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同一种性质的战斗：西班牙人民针对侵略者的战争和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人的战争。”
约里斯·伊文斯《我与摄像机》
1938年1月，卡帕同意前往中国拍摄一部纪录片《四亿人》。
他的工作是拍静止画面，并充当助理摄影师。他将在酷热的环境里工作，并且要忍受已经造成上百万人死亡的中日战争白热化时期极度严酷的自然条件。摄制组的人员还包括导演约里斯·伊文斯和摄影师约翰·费恩豪特，这两个人都是卡帕在西班牙结识的朋友。伊文斯有个人原因要带上卡帕去中国拍摄电影：相信他已经与格尔达结婚，他感觉“带卡帕去工作是自己的责任，以使他分心，不再承受持续不断的悲伤。”
《四亿人》是比宣传片《西班牙大地》更雄心勃勃的一部纪录片工程，伊文斯希望显示，共产党人与蒋介石的国民党之间结成的一项联盟，即统一战线，最后能够打败残酷的日本帝国主义。那也会是相当危险的一项任务。
作为一项预防措施，伊文斯告诉一位共同制片人，让她明白如何解译他们发出的加密求救信号。例如，“约翰病重”，应该理解为：“尽快将我们弄出这个国家”。卡帕和费恩豪特将先在香港与伊文斯见面，之后再深入中国乡村，这两个人于1938年1月21日从马赛动身。同在阿拉米号轮船上的还有两位英国年轻作家，W.H.奥登和克里斯托法·伊舍伍德，他们要前往国际反法西斯东方战线。伊舍伍德后来回忆，说卡帕和费恩豪特是二等舱的“生命与灵魂”，他们总在捏屁股，总在打闹取笑，总在用法语彼此吼叫，总在大谈小鸡的玩笑。“卡帕是匈牙利人，但比法国人还有法国味；他长得健壮结实，皮肤浅黑，黑色的喜剧演员一样深陷的眼睛……费恩豪特个子很高，是金发碧眼的年轻荷兰人——他跟卡帕一样疯，但不那么闹人。”
阿拉米号于2月16日在香港靠岸。伊文斯和摄制人员飞往汉口，那里有蒋介石的临时政府。通过汉口的记者朋友，卡帕得知日本侵略者已经在最近几个月取得相当大的胜利，但是，侵略者的部队也拉得很长。虽然西方有很多人预言中国将成为第二个阿比西尼亚，但是，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有了毛泽东的共产党人，日本人也困在那里动弹不得。
到达汉口几天后，伊文斯意识到，他们咬下来的部分超过了自己能够咀嚼的能力。蒋介石的妻子“蒋夫人”不可轻视，她在美国接受过教育，即漂亮又特别迷人，是媒体大腕亨利·路斯最喜欢的采访对象。蒋夫人决定让《四亿人》成为她亲自过问的项目，只有得到她的批准，伊文斯和他的摄制小组才能够拍摄抗击日本人的情形。在他们到达汉口后的六个星期后，她让摄制人员限制在汉口范围以内，并且派她的间谍人员跟踪摄制人员。伊文斯在回忆录《我与摄像机》中回忆说，他希望拍摄到毛泽东武装力量的情况，但“蒋夫人”不允许。为支付在中国的费用，卡帕同意为《生活》周刊提供一些临时报道。辛诺费尔·路斯的杂志毫不犹豫地支持“英勇的”蒋介石，不久之后，他就开始为该杂志大量提供一张又一张谄媚的照片，反映中国这对黄金夫妇的生活。1938年11月5日，他为斯戴芬·洛伦特的英国杂志《图片邮报》提供的一篇报道，属于更加露骨的宣传活动。这篇杂志鼓吹说，“中国这位年届50的总司令有着不可思议的职业生涯，他是世界上受人攻击最多的人之一，而他迷人的妻子则是中国抵抗日本的主心骨。”卡帕明显多次见到过蒋夫人。他后来对一位朋友说，有一次，为了保持清醒，他不得不将她的鸡尾酒泼到盆景里去。蒋介石夫人是“严格意义上的清教循道宗信徒”，但据说泡得一手致命的马爹利酒。
