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枪拍案惊奇】
元和十五年（820年）年初，宪宗的离奇死亡使长安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非常显著的变化，毕竟一朝天子一朝臣。元稹、李绅、李德裕等翰林三俊得到唐穆宗李宥的赏识，成为朝堂之上最为耀眼的政治新星。
很长一段时间，社会普遍认为所谓理想的仕宦生涯就是由进士而翰林，由翰林而宰辅。出闱后为新进士安排的一系列近乎做作的铺张更使这种文官选拔制度在全社会范围内赢得了空前的关注。然而，科举给寒素创造的机会远不象表面上反映的那么公平：
科举形式上遵循书面考试的规则，但行卷、举荐又公然地干预了书面考试的结果。这种地球人都知道的暗箱操作手法为一直朝野所默许，并未合法化。我们姑且称之为“潜规则”。
长庆元年（821年）三月的进士科考试中，即将出赴西川节度使的前宰相段文昌，在离开长安前，向主考官钱徽推荐了杨浑之。段文昌之所以推荐举子杨浑之，是因为杨将父亲已故刑部侍郎杨凭收藏的几轴书画献给了段文昌，换取后者的推荐。段文昌收礼之后，还是很守职业道德的。他又是面托，又是私书，向入闱主持考试的礼部侍郎钱徽极力保荐。
与此同时，翰林三俊中的李绅也推荐了周汉宾。
从唐开始的科举考试，因处于初期，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导致有时考试题目不能体现一个人的才学。故，唐代的皇帝特许由在文坛上成名或者在儒学上有造诣的官员事先推荐能人，然后给他们预先定好考试的名次。因此，许多人就在考试之前寻找那些官员，将自己的得意之作呈献给他们，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好的名次。这样的行为，在当时被称为“行卷”、“请托”。
另外，考试时的主考官也拥有很大的权力，可以在考试成绩和考生日常表现的两方面之间权衡，然后定下名次。考生的名次由主考官决定，所以考生的日后发展就和主考官联系在一起。在考试后，中举的考生就要去拜访考官，结成师生关系，考官称为座主，考生即是门生。
所谓朋党政治，就是执政者多用私人。乡党、同年（即同科进士，类似于今天的同学）、亲戚、门生、故旧等等，都属于私人的范围。
推荐归推荐，买不买账还要看主考官的脸色。主考官钱徽显然没把前宰相段文昌和翰林学士李绅放在心上，因为他压根就没准备买他们的账。他有自己要安排的两个人，指标已满，恕不买账。
在钱徽手里通过的两个人，一个是与自己关系不错的李宗闵的女婿苏巢及杨汝士季弟殷士。
领导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段文昌、李绅决定撕破脸，两个人就跑到穆宗面前指责主考官钱徽徇私舞弊，评卷不公。作为同党，元稹、李德裕站在李绅一边。
穆宗派中书舍人王起和主客郎中知制诰白居易主持复试，哪里知道不试不知道，一试吓一跳。昨天都是人才，今天全变废柴。结果原榜十四人中，只有孔温业、赵存业、窦洵直三个人勉勉强强算通过考试。可见初试是一场注水严重的考试，拿国家公务员考试当儿戏。
复试结果出来，心惊肉跳的何止一个钱徽。这个结果在证实钱徽舞弊的同时，也将那些原本高中、继而落第的人拉下了不名誉的泥沼。这些考生都不是寻常百姓家的子弟，让我们看看这十一人的名单中都有哪些大神，李宗闵之婿苏巢、裴度之子裴撰、杨汝士的季弟杨殷士、以及郑覃之弟郑朗。如此之多的高官和望族涉案，让长庆贡举案传递出一种危险的信号，那就是牛李党争呼之欲出。
李宗闵、杨汝士劝钱徽一不做二不休将段文昌、李绅请托的私人信件进呈唐穆宗，把原告也拉下水。钱徽无意缠斗就没有听从，将这几封很重要的函件掷入焦杯，被谪为江州刺史。李宗闵、杨汝士也被贬官。后来成为牛党实际领导人的李宗闵从此同李德裕也结下仇怨。
