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剧的伴奏乐队，过去曾有“一鼓二锣三弦手，梆子手钹共八口”的说法。早期的豫剧在乐器上还使用四大扇（大铙、大钹）和尖子号（管长一米左右），以此来制造雄壮热烈的气氛。
豫剧乐队的文场主奏乐器，早期为大弦（八角月琴，演奏员兼吹唢呐）、二弦（竹或木质琴筒蒙桐木面的高音小板胡）和三弦（拨弹乐器）。20世纪30年代，樊萃庭先生节借鉴山东梆子的伴奏乐队，引进了板胡、大弦、二弦逐渐弃置，改用中音板胡（俗称“瓢”）为主弦。五十年代以后，一般的文场中逐渐增添了二胡、琵琶、竹笛、笙、闷子、大提琴等。有的还增加了坠胡、古筝等。亦有增加小提琴、中提琴及西洋铜管、木管乐器的，组成中西混合乐队。豫剧文场中的传统伴奏曲牌有300多个，其中唢呐曲牌130多个，横笛曲牌20多个，丝弦曲牌170多个。
豫剧乐队武场的主要乐器有板鼓、堂鼓、大锣、手镲、小锣和梆子等。豫剧武场的锣鼓点共有三大类：一是开台锣鼓点。主要由［混加官］、［毛边］、［鲍老催］等；二是配合表演动作及烘托舞台气氛的锣鼓点。大多与京剧相同，但有的叫法不同。常用的有各种形式的［一锣］、［两锣］、［三锣］以及［收头］、［四击头］、［紧急风］、［战场］等；三是唱腔中的锣鼓点。剧种特色较突出。较常用的有［迎风］、［到脱靴］、［拐头钉］等。流水板类中有各种［流水头］以及［一滴油］等；散板类中有各种［非板头］、［滚白］等；二八板类锣鼓点最为丰富，又分为单鼓条和双鼓条两类。除两者都有的［串锤］、［长锣］等外，单鼓条类中常用的有［里撇］、［外撇］等，双鼓条中常用的有［五钉锤］、［梆子穗］、［风搅雪］等。加上其他附属板式唱腔中的各种锣鼓点，总共不下百种。
（四）、角色行当
豫剧的角色行当，由“生旦净丑”组成。按一般的说法是四生、四旦、四花脸。戏班组织也是按照“四生四旦四花脸，四兵四将四丫环，八个场面两箱官，外加四个杂役”。四生即老生、大红脸（红生）、二红脸（武生）、小生；四旦即大净（黑头）、大花脸、二花脸、三花脸（丑）；也有五生、五旦、五花脸的说法。演员一般都有自己专工行当，也有一些演员则一专多能，工一行外，兼演他行。
三、越剧
（一）、概述
越剧主要流行于上海、浙江、江苏、福建等地。越剧长于抒情，以唱为主，声腔清悠婉丽，优美动听，表演真切动人，极具江南地方色彩。越剧演员初由男班演出，后改男女混合班或全部女班。
越剧前身是浙江嵊县一带流行的说唱形式“落地唱书”。主要是马塘村为主。清朝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春开始演变为在农村草台演出的戏曲形式，曾称小歌班、的笃班、绍兴文戏等。艺人初始基本上是半农半艺的男性农民，故称男班。中华民国14年（1925年）9月17日上海《新闻报》演出广告中首次以“越剧”称之。
在中国戏曲的百花园里，越剧是盛开在江南的一朵奇葩。她以细腻的表演，委婉的唱腔和优雅的风格，令人陶醉。越剧虽然从诞生到现在还不足百年，但已是继京剧和梆子之后的全国第三大剧种，也是浙江省内流传最广，深受欢迎的第一大剧种。越剧起源于浙江嵊州农村。最早是贫苦农民为了生计，使出善唱民歌小调的本领，沿门唱书以乞求施舍。后来，唱书进入城镇、茶楼、大户人家的厅堂，最后转为上台演出，这标志着越剧的诞生了。20世纪20年代后，越剧从浙东山间走出，进入宁波、杭州、上海等城市。民间艺人不断创新，使越剧形成崭新而又独特的音乐风格，被广大观众所喜爱和接受。在当时的上海，越剧风靡一时。20世纪40年代开始，以袁雪芬为代表的越剧姐妹，为了抗日救国，振兴中华，树起新的越剧的旗帜，对越剧进行了大胆的革新。根据鲁迅小说《祝福》改编的越剧《祥林嫂》，使越剧表演的题材内容有了突破性的改变。