3月16日下午4点，卡帕带上相机开始工作，为《生活》杂志拍摄一组名为“中国儿童招兵巡回演出”的图片报道。在一个公共广场的台子上，有扮演中国士兵和农民的儿童假装睡着了。突然之间，假装一名残酷老板的另一个孩子开始鞭打农民。表演结束的时候，中国士兵赶跑了日本侵略者，那是中国群众的敌人。这个宣传活动跟《生活》杂志的图片宣传一样直白，宣传的目的特别为了一群年轻士兵，他们蹲在黄土地上，身上的军服极其单薄，到了晚上，这些士兵会冻得发抖。
当年春季，《四亿人》对所有参与者来说都是一场可怕的教训。“事情完全开展不下去了，”艾娃·贝斯尼奥回忆说，当时，她已经嫁给费恩豪特，“约翰（费恩豪特）告诉我说，人们的意见相差很大。卡帕并不是真正为他们工作的。”卡帕当年被《图片邮报》誉为“世界最伟大的战地摄影记者”，他对自己仅仅当一名摄制助理很是不满。在他集中精力完成自己的静止画面拍摄工作时，发现自己与才华横溢的沃尔特·波斯哈德形成直接竞争，而沃尔特又是戴弗特以前的摄影师，他同时也在为《生活》杂志工作，逼迫自己不得不拿出最好的报道来。
四月初，这个小组终于坐火车离开了汉口，随行的有一群军事顾问和更多的间谍。他们准备去东北面的苏州前线。那是一次要人命的旅行：日本人已经决定，要夺取和占领中国大片领土，惟一的办法是控制中国的铁路线，而这就意味着不断的侦察和轰炸任何一列火车。
卡帕和他的同事于4月3日早晨6点到达苏州火车站。他们在站台上看见4个快要死掉的平民。“其中一个还在慢慢动，”伊文斯注意到，“我们正好准时到达。中国军队正在台儿庄附近围困日军……卡帕在为我们这个小组拍摄，我在考虑这场为独立而进行的战争中非常独特的情绪。在中国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使所有军队联合起来……”
4月4日，卡帕通过中国火炮手的瞄准镜看到了4英里外的日本战线。突然之间，日本人开始轰击观察所了。卡帕躲进一个旧谷仓。当天晚上，他在伊文斯和费恩豪特面前唱起歌来，是那种沙哑和忧郁的嗓音。歌中唱到匈牙利的平原。第二天，作为助理摄影师，他领教了第一次教训。伊文斯写道：“监察官涂将军郑重其事地说，禁止拍摄大炮的特写镜头，而这简直就是胡扯，因为那是一种德国火炮，是1933年制造的，谁都知道这种火炮。”卡帕很快便学会了他的第一句中国话：Buyaokan——“不要看”。
4月7日早晨6点，卡帕醒来的时候发现，中国人已经占领了台儿庄。他很是生气。涂将军不准他靠得太近，不准拍摄火炮的镜头，又迫使他错过了日本人在可以想得起来的时代里的第一次挫败，也错过了中国人在这场战争中的第一次胜利的情景。到了中午，他跟同样十分生气的伊文斯和费恩豪特一起开车往城里去。到了城郊，一架日本飞机出现在天边，之后朝他们的方向飞来。他们在“一处坟墓一样的小沙堆后面躲了起来”。“我们趴在地面上，”伊文斯写道，“四张脸都面部朝下，这样，日本飞行员就看不出本来很容易辨认的面部肤色了。”