我们知道，翰林三俊的迅速蹿红并不是得益于什么幕后推手，而是完全得益于唐穆宗李恒的赏识。在官场上混，有惜才爱才的领导固然是件好事。但有一种资源超越了赏识，那就是私人关系。比如说李逢吉就拥有这种资源，他曾经是唐穆宗的老师。这种关系让李逢吉的内心始终处于躁动状态，他正等待一个机会，一个足以把自己屁股后面绑上火箭往上窜的机会。他很清楚，自己现在在朝堂之上处于一个什么位置。至少有两拨人以自己目前的力量，暂时还很难撼动。一拨是他的宿敌裴度；另外一拨就是风头正劲的翰林三俊。
他也不急于一时，对他来说，当务之急不是冲入战局，鱼死网破。那样做也就太没有技术含量了，他现在还不是充当男一号的时候，他为自己的角色定位是男三号，也就是男一号和男二号斗个两败俱伤，自己再闪亮登场。
长庆贡举案中，裴度之子裴撰因为翰林三俊的指控，丢了功名，更丢了面子，这使裴度和翰林三俊的关系处于崩盘状态。虽然唐穆宗李恒看在老裴的面子上仍然赐给裴撰进士及第，但对于裴度来说，等于对方给了你一耳光，又送你一个吻，丢了的面子是不找不回来的。此时裴度正在河北征讨王廷凑、朱克融。他上表穆宗，极力指责元稹和知枢密魏弘简在长安朋比为奸，对裴度上奏的用兵方略百般挑剔。裴度在外用兵，他提出意见，唐穆宗怎敢不作出回应。很快魏弘简被贬为弓箭库使，元稹为工部侍郎。
这一轮的较量，裴度似乎以胜利告终。但是，明眼人都清楚，包括裴度本人。裴度多次上奏指斥元稹等人的罪行使唐穆宗如鲠在喉，老裴这是在拿他当枪使。忌于裴度在朝廷中显赫地位，何况这时候他正手握兵权。
在这一回较量中，元稹失去的是重要的职位，而裴度失去的却是李宥的信任，信任比黄金更重要。
元稹虽然被解除翰林学士，但仍然得到皇帝的宠信。不久就升任为宰相。
而这一切都看在一个人的眼中，这个人就是李逢吉。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而李逢吉在等待这个机会的过程中已经武装到牙齿了。很快他就使出了自己的独门绝技——三枪拍案惊奇。
第一枪：元稹是靠天子的恩宠骤居高位的，在世人的眼中，他是一个典型的弄臣。他急于用一件不世奇功来洗刷自己的负面形象。于是司空于頔的儿子于方就向元稹推荐了江湖豪客王昭、王友明，希望可以用反间计救出被叛军王廷凑、朱克融连兵围困在深州的牛元翼。这个大胆的计划打动了元稹。他立刻同意贿赂兵、吏部令史得到告身二十通，以便王昭、王友明在实施反间计的时候给赐有关人等。在获悉于方进献一名武士给元稹后，李逢吉深知机会来了，他立即指挥同党向神策军左军中尉马进潭告发元稹结交刺客，图谋不轨。紧接着，其同党又坐实元稹欲图行刺者即为裴度。
接到神策军中尉转来的控告后，穆宗李恒让尚书左仆射韩皋、给事中郑覃与李逢吉参与侦破于方一案。结果证实，元稹结交江湖人物固然违法，但所谓行刺裴度也是捏造出来的。
当元稹告诉李宥，自己的府邸已经被京兆尹刘遵古暗地里派人监控起来的时候，李宥愤怒了。他一面派身边的宦官去安抚元稹，一边严厉地处罚了刘遵古。
这表明，穆宗深切地同情元稹。元稹私自策划离间叛军固然不妥当，可说到底，是希望为国建功、为君解忧。没有什么不可以原谅的。可借着这个题目打击元稹，就是明目张胆地党同伐异。
看到裴度在于方案件中一副乐观其成的姿态，在弹劾魏弘简、元稹一事中对裴度已有成见的李宥错误地认为：裴度就是幕后那双翻云覆雨的手。
结果于方坐诛，元稹和裴度双双罢相。
元稹被贬离长安，到同州任刺史；而裴度守仆射，失去了实权。接替他们掌握大权的不是别人，正是导演了这一出大戏的李逢吉。
元稹和裴度双双被黜落后，空出了两个宰相位置。李逢吉占据了一席，另一席位却一直虚悬。谁能入相，对急于扩张自己权力的李逢吉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并着手网罗了所谓的“八关十六子”等一批小人作为羽翼。看来，李逢吉掌握了一种不为我们所熟悉的政治倾轧手段。
这时候，公认最有可能拜相的人选，是翰林学士李德裕，这是李逢吉最不希望看到的局面。