为筹集资金自建剧场《山河恋》义演，汇聚了“越剧十姐妹”，在越剧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新中国成立后，越剧走上了全面繁荣发展之路，流派纷呈，名人辈出。《梁山伯与祝英台》、《西厢记》、《红楼梦》、《碧玉簪》等优秀剧目不断涌现，还被拍成电影，在全国各地放映。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剧新秀不断崛起，出现了以茅威涛为代表的“小百花”和许多优秀剧目，如《五女拜寿》、《汉宫怨》等，标志着越剧又一辉煌时代的到来。
（二）、越剧的艺术特色
越剧唱腔属板腔体。在落地唱书时，曲调节奏单一，具民歌小调性质。吸收湖州三跳曲调而为“呤嗄调”后，演变为“呤嗄北调”和“呤嗄南调”两种。北调舒缓婉转，用接腔配合演员出卖；南调粗犷爽朗，采用多人帮腔。当时还从余姚滩簧中吸收了“断工调”和从杭州一带民歌中吸收了“钱塘调”以及“十字调”、“哀哀调”（又称“点红调”）等。1920年采用板胡正调来伴奏“呤嗄调”，越剧进入了“丝弦正调”时期。
越剧在小歌班初期，表演相当简单，仅把唱书时音分五色的演唱方式，改为演员分成不同角色扮演，演出时以唱为主，动作不多，还保留着明显的说唱艺术痕迹。在演出实践中，表演艺术主要从两方面丰富：演生活小戏时，多模仿生活动作而略加提炼，如采茶、做针线、扇炉子、煮面条、看花、观景、唤鸡、赶狗；演古装大戏时，则多搬用其他剧种主要是绍兴大班的基本程式，如开门、关窗、上楼、撑船、坐轿、骑马等。这一时期的表演尚未形成严格程式。40年代初，越剧进入大城市后，绍兴文戏包括男班和女班阶段，向京剧和绍剧学习，在表演上走程式化路子。有些戏班还请了京剧武戏演员来教武功。女班兴起后，不少科班都是整本文戏学绍剧，武戏折子戏学京剧。艺徒要练毯子功和把子功，学枪背、吊毛、掏翎子、翻跟斗、虎跳和各种高翻、跌扑等技术性较强的程式动作。同时，有些演员已注意到表现不同的人物性格和思想感情。1942年秋由袁雪芬倡导的越剧改革，对越剧表演艺术进行了重大革新。一方面吸收了话剧、电影的表演方法，真实、细致地刻划人物性格、心理活动，强调表现人物的真实感情，另一方面，向昆曲、京剧学习优美的舞蹈身段和程式动作，使外部动作更细致、更具节奏感。这两方面的有机结合，形成了越剧表演艺术独特的写意与写实相结合的舞台风格。建国后，越剧表演艺术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写实与写意、深刻的内心体验与经过美化的外部动作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在重视舞台整体性和人物的整体性基础上，追求表演的逼真性、身段动作的准确性和丰富性，着力刻画人物的性格。在演现代人物时，越剧的表演强调生活化和规范化结合，体现不同人物特有的气质。浙江省越剧界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多套新的程式动作，如持枪、打伞、耍手杖等，通过不同剧目的演出实践，不断积累，从而使这些新的表演程式多样化。
越剧舞台上采用带有中国画特色的立体布景，使用五彩灯光、音响和油彩化妆。服装式样结合剧情专门设计，色彩、质料柔和淡雅，风格优美抒情、诗情画意，成为剧种艺术风格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角色行当
越剧是一个年轻的剧种，到现在也不过有百年历史。由于越剧比较年轻，题材比较狭窄，所以它的行当不象京剧那样完整。越剧的行当主要分小生、小旦、老生、小丑四类。这四个行当被称为越剧的“四柱头”。在这“四柱头”当中又以小生、小旦为主。除了这四行当外，还有老生和大面。
