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哲学被称作“认主学”，在中国传统的伊斯兰教教育中，十分强调“认主学”，视之为了解伊斯兰教的钥匙，他们多在著述中引用此段圣训——“凡人认得自己，然后认得造化自己之真主也”。“以己认主”则是当时所强调的一种方法。这样的方法将个体之“自我体验”、“自我的心路历程”作为认识真主的心理依据。强调认识自我的重要性历来为许多哲人所重视，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强”、孔子说“吾日三省吾身”。对于宗教而言，这种苏非式的体验对信徒的信仰确有极大的作用。王岱舆谈“以己认主”这种方法的特点时说“盖人之身心，乃天地之菁华；人之灵性，乃真光之发显。内照反观，参悟化机，是如何亲切，是如何简便……不必远求诸物，而但即其本体参之”。他们看中了这种方法的优点——内照反观、亲切简便。由此王岱舆提出了一个“认主”的一般过程：认己一格物穷理一明心一识本一知圣一事主。他将“认己”视为达到各种认识的基础和前提，这明显带有心本体论倾向。既然确立“以己认主”的思想与方法，那么就确定“己”是什么，而“己”被分为群体之己和个体之己，于是解释以“回回”命名的这个群体便不可避免。事实上，只有解释没有行动会使得“认主”空洞，故在“认主”思想的指导下，穆斯林学者首先必须做一个虔诚的信徒，是信仰的皈依者和宗教的代言人，这样教门才有坚实的基础。正如刘智在游历求学后所悟的那样——“《典礼》者，明教之书也；《性理》者，明道之书也。今复著《至圣录》以明教道渊源之自出，而示天下以证道之全体也”。因为刘智认为以穆罕默德为代表的“人极”的行为，体现出人的一切优异品性，能引导其他人“返本还原”复归真主。所以刘智详述了穆罕默德的生平，正是在凸现一种抽象的“以己认主”的典型。
当然，这些穆斯林学者也自视为“证道之全体”，虔敬躬行，堪为穆民之境。为了将这一认识与信仰实践相结合，使信仰在现实中获得生命，于是王岱舆旗帜鲜明地提出“真回”这一穆斯林道德修养的要求。在修养方面，他们有文人的雅致，有对理想和信仰的独特认识。
这里可以发现“真回”已经成了道德标准和人生理想。他们的字号多用“真回”一词，我们便可以想象他们在“回回”二字上下的工夫，这的确包含着他们对“回回”解释的智慧。何谓“真回”？王岱舆的一句话可资参考：“正教真人，知其来复知其去，乘太极之清而回无极之体，更得真一之赐，始能弘道”。他们不但对“回回”做伦理化的解释，更去躬身力行。
王岱舆通过多种宗教的比较发现不同的文化传统差异很大，他说“（性理、史鉴百家诸子）其议乖道异各相抵牾，揆之清真悬殊霄壤，不自揣度，谬欲立言明厥至理”。他一生的努力都以此为己任，故从他个人的行为来看它自称“真回”当之无愧。
由“回回”向“真回”转变是很难的，而由“真回”变成“回儒”则更难，“真回”可视为主位的、内部的认同，而“回儒”则是不同文化下客位的、外部的认同。因刘智深研天人性命，教外人认同他，称他为“儒”，足见他所承担的角色的重要性。儒士在他身上发现了儒生的影子，这一认同有跨文化、跨宗教的抽象意义。
2.儒家精神在其人格形成中的作用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可谓极尽儒士的意义。尤其是孔子更是极深度地影响了中国人，“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人能比孔子如此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他是人性的导师，文化的传承者，历史的诠释者以及中国心灵的塑造者”。读穆斯林学者的文章，可发现孔子、朱熹对他们品格地影响。
如“知我罪我之说”。孔子删订六经时所言“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这是一种开拓的勇气、不畏人言的魄力，是理想和品格的宣言。王岱舆、伍遵契、马注等多引用此语，欲“借圣立言”。如刘智是一个“苦学精思”的人，它对中国圣人有独特的思考，它在游历求学中“谒孔陵有感而归”，回来后继续译《至圣录》。我们如果参照《史记·孔子世家》中司马迁对孔子的态度来读刘智的《著书述》，便会深刻了解刘智的情怀。穆斯林学者对朱熹也有一种特别的态度，舍蕴善以朱熹为楷模自励，勤奋讲学，他曾感慨“非朱子之阐扬注释，则周、程、张、邵之学久而自泯，朱子之功普矣哉”！在中国哲学史上，朱熹可算得“继往圣之绝学”的典型，而在自身的文化语境中有圣训“学者是先知的继承人”，作为穆斯林学者应对此体会更深。
这一人格塑造历程当这样看待，这并非是一味地附儒，也不是否定伊斯兰教的圣人对他们品格的塑造。而是在当时，伊斯兰教中圣人的形象是通过经堂语朴素地传授给教众，在汉语语境中缺乏提升和长期的积淀。而伟大人格的形成就其外在环境而言是需要长时间积累的，决非一蹴而就的。中国圣人的形象和品格则弥补了这一不足。刘智编写《至圣录》想改变这种现状，可谓用心良苦，他想将这个光辉的品格通过穆罕默德一生的实践重新展现，让穆斯林真正能以之为高山景行。用这样一个简单公式来概括穆斯林学者这一变化的深化过程：“回回”——“真回”——“回儒”。这一发展过程是长期受儒家经典熏陶的“回回”变成了“儒士”，然后反观自身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提升了自身信仰的层次，也使信仰的表达和展示有更深刻的内涵。故“回儒”的形成是穆斯林在中国价值和意义扩展的过程，他们在理解和实践的基础上要贯通两种文化体系。这便要求信徒不断地在认识和实践上要有超越性。因此说在这些人身上，表现出了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和宗教献身精神，这便是“回儒”之“回归”，是两种不同文化的核心精神在个体生命追求中的统一。
（三）“回儒”人格及特征
