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往前走，卡帕看到越来越猛烈的炮火，因此，他决定钻进地窖里去——因为有人造气雾，他反正也是拍不到任何东西。炮弹在头顶嗖嗖飞过，他却在借着手电光看一本旧版的《战争与和平》。他写道，声音效果“完全是订制的”。托尔斯泰的这本名著，他一连看了五天，之后，他在无线电台里听到了令人心烦的公告。德国人对盟军发动了大规模反攻。德军重新组织起来，新建的装甲师越过比利时，经由亚丁的利芝和巴斯通朝安特卫普扑来。朝向德国的推进处于危险之中，盟军前线上的一个“鼓出部分”正在朝马士河方向延伸。卡帕立即赶回巴黎。
传奇般的巴尔支之战于12月16日打响，德国的三个装甲师挺进比利时东南方向的巴斯通交叉部位。但是，在德国人赶到之前，第101空降师在安东尼·C·麦克奥利夫准将的指挥下进入并占领了巴斯通地区。但是，德国人很快就包围了第101师。海因里奇·冯·路德维奇中将要求麦克奥利夫准将投降，后者做出了声名远扬的回答：“屁话！”
就在圣诞节之前，卡帕离开巴黎，前往报道巴顿将军的大军解救巴斯通之围的情景。在严寒的冬天，向北的路程很不好走，一路上总有宪兵拦住他询问，这些宪兵接到通知，稍有怀疑就必须予以逮捕。德国人已经投放了穿着美国制服的伞兵和突击队员在盟军的防线后，以占领公路交叉口并引起混乱。卡帕浓厚的口音不大为人接受。“他们不停地向我提出一些愚蠢和让人难堪的问题，”他回忆说，“内布拉斯加州的首府在哪里？最后一次世界杯赛是哪个队得的冠军？……我被逮捕了好多次，每次都让我延误好几个小时。”
12月23日，气温猛降到零下好几度。泥水很快硬成石块。猫耳洞成了冰箱。如同在意大利一样，一些士兵因为霜冻和严寒而死去。他的手冻坏了，眼睛因为严寒而止不住地流泪，但是，卡帕还是跟在一个前往巴斯通地区为101师解围的坦克部队的后面前进。在这支拯救部队中，卡帕是惟一的摄影记者，他的手能够放在快门上的时间无法“多过一秒”。跟他拍照的那些人一样，他能够找来保暖的任何东西他都会去搞来。
大约是在这个时候，卡帕碰到了一位年轻的美国记者，叫安迪·龙尼，就是今天很出名的作家与播送员。
龙尼记得卡帕跟一位公关官员肯·柯因谈话，是跟巴顿的第四装甲师一起的：“（他）穿着皮毛外套，是从德军的一个供给品站缴获来的。如果战争中还有什么时尚可言的话，那件外套一定会登在那个星期的《星期天报》时装栏里，因为美国士兵都想要一件。毛是在里面，皮在外面，不仅仅保暖，而且还很时髦，而卡帕是很讲时髦的。柯因警告卡帕说，在前线，美国人穿德国军服是很危险的，但是，卡帕还是舍不得脱下来。”
离巴斯通五英里远的时候，穿着时尚外套的卡帕不再拍摄士兵穿越雪原的情景。突然之间，一名大兵在150码开外的地方端起了机关枪。“别急！”卡帕大喊一声。
那个大兵听出卡帕的口音，看到了他的外套，然后准备开枪了。卡帕考虑了他的选择。如果逃跑，那会被打死。如果找地方躲起来，子弹也会很快找到他的。因此，他举起手来，喊一声“朋友！”两名大兵走过来，枪顶在他的头上。他们注意到卡帕的脖子上挂着昂贵的德国相机，因此大笑起来。之后，他们检查了他的报道许可证。“我本应该先把那个杂种干掉再说的”，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
1944年圣诞夜，卡帕在清澈的天空下跟一排冻得发抖的坦克兵站在一起。天上群星闪烁，他们一起唱起“寂静之夜”。突然之间，德国人朝天上发射了一枚信号弹，他们回到坦克里，继续朝巴斯通方向前进。“卡帕跟坦克一起前进，一路上干掉了很多德国伞兵”，《生活》杂志1945年1月15日的一期报道说，旁边就是冻僵的美国大兵跨越雪原的照片，同时，大批运输机也在巴斯通的上空盘旋。“到了第六天，领先的坦克部队司令官克雷夫顿·阿布拉姆斯中校说：‘我们就要加入那帮人了！’圣诞节过后的那一天，在长达三英里的战线上展开的突然进攻解救了巴斯通之围。”
