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娟
十五、十六世纪，回回民族作为中国的一个民族已形成，纵观回族历史，十五、十六世纪前，来源于不同地区、不同语言、不同种族，共同信仰伊斯兰教的人们以独特的方式认同、聚合形成一个民族，从十五、十六世纪起，刚刚形成的这一民族就开始了它为生存而奋斗的历程。回回民族是伊斯兰教整合了不同成分形成的民族，但在从明朝中后期，回族已面临严重的信仰危机，来自中亚、西亚的穆斯林基本停止输入。作为母语的阿拉伯语、波斯等语言也渐被汉语所取代。一般穆斯林家庭也只知是教中人，对教义不甚了解，甚至常有歪曲、误解之事，许多地方穆斯林生活习俗汉化倾向明显，伊斯兰教陷入全面危机，急需挽救，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经堂教育、汉文译著、门宦教派相继兴起，这三场运动恰是当时回回中的精英分子为挽救中国伊斯兰教而启动的。它们构成了明清之际伊斯兰教中国化或中国伊斯兰教复兴运动的三个方向，标明了伊斯兰文化有与中国文化或中国社会对话和互动的空间，为中国穆斯林指明了生存方向。从这种意义上说，伊斯兰教能在中国生存下来，穆斯林民族（回、东乡、保安、撒拉）能在中国形成并巩固下来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这场伊斯兰教复兴运动的适时出现。这三场运动分别以西安、南京、河州为中心或起源地，它们之间不是孤立的，有紧密的联系，三场运动都是由具体的一些人掀起的，但都与当地穆斯林所处的地理环境、经济条件、伊斯兰文化氛围及当地人文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西安地区兴起的经堂教育活动
西安在中国回族历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这里是回族历史最为悠久的居留地之一，这不仅因为西安在唐代阿拉伯、波斯人大量进入中国时是国朝首都，是贡使、商人、游人、学者居住的首选之地；而且因为西安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它一直是中西文化交汇的大都市，尤其是欧亚陆路交通、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唐宋时代，大批阿拉伯、波斯人留居西安，“胡店”、“波斯肆”的记载不绝于史。元朝以后，西安的政治地位虽然有所下降，但随着蒙古军队与西夏战事的平息，作为“探马赤军”的大批中亚、西亚穆斯林就地人社，成为中国真正的编民。西北是当时蒙古军主要的居留地，而西安为中心的陕西关中地区是西北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军事中心，这里汉文化相对发达，文化底蕴深厚，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很早就形成独特的地域文化。明朝时期，陕西汉文化的发达程度虽不及东部地区，但整个人文环境都有利于教育的发展，穆斯林居留并融入其间生活是必然的事。
到明初已基本形成的中国回族中陕西回族的形成是具有标志意义的。明朝中后期，陕西回族以关中平原分布最为集中。元朝忽必烈时期，曾封皇子忙哥刺为安西王，赐京兆为安西王封地，西安成为安西王统治中心，后来阿难答成为安西王，仍以西安为统治中心。关于阿难答是否改信伊斯兰教一直是史学界争论的一个问题，不管阿难答是否改宗，至少其时，蒙古军中就有改信伊斯兰教的蒙古人。到了明代，西安城内“专门设置了伊斯兰教居民居住区，敕修了几座清真寺，于是伊斯兰教在原蒙古西域军队的后裔中迅速传播开来”。经历了上百年的发展，当地大量汉、蒙古人与穆斯林通婚，穆斯林人口迅速壮大。这样的情况不止在西安，整个关中平原情况大概如此。回族的广泛分布，致使至清朝中期关中有“八百寺坊”之称。这些寺坊主要集中在渭河两岸以及渭河支流的下游地区。这恰恰是元代开始起，蒙古驻军大多在未开垦的河滩水洼、草地上驻军从事屯田或随地入社进行垦荒的结果。
关中平原是西北主要的农业生产基地，定居于此的穆斯林大多从事农业生产，将河洼、草滩开垦成农田，回回民族大多改变了传统的经营方式融入中华农耕文化中，除农业种植外，各城关附近经济作物的种植也是回族经营的主要项目，如西安“四大城关是城市的蔬菜的生产、供应基地，而回民占有三关。”养殖业和商业也是关中回族从事的主要行业或副业，但从业人员与农业人口相比要少得多，大多是兼业。商业活动多以小商小贩、食品加工和长途贩运为多。得益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关中平原的回族经济发展较同时期甘肃回族要好得多。“从明代到清初，西安地区虽然回汉杂居，有的是村落相邻、街巷相通，有的是汉回杂居。”，
