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起来说，卡帕不想过正常生活——他父亲为他树立了一个榜样，知道如何不惜一切代价避开陈腐的日常琐事。看起来就好像是说，放慢生活速度，或者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那就等于慢性死亡。因此，他只好玩那种自由自在的“好生活”，就是他父亲总想过的职业性的花花公子生活，而他差不多就成为这种人了。卡帕最老的朋友艾娃·贝斯尼奥记得50年代初期去巴黎的情景。卡帕请她外出，不是她想象中的吃一顿安静的晚餐，而是去喝鸡尾酒。她在过去25年里十分了解的卡帕已经变了，变得十分“肤浅”。“最后，我们的友谊也没有了，”她说，“我感觉自己已经失去他了。”
她问，是否有可能通过梅格纳姆找到工作，卡帕对这个帮助他进入摄影业的女人说，她不适合在这个通讯社工作，她“不是干新闻记者”的料。她的美学观点太抽象了。他也许还不希望有她在身旁提醒他和他身边别的人注意到自己以前的自我：安德雷·弗里德曼，那是她在匈牙利和柏林认识的那个小骗子。
其他一些摄影家也进了梅格纳姆，比如芬诺·雅可布、赫伯特·利斯特、何墨·佩吉和吉塞尔·弗罗依德，但这些人只是些特约记者，并不是完全成员。吉塞尔·弗罗依德后来说，卡帕对她讲，她是完全成员，她也按时缴纳好几百美元。离开梅格纳姆以后，她说，他否认她曾给过他钱。“他有一个奇特得让人难以置信的职业生涯，”她不无嘲讽地写道，“到最后，除了几套裁剪不错的西服以外，他什么都没有，尽管他的作品整体上说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
1951年，玛丽亚·艾斯纳大胆怀孕，卡帕很快替代了她作为梅格纳姆总裁的位置。但是，他很快发现，与其在这里进行日复一日的无聊工作，远不如在第一线工作的乐趣多。几个月内，他就开始四处物色人来接替自己了。他接近的其中一个人就是沃伦·特拉邦特，目前他在巴黎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工作。“我已经告诉过他，说我并不想去管理一个摄影家的‘俱乐部’，”特拉邦特回忆说，“职业性的图片新闻社，现在可能很不一样了。”他还对卡帕说过，他不想去“换尿片”。现在，他开玩笑说，他不想去管理一个“托儿所”。
到1951年圣诞节，纽约的梅格纳姆看起来终于可以盈利了，估计达到700美元。卡帕决定在阿尔冈琴的一个私人酒吧里开一个联欢会。那个联欢会“对梅格纳姆所有的朋友开放”。因为天开始下大雪了，喝得醉醺醺的人“决定干脆喝一整夜”。结果，账单远不止700美元，这种慷慨之举也许会使梅格纳姆在很多编辑眼里看起来格外亲切，但很多摄影记者却怒火中烧。
管理像梅格纳姆这样的一个组织也许不是卡帕的强项。他喜欢装出生意人的模样，尤其是在有人出钱的午餐会上，但是，实际管理和组织梅格纳姆，很快就变成一件繁重的无聊之事。他太爱动了，基本上属于无政府主义，不可能在比如资产平衡表等的事情上专心理事，也不可能去操心余额够不够的事情。
“卡帕知道自己无法跟一个女人安定下来过正常日子，不可能正常上班，不可能在巴黎或纽约找一个房子住下来，他更喜欢生活在饭店里的那种非永久性的快乐，”他的朋友彼德·维特尔写道，“他是个不可救药的波希米亚人，甚至都不愿意到别人家里吃晚饭，他喜欢餐馆和咖啡店，他宁愿在一个酒吧里跟陌生人谈到深夜。”
