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如同已成半老徐娘的女演员，越来越不容易上镜头，但其危险性却越来越高。”
罗伯特·卡帕《生活》杂志，1944年
1943年9月，美军第一批部队开进两个星期后，卡帕踏上欧洲大陆，来到帕斯多小港，他已经有五年没有来欧洲了。之后，他直奔美军滩头阵地的北部地区，在奇恩济山口附近，那是挡在挺进那不勒斯路上的最后一个较大的地理屏障。他错过了美军攻占意大利行动本身，但现在还是找到机会成为报道解放欧洲第一座大城市的第一名摄影记者。
这批美国军人极可能赶在其他部队之前到达那座城市，他们是美国极其勇猛的突击队员，一般以“骑警队员”称呼他们。在维苏威平原上，德军挖掘了精良的战壕，卡帕发现，突击队员在这里遇到了猛烈的炮火阻击。《生活》杂志有一个姿态优雅的记者威尔·郎恩，他是一个高个子，芝加哥本地人，胡子长成一大把，卡帕跟他一起直奔一处兼作观察哨的农舍，一位负责在此进行第一救助计划的医生称其为“舒斯特堡”。卡帕进到农舍里面，看到的第一个东西是房间中央的一张大餐桌，现在已经用作给受伤兵士做急救手术用的手术台。有几名医护人员正在为一些伤残兵士做准备，好让他们通过山口到山下迈奥里的正规医院里去接受治疗。根据郎恩的说法，给伤残人员喝了很多威士忌以平稳其情绪，他们很快就明白为什么了。炮弹白天黑夜雨一样落在周围，用郎恩的话说，“雾气包裹住的黑色尖石”飞落四处。
“这才是作战的地方，”他们一起查看地形的时候，卡帕这样对郎恩说，“让人想起西班牙。”
一天早晨，卡帕看到21岁的奥布里恩上尉试图确定附近德军迫击炮的位置。奥布里恩的胸前别着银星勋章，他开车进入开阔地带，德国人很快就开火了，从而暴露了他们的位置。卡帕利用他的长镜头拍到了36张实景。第二天，卡帕同美国军人一起前往侦察一处怀疑隐藏有德国炮兵单位的村庄。突然之间，一行人遭遇炮火袭击，之后，大地开始震动。迫击炮弹从各个方向嗖嗖飞来。卡帕冒险从地面抬起头来想拍摄什么，但他最高只能抬起三英寸。他有两个选择：到底是吓得仰躺在地还是趴在地上。最后，炮火停止，卡帕慌不择路，急忙退回舒斯特堡。
卡帕在那里过了几天提心吊胆的日子，之后跟第82空降师一起参加了挺进拿不勒斯的行动。10月1日，部队进城，就在进城之前，卡帕拍到了英国坦克战群洗刷坦克的镜头：在一幢弹痕累累的大楼形成的阴影里洗刷打扮，之后开进托里爱侬霞特广场。根据《生活》杂志，德国人曾在这个广场进行过“殊死的拖延行动”。“在一个被攻克的城市里开车，最初你会有一股新鲜的兴奋感，”卡帕告诉《画报》说，“但是，不久之后，你的内心会因为怜惜而揪紧。”他看到，道路和走道上到处是尸体。撤退的德军在那不勒斯进行了五天的恐怖狂欢，他们抢劫和不加区分地屠杀，这主要是为了报复意大利于9月8日向盟军的投降。医院遭到炮轰，以毁掉其食品供给。供水和下水道也用炸药炸坏。
10月2日，卡帕进入一所学校，在那里嗅到了他后来描述的“鲜花和死者发出的甜美和阴沉的气息”。在他面前，躺着20具棺材，“上面有鲜花盖着，但没有盖好，棺材也太小，孩子们的脏脚都没有藏好——这些孩子的年龄大到了足可以与德国人作战的程度，但却被打死了，然而他们的年龄又大到了棺材装不下的地步”。他们一身黑衣的母亲在离镜头仅止几英尺的地方尖声痛哭。“那是我拍到的最真实的胜利后的场景，”他写道，“那就是我在简陋的学校葬礼上拍到的照片。”
也是在那不勒斯解放之后的那几天里，电影导演约翰·休斯顿也到了，他战前见过卡帕，是在纽约的一次新年晚会上见到的。他去那不勒斯是要拍摄一部纪录片，叫《桑皮埃罗之战》，那是反映美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战情景的最优秀的一部电影。一天下午，他和卡帕在一条街上行走，突然，防空警报拉响了。他们钻进一个门洞躲避防空炮火散落的弹片。突然之间，他们看到一辆灵车，“那是相当触目的黑色仪式，由几匹黑马拉着前进，”就在拐角的地方。“防空警报在嚎叫，”休斯顿写道，“高射炮在轰轰响，就在灵车经过我们跟前的时候，黑门打开了，从里面吐出一些棺材来。棺材打开了，撞在街道的圆卵石上，街上铺满了尸体，从原来夹紧的状态慢慢散开。那可真是又可怕又好笑的情景。我们除了大笑之外还能做什么？”
