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则日记还详细描述了当天下午，格尔达和卡帕后来如何利用康托的人马排练了多幕进攻情形。“卡帕安排了全套进攻情景：一个想像中的法西斯阵地被袭击，一批男子高喊着口号，怀着激烈的战争热情跳跃起来，跑步奔向胜利……（卡帕）对结果非常满意。”
因为拍不到真实的东西，他们最终只好做假了。卡帕对那些人“高昂的作战精神”留下深刻印象，他对康托说，那种表演出来的攻击行为如果当真发生，那一定会“更真实在《时间的步伐》系列片的制片人当中，表演出来的情景并非少见。人人都知道，路斯经常对导演说，“要按真实来假装。”甚至经常会请一些演员来扮演比如海勒·西拉斯之类的真实人物，如果无法安排真实采访的话。”。两天之后，卡帕和格尔达跟康托一起到了拉格兰约拉前线。康托在日记中写道：“摄影机一旦扛上肩头，怎么也无法阻挡她（格尔达）了，只见她在光天化日之下冲上前去，没有任何人掩护她，一直跑过180米的空地，真是愚不可及。几个大胆的人跟在她身后。当时是午睡时间，法西斯分子看来都在睡觉。一切都还不错。格尔达·塔罗拍到了阵地的长篇片断，还有第二连队的同志们。天都快黑了，几乎是靠武力才将他们拉回来。”
成功地纪录了明显是胜利的共和党人的进攻场景以后，卡帕就前往巴黎，将他和格尔达拍摄下来的东西交给理查德·得洛奇蒙。这期间，格尔达仍然留在马德里，参加那里的第二届国际作家大会。格尔达现在是以小红狐而闻名了，她为共产党人的日报《今夜报》拍摄关于这个妄自尊大的左派作家集会的情况。她的照片将署上“图片：塔罗”的字样。她现在完全是一位图片摄影记者了，不靠别的任何人帮忙。
离开巴黎之前，卡帕请来自加拿大的年轻志愿者泰德·爱伦照顾格尔达。“我把格尔达交给你了，泰迪，”卡帕对他说，“请好好照顾她。”爱伦是一位有抱负的作家，他为加拿大医生诺尔曼·白求恩的输血队做政治指挥员。他与格尔达和卡帕参加过几次晚会，一起在马德里的格兰维亚宾馆的酒吧里喝过酒，有时候还跟海明威和约翰·多斯帕索斯一起：第一次看见格尔达和卡帕在一起的时候，爱伦就想，“不错，不错。”
格尔达等待《今夜报》的编辑分配给她另外的任务，这期间，她搬到了卡萨德阿利安茨宾馆的一个套间。卡萨德阿利安茨宾馆在西班牙最狂热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中间极受欢迎，那里有彻夜不停的串门活动，还有很多艺术家住客，比如智利诗人帕布罗·聂鲁达。格尔达很快成为阿利安茨宾馆的明星住客，开过好几次派对，一些死硬的社会主义记者如克洛得·考克曼和俄国的依尔亚·埃伦勃克在那里倾听漂亮的年轻诗人们朗诵华丽的诗章。
在马德里的好多外国记者当中，包括“苍白无力的”科克伯恩在内，很快都与格尔达搅到一块儿去了，他曾为《伦敦工人报》写过一些过于乐观的报道。卡帕动身前往巴黎之前拍摄的两张照片，捕捉到了她在这个时期的诱人之处：在第一张里，格尔达穿着绿色的工作服，正蹲在一个士兵身后的石头旁边，她的脸上露出极度兴奋的表情，被战争中的肾上腺素活动冲昏了头脑。另外一张显示她的胳膊悬在一块基石上面，而基石上面刻着PC（共产党）两个字母这张照片是一个证据，说明卡帕和格尔达两人都同情共产主义。。
