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与将军和农民打交道特别有一套。”
金克斯·罗杰
舞隆守出版公司为卡帕的日本之行安排了一个令人振奋的线路。让他很高兴的是，到处都有人欢迎他。很多人聚在一起听他谈自己的工作。在东京，人们排很长的队参观他的图片展。“有数以万计的日本摄影师跟在卡帕后面跑，”金克斯·罗杰说，“他成了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在发往梅格纳姆巴黎公司的电报中，他解释说，几天之内，已经有人给了他五部新相机，十五只镜头，三十多束鲜花。
在为期六周的整个旅行中，卡帕都选择儿童作为拍摄主题。他还纪录了东京进行的“五一节”庆祝活动，还有多家佛寺内的情景。他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欢乐的儿童和祭祀场所，多年来又一次很喜欢摄影了。他对一位日本联络人川添大嗣说，日本是“摄影家的天堂”。
卡帕再次唤起以前对摄影的热情，但是，别的地方正有一些事情在发生，从而缩短他在日本的旅行。当年4月，《生活》杂志的霍华德·索楚来克因特殊私事假而回到圣弗兰西斯科，此前，他在报道法国人在附近的印度支那进行的战争。《生活》杂志急需要有人来替补空缺。索楚来克说，“（《生活》杂志的执行编辑）艾德·汤姆森说，‘你将经东京回国。去跟卡帕见个面吧。你不在的时候，他可能去报道印度支那的战争。’”卡帕当时正在一个百货商店里展示自己的摄影作品。
《生活》杂志知道，卡帕总会有积极的回应，因此直接用电报把提议告诉他了：2000美元，干一个月，额外支付伦敦劳埃德保险公司25000美元的保额。之后，汤姆森打电话到东京找卡帕亨利·鲁斯命令汤姆森为这场战争提供乐观报道，以弥补道格拉斯报道的不足，因为道格拉斯的报道惹得法国外交部谈及“中伤与诽谤”的事情。
莫里斯说，他打电话给卡帕，劝他不要接受这个邀请。当时线路不太好。“包勃，你不必做这件事情的，”他喊道，“又不是我们的战争。”
“别担心，”卡帕也喊，“只几个星期嘛。”。“听我说，你可以不去，我也知道，如果你不想去，那你也不会去，”汤姆森对他说，“但如果你想试一把，就试一个月左右，替代霍华德去印度支那干一个月如何？”
汤姆森后来坚持说，他并没有“说服”卡帕接受那份危险的工作。卡帕曾对他说过，想做一个关于“苦米”的文章，并与“农民在三角区炮火下种田”的图片放在一起。
之后，卡帕接到约翰·莫里斯从梅格纳姆拍来的电报，说《生活》杂志极想要他去：“如果危险，价格可上浮相当多之后，卡帕给莫里斯写了一封信，为在电话里对他喊叫而抱歉，并解释说，他接受这项工作并不是因为觉得自己有责任，而是因为能够再次接到战地采访的要求而兴奋。他补充说，在日本，他重新唤起了对摄影的热情。。”
4月29日，霍华德·索楚来克在东京与卡帕见面，之后返回美国。“我们在古老的天皇饭店一起吃晚饭，那是弗兰克·劳埃德·莱特修建的，”索来克回忆说，“里面有五英尺六英寸的天花板，或者看起来是那么高吧，但他们楼下有烧烤架子，极好的牛排。我们从晚上七点一直谈到早晨一点，都是谈我报道的一些东西，还有战争进展的情况，也谈到事情有多么危险。他总在说，‘这种战争我从来没有报道过，过去也从来没有想过报道这种战争。’他处在很大的压力下，他兄弟不让他去。我知道他需要那笔钱。在这方面他谈得很少。在那些日子，那笔钱是很管用的。”卡帕为何接受了这最后一次任务，到今天为止，这一直是一个很容易让人动感情的问题。他极想增添作为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战地摄影记者这个传奇的光彩吗？的确，他是否在嫉妒已经在朝鲜战场的报道中很快成长为战地报道新星的邓肯？邓肯否认他与卡帕之间有任何可比性。“在战争报道中，我从来都没有感觉到有什么竞争的人存在，”他坚持认为，“如果你进了战场，最后能扛着自己的屁股回来，那是你的运气。事情就这么简单。看着某人被打死，这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一种摄影。这并不需要一个天才。很容易做到。你惟一需要做的就是了解自己的摄影。能去你就去，如果走运，那你就从里面走出来。尽量靠前一些。”