附近一列武装火车开火了，飞机转了几圈，之后离开了。当天下午，卡帕进入台儿庄城，发现那里一片荒凉。卡帕和费恩豪特在一条街上开拍，一名老妇突然尖叫起来，她以为摄影机是火炮。另一名老妇坐在“泥块和木板碎片”的旁边。她说，“这是我的家。”
卡帕为《生活》杂志写的报道发表于5月23日，它反映了路斯强烈的喜悦，他认为中国人至少打败了日本人一次。“一次胜利使台儿庄成为中国最知名的村庄”，该报道说，下面是村庄倒塌之后进去的一些士兵的照片。“历史上作为转折点的小城的名字有很多——滑铁卢、葛底斯堡、凡尔登，今天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名字……第二天，全中国庆祝一场伟大的胜利。也是在第二天，目击了那场战斗的伟大的战争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冲出了他的底片，并通过中国的特快客机送往《生活》杂志”。虽然生活杂志说卡帕是在4月6日夜里报道战斗的，但事实上，当时他正在酣睡中。
4月11日，一行人骑马出城，前往拍摄一位受伤的中国农民和他的一家人。天黑的时候，他们飞奔回城，摄影机在背后跳跃不停。“那都是些笨重的小马，成吉思汗的大军就是骑着那样的一些马儿征服整个亚洲和欧洲一部分的。有时候，在夜色里，我们会彼此失去联络。卡帕也骑马飞奔，突然间，他想像自己就是成吉思汗，对着我们大喊战争口号。从后面看去，他更像是桑柯·潘沙。他矮胖的轮廓在马鞍上抖动——这是在为他生命中的第二次奔跑。”
接下来的那天晚上，卡帕情绪不高，而喜欢言过其实的伊文斯却不然，他们两个人坐下来思考前线到底已经转移到哪里去了。“在黑夜里，我们听到远处的丘陵地带有隆隆的炮声，”伊文斯写道，“那就如同厚毯发出的有规律的击打声，人发烧的时候会听到这类的声音。里面夹有锣声，又混杂着机关枪的声音……之后是长时间的沉寂。在我们身边的青青的短茬玉米地里，气喘吁吁的士兵快步跑过，形成一根不间断的长线，他们要去抢夺前面的重武器。但是，不准我们一同前往。”
卡帕和他的同事回到汉口过复活节，他们现在已经对蒋夫人产生了深深的怨恨心理，对她派来的大批监视和间谍人员也很反感。4月29日，伊文斯和费恩豪特离开汉口前往中国西北地区，卡帕保证两天后出发。火车开出几小时后，日本飞机展开狂轰滥炸，以纪念裕仁天皇的生日。轰炸造成一千多平民死亡，在燃烧的街道上，在被焚毁的大楼里，卡帕看到跟在马德里看到的同样的情景。他再次把焦点集中在平民百姓的恐怖感上面：一位父亲紧紧抓住他的小孩子，正在朝防空壕的方向飞奔。一名妇女掩面不让相机拍到脸上的泪水；一名男子用扫帚无望地扑打着熊熊大火。
这次轰炸也扑灭了他心中对这次中国之行所抱的最后一丝热情。他成为“破酒吧”的常客，那里有一大批联系紧密的西方记者聚会，包括美国作家阿格尼斯·史沫特莱和爱德加·斯诺，他们在那里大喝杜松子酒和廉价的威士忌。“我们原来的看法似乎都消失了，我们对物质世界的一切不再抱任何希望，”史沫特莱回忆说，“没有人知道是否还有明天。我们都像一条船上的过客，我们在狂风暴雨的海上漂浮，我们刚刚找回一点人性……在战争的严酷气氛里，哪怕诗、歌曲和机智也在我们中间流行起来，一道魔术般的光芒在我们的友谊之上闪烁。”