在1937年7月的大部分时间里，爱伦和格尔达一直在到处找故事报道，有时到很晚。那是极其耗费精力的事情，经常看见一些歇斯底里的孤儿、挨饿的妇女儿童和无数死尸。但是，格尔达一直保持心情愉快，开车从一个故事奔向另一个故事，一边还高唱着共和党人的进行曲。她最喜欢的是“瓜特洛斯的将军”，这首是拿四名叛军将领开玩笑的，并且赞扬马德里人民的反抗精神。
一天下午，爱伦在自己的宾馆房间里让格尔达看到了自己写的一些故事——他后来根据这些材料写了一本小说，《新大地的诞生》，她说，她觉得这些材料不错，他听后真是受宠若惊。她去了浴室，回来的时候还在刷牙，身上只穿着惟一的内衣。她在床上躺下来。
“你觉得我们吃饭之前先小睡一会儿如何？”她问。
爱伦在她身旁躺下来，确保身体不要碰到一起。他知道卡帕多么喜欢她，也知道把她的生命托付给自己的时候，他是多么认真。格尔达决定试试他的毅力，因此用很细的指尖弄他的眼皮。
“我再也不会再次恋爱的！”她说，“太痛苦了。”
爱伦问她是否还爱卡帕。
“卡帕是我的朋友，”她强调说，“是我的伙伴。”
“你准备跟卡帕结婚吗？”他问。
“我告诉过你了，他是我的伙伴，不是我的情人。他还在想我们结婚，但是，我不想。”
“看他的样子，你们好像是情人，”爱伦说，“他让我负责你的安全。让我照顾你。”
“是啊，他很聪明。他看到我是怎么盯着你看的。”
格尔达跟别的人也调情，这期间，马德里的西边正有十多万西班牙人在为争夺布伦莱特而彼此屠杀。7月12日，格尔达终于到达该市，当时，叛军的狙击手已经准备好随时拿取共和党士兵的人头。在几个小时里，她拍摄到了共和党人对叛军最后堡垒的几次成功的进攻。她拍摄的镜头之一是一名共和党人将锤子镰刀的图案涂在白墙上，而旁边就是已经打上死叉的法西斯分子口号。
几天之后，格尔达陪同脸色灰白和厌世嫉俗的伦敦《工人日报》记者克劳德·考克布恩回到前线。他后来回忆说，在一片田野里，他们遭到德国飞机的狂轰滥炸。“我们得出结论，这次，我们活着出去的可能很小了，”考克布恩写道，“（格尔达）当时就站了起来，开始拍摄飞机的照片。”
“万一我们真的活着出去了，”她对他说，“那我们就有东西拿给非干涉委员会看了。”
格尔达看不出她自己与共和党人的战士之间有何区别。她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客观精神。她现在屁股上挂着精致的左轮手枪，白天晚上都别着。她对一位德国摄影同行沃尔特·路透说，她还穿着长统袜和高跟鞋上前线，因为那容易刺激男人的士气。在别人看来，比如在阿尔弗雷德·康托维茨和苏维埃作家米哈依尔·柯尔索夫眼里，她已经成为一名反法西斯战士：她对正在分裂共和党人的政治暗斗一无所知，但对西班牙平民的苦难却十分敏感。意识形态不太有多大关系。战胜法西斯是最为重要的。“我们都认识一些极优秀的人，他们在这场自卫战争中死掉，”她告诉考克布恩说，“想起这些人，你会产生很荒诞的想法，觉得自己到今天还活在世上都是不公平的。”
格尔达应该于7月26日星期一回到巴黎的。星期五，也就是24日，共和党人又争得了一片失地，她决定回到布伦莱特去，最后去一次。星期天早晨天刚刚亮，她打电话给泰德·爱伦，请他跟她一起去——她已经找到一辆车送他们去。“我得带上一些好照片回巴黎去，”她告诉他说，“如果他们还在布伦莱特一带战斗，那我就有机会拍到好的动作照片。”
