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明了这种意见的愚昧与错误以及在论据上的误解，好像这些人并没有观察或考虑到那使人坠落的，不是关于自然与普遍性的纯粹知识。倚仗了知识的光明，人在世界上见各种生物来到面前，就能依其性质，各各予以名称。诱惑人类的却是辨别善与恶的那种骄傲的知识，有了它人类就想自己制定生活的规律，不再倚赖上帝。知识无论怎样多，也不能使人的心灵膨胀；因为除了上帝与思想中的上帝以外，没有事物能够充满，更不用说膨胀人的灵魂。所以所罗们说到在知识上获取最为重要的两种官能：耳与目的时候，他说：“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如果是没有满盈的话，那么容者是大于他所容的了。关于知识本身与人的心灵，———对于后者，各种官能不过是报告者———所罗门在为各种行为与目的定了他们适当的时期以后，他也用这样的字句来说明，而且是这样的结论：“上帝使万物各于其时成为美好；他又将世界安置在人的心里，但是上帝自始至终所做的工作，人不能知道。”这很显然是说上帝把人的心灵做成镜子一样，能够收受宇宙全体的影像，并且是关于接受这种印象，如同眼睛喜欢接受光明一样。不但喜欢看种种的物类与时令的转变，并且还要进一步来看出这种种变动中可以绝无错误的看到的规律。人所以不能明白自然的最高规律，是因为有种种的障碍，如同生命的短促，合作的不完美，知识传授的不得法与同人的生活所常受到的各种各样的不便利。因为这个世界表面没有一部分是不允许人去研究与发现的，并且有些地方，他还能判断如同他说：“人的心灵如同上帝的灯一样，用他可以去搜检各种秘密的内情”那句话的时候。如果人的心灵的容受力是这样的话，那么无论知识的比例与分量如何大，显然是没有一点可以使他肿胀或超过了他正当限度的危险；但是知识的性质却是这样的，不论他分量的多少，如果服用的时候不加以适当的消解剂，他那表面总是有一点毒素或有害的性质，吃一点这种毒素的结果，就是说气胀或肿大。这种有了他就可以使知识有这样特效的解毒剂就是博爱精神，因为他这样的说：“知识叫人自大，但是爱心是能够造成人的德性的”， “我若能说各种人和天使的说话，却没有爱，那也不过就同响着的铙钹一样”。这不是谁能说各种人和天使的话不是一件好事，却是说如果离开了爱而无涉于人类的福利，他只有虚空与无价值的光荣而没有切实的好处。至于论到所罗门关于著书与读书过多和精神因知识的满溢而不安那些意见，与圣保罗所给我们的警告：“我们不要为虚空的学问所诱惑了”，我们只要明了什么地方可以划清人类知识真正的界限，而仍不至于这样的缩小了它的范围致使不能包括一切事物的普遍性。这类限制，共有三种：一、我们不要这样的高视了有知识的幸福，致使我们忘记了道德；二、我们应用知识时，一定要使我们获得安息与满足，而不是厌恶与懊恨；三、我们并不想借研究自然而达到上帝的神秘。关于第一点。所罗门很好的在同一本书中又发表着他的意见。他说“我看出智慧胜过愚昧，如同光胜过黑暗。智慧人的眼目，是常留心在看着的，而愚昧人却只在暗中摸索。但我知道这两种人都逃不过同一样的命运”。关于第二点，除完全出于偶然外，决无因知识而产生的心理的烦恼与不幸；因为各种知识与为知识种的好奇心，他们自身都能使我们得到一种愉快。可是在人用他们的知识来制成结论，来应用于他们自身的处境，因此使他们有了脆弱的恐惧或广大的愿望的时候，那就有所说的这种心理上的顾虑与烦扰了。在那时知识已经不是“纯粹的”光明——深奥的赫拉颉利图关于这点曾说过“干的（纯粹的）光明就是最好的灵魂，”那么一句话但是已变为湿的“参杂的”，或是被浸渍了的，被浸渍于各种病症的湿气中的光明。至于第三点那却应该稍加论列，不可略过，如有人以为对于凡可以感知与有实质的物加以观察与思考，即可得到这种光明，而且因此他就能够明了上帝的性质与意志，那么他真是为虚夸的学问所掠夺了，因为思量上帝所造的生物与所成的工作，如果在生物与工作方面那是可以产生知识的，但如属于上帝方面，那就不能产生完全的知识，却只能产生惊异。因此，柏拉图学派中某人其意在调和希腊的哲学与摩西的著作，说得最好：“人的官能，很像太阳，它可以烛照天地，同时它却隐蔽住了星光，同样的，人的官能能够发现自然之物，但是却把那神圣的遮蔽了”。所以其结果是有好些的大学问家，当他们要想以官能这样的蜡质羽翼飞达上帝的神秘时，他们已都入于异端了。至于说到知识太多了就会教人倾向无神论，与不了解次级的原因将使人更专一的信任，那为初级原因的上帝那些话，我们先要同约伯一样的问：“你们是因要见上帝而为他撒谎，和一个人为要见他人而为他撒谎一样吗！”上帝在自然中工作，除用次级的原因外。显然的更无别法。如果要想叫人信为不然，那无非是欺骗，仿佛这样就可以对上帝表示一种好感似的；也就是对于创造真实的上帝，来贡献谎言这种不清洁的牺牲。但是，少量或肤浅的一点学问可使人心偏于无神论而再向前进，却又能将他的心引回到宗教这却是经过证明的事实与根据经验的结论。因为人开始研究学问的时候，他的心理看到了与他的官能最接近的次级原因，可以使最高的原因隐晦，但是当其继续前进，去寻求各种原因的互相依赖，那么，照诗人的比喻，他是很容易相信自然链的最高层，是一定得附着在朱匹忒大神的椅子脚上的。最后一句话。凡人不要因他对节制的意义了解不充分，或是误用了中和，认为是在上帝的训示“圣经”或对“自然”的神学或科学中研究得太深，他们却应该在这两者中试求无止境的进步，他们只须留意把二者都应用于慈爱而不是夸大，应用于实用而不是铺张，最后更注意他们把这几种研究混杂或淆乱了。