“我总在想，”欧文·肖后来写道，“也许是为了否认半官方的传言，认为他是个共产主义者的同情者，他才接受了那份工作的。”彼德·维特尔不同意这个说法。他暗示说，这个说法来自肖后来对美国的麦卡锡主义的迷恋。“卡帕其实很需要那笔钱。”他说。。1954年4月30日，卡帕接受了《生活》杂志的提议，之后飞往曼谷。卡帕在日本的那阵子，正好是奠边府之围的关键日子。法国人希望将胡志明的游击队拖入一场决战，因此决定在那里驻扎部队。但是，这么做的时候，越南游击队和越南人民军趁天黑包围了那个城市。越南游击队以极大的智慧和毅力，越过危险的峡谷地带和高山，将炮兵部队调到了这个驻军的射程范围之内。
3月13日，越南游击队发动对法国人的进攻，他们很快发现，法国人的防线不堪一击。几天之内，他们就包围了这个要塞。因为与外部世界隔断了，而且处在一刻不停的炮火打击下，再加上季风带来的暴雨，奠边府内的状况立刻不成人样了。一些男人都发疯了。时间一天天过去，又过了几个星期，医院里面的伤员成百上千地死去。5月7日，奠边府落入共产党人之手。法国部队至少有2200人在包围期间死亡。数以千计的人沦为战俘。奠边府失守的消息通过电报传来的时候，卡帕正在曼谷等待飞往河内的签证。两天之后，也就是5月9日，卡帕到达河内，是法国统治的印度支那。奠边府的失守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头版头条，这意味着卡帕一定会看到行动。游击队释放法国战俘，在这场打击人气的失败之后法国人的战略问题，这些都构成重大新闻。《生活》杂志将需要合适的戏剧性图片。
卡帕知道夜总会一定都没有人了，那个城市也一定处在哀悼之中，因此，他就去拥挤的饭店，很多人在那里一瓶一瓶地开酒猛喝，一派颓废景象。法国军官很快搭起了竹制的酒吧，他们都抱着自己的小个子妓女，这些妓女也在骂胡志明，因为她们看到自己的竞争对手都穿着丝质的睡衣。
《法国火柴》的摄影师米歇尔·德尚跟卡帕在河内喝过好几次酒。
他是我很好的一个朋友。我们在巴黎都见过好几次面，经常是在靠近《法国火柴》杂志旁边的美国使馆区那个极好的酒吧里。在越南，我们在河内的新闻报道团见过很多次面，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我尊敬他，是因为他拍了很多富有人性的照片，而且他工作的速度也奇快。有一次，我们谈到了《巴黎火柴》的事情。编辑们经常是先看摄影师的名字，之后才看照片本身。卡帕说：“米歇尔，回到巴黎之后，请你来找我，我会把自己的名字贴在你拍的照片后面，之后，你就成为最棒的摄影师了！”
在河内过了三天后，卡帕陪德尚和《生活》杂志的另一位文字记者唐·威尔逊去了鲁昂普拉邦，是在老挝北部地区，他们要去那里报道从奠边府救出来的伤员撤退的情形。奠边府沦陷一个星期后，那个城市的“753”名伤员中，只有“183”名离开了那个被打击的城市，因此，越南人宣布，“大家看，我们准备来救你们的，但是，法国人并不急于救你们出去。”一份未曾公开的新闻纪录片显示卡帕在拍摄法国伤兵的情形。他看上去很健康，很放松，注意力集中，而且脚步极快，他跟在一副担架后面，追到离那个伤兵才几英尺远的距离内拍摄面部表情。他的照片之一显示，一位脚发炎的士兵疲倦的表情，一架直升机刚刚将他救到安全地区。在其他一些照片里，浑身湿透的士兵扶着他们的战友经过一个宿营地，而那个宿营地就在齐脚深的泥水里面。
在鲁昂普拉邦本身，在湄公河河岸，卡帕发现了那个皇家宫殿里一个牧歌式的背景。“那个城市窝在葱绿的山上，山上长满了鸡蛋花树，一场现代战争根本不可能在这里进行的，”唐·威尔逊报道说，“士兵在挖战壕，他们身边就是佛寺塔金色的尖顶。麻烦的迹象并没有妨碍一些光着脚丫的漂亮姑娘们沿着城市的树阴骑自行车……但是，如果你问戴着绿色橡胶软呢帽的条拉塔瓦潘亚省长，他会告诉你，越南人仍然有可能在雨季之前赶回来。”
5月17日，卡帕和德尚回到河内，他们在那里听说，多位法国司令官都相信，并非一切都完蛋了，特别是其中一位指挥官，他认为，针对越南人的战争仍然有可能取胜。热内·柯尼将军个子很高，也是一个极有头脑的领袖，他执着地认为，需要的是快速地移动，这是按照胡志明自己的办法来击败他的战略。法国人应该像抢劫者一样战斗，分小股部队行动。卡帕同意他的战略，假如这些战略之后没有什么政治冲动的话。
5月21日，他们一起去柯尼的司令部，正是这次访问期间，德尚一时兴起，举起相机拍到了卡帕生前最后的一张照片。
我只是拿出了相机，拍了一张，完了。包勃在跟一名医生谈话，是一位内科教授，叫霍华德。不久之后，他请我带一部相机回法国。他说：“米歇尔，你将坐军用飞机回国，因此不必走海关了。你可以直接回国。我请你把我的相机带回国，到了巴黎再还给我好吗？”因此我说，“好吧，包勃。”之后，我就接过了相机。但是，我犯了一个错误。我把相机给了梅格纳姆的卡迪埃-布莱森。如果我自己留下来当一个纪念品，那该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啊。后来，我对自己说：“米歇尔，把那部相机还回去，你可真是疯了。”