他们到达布伦莱特的郊区，法国司机就再不想往前开了，一码都不往前开了，格尔达和爱伦步行穿过一片玉米地。到了城里，他们见到了沃尔特斯将军，他是那个地区共和党武装力量的司令。因为遭受了重大损失，他和其他官员的士气都低沉得很，因此命令他们立即离开。格尔达请求沃尔特斯，但沃尔特斯再次命令她离开，这次是对她吼叫着。但是，她不听。因为预期会有叛军疯狂的进攻，她和爱伦找到了很浅的一处猫耳洞躲起来。吓坏了的共和党部队就躲在附近。
接着就听到了弗朗哥的飞机传来的凶险的声音。12架海因克尔轰炸机布满了天空。几秒钟后，炸弹就在他们身边炸开了。格尔达投入行动，开始拍摄了，一边拍摄，一边看到灰土在猫耳洞旁边雨一般落下。一名德国秃鹰大队飞行员沃勒尔·布默尔伯格从飞机上朝下看，他看到了一大片被毁灭的人和物，他觉得自己亲临了“地球上的最后一日”。
约在早晨4点，格尔达和爱伦看到了双翼飞机，上面都装配着重型机关枪。有一架直接朝他们冲下来。爱伦意识到，飞行员一定看到格尔达手中的相机在阳光底下发出的金属反光。一架飞机已经飞得很低了，并且发现了他们的猫耳洞，但她保持镇定。更多的飞机朝他们这边飞来，她仰躺在地上，只管不停地往莱卡相机上装胶卷。卡帕的自动摄影机就在离猫耳洞几英尺远的地方，爱伦抓住了，拿来当防止子弹、榴弹和飞石射中的挡箭牌。约在下午5点30分，爱伦和格尔达突然之间看到了朝他们的方向飞速撤退的一群人。有几个人就在离他们几码远的地方被炸得粉身碎骨。接着是一片混乱，更多的人转身逃跑。但接着，有几名共和党人的士兵就在附近拿步枪对准自己撤退中的战友。这就足以抵挡后退之潮了，不久之后，共和党人的阵线重新纠集起来。爱伦请求格尔达离开。最终，她同意了。
他们陪同一位苏格兰医生到了新的前线，是在布伦莱特和附近的维兰纽瓦村之间形成的。沿路都是死人或垂死者。格尔达没有拍摄他们。她没有胶卷了。在维兰纽瓦村，两名男子请求医生帮助一名受伤的朋友。他们掀开盖住战友的毛毯：他的双腿已经炸得认不出形状来了。一辆共和党人的坦克从旁开过。他们把受伤的战友放在坦克里，然后搭车前进。敌机再次出现。坦克在一座泥墙农舍旁边停下来，那里面挤满了已经死去和正要死去的人。
一辆装着三名伤员的白色巡逻车开过来了。格尔达和爱伦挡住车，请求搭载一程。格尔达跳上踏板。“今晚我们将在马德里开一个告别晚会，”她说，“我已经买好了一些香槟。”
突然间，共和党人的另一辆坦克也开过来了，坦克转向朝他们开来，好像司机已经失控了一样，之后就撞上了小车侧面，将格尔达挤扁了，同时把爱伦挤到了附近的一条沟里。接下来，爱伦所知道的就是他躺在路边。他的裤子已经被撕开了，血乎乎的，但他不觉得疼痛。两名士兵跑过来将他拖进沟里，因此他大声呼喊格尔达的名字。接着，他看到了格尔达的脸。她在尖叫，她的眼睛在请求他帮助她，但是，他的腿一动不能动。
敌机再次俯冲下来。士兵奔向掩体。飞机经过。爱伦高喊格尔达的名字。有人告诉他说，已经用救护车将她拖走了。他问她的相机在哪里。没有人知道。接着，有人将格尔达的皮带递给他了——上面的木搭扣已经粉碎了。几分钟后，他昏过去了。他在名叫艾尔艾斯柯里尔的小城的一家医院里醒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