卡帕进行了几个星期的休整，包括去阿尔卑斯山滑雪等的体力恢复活动，之后，他接到命令，要去报道美军第17空降部队的总部，反映盟军准备向莱茵河地区投放空降部队的情况。加入这个机构之前，他回到了图鲁斯，他的老朋友彼埃尔·加斯曼发现他在那里十分开心，因为他拍到了流放的西班牙社会党召开的一次大会。卡帕的身旁站着亨利·卡迪埃-布莱森。一天下午，一只喇叭赞扬卡帕，说他是第一位把西班牙人民抗击法西斯的英勇行为报道给全世界人民的摄影记者。当天晚上，在一个宾馆里面，他与加斯曼谈到了设立一家合作式摄影通讯社的想法。他还准备将契姆和卡迪埃-布莱森也拉进来。1935年的时候就想到了要建立这样一个机构，当时，他拍到了巴黎一家证券交易所的照片，结果被纳粹办的《慕尼黑新闻画报》买走了，并加上标题说，在法国的犹太人如何计划破坏法国法郎的稳定。3月下旬，在接近法国阿拉城的地方，卡帕终于加入属于第17空降师的一批年轻的美国伞兵。他们都把发型剪成了莫希干人的样子，这是他们不经宣布就事先空投到德国后方去之前完成的一道联系仪式。等待跳伞的时候，他明显安排好了带上特别的一份威士忌给自己壮胆。“卡帕来到基地的公关官员那里，要求得到一瓶威士忌，”约翰·赫谢回忆说，“那位公关官员说，在基地，战斗开始前的24小时内不允许发威士忌。卡帕要求借电话用一下。那名公关官员威胁说，如果卡帕伸手拿电话，他会把电话从墙上扯下来。那个基地是严格保密的单位。卡帕离开了。几分钟后，他又回来，很随便地说，‘我找到一部电话了’。几个小时后，刘易斯·布莱里顿中将的总部过来的一名公关要员过来了，他的任务是为卡帕撬一箱威士忌。再过几小时后，一架银色飞机在头顶盘旋，之后降落，布莱里顿中将下了飞机，他从基地那名神情紧张的司令官身旁走过，跟卡帕打个招呼，之后问他有否拿到威士忌。”3月24日，卡帕坐在30名“莫希干人”身边，一架飞机在跑道上滑行，之后在低垂的灰色背景上低飞，天空透出寒意来。卡帕知道，“黑暗的终结总会带来死亡的开始”，他检查了一下装备，看看相机有否在腿上绑好，“（布莱里顿将军的威士忌）酒瓶有没有在上衣口袋里贴近心脏藏好”。早晨10点，信号灯换成绿色。10点25分，红灯闪亮。卡帕站起身来，抓住了跳伞绳，在机舱里面走动，到达舱门边，之后就跳了下去。40秒后，高度下降了600英尺，之后他着陆，松开包裹，卷起伞，跟着伞兵部队朝着被德国人占领的一片树篱和农舍奔去。他的照片显示在灰暗的背景上出现的一批银色伞。在有一张照片中，几名伞兵挂在了树枝上——他们的伞在光秃秃的树顶上罩起来，德国人的子弹打到他们身上，他们的身体扭动了许多次。到上午11点，卡帕已经拍完了两卷胶卷。之后他点起烟。他的胶卷里面现在已经存满了感人得多的照片，比如一名医护人员抱着一名年轻伞兵的头，他的伞挂在了背景上的铁丝网上，而他的生命也正在远离他。早晨11点30分，他掏出酒瓶来喝了第一口。盟军部队已经占领了莱茵河东岸。过了很久之后，卡帕把跳伞的情形告诉他的朋友彼埃尔·加斯曼。他坚持认为，“卡帕从来不喜欢危险的事情。他是在忍受危险——那是他的饭碗。他知道如何求生存——他是一名很好的士兵，他有一种办法拿健康的事情开怀大笑。他告诉我说，着陆之后，他打开自己的包裹，换上了一套新内衣，因为裤子已经拉满了。他说，真正可怕的事情是在炮火底下换内裤。”1945年4月，盟军挺进德国腹地，他们发现了一栋痛苦与恐怖的藏骸所。4月15日，英国部队解放了贝尔森。虽然卡帕本可以跟爱德华·莫罗、玛莎·格尔霍恩和乔治·罗杰这些记者一起去报道其他集中营的解放情景的，但是，他却没有这么做。“集中营里堆满了摄影记者，”他解释说，“每多一张照片，恐怖的总效果就会逊色一分。现在，在短短一天之内，人人都可以看到那些集中营里的可怜虫。到了明天，谁也不会再去关心这些人将来怎么办。”只有一个故事是卡帕想去报道的——莱比锡的解放。在一个无线电报道中，爱德华·莫罗描述了在格尔达的家乡发生的“战略轰炸”：“轰炸没有引起大火。没有可以燃烧的东西了。那只是一个高低不平和有很多尘土的沙漠”。在那一片荒凉之中，卡帕拍完了报道战争场面的最后几卷胶卷。1945年4月18日，德国人在第三帝国余下的地区成万人地投降，他加入美军第二步兵师，挺进韦塞艾尔斯特运河上的齐柏林大桥。在1947年的一次无线电台采访节目中，他解释自己如何拍到了职业生涯中最有讽刺意味的照片：很明显，战争马上就要结束了，因为我们知道，俄国人已经在柏林了，解放莱比锡之后，我们应该马上结束。经过一场战斗之后，我们进入莱比锡，只需要再跨过一座桥就行了。有很大的一栋公寓，就在桥边上。因此我想，“我要上到最高层，也许能够拍到在战斗的最后一刻莱比锡是个什么样子的。”