关中平原回族的广泛分布以及经济活动特征给寺坊发展经堂教育创造了条件。经历几百年的发展，富裕的经济条件为这里伊斯兰文化的兴盛打下基础，至明中期，陕西穆斯林普遍使用了汉语，与当地汉族大量通婚，以伊斯兰教为中心的生活习俗以及共同心理促使了他们之间的认同。但由于经师的匮乏以及对教义的疏离，伊斯兰教的信仰仍有衰落之势，自唐以来，“虽有经籍传入兹土，而其理艺难传，旨义难悉，故世代无一二精通教理之掌故，以致多人沦落迷途，漫漫长夜而甘醉梦之不觉也。”所以“教义不彰，经文匮乏”是关中寺坊，乃至全国普遍存在的现象。在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生活安定之时，这里的穆斯林对精神信仰的渴望成为必然。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旦条件具备，求经学教就会得到广大穆斯林的积极响应。
经堂教育的倡兴者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走出来的关中穆斯林的杰出代表。正是胡登洲以及他周围学经的人顺应了广大穆斯林的心理需求，倡导了一场历史性的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变革。
胡登洲（1522一1597年）系陕西咸阳渭城人，据清代赵灿所著《经学系传谱》中记载，他出生在一个富甲乡里的家庭，自幼聪敏过人，曾习儒业，及长随同乡高师祖学习伊斯兰教经典，对伊斯兰学问很有兴趣。成年后，外出经商，来往于陕西、西域、京城等地，丰富的阅历对他后来的人生大有裨益。有一次，他置货北上时途经临潼与来自阿拉伯的一位朝贡者相遇，因自小习经，懂得阿拉伯语，遂与之问候，向其求教经义中不懂之处，朝贡长者十分欣喜，一一作答，甚至“联骑抵渭南旅社，剪烛共语”。嗣后二人又在京师重逢，胡登洲仍不厌其烦地求教于长者。长者朝贡完毕返回时，先生仍追随左右，一直送达甘肃，西出嘉峪关。
这次特殊的经历更坚定了胡登洲学经卫教的志向，及至学有所成之时，登洲即在家中设帐讲学，闻听前来学经者遂络绎不绝，“授徒约百人”，亲传弟子冯、海二先生，再传冯伯庵、冯少川、冯晓泉、冯养浩、张少川、马明龙、张行四、马真吾、马君实、常蕴华、李延龄、袁盛之等27人，于是“关中八百里秦川成为经堂教育中心，群英荟萃，人才济济，继圣薪传，旋歌不绝”。
今天看来，经堂教育的倡兴离不开胡登洲等人的倡导，但经堂教育本身能以如此之快的速度传播开来，在全国回族寺坊开花结果，并形成声气相通、各地紧密联系的特征是刚刚形成的回族穆斯林们共同的愿望和必然的结果。
二、南京地区开展的汉文译著活动
如果说明未经堂教育的迅速传播拉开了伊斯兰教复兴运动的序幕，那紧随其后的，兴起于南京的另一场运动则将这次运动推向更高的层面，这场运动紧随经堂教育之后是历史的必然。但汉文译著以南京为中心的展开又与当时南京的回族发展状况及人文环境有极大的关系。
南京作为唐宋以来沿海路东来穆斯林落籍中国东部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从1368到1420年问一直是国家首都。明初洪武年间，南京回回人口就达到一个高峰期，大约有十万人口，占南京总人口的14.3％。到永乐年间（1402—1420）是南京回回人口鼎峰时期。其时，郑和七下西洋到达西亚和非洲，其航队从南京出发，官兵和水手中不少回回人，也从西亚、东南亚带回不少穆斯林。以后在十五世纪中叶至十六世纪中叶南京回族人口一直保持二三万的规模。在清乾隆年间，形成40多个回坊。之后，南京回回除少数定居外，绝大多数被遣送云贵、湖南、甘肃临洮、青海化隆等地，南京回回人口随之大减，但所居留下来的回回人口文化素质很高，有许多形成金陵回回世家。
南京的回族在清以前的职业有很大的特色。因为是国朝首都，大批的回族官员及科技文化人才云集南京，他们或从西亚、中亚等地迁来，或从中国其他地区如北京南迁，尤其是明初洪武、永乐两朝，为了充实金陵的科技文化水平，曾广召中国其他地区以及西域学者来到金陵。一时回回学者纷纷应召而来，汇集京师，从事天文、历法、文字翻译等工作。明廷曾在翰林学院设四夷馆，礼部下设会同馆，这两馆都专门设立“回回文字馆”，专事编译、教习和翻译。明初四译馆回回文字斋即是译书，又是教学的双重机构，培养了许多回回语言文字人才，如永乐十年（1412年）一次卒业的回回文字监生达120人。这些文字语言学者大多世代相袭，后来形成许多回回语言文字世家，有深厚的波斯、阿拉伯语功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