柯尼和卡帕谈得很投机：“卡帕很有名，柯尼也很喜欢媒体的人。”柯尼的女儿玛丽-克劳德记得她父亲一直带着感情谈到卡帕，直到他1967年在一次空难中去世为止。“我父亲和卡帕对战争应该如何打下去有一致的看法。”柯尼很幽默，也很勇敢，是军人中的军人，卡帕很快就发现他是这样一种人了。“他和卡帕都是从底层干出来的。等他们两个人相遇的时候，彼此都已经走了很远的一段路了。也许两个人都看出了这一点。”
1954年5月24日，天空万里无云，卡帕与柯尼一起飞往出了麻烦的南部红河三角区。之后，他看到这位将军为属于精英的第二个两栖作战兵团的海外第一装甲兵团授予荣誉勋章。当然，那是一种公共关系方面的练习，意思是表明，法国人并没有失去信心，而卡帕也知道，他的照片适合《生活》杂志的政治立场：他们一直是以正面态度报道法国人的战况的。
“我们作战的时候并没有出任何错误。”柯尼告诉他的手下说，这是卡帕和其他记者都听得见的话，这里面隐藏了奠边府失守后他内心的痛苦。他曾请求救援那支部队，但遭到了拒绝。救援那支部队将违背日内瓦和平条约的条款。虽然没有办法救出自己的战友，但是，直到最后一刻，他还与他们保持着联系。他痛苦地发现，通过无线电传来的声音越来越绝望了，越来越可怕了，直到最后一点声音也没有了。
24日早晨，卡帕看到柯尼将一种阿拉伯马尾，就是传统的“肩巾”系在那个作战单位的军团旗帜上，之后让其军官到他那边去。“奠边府是个打击，”他说，“但现在都过去了。我们必须翻开新的一页。我们必须朝前看，前方就是三角区之战。”
吃午餐的时候，柯尼的高级军官之一，中校让·拉卡佩请卡帕陪他一起去完成一个任务，去消除和扫平两个小要塞，是多爱桑和唐迪姆，就在从纳姆丁村通往东边20英里外的泰宾村之间的一条公路上。拉卡佩保证，他会拍到很多好照片。卡帕接受了邀请。
当天晚上，在纳姆丁村“一个肮脏和到处是臭虫”自称为“现代饭店”的宾馆里，卡帕同意跟《时代-生活》杂志的约翰·麦克林和吉姆·卢卡斯一起出发，卢卡斯为《施格里普斯-霍华德》工作，也是本世纪最优秀的美国战地记者之一。卢卡斯后来50岁还去报道越南战况，他后来死于酗酒。
麦克林、卢卡斯和卡帕坐着等到早晨3点钟，大家一起喝卡帕拿来的科尼亚克酒。卡帕对很多记者松松垮垮的态度很是反感，也瞧不起他们的工作：在法属印度支那，他们胆子太小，根本不敢走到足够近的距离去拍摄真正发生的事情。“这也许是最后一场恶战，”他说，一边搅着杯里的科尼亚克酒和苏打，“大家都抱怨法国人的公共关系没有搞好，问题在于大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记者之间的战斗。没有人知道任何事情，也没有人告诉你任何事情，这意味着，一个好的记者是自由的，他每天可以到处跑。”
卡帕没有提到自己妥协的立场。的确，从他一生的职业生涯来看，他这还是第一次站在了错误的立场上。鲁斯需要说明法国胜利的照片，而不是帝国主义的受害者的照片。这与卡帕在西班牙报道各种情景时已经有很大的差别，当时，卡帕坚信自己是一个以莱卡相机支持共和党人事业的最能干的宣传工作者。
5月25日，星期二，早晨7点，拉卡佩的手下之一来找卡帕、麦克林和卢卡斯。卡帕准备好了一瓶威士忌，还有一小瓶冰茶。“这会成为一个很漂亮的故事的，”卡帕说，“我今天会有很好的表现。我不会侮辱我的同事的，我再也不会提自己的作品有多么了不起。”
他们越过了红河，之后，这个纵队开始朝多爱桑前进。早晨8点40分，子弹射出来了。记者很快寻找掩体。在后面护卫的法国人的几辆坦克开火了。卡帕从吉普车上跳下来，开始拍摄继续在周围的田里割稻子、看上去无动于衷的一些农民。
护卫队等待继续前进的命令期间，卡帕涉水去一块稻田，想离几名妇女更近一些，他决心完成他与《生活》杂志的艾德·汤姆森说好的那个“苦米”项目。最后，纵队又开始前进。但是，几分钟后，一声爆炸又使部队停止前进。前面传话来说，一辆卡车触雷了。4个人死掉了，6个人受了伤。之后，越南人的迫击炮开火了。情形越是危险，越是混乱，卡帕的精力看起来就越是旺盛。卢卡斯看见他冒着迫击炮火将一名受伤的南越士兵抬上吉普车，之后，他又开车将他送到一个前哨进行急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