10月7日，卡帕目击了《生活》杂志所说的“战争最恐怖的一面”。那天下午，盟军士兵和意大利平民挤在那不勒斯漂亮的邮局门前，那是1933年由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建筑师们建造的。突然之间，德军撤退时布下的一枚延时炸弹在地下室里炸响。“突然之间发出一声巨响，之后，震碎的窗玻璃在家具上哗啦直响，”郎恩当天晚上发给《生活》杂志的报道说，“当时天已经黑了，巨大的黑烟团挡住了房间里的灯光。在楼底下的街道上，一位妇女在断断续续和痛苦地抽泣。在一片阴暗之中，传来极不谐调的一大片叫疼声……这里那里都是一些残缺的尸体，肢体散落在街道和人行道上。那可真是难以相信的情景，连血都是黑色的。”卡帕拍到的照片中，有一张显示一名意大利人，他那被烧焦的双臂无望地伸出来，他的脸和衣服都烧坏了，他在求救。
卡帕和郎恩在一片废墟中行走，脚底下经常会碰到散落的肢体和无头尸体。中途，他们遇到一名美国士兵，“黑得跟他的裹腿分不开了”。那士兵两眼茫然地朝几名已经精疲力竭的红十字会医护人员走去，双手紧按着汩汩冒血的前额。“他妈婊子养的，”他突然开口骂人，“他妈臭婊子养的东西。”
“包勃总是将自己的节奏把握得很好，”《生活》杂志驻伦敦记者站1943～1945年间的
图片编辑约翰·莫里斯说，“他知道如何保存精力和胶卷。”经历了那不勒斯的恐怖场面以后，卡帕跟赫伯特·马修斯一起去了附近的卡普里岛。10月12日，两个人采访了著名的反法西斯哲学家本内德托·格罗齐。9月初，盟军攻战沙莱诺，当时，他们发现“仍然住在意大利的最伟大的反法西斯者”、77岁的格罗齐已经被德国人捕获。一小批英勇的英国军人跳伞深入敌后，将此人夺回，安全带到卡普里岛。格罗齐告诉马修斯说，意大利经历了“法西斯主义的灾难”，但是，现在可以带着免疫力行走在“被感染的国家”之间。但是他怀疑，法西斯主义可能是“日耳曼气质最自然和合适的表达”。
卡普里有最古老的引人之处，卡帕为之感到心灵的震撼，一个星期之后，10月22号，他又回到卡普里岛，在那里度过了自己30岁的生日。《生活》杂志的另一位摄影记者、英国人乔治·罗杰跟他一起去的。此时拍摄的一幅照片中，两个人看上去就是典型和活跃的战地记者：他们的头发都倒在后面，都穿着无可挑剔的制服，脖子上都挂着相机，手指间都夹着香烟。罗杰的领带让卡帕很是羡慕，因此他也开始戴上那样的领带了。“根据乔治后来对我说的话来看，”罗杰的孀妇金克斯说，“他从来没有见到过卡帕像（卡普里的）那几天一样开心和放松过。”
10月21日，罗杰在日记中写道：“我和包勃下午1点坐渔船上卡普里岛，3点30分到达……我们在莫加诺旅馆订到了房间，莫加诺本人亲自吩咐人好生照顾我们。”第二天，也就是卡帕的生日那天，他们“在古老的小城里散步，买了一些东西，之后，我和包勃一起跟格拉齐娜（另一位漂亮的意大利贵族，根据金克斯的说法，“是他的另一次女士征服战果”）一起吃午饭，就在小岛最边上她那漂亮的别墅里。是个非常美丽的地方，看上去不像是真实的地方，反倒像搭建的舞台”。
第二天，罗杰和卡帕在一家黑市餐馆吃饭，“胡混了一整天……除开放松以外，根本没有任何事情好做，那里一片宁静，根本没有人谈起战争”。不久，卡帕就开始称罗杰为“老山羊”了，这是一句逗笑的话，指这位英国人在前线生活了几周后身上发出的体臭。“听我说，老山羊，今天没有关系，明天也没有关系，”有一天卡帕告诉他说，“作数的游戏已经结束了，如果你还想玩，那就要看看你口袋里还有多少筹码。”
在卡普里岛，他们还交流了自己在《生活》杂志工作的苦恼。“我们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开始谈到将来成立一个兄弟会的，”罗杰回忆道，“我们在《生活》杂志不是很开心……这个兄弟会的目的是，我们必须能够不受制于任何一种编辑偏见，我们将进行自己愿意做的报道，让别人去做本职工作。”
在卡普里岛的最后一天，卡帕和罗杰“坐在一艘意大利产的纵帆船里围着卡普里岛划船，后面还挂着两条划艇，我们就坐那两艘划艇去探洞”。有一个洞里的水“呈电蓝色，像蝴蝶翅膀”。当天晚上，罗杰在日记里记下了不吉利的兆头。“明天，我们将返回那不勒斯。包勃要去前线。”分手之前，他们约好将来有一天能够在巴黎碰面。无论谁先到，都应该为对方在兰卡斯特饭店订一个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