越剧中的小生，是指扮演青年的男角。根据角色身份的不同情况，小生又可分为风雅的青年男子、功架小生、穷小生和武小生几类。风雅小生又叫扇子小生、儒巾生，主要扮演性格温文典雅的青年男子；功架小生，也叫官生，一般扮演的是有功名职衔、穿锦袍的青年男角；穷小生，也叫苦生，扮演的是出身贫苦的书生；武小生大都扮演有武艺的青年男子。
越剧中的小旦，分为悲旦、花旦、闺门旦、正旦、武旦、泼旦几类。悲旦，京剧中称为表衣，扮演身世悲苦的青年女子；花旦扮演天真、活泼的少女；《西厢闺门旦主要扮演官宦人家的小姐；正旦扮演中年妇女；泼旦一般扮演性格比较泼辣的女子；武旦扮演的是有武艺的女子。
老生是指四十岁以上的男角色。带黑髯的叫正生；带共花髯、白髯的叫老外，这是以年龄大小来区分的。越剧老生还可以按表演艺术的不同特点而分为唱做老生；文武老生；泰斗老生以及掼头老生。越剧老生重于花脸和老旦。还有，在某一出戏中，老旦的戏重于老生的时候，老生演员就去唱老旦，因此有称老生为“半个老旦”之说。
小丑又叫小花脸。因为这一行当所表演的人物往往在鼻子上勾画一块小白粉，所以叫小花脸。这一行当具有风趣、诙谐、幽默、滑稽或者阴险、狡猾的特点。小丑分长衫小丑、短衫小丑、彩旦几类。长衫小丑是指穿长衫的丑行；短衫小丑是指穿短衫、系作裙的店家、酒保、地保、牢卒、船夫、乞丐、小偷等等，十分繁杂；彩旦是指女的丑角。
越剧中的老旦和大面，是不被重视的行当。老旦扮演上了年纪的妇女；大面又叫大花脸，也就是京剧中的净角，一般是指上了年纪的反面男角。
四、黄梅戏
（一）、概况
黄梅戏是安徽省的主要地方戏曲剧种。在湖北、江西、福建、浙江、江苏、台湾等省以及香港地区亦有黄梅戏的专业或业余的演出团体，受到广泛的欢迎。黄梅戏原名“黄梅调”，是十八世纪后期在皖、鄂、赣三省毗邻地区形成的一种民间小戏。其中一支逐渐东移到安徽省安庆市为中心的安庆地区，与当地民间艺术相结合，用当地语言歌唱、说白，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被称为“怀腔”或“黄梅调”。这就是今日黄梅戏的前身。在民国10年（1921年）出版的《宿松县志》中，第一次正式提出“黄梅戏”这个名称。
黄梅戏语言以安庆地方语言为基础，属北方方言语系的江淮方言。其特点为唱词结构在整本戏多为七字句和十字句式。七字句大多是二、二、三结构，十字句大多是三、三、四结构。有时可根据需要以七字、十字句为框架，字数可压缩或增扩，曲调则常使用垛句。花腔小戏的唱词灵活多变，有三至七字不等，中间常夹杂多种口语化无词意的字。句数不一定为偶数有时奇数句重复最后一句便成偶数。唱念方法均用接近普通话的安庆官话唱念。整本戏中用韵母念、官话唱，小戏说白则用安庆地方的乡音土语，唱腔仍用官话唱。
黄梅戏的发展历史，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清咸丰到辛亥革命前后产生和流传到皖、鄂、赣三省间的采茶调、江西调、桐城调、凤阳歌，受当地戏曲（青阳腔、徽调）演出的影响，与莲湘、高跷、旱船等民间艺术形成结合，逐渐形成了一些小戏。进一步发展，又从一种叫“罗汉桩”的曲艺形式和青阳腔与徽调吸收了演出内容与表现形式，于是产生了故事完整的本戏。从小戏到本戏还有一种过渡形式，老艺人称之为“串戏”。这就为黄梅戏的产生创造了条件。第二阶段，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黄梅戏演出活动从农村草台走上了城市舞台。黄梅戏入安庆城后，曾与京剧合班，并在上海受到越剧、扬剧、淮剧和从北方来的评剧（时称“蹦蹦戏”）的影响，在演出的内容与形式上都起了很大变化。编排、移植了一批新剧目。