由“回回”变为儒，而到“真回”、“回儒”的过程，这是一个实践和反观的过程，这一过程不单立足于自身的信仰，还立足于其他文化，既是一个回归自身文化、确认自身文化价值的过程，也是一个确证自我价值的过程。从接触信仰、体验信仰到完成对信仰的认识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当没有获得成就时，他们只有将自己的感情、信仰和理想都倾注在自己信仰的真主的绝对存在之上。信仰的真主的绝对存在，成为诠释他整个的生命意义的基础，当经历万难微有所成时，心中窃喜，以为“造物主之成就我也”，这种独到的感悟与体验是他证明自己信仰和自身价值所不容置疑的证据。最终似乎各种困难都成为成就自己的契机，以自身的行动证明了信仰，从而证明了人生的神圣性。
在两种传统熏陶之下的信仰者的人生价值是什么呢？他们的精神归宿又是什么呢？“回回”便成为人的精神在面对“绝对存在”时最明白的写照。“吾其受命矣”！这便是道德主体的自觉意识，于是虽有千难万险也不足为惧，此语正是信仰主体对主宰最庄严的宣誓和最坚定的信赖和托靠，这种信念的坚定并不是靠物质利益的刺激，而是一种独特的不可言说的个人体验。马注的《天宫赋》，写他由穆罕默德陪同游天宫，他的“梦游清虚之府”，还有刘智“朱仙镇得《至圣录》原本”的奇遇，这些都成为他们人生和信仰的证据，当他们感受到“造物之成就我”时，“以己证主”的证据便非常充分了。这种证据获得之后，他们便受命不辞。于是一种责任感，一种神圣性，一种满足感便足以安慰那千万次的苦难，因为生命为主宰所承认、所喜悦，难道还有比这更好的吗？
参考他们的文章，结合他们的信仰历程和人生经历以及当时的历史环境分析，“回儒”这种人格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忧患与拯救。“哲学不管在哪个地方生根发育，都必须有内在的感受和不断奋发的开拓精神才行。”（成中英语）而忧患可谓最大的内在感受。伊斯兰在发展到明末时候，教门式微，经堂教育虽有大的发展，但对总体穆斯林的要求还是杯水车薪，面对外部对教门的误解和对话日甚一日，学者们在面对这种情况时，发出了无限的感慨，“先觉长逝！大道将湮！而乏挽回澜之砥柱者，相共殚力也，奈何！”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勇于担负使命，以拯救教门于没落之际。穆斯林学者自强不息，如舍蕴善“课徒愈严，每于指授之暇，漏已三催。犹竞察诸生窗下，验其勤惰，多有昼夜不脱衣者。”刘智著书，“生无同志，业自立稿，自誊清，自修自润”。可见，忧患成为哲学的催产婆，是对他们的考验或者检验，忧患是时代向人们提出了新的问题，拯救不只是一种维护，更是一种发展。
2.思想与孤独。中国伊斯兰教的这几位经师，如王岱舆、刘智等，观其一生皆是生活孤苦，穷苦潦倒，“阿訇（王岱舆）素不置生产，罹浩劫，益觉萧索，乃飘然北上，涉江淮，延致富绅马思远处”。这种孤独的感受在刘智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他著书本来就是很难的事情，无同志，无同事，亲友莫助，他还得四处寻书，《著书述》可以说是孤愤思想的独白，孤独的本质是思想的深刻和行为的卓尔不群。
3.文明对话与文化自觉。这是指穆斯林学者在多元文化下的自我觉醒，导致信仰主体主动地反省自身文化的价值和意义。
对于穆斯林学者而言，宗教信仰为他的人生意义给了最肯定的答案，他们认为自己是受命人，由信仰而确立了他们的价值和意义，他们上下求索，虽苦也乐，“一旦骊珠在握，万目称奇，美哉何似；一朝彩凤成章，千人唱美，乐也何如”。可想这是何等的满足与欣慰，——“以是知造物之颠簸我，正以成就我”！他们在确定人生价值和追求理想的过程的结果证明这种生活是受主喜悦的。于是人生便在“我证”与“证我”中逐渐地走向完美。他们的人生成就“不伟于世务，而伟于道德”。
三、结论
在200余年间，“回归”说经历了翻译、吸收和创造过程，终于有了优美的汉语表达形式，逐渐地表达了伊斯兰教的创世观念和人主合一论。“回归”说自明代陈思开始阐释，论述人的生命的产生、发展及使命，明确提出人要“复帝者之命”，以“来复”这一中国哲学名词来表述了伊斯兰教中人与真主的关系，将伊斯兰教的哲学思想引向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之中，使穆斯林的精神支撑由一而多，也加快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步伐。《敕赐礼拜寺碑记》论述“回”与“辉”，指出人生的形式是“回”，而其本质和所要达到的目的则是“辉”，马注进一步用“辉”将信仰和明德联系起来。王岱舆在“三一”学说的思想体系下，明确了“升”与“降”的本质含义，论证“回回”的过程是穆斯林在作证信仰中实现“真我”、增益人生的过程。刘智将“来、复、升、降”论述得更加明白透彻，既谈“大世界”的升降来复，也谈小世界的“升降来复”，改变了以前单就人和真主关系来谈“来复”，而是从“本根论”角度谈“来复”。这一过程一方面将伊斯兰教思想用中国汉语展示，另一方面使伊斯兰教与中国哲学水乳交融，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使得伊斯兰教中国化，在中国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
“回归”思想在中国的演变为我们深入探讨伊斯兰教哲学在中国的变化提供了一个比较明晰的线索，进一步说为伊斯兰教的人生观、价值观在中国适应、发展提供了历史的经验，为我们深化理解伊斯兰教适应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提供借鉴，进而把握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提供历史事实依据。