第二枪：李德裕是元稹的密友，此时的元稹虽然处境艰难，但天子对他恩宠如故。如果有李德裕作援手，卷土重来未可知。
如果真出现这种局面，对李逢吉来说就是噩梦的开始。
党派之争，自古就是一个难以挣脱的怪圈。不论你是否愿意，在你步入仕途，就意味着你要“站队”，要么靠左，要么靠右，站中间的人很少也很难。这就无形给每个人划定了范围。在现如今，不论是多党制国家还是一党制国家，利益的牵扯让很多人因利益的一致性而相互靠近或相互抵制。这样的博弈现在玩得比以前可能会更复杂和高明。
唐朝的这些官员们就为了自己的利益在毫无顾忌地闹着党争，干着拉帮结派的活计，唐朝的安稳已被置诸脑后，有这样的群臣，亡天下还会远吗？
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似乎不相干的事情。前宣武节度使韩弘和他的儿子右骁卫将军韩公武相继下世，留下了年幼的韩绍宗。
李宥担心韩家的奴仆会借着韩绍宗年幼无知的机会窃盗家财，就特地命宦官到韩府查阅宅簿，清点财产，好托付给韩氏宗亲中的长者。宦官却意外地在韩家找到了一本账。当年，韩公武为了能保住父亲韩弘的宣武节度使之位，向朝廷内外的许多当权的官员行贿。每一笔都在账本里有清楚的记载。
在上千条的记录中，“某月日，送牛侍郎物若干”的后面，用朱色注明“不受，却付讫”的字样，显得非常的醒目。
这让唐穆宗很高兴。他很欣慰地对左右侍从说：“果然，吾不缪知人！”
李逢吉敏锐地从这个看起来和他没有什么关系的事情中看到自己的机会。很快他就心怀叵测地援引牛僧儒入相，他以为这样牛同志就真成了自己人。
牛僧儒也有自己的弱点：权力欲不强，“难其进而勇于退”；比起李德裕，才能也显得平庸；他的原则是有弹性的，对关系疏远的人或自己的政敌严厉，对自己身边的人却很宽松。
李逢吉相信，自己援引牛僧儒，就把牛僧儒拉到了自己的阵营里。即使牛僧儒不赞同自己的某些作法，也不会公然表示反对。
这样，李逢吉不仅褫夺了对他已形成极大威胁的李德裕拜相的机会，还一举将其从翰林学士的近密职位上挤走。
李德裕在牛僧儒登上宰相高位的时候，黯然离开长安，到浙西任观察使。李德裕和元稹、李绅在长庆贡举案中打击了策论案的另外一个当事人李宗闵；现在，李宗闵的朋友牛僧儒联手李逢吉开始对他实施报复了，牛、李之间的嫌隙终于闹到了不可弥合的地步。
元稹罢相，李德裕也走了，翰林三俊只剩下李绅茕茕孑立。但是，李绅从没有放弃反击。
这使李逢吉暗地里下决心，一定要打垮李绅。
第三枪：这时候李绅的本官是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只是他所兼的差使。李逢吉请旨将李绅调为御史中丞。御史中丞是御史大夫的副职，与中书舍人同为正五品上。因御史大夫在安史之乱后经常空缺，中丞号称“宪台之长”，属于次对官，赴阙听对时的序列只在宰相之后，也很有权势。
按说李绅这算平级调动，又是调任较好的位置，所以唐穆宗李恒并没有怀疑他，很快同意了李逢吉的建议。但是，细心的人却注意到，经常空缺的御史大夫突然也有了人选，那就是赫赫有名的韩愈。他是从吏部侍郎改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
这是一个居心叵测的人事调动，奥妙就在于京兆尹虽然坐镇京师，在长安城威风八面，但规格上同于省官，按旧例上任时应赴御史台谒见执掌风宪、地位超然的御史中丞，这就是所谓的“台参”。但是，韩愈改任京兆尹时兼任“御史大夫”，是御史中丞的上官。
从这个角度看，情形应该反过来，由御史中丞李绅以副贰的身份参见韩愈。
这是一次精心安排的混乱。
褊直暴躁的李绅遇上了同样褊直暴躁的韩愈，两人谁都不愿意让步，指责对方不遵循旧例。此事很快就弄得沸沸扬扬，朝野皆知。
这时候，李逢吉用有失大臣之体的名目将争执双方都数落了一通，并请旨将韩愈罢为兵部侍郎，而把李绅贬为江西观察使。貌似公允的处置掩盖了一箭双雕的阴险。