7月初，卡帕终于脱离了“破酒吧”里进行的马拉松式双骰子游戏，前往拍摄黄河泛滥的情景，这次黄河决口是人为的，目的是要阻挡日军进攻。大堤决口造成惊人的效果，但日军的进攻仅仅停顿了几个星期，然而，数百万中国人却因此而无家可归。卡帕的照片显示满身污泥的中国农民正拼命朝干爽的陆上爬行，他们的家园被混浊的泥浆围住了。卡帕于4日回到汉口，到汉口几小时后就与伊文斯和费恩豪特一起参加了蒋介石的最高军事委员会召开的一次会议。这样的会议以前从来不向媒体开放的，结果，卡帕拍摄的“蒋介石”的相片在世界各地转载。
7月19日，日本人第一次故意朝汉口的平民区开火。卡帕在正午的烈日下四处奔走，看着满目荒凉的情景，烈火包围了整座城市。在某些地方，滚滚热浪让一些人面目浮肿。空气弥漫着灰烬的气息。成片的家园现在变成了余烬未灭的骨架。
8月初，中午的气温仍然在华氏100度以上，伊文斯和费恩豪特前往纽约。不久之后，卡帕遇到中美关系中相当重要的一位人物，即“醋人乔”史迪威，他是美国派往中国的军事指挥官。史迪威的诨名完全是正当名份的，在针对中国人的种种假定上面，人人都知道他喜欢挖苦讽刺，是典型的西方式天真浪漫。卡帕在南昌郊外的一个军营里遇到他。南昌离汉口约150英里，美国和其他地方的一些指挥官希望评估一下敌对双方的相对实力。对史迪威和卡帕双方来说，情形都是相当糟糕的：日本人离汉口本身只需要几天的时间了。
9月7日早晨，史迪威和其他一批来自英国和法国的军事官员准备到前线去，卡帕跟他们一起去。史迪威在他的日记里写道，卡帕“是相当勇敢的一个小伙子”。另有一处记着：“晚上出发，路很难走，警卫队也走错了路。畜力驮运，苦力，精疲力竭的人蜷起身体等死……日本飞机在200英尺的空中用机关枪扫射……热得跟地狱似的。”
在巴黎，吉约吉·马尔科斯和苏茜·马奎看到了卡帕寄来的照片。马奎知道，只有照片继续寄来的时候，才知道他并没有死掉。马奎猜想，他希望让全世界看到让他失去了格尔达的那种恐怖情景。那些图片是他看到的最让人寝食难安的一种：“儿童的肚子鼓胀着；躺在血污中的孕妇；在日本士兵的监督下为自己挖掘坟墓的中国人；日本士兵拿中国活人当作练刺刀的靶子。”卡帕是在那里搜寻死亡，他总结说，但是，他并没有找到：“至少目前还没有找到。”
卡帕跟其他一些记者一起等在酷热难挡的汉口，目击这座城市的沦陷，他们称自己是“最后的挖沟人”。这期间，他自问，当一名自由投稿摄影人是否意味着他将以此方式度过自己的余生。在一封致共产党友人彼德·柯斯特的信中，他谈起了组成一个由年轻摄影师构成的通讯社的想法，这样就可以掌握他们自己的工作。柯斯特是他原来在戴弗特工作的时候认识的。
9月底，由于汉口尚且没有陷落，他就离开汉口前往巴黎去了。永久性地离开中国的前几天，他第一次利用柯达35毫米胶卷拍摄到了后来第一次以彩色刊出的照片。《生活》杂志10月17日一期用两个页面登载他拍摄的另一次汉口空袭后的惨景。图片文字是：“作为中国撤退政府的首府汉口，其贫民窟里火焰万丈，日军飞机轰炸后，到处都是滚滚浓烟……一名穿蓝衬衫的女苦力一脸沧桑，无望地守护着家中的杂物，而正午的汉口正在炽热的空气中燃烧。”
1938年10月25日，汉口终于落入日本人之手。在那之前，卡帕已经回到西班牙，在那里报道他职业生涯里最痛心的故事：共和党人最后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