回族学者对伊斯兰教的解释使得不少中国士大夫认识并了解伊斯兰教，尤其是伊斯兰教的哲学，他们多赞叹伊斯兰教与儒家文化相似、相近，他们认为伊斯兰教理论“合于中国”、“光大吾儒”、“与吾儒相为发明补救”，尤其高度评价刘智的贡献，认为刘智表述的理论有力地支持了儒家哲学的“本根论”，弥补了儒家“宇宙生成论”的许多不足，有力地开拓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故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如果站在伊斯兰教的角度来说，解释“回归”的过程包含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分析与评价，如果站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来看，则是中国文化吸纳其他文化，自身丰富、发展的过程。
哲学发展的历程是追求人生价值的历程，解释的过程本身也是穆斯林学者探索信仰、探索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化关系的过程，他们信仰的历程与宗教哲学的探索过程是一致的。随着穆斯林对伊斯兰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认识的深化，他们努力沟通伊斯兰教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尤其是儒家的思想学说。他们将两种不同体系中的人格追求相互补益，在多重文化体系中认识自身。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最先由宗教学者发起。明末清初之际“回儒”的形成正是解释的必然结果。他们是沟通内外的桥梁。在儒士的眼里，这些人就是儒士，在穆斯林看来他们是“真回”。他们多以“真回”自称，这正是他们在那种独特环境下的自我定位，尤其是在两种文化下人生的追求。这是人格修养与宗教信仰融合的结果，代表了修养和信仰的双重维度。
他们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教的载体和代言人，是两种文化的实践者与沟通者，他们的精神和品格代表着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和宗教信仰精神的结合。他们的身上熠熠闪烁着人生理想境界的光辉。“回儒”这一名称表达了在文化的交流中，他们对人生哲学的多重体验，对不同的哲学观照。“回儒”是文化交流的成果，是从历史、哲学、人格典范等多维度长期探索的结果。从“回回”向“回儒”的跨越，标志着高层次、跨文化的界定，体现了穆斯林学者对自身信仰和文化独到而深刻的体验，体现了宗教信仰与道德修养二者有机的统一。
参考书目
1.[清]马注，余振贵标点：清真指南[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2.[清]刘智著，张文明，李兴华标点：天方性理[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3.[明]王岱舆，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M].余振贵点校.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4.[清]刘智.天方至圣实录[M].北京：中国伊斯兰教协会
5.[清]赵灿.经学系传谱[M].杨永昌，马继祖标注.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
6.[阿拉伯]安萨里.圣学复苏精义[M].张维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7.余振贵、雷晓静：《中国回族金石录》[z].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
8.吴建伟：《回回古文观止》[z].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
9.白寿彝主编《回族人物志》（明代部分）[z].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10.白寿主编《回族人物志》（清代部分[z].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
11.金宜久：《中国伊斯兰教探秘——刘智思想研究》[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
12.江文汉：《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
13.《中国伊斯兰教百科全书》[z].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6
14.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15.《周易》
16.[西班牙]雷蒙·潘尼卡：《宗教内对话》[M].北京：王志成、思竹译，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
17.《史记·孔子世家》
18.[美]成中英：《论中西哲学精神》[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1
19.[波斯]贾米：《光辉的射线》[M].阮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20.周立人：《思想纬度的重构——以跨文化的视域解读伊斯兰》[M].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2
21.[美]杜维明：《东亚价值与多元现代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22.[美]杜维明：《人性与自我修养》[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