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就是指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坚持而不动摇，尤其这种困境用“屈辱”这种状态表现出来的时候。屈辱无疑是人生最严重的考验。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拥有超乎常人的耐力才有可能继续奋斗。
这种人做人都有一非常坚定的目标，即使牺牲尊严也不肯放弃这个目标，而这个目标通常也会让他们东山再起，重寻做人的光辉。
1.孤独易受人冷落
孤独才能安静，安静才能思考，思考才会有真理，认识了自己的真理就会更孤独，许多大哲学家就是沿这条路走的。
孤独成就了悲剧哲学家尼采。“我的时间尚未来到，有些人要死后才出生。”尼采在孤寂中仍能掌握他的自信而投下这样的豪语。正如叔本华所言：“我不配我的时代，也可以说这个时代不配我。”德国哲学家尼采的狂傲如同叔本华，也正如这两句话后隐含的两位哲学家都是孤独的。
果然，尼采有先见之明，当他1900年辞世、死亡的脚步刚踏进20世纪的门槛，半个世纪的历史就跌入了他思潮的震撼之中。1888年，名声卓著的丹麦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在哥本哈根首次讲授尼采，从此他的声名便像烈火一般地传播开来，报章杂志争论着他的影响，讨论他和当代思潮与文人的关系——叔本华的哲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瓦格纳的音乐，齐克果的实存概念、希特勒的政权、基督教、心理分析、现代德国诗坛、一战、二战，以及存在哲学……。有关尼采的论说，成千上万的书涌现于世。尤其是希特勒把尼采的整套著作作为贺礼送给墨索里尼时，尼采的声名高峰叠起，但也被曲解到最极至。
不管怎么说，追捧也好，曲解也好，误解也好，生前饱受冷漠的尼采，在死后，似乎全世界都成了他的知音。尼采的思想，可以说是他性格和经验的产物，尤其是其孤傲的性格更是起到了主要作用。
尼采1844年10月15日出生于普鲁士萨克森州的洛肯镇。四岁时，父亲患脑软症去世。丧父后，尼采在其母亲的怀抱中离开了故乡迁往南堡，这时围绕在他周身的都是女人——母亲、妹妹、祖母和两个姑姑。外在的世界，在战火中喘息，而尼采却生活在一片祥和平静的气氛中。除了天生的孤独性格因素之外，童年生活环境的影响也起到了很大作用。尼采出生于宗教家庭，据说祖先七代都是教师，其父亲也是，一家人都是基督教徒。
可是让人不解的是，尼采生于宗教的气氛中，日后却成为举世闻名的反基督教的人，他甚至认为“上帝死了”；尼采在女人的周围和养育中长大，后来却成为顽强的反女性主义者。
进入中学以后，尼采除了智力的发展有着惊人的进步外，音乐和诗歌成为他的感情生活的两条出路。1864年，尼采进入波恩大学以后，开始研究神学与语言学，但一学期后，便不再继续学习神学了。经过一段对于权威的反抗，他的性情由急放不久又转向孤独。尼采深感那种纵情的生活、人群中的喧嚣只是带来内心的空虚而已，于是重返往日的孤独。
1865年，尼采来到莱比锡大学，几年时间，有两大因素形成了尼采的个性，这便是叔本华的哲学和瓦格纳的音乐。尤其是叔本华那种独抱孤怀的人格感动了尼采，加上自己本身固有的孤独性格，尼采的孤傲个性终于形成了。
作为哲学家，尼采是非常成功的，《悲剧的诞生》、《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等著作及他的思想是属于全人类的文化遗产。1900年8月25日，他死于威玛，在他出殡时，挽联上写着“你的名字在后人心中是神圣的”。关于这一点，孤傲的尼采在其自传《瞧，这个人》中早就写道：我很怕将来有一天会有人称我为神圣的；你可猜得到为何我要在死前出这本书，就是要防止别人对我的恶作剧；我不希望成为神圣的人，甚至于宁可做个怪物——也许我就是一个怪物。
可以说是孤独成就了尼采的思想，成就了他这个人。他孤独地思想，才会有奇特的火花；孤独地存在，也同样孤独地解脱自己。
2.顽固不化无人缘
中国近代文人，大都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又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这些都在他们心中艰难地碰撞，造就了他们或怪异、或豪放、或清高、或孤独的性情。清末御用文人王国维就是一个性格孤僻极端的人。
1927年农历五月初三，一位学术天才在北京颐和园的昆明湖自沉而死。这个人就是清末民初著名文史学者、戏曲史科学的奠基人，莹彻而灵透的《人间词话》的作者王国维。王国维个性孤僻、极端。他忠于满清帝国，曾任过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溥仪的退位、大清的崩溃，他万分伤感，一时难以接受，最终走上了自杀之路。