混乱适合卡帕的生活，而不是使梅格纳姆这样的中型企业保持不倒闭所必须的纪律与秩序。也许，作为一个经理人，他最大的才能就是找到并激发人们去做几乎毫无价值的事。初一看，梅格纳姆有时候像个模特经纪行，因为里面有很多漂亮的资料员，是卡帕找来围在身边转，以便满足创始人的需求和自我形象。极有天赋的英国作家盖尔·伊尔顿·梅约是她们中间最漂亮的一位：她发现卡帕“很强壮，肤色很黑，有温暖的动物般的吸引力”，每次卡帕来到身边并且小声说：“你跟我是一路货色，”她都快要溶化了在她女儿提供的一张照片里，可以看见卡帕很温柔地吻着梅约的前额。她一脸迷恋的样子。。“这样的回忆真是愉快，”她后来写道，“我和卡帕跟契姆在索荷区的白塔；契姆在那里看菜单，卡帕嘴里叼着香烟屁股望天，构思未来的报道吧……卡帕起了皱纹的大笑的眼；永远夹在嘴唇上的烟卷；无论走到哪里，他从来都不曾拥有过一身像样的夹克。”她难以忘怀的另一个回忆是，卡帕在梅格纳姆下面的一个咖啡屋里打弹子球，一边躲避云团一样的蓝色烟雾，一边朝很亮的灯泡射击银弹，一打就是几个小时。
沃伦·特拉邦特说，卡帕在咖啡屋里谈事情很少超过几分钟的，而这个咖啡屋才是梅格纳姆真正的办公室。他喜欢闲聊，喜欢手里握着红葡萄酒杯，喜欢谈赛马，契姆发现的新餐馆，或者花很长时间组织好的一次扑克牌游戏。在别人看来，赌博基本上替代了摄影，成为他主要的职业。
如果有独立审计人查看梅格纳姆50年代的账本，一定会发现财务上的不规则现象，在今天看起来，那是可以构成挪用公款罪的。卡帕把手伸到合伙人和招募人员的收入里，支付他在女人、昂贵的衣服、餐馆和赌博上的支出。看起来他不可能被自己亲自创立的公司解雇。他招募来的人，他们的事业都要归功于他，在他经常利用他们的收入的问题上，看样子不会有强烈的抗议的。
但是，他的态度并不是故意的诈骗。梅格纳姆的强人艾略特·厄尔威特也许是梅格纳姆过去50年里最稳定的支取工资者，他记得50年代初期去梅格纳姆巴黎公司的情景——或者不如说是参观楼下的咖啡屋。“卡帕在隆香赢了双赔。他差不多抱了一大堆钱回来，在咖啡屋里一张张点清，之后开始给手下发钱，咖啡屋里的，楼上办公室的，他都发。到发完的时候，他已经一文不剩了。”
玛丽亚·艾斯纳当总裁的时候，她总是担心，有朝一日，创始人之一在国外拍摄完毕后，会来要求得到他们所有的回报。卡迪埃-布莱森在印度过了三年回国后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公司欠他好几千法郎，因此，他对卡帕说，他急需要那笔钱。“为什么呢？”卡帕问，“你妻子有皮毛衣，她并不需要一件新皮毛衣。你不喜欢汽车，那你要钱干什么？”
卡迪埃-布莱森想买一栋房子，很便宜的价格，他需要用这笔钱修补房屋。
“我已经把你的钱花了，因为我们差不多就快要破产了。”卡帕回答。
“哦，那你应该提醒我的啊。”
“别跟只青蛙似的在这里叽叽哇哇的。听我说，普雷明格正在拍电影，你去帮他拍电影吧。”
“我们之间钱不是问题，”卡迪埃-布莱森后来说，“我们得生活，他却在赌博，在替别人找工作。事情总是这个样子的。”
苏茜·马奎掌管着梅格纳姆的小钱箱，根据她的看法，卡迪埃-布莱森可不是这么无所谓的。她记得，卡帕和他的这位贵族同志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卡迪埃-布莱森认为卡帕来自另一个世界，”她回忆说，“他喜欢包勃，但完全不理解他，或者大部分情况下不理解包勃实际的意思——他的话永远都是不连贯的英语、少部分德语和一点匈牙利语的混合物。事情弄得很着急的时候，包勃会捶起桌子来。契姆总是想办法让事情平息下来。过一阵子后，马上就会出现停火。最后，亨利承认，包勃永远也不会变。因此，只要亨利外出，按照他自己的方式拍他想要拍的照片，事情就好起来，他会很开心。”
乔治·罗杰的寡妇金克斯记得，卡帕赌博的事情是梅格纳姆所有创始人都经常操心的一件事情。她丈夫会在钱的事情上跟他吵架，就跟卡迪埃-布莱森一样。“卡帕赌博把钱都输了，”她说，“他好像并不在乎，但我们在乎。最后，契姆和卡迪埃-布莱森决定，他们不能依靠卡帕赌博来维持梅格纳姆的运转。他们得做点别的什么。”