这样，长庆贡举案中的翰林三俊全军尽墨。
面对如此阴险的手段，李绅用自己的泪水唤回了天子的同情。不过，李逢吉并没有就此罢手，他不把李绅逐出京城就迟早有被反攻的危险。
李绅唯一可以依靠的唐穆宗李恒终于坐视不管。李逢吉一党知道他们解决李绅的时机到了，开始日夜策划。在楚州刺史苏遇的建议下，他们为了避免李绅给新皇帝留下好印象，决定在第一次开延英殿听政之前就对李绅下手。李逢吉让知枢密王守澄对新皇帝说：“陛下所以能被立为皇太子，我全都知道，主要是李逢吉的功劳。像杜元颖、李绅这些人，都是要立深王李察的。”度支员外郎李续之等人接着上奏，也同样说。
这时，李逢吉也上奏说：“李绅不忠于陛下，请予以贬谪。”
二月，癸未（初三），贬李绅为端州司马。翰林三俊的势力被扫荡一空。李逢吉一党坐大的局面形成。
李逢吉一党的倒行逆施激怒了多数文官士大夫，他们开始寻求途径，打破李逢吉奸党独揽朝纲的局面。客观地分析，唐穆宗李恒对贡举案的处置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失误：接受朝臣控诉、咨询翰林学士、举行还算公正的复试并根据复试结果确定责任、最后罢黜渎职的考官……一切都按部就班。然而同样是一场有争议的考试，以宪宗的操作手法衡量他儿子的表现，高下立现。唐穆宗采取的措施是对路的，差距在哪里呢？在技术层面上。十三年前，宪宗应对那场考试所体现出来的是积极而强势的，而穆宗在整体应对中所体现出的消极，表面的中规中矩掩盖不了对事态发展的无能为力。这就是《唐鉴》所谓“凡群臣有党，由主听不明，君子小人杂进于朝，不分邪正忠谗以黜陟，而听其自相倾轧，以养成之也”。
李逢吉在取得绝对优势以后的表现，正如《旧唐书》所说的那样，“欺蔽幼君，依凭内竖，蛇虺其腹，毒害正人”，而他身边的“八关十六子”攫取高位以后，一边充当李逢吉的爪牙，在朝廷中肆无忌惮地欺压还有些正义感的士大夫，一边贪污纳赂，“有求于逢吉者，必先经此八人，无不如意者”。
长庆四年（824）正月二十二日，唐穆宗李恒驾崩于他的寝殿，时年30岁。伴随着穆宗的离世，李逢吉也进入了事业发展的巅峰期。
那么，谁有资格对抗位高权重的李逢吉呢？翰林三俊刚刚铩羽而归，短时间内很难恢复元气；拨拉拨拉朝堂之上，只有一个人，论资望、论才干、论人品，可以与李逢吉放手一搏——那就是山南西道节度使裴度。
敬宗看到裴度的奏折上没有同平章事的官衔，问韦处厚是什么原因？韦处厚就把李逢吉怎样排挤裴度的情况作了详细的汇报。
这时，李程也劝敬宗对裴度表示敬重，于是，敬宗加封裴度同平章事。
此后，裴度请求入朝面圣。裴度刚到京城时，百官纷纷前往看望，以至门满为患。谁都能看出，李逢吉一党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了。冰山将倒，八关十六子们人心涣散。他们有的还想垂死挣扎，李逢吉和他的党羽千方百计地诋毁裴度。敬宗虽然还年轻，但也洞察张权舆的诬陷和诽谤，对裴度更加亲近信任。
随着李逢吉一党的瓦解，中唐的党争也即将呈现出新的局面：
第一，该党的核心圈一分为二。一支以李仲言，也就是李训为代表，包括了张又新等人，潜伏多年后卷土重来，在长安兴风作浪。更多的人随着李逢吉罢相离开了长安，淡出了决策层。程昔范"会朋党事起，坐李公累，堙厄累年，卒于家"；刘栖楚被韦处厚赶到岭南烟瘴之地，任桂管观察使，并死在任上。
第二，李逢吉一党的边缘势力，和李逢吉保持着良好关系并分享他的权力，但又没深度介入他们的种种恶劣活动中的人物，如牛僧儒、李宗闵等，则在新的形势下重新整合，逐渐孕育出一个盘根错节的朋党---牛党。
第三，与李逢吉奸党抗衡的翰林三俊中，元稹暴疾卒于武昌军节度使任上。另外两位则和郑覃、陈夷行等逐渐结合。在翰林三俊的蛹里，李党破茧而出。
中唐党争的高潮牛李党争终于拉开大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