文昌的灵验是大家都承认的。
2.藏族僧人对文昌信仰的理解
笔者考察期间在贵德贡拜村文昌庙见到三位宁玛派僧人，是被请来为文昌念经的，所念经文大致与后面要引用的故事有关。据说其它庙也有请藏传佛教僧人念经的情况；各文昌庙都有班禅画像或照片陈列，共和两座文昌庙的壁画都有关于佛教故事或人物的内容；作为民间信仰，文昌信仰应与道教的关系更为紧密一些，道教在海南地区也有一定影响，上述二县都有道观存在，贵德的几座还历史久远、很有规模。而根据两县宗教局的书面材料，所有文昌庙在获准对群众开放时都是以藏传佛教寺院的名义申请的，现各宗教局也是把这些庙宇划入藏传佛教寺院类进行管理。这固然与其相关部门出于工作方便的考虑及办事人员自身素质有关，但也与文昌信仰在当地与藏传佛教的种种联系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