我走进了很漂亮的一栋布尔乔亚式的公寓楼，那里面有一名漂亮的年轻人站在阳台上——是一名年轻的士兵，他在（架设）一挺重机枪。我拍下了他的照片。但是，我的老天，战争已经结束了。谁还想看到更多战争照片？四年来我们一直都在拍这样的东西，人人都想看到不同的照片，到这张照片到达纽约的时候，也许头条新闻已经换成了“和平”。因此，这张照片再也不会有什么用处了。但是，他看上去轮廓那么分明，就好像这是战争开始的第一天，而他的表情也是很认真的样子。因此我说：“好吧，这是我拍的最后一张战争照片。”之后，我端起相机，为他照了一张半身像，但是，拍照的时候，他却被一名狙击手打死了。那是非常清晰、不知怎么也非常美丽的死亡，我觉得，那是我在战争中记得最清楚的一个镜头。
“你觉得，那是最后的一张——你觉得——也许是在正式的战争中被打死的最后一个人？”采访者问卡帕。
“是啊，”卡帕答道，“我肯定，有很多人是在战争最后一刻给打死的。但是，从我们那个角度看，他是最后一名死者。”
“那显然是一张显示战争无益的照片。”采访者说。
“的确如此，”卡帕答道，“那显然是应该记住的一张照片，因为我知道，从那天以后，人们就开始淡忘了。”
卡帕没有对采访者说拍到“最后一个人”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接下来的一幅照片是，那人倒在地上，血从他的脖子上流出来，两眼之间有一粒子弹。有好几秒钟的时间，他在拍摄向他身边漫过来的血流。根据《生活》杂志报道，“那个排的其他士兵决定查找致命一击的来源。他们成一列纵队在圆石街上前进，包围了躲在几辆废弃的街车后面的德国人。他们开了几枪，发出警告。很快就有两名德国人喊着“朋友”举手投降。美国人没有什么好高兴的，他们将这两个俘虏带走了。”
当天晚上，在莱比锡，卡帕听到一个消息，猛地惊醒过来：美国最优秀的二战记者，他的好朋友恩里·皮尔终于用完了运气。头一天，大约早晨10点，他的太阳穴被击中，就在钢盔底下一点点的地方，是在太平洋的一个总共才10平方英里的岛屿上被日本人的机关枪打中的。卡帕沉默地坐着，醉得一塌糊涂。他在非洲睡在皮尔身旁，在恐怖的时候，他们共喝一只酒瓶子，在意大利的欢庆和在瑟堡半岛的杀人场上也是一样。跟数以千万计的美国人一样，他看过皮尔的专栏，他看到了在斯坦贝克称为二次世界大战的“一堆疯狂和歇斯底里垃圾”中闪现出来的温情和幽默。
尽管在很多方面如此不同，但是，作为新闻行业中的艺术家，卡帕和皮尔分别为报道记者和摄影记者树立了行业典范，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皮尔之后，他的传记作者詹姆斯·托宾写道，“如果不跟随实际作战的前线将士四处奔跑，没有哪位战地记者可以假装得到了真正的故事。”同样，卡帕也是如此：皮尔并不需要每天将自己的头伸出护栏外才能干好自己的工作。
出现伤亡总会让人进行深刻的反省。在一名战地记者职业生涯的某个时候，总会出现一个深刻的自己意识的时候。否认的迷雾吹散了，不是精神崩溃引起的，就是因为大家心里都明白在下一场战斗中继续侥幸存活的机会越来越少。也许，自格尔达死去后，卡帕这还是第一次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生命问题。他每次都陪同大家一起玩，玩完一把又一把，每次都活下来加入新的游戏。但是，他还能够把自己的运气推多远？
还有更糟糕的坏消息，这次是从红姑娘那里来的。她已经爱上一名叫查克·罗曼尼的公关军官，在卡帕的回忆录中，他把这个人的名字换成了克里斯·斯哥特中尉。最后，她跟自己的丈夫离了婚，再跟这名军官结了婚。
1945年5月7日，欧洲中部时间早晨2点41分，阿尔弗雷德·卓多尔将军坐在理姆斯地区一所肮脏的学校大楼里一个普通的餐桌旁签署了德国正式投降的文件。第二天，在欧洲宣布了盟军胜利。自从格尔达去世以来，卡帕一直为戎马生涯中的同志情谊所支撑，他必须为此刻而活，只为寻找下一张床，下一餐饭，下一瓶酒或下一个女人而活。但现在，世界各地都打开了香槟酒瓶塞，上述一切也不复存在了。“卡帕是赌徒，也是伟大的表演者，”他的朋友和同行斯利姆·阿伦斯说，“他的舞台是战争。但是，假如他再也没有任何战场可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