音乐方面，对传统唱腔进行初步改革，减少了老腔中的虚声衬字，使之明快、流畅，观众易于听懂所唱的内容。取消了帮腔，试用胡琴伴奏。表演方面，吸收融化了京剧和其他兄弟剧种的程式动作，丰富了表现手段。其它如服装、化妆和舞台设置，亦较农村草台时有所发展。第三阶段，1952年以来除对黄梅戏演唱艺术有突出成就的严凤英、王少舫等老一辈艺术家外，中青年演员马兰、韩再芬等相继在舞台上、银幕上和电视屏幕上展现了各自的英姿，引起了观众的注视。黄梅戏的优秀剧目有《天仙配》、《牛郎织女》、《槐荫记》、《女驸马》、《夫妻观灯》、《打猪草》、《柳树井》、《蓝桥会》、《路遇》等等。
（二）、艺术特色
黄梅戏唱腔委婉清新，分花腔和平词两大类。花腔以演小戏为主，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民歌风味，多用“衬词”，如“呼舍”、“喂却”之类。有“夫妻观灯”、“蓝桥会”、“打猪草”等；平词是正本戏中最主要的唱腔，常用于大段叙述，抒情，听起来委婉悠扬，有“梁祝”、“天仙配”等。 现代黄梅戏在音乐方面增强了“平词”类唱腔的表现力，常用于大段抒情、叙事，是正本戏的主要唱腔；突破了某些“花腔”专戏专用的限制，吸收民歌和其他音乐成分，创造了与传统唱腔相协调的新腔。
黄梅戏唱腔有三种形式：主腔、花腔、三腔（“彩腔”、“仙腔”、“阴司腔”三种腔体的统称）。主腔是黄梅戏传统唱腔中最具戏剧性表现力的一个腔系。它以板式变化体（或称板腔体）为音乐结构的原则，正是这一主要特点使它区别于曲牌联缀体（或称曲牌体）的“花腔”以及兼有两种体制特征的“三腔”。之所以把这一腔系称作主腔，是就它的音乐形态及音乐表现功能而言的。另外，从黄梅戏音乐发展史来看，主腔也晚于花腔和三腔。因此，可以认为主腔是黄梅戏发展到成熟阶段的产物。它的出现，标志着黄梅戏音乐的基本风格的框定。主腔包括五个腔体，即［平词］、［二行］、［三行］、［八板］、［平词对板］。主腔诸腔体的关联主腔是一个盘根错节的腔系。许多共同的音乐要素把各腔体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拥有共同的音阶基础，但最重要的共同之处，莫过于句式结构上的相似。正是结构意义上的共同点，形成主腔诸腔体转接互通的机缘，主腔也因此形成了一个精巧的网络系统。主腔与花腔、三腔的区别不仅在于音乐体制各不相同，还在于主腔诸体各自拥有男腔与女腔。突出的不同点是在调性调式上。主腔兼容了抒情性、叙事性、戏剧性的唱腔。主腔的戏剧性表现功能，得力于两大要素：一是节奏变化，二是调式对比。
花腔的艺术特点体现在调式色彩的明朗化、表情达意的质朴化、节奏律动的舞蹈化、旋律线条的口语化、唱词结构的衬字（词）化等方面。花腔是一个调式丰富的腔系。有典型的五声宫、商、角、徵、羽调式，还有运用偏音的五声性的六声调式等；表情达意的质朴化也是花腔的一个特点；花腔的节奏具有民间舞蹈的律动；花腔的旋律线条非常口语化。花腔在唱词中常大幅度采用衬字衬词，有些曲调甚至有“本末倒置”的现象。
三腔有许多共同点。首先，三腔在音乐体制上综合了曲牌体和板腔体的因素，呈现出“准板腔体”的状态。三腔各自拥有一个基本腔体，彩腔、仙腔为四句体，它们的字位安排、复句位置、锣鼓的用法都较固定，具有曲牌体的定格之感。但三腔的每一腔体都派生出对板或数板，还形成一些补充腔句，因此，三腔也有板腔体的特点。其次，在男女分腔上，三腔既不同于主腔的男女腔转调相连，也不同于大多数花腔小曲的男女腔同腔同调演唱，而是男女腔在旋律上差别较大，容易区别开来。再者，在戏剧性表现功能上，三腔兼有抒情性叙事性表现能力。
（三）、伴奏乐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