卡帕不仅仅是一个控制不住的赌徒，而且从头到尾都是一个追求与无名妓女过性生活的人。如果赛马赢了钱，那么，香榭丽舍附近的酒吧就会有很多抽幸运牌香烟的模特出身的妓女。如果他想去离兰卡斯特饭店不远的一处妓院里逛一逛，那么，有一个“万国之家”可以去，那里的房间就是按照他这样一个有着广泛的国际兴趣的男人装饰的：东方式的房间里面有榻榻米和木雕的富士山。那些姑娘当然都是极有异国情调的年轻漂亮的女人。如果卡帕运气不好，巴士底广场附近的阴影和巴黎各处的角落共有二万多嘴唇樱红、艳香袭人但价格低廉的妓女在四处游动。
卡帕的这种控制不住的强迫行为也许有一个简单的解释。他觉得无聊。“你必须记住，包勃是一个喜欢行动的人，”苏茜·马奎说，“他希望成为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见证。他总是必须要活动，要行动，要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他一辈子一直都在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为了生存。”卡帕在一个冲突的家庭出生和长大，在巴黎烟雾弥漫的弹子球室玩的时间越是长，在梅格纳姆为钱的事情发生口角，为署名的事情进行争辩，他就越是有可能怀念战地摄影的挑战性。评论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位同时代人承认：“我所体验的高潮从来都没有在战场上一天的体会深，肾上腺素的那种上升是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发生的。那是一种极痛快的感觉，你能够体会到的最激烈的感情莫过于在前线，在炮火下，在战争中。”
卡帕对朋友说，他是勉强参战的，“很高兴能够当一名没有人雇用的战地摄影记者”，但是，战争使他成为传奇人物，如果他要保持这个传奇，那就只有回到战场。但是，他也知道，从下一个战场再次返回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小的。他已经报道过四场战争，在特拉维夫侥幸躲过使他吓了一大跳，他突然明白了生命的脆弱。也许正是这个原因，50年代初他没有去报道朝鲜战争，差不多牺牲掉他作为当代最著名的战地摄影记者的地位那场战争有多名战地摄影记者做了杰出的报道，但是，也许最出色的报道是美国前海军大卫·道格拉斯·邓肯，他是美国普通大兵的骄傲，他在《生活》杂志上夸大了这些大兵镇定自若的战地神态。虽然卡帕没有去朝鲜，但是，他招募来的第一批新手，沃纳·比斯柯夫为梅格纳姆报道了这场战争，他主要报道了美国轰炸机受害者的情形。但是，如米勒在《梅格纳姆》中所说的一样，卡帕觉得那些照片“太软了”，无法卖给《生活》杂志，因为《生活》杂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像是在替美国人在远东的侵略行为当啦啦队长。。
卡帕的多个同时代人都相信，他对朝鲜战争没有足够强烈的感情，因此不愿意再次拿自己的生命打赌。“在一场战争中，你要么仇恨什么人，要么热爱什么人，”他曾对玛莎·格尔霍恩说，“你必须有个立场，否则你就无法忍受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是，也许还有一个更浪漫的原因：有梅格纳姆提供资金，他并不那么急需要钱用。去看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如何屠杀农民，那并不值得人拿生命去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