王国维幼时入私塾，15岁入州学，少年时代即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基础，有“才子”之称，为“海宁四子”之首。1898年到上海，在康有为、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当书记校对，并开始接受西方文化。1901年游学日本，翌年因病归国，曾先后在南通师范学堂、江苏师范学堂任教。1907～1912年，从事词曲和戏曲史的研究，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人间词话》和《宋元戏曲史》都完成于这个时期。1913年以后，致力于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字学的研究，亦成就斐然。1925年任北京清华研究院教授，与梁启超、陈寅恪，被并称为清华“三巨头”。生平著作丰厚，现存《静安文集》、《观堂集林》、《王忠悫公遗书》等。
王国维对近代学术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同时也是巨大的，郭沫若在1946年就曾惋惜地慨叹道：“王的自杀，无疑是学术界的一个损失。”郭沫若还将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比做“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并称《鲁迅全集》和《王国维遗书全集》“是‘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的一对现代文化上的金字塔”。缪铽先生称王国维为“近世中国学术史上之奇才”，并说王氏“学无专师，自辟户牖，生平治经史、古文字、古器物之学，兼及文学史、文学批评、均有深诣创获，而能开新风气，诗词骈散亦无不精工。其心中如具灵光，各种学术，经此灵光所照，即生异彩。论其方面之文博，识解之莹彻，方法之谨密，文辞之精洁，一人而兼具数美，求诸近三百年，殆罕其匹”。这样的一个学术巨子，正当年华鼎盛之时（王国维自沉时恰巧50岁，是学术上成熟之际），何以遽尔撒手人间，以归道山呢？这真如一颗巨星，才升中天，亮极而殒。的确，王国维之死，乃千古之谜。
为了便于探讨，可以先了解一下王国维自沉前后的大致过程：
1927年6月1日（夏历五月初二日），清华研究所已放暑假。全体师生于工字厅聚会，举行惜别活动。静安先生一如既往，与大家一一作别，并无情绪上的异常。次日上午八时赴校，命研究所中听差往其家中取学生成绩册，又与同仁商谈下学期招生事宜。尔后，向办公处侯厚培索借二元钱，侯取五元钞一张与静安先生。于是，静安先生从容外出，自雇一辆洋车，径赴颐和园。据园丁称，静安先生是上午十点左右入园的，先是在石舫间兀坐良久，复闲步入鱼藻轩中吸纸烟，顷即闻有投湖声，及人闪往救出来，其间亦不过两分钟，然静安先生已气绝，死时内衣犹未尽湿。昆明湖水底多污泥，大约静安先生投湖时，头先入水，以致口鼻皆为污泥所塞，并呛入肺叶，窒息而绝。至午，静安先生家中候其午餐，未归，急甚。下午二时许，其三子贞明往研究所询父之所向，听差及门口车夫告之以曾往颐和园，贞明遂雇车奔赴，途中遇送静安先生入园之车夫，车上巡警问明乃静安先生之子，乃领入园中，认明自沉者确系其父静安先生。次日下午三、四时许，法官率检验人员至，于静安先生衣袋中得遗书一封，封面书曰：“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内有遗嘱一纸云：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敛，即行琳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按：陈寅恪和吴宓）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致饿死也。
五月初二日父字
如果仔细分析一下王国维的性格就不难看出他的死因了，王国维处于社会的变革时期，又处在新旧文化的交替点上，其个人气质又极为特殊，所遭遇又多为偶然性。以其孤僻、偏激的个性来判断，他的“自沉”原因是多重的、复杂的。
更能突出表现王国维个性的当属他作的《颐和园词》，他又自沉于颐和园的昆明湖，这仅仅是一种巧合吗？恐怕结论是相反的。佛雏说：“《颐和园词》者，悼清亡之作，仿《连昌宫词》（元微之）、《圆圆曲》（吴梅村）体为之。”诗中极写园林之壮丽辉煌，从中流露出凄楚悲怆的留恋和怀旧意识，情调近于《桃花扇·余韵》中的[哀江南]套：
西直门西柳色青，玉泉山下水流清。
新锡山名呼万寿，旧疏湖水号昆明。
昆明万寿佳山水，中间宫殿排云起。
拂水回廊千步深，冠山杰阁三层峙。
隥道盘纡凌紫烟，上方宝殿放祈年。
更栽火树干花发，不数明珠彻夜悬。
是时朝野多丰豫，年年三月迎鸾驭。
长乐深严苦敝神，甘泉爽垲宜清暑。
高秋风日过重阳，佳节坤成启未央。
丹陛大陈三部伎，五卮亲举万年觞。
这一段够气派，也够“壮美”了。而诗的结尾则几至呜咽了：
定陵松柏郁青青，应为兴亡一拊膺。
却忆年年寒食节，朱侯亲上十三陵。
从这首诗来看，王国维个性是孤僻、固执的。诗的中间部分，他大为慈禧唱赞歌，称其为“后来无继前无偶”的“天下母”，又百般安慰、扶植那个年代的溥仪，其实王国维此时的所为给人感觉有些顽固不化，他也把事情弄反了，供慈禧一个人享乐的，以海军经费造起来的颐和园，在他眼中是那样的辉煌壮丽，他看不到回廊曲折、明山秀水背后的残酷，只念朝廷的恩宠。颐和园的确很美，即便是去游览，也不免产生这样的感觉，但不要忘了屈辱，庞大的海军军费，历时4年的浩大工程，这其间值得有一种历史深思，如果不过分苛求王国维，只是从其个性来看，他的命运似乎只有两条可走：一是三十六岁以后，他的世界观发生了变化，坠入了封建士大夫的政治伦理深渊，落得了殉清的悲剧结局，二是他的审美理想出现了头足倒置，为了保持所谓的人格尊严投湖自尽。
一种虚无，也是一种解脱。一纸付炬，用意在此，创作如此，弄学问亦复如此。“坐觉无何消白日，更缘随例弄丹铅”（王国维[浣溪沙]词句）。可见他的做学问，明明是一种借以忘忧之举。国事有忧，人生有郁，学问也就难以做下去了。王国维曾在（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中说：“窃又闻之：国家与学术为存亡，天而未厌中国也，
“必不亡其学术。天不欲亡中国之学术，则于学术所寄之人之人必因而笃之。世变愈亟，则所以笃之者愈至。”这话是反着说的，世变亟，欲以耽学术而忘忧，偏偏又忧郁难遗。及待忧郁至极处，学术便难以载之了。便是“何物尊前哀与乐，已坠前欢无据他年约。几度烛花开又落，人间须信思量错”（王国维[蝶恋花]词后阙）。当年是想有功于学术的，几经事变，前誓须毁，约不能践，看来路可能是走错了吧！王国维何其矛盾，又何其苦闷！
孤僻、固执的性格，使王国维不能顺历史洪流而生，终日徘徊、彷徨苦闷，最终在其学术的盛年自杀而终，造成了一个文艺界上的重大悲剧。
3.只身赴清流的屈原
屈原，是战国末期的楚国人，是杰出的政治家和诗人，他是楚武王熊道之子屈瑕的后人，丹阳（今湖北秭归）人。
屈原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楚杯王、顷襄王三个朝统治时期，他的主要政治活动是在楚怀王时期。那个时期正是历史上大一统的前夕，由于他明于治世，娴于辞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位于三闾大夫之职，屈原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使楚国一度出现了一个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但是由于在内政外交上屈原与楚国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屈原后来遭到小人的诬陷，与统治集团的距离也来越远。
公元前304年，张仪由秦至楚，以重金收买靳尚，马兰、郑袖充当内奸，同时诱骗怀王与齐楚断交。
怀王受骗之后恼羞成怒，两度向秦出兵，均遭惨败。于是屈原被派往齐国重修齐楚归好。此间张仪又一次由秦至楚，进行瓦解齐楚联盟的活动，使齐楚联盟未能成功，怀王二十四年，秦楚黄棘之盟，楚国彻底投入了秦国的怀抱，屈原也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被逐出当时的郢都，流放到汉北。
楚怀王三十年，屈原回到郢都，秦国使诈与楚怀王谈判，致使怀王武关被扣，最终客死异乡，屈原两次被放逐流放江南，流离沅、湘二水，遂自沉汩罗江，让自己与政治抱负一起，付之东流了。
《离骚》是屈原对世界一种倾诉，从它的字里行间可以发现，屈原陷入孤独的原因有很多种：他被放逐以后，四处飘零，浮萍一生，君主抛弃了他，同列的士大夫们抛弃了他，精心培养的弟子们抛弃了他，人民同情他但不理解他，他的理想不能实现，他由春风得意的诗人变为独自落魄江湖的人。
“孤独感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种特有的精神现象，作为一种深度的心理体验，其重要表征是主体与对象疏离所导致的一种铭心刻骨的精神空落感。”当理想与现实背离时，决定了像屈原这样的人总是孤独，众人永难附和他们，他们处在与众人彼此隔绝的生存状态，因而也就使屈原的情怀呈现出永恒的无边的落寞。一个人处在这样孤立的境况下，他能体验的只有一种人生的大悲哀：孤独。屈原便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