学问与学者
论到职业卑微，那最为人所轻视的，是儿童管理，往往属于学者。因这种年龄最没有权力，凡与有关的事都得到了轻视。我们看到人将何物置于新器，与将何种架置于幼小植物的四周，要比置于旧器与长成植物的四周慎重，就可以明白这种谤言不当了。所以各物在最幼弱时期，常得到最好的用具与辅助。你愿意听那些希伯来教师的话吗！“你们的少年人会见到异象，你们的老年人会得到异梦”；他们的意思是说少年是较有价值的年龄，因为要比梦接近于上帝的真相。这一点我们也得注意到，不论学者“教师”的生活状况在戏场上遭到了怎样的轻侮，如同把他们演成虐政的模仿者；与近代的弛懈或怠慢对于学校教师选择的不注意；但是往古最好的时代的智慧，确是总在恰当的控诉着国家过于留情于法令而太没有注意到教育。古代教训里这种好的部分，近来为耶稣会的学校稍微恢复了一点！虽然关于他们的迷信，我可以说“他们越好，就是越坏”，但是关于这点和涉于人的学问与道德事项的其他几点，我可以说，同阿偈西劳对他的敌人法纳倍叟说的一样，“你这样的好，我想你在我们这一边了。”这是论到因学者的处境而生出的不荣誉的几点。
至于说到学者们的行为，那是一件属于个人的事。他们里面，和在别的职业里一样，当然是具有各种的性格。但是说学术的研究对于他们研究者行为有一种影响，那却并不是毫无根据的话。
但是在注意与无偏倚的考察下，我却不能找出可以从学者行为上发生不荣誉的事，没有因他们有了学问也必然就有的那种不荣誉，除非是下面所说的这种过失；因为他们鉴于在书籍上读到的时代常比他们处的时代好，所教的责任比实行着的责任好，他们有时太想把一切臻于完善，把腐败的行为变作纯正的教训与过于崇高的榜样，但是在这些地方，他们自己中间也有着足够的警示。梭隆在有人问他是否已为他的人民规定了最好的法律，是这样有智慧的回答着：“是的，我已经给了他们可以接受的了”。柏拉图觉得他的本心不能赞同国人的腐败行为，就谢绝了担任公职；说：“人是应把他的国人当作父母样看待，就是说只能用卑和的劝告，不能用强力的争持”。凯撒的顾问在他的警告中说：“不要想把各事恢复到因行为堕落得久了而为人所轻视的原始制度”。西塞禄于致书于他的友人爱第克的时候，在凯图二世身上立即看出了这种错误，“凯图的意见甚好，但有时却使国家受到不利，因为他的说话像他是生在柏拉图的民治国中而不是在罗马平民的渣滓中”。在他说下面那句话的时候，西塞禄是同时在辩解与申说哲学家的持论太过，他们在教训上的太严格：“这种德行的教导者似乎把责任的标准定得比自然所能支持的还要高；因为要使我们于力求达到理想的标准时，可以达到适当的标准”。但是他也可以说，“我没有能够做到我自己的教训”，因为这所说的也就是他自己的过处，虽然没有到这样的极端的程度。
还有一种类此的过失，也为学者所常有的；就是他们把国家或主人翁的生存，利益与荣誉看得比自己的命运安全还要重。德摩斯尼对雅典的民众这么说：“如果你们去注意一下，你们就可以晓得我对你们的劝告，并不是我因此在你们中间显得伟大而你们却在希腊人中变作渺小；却是我提出了有时不利而你们遵依了总是有利的”。同样的，辛尼加把“尼禄当国的最初五年”做成了有学问的统治者，永久光荣的纪念，他的主人翁在治迹上变为极端的腐败以后，还是至诚与忠实的贡献着良好与无顾忌的劝告。这是因为学问使人确实的明白了他们身体的脆弱，命运的无定，和灵魂与职责的崇重；所以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幸运为他们生命与职务的真正或正当的目的，而愿以这种词句报告上帝，与在上帝之下的他们主人翁：“你看！我为你获得了利益”，而不是“你看！我为自己获得了利益”；反之，较为腐败的政治家，因为他们的思想没有被学问确立于责任的爱好及了解中，也从没有向外注意到一般的利益，就把所有之事都从他们自己的关系上看，把他们置于世界的中心，仿佛各方面的线路都集中于他们的命运；在各种风浪中，从不管国家那只船是怎样，只要他们能够在自己的命运那只小船里救出了自己；但是感到责任的分量与知道自私之界限的人，他们虽受着危险也能不失他们的地位与责任；如果他们能够经历变乱而依然无恙，那是因为在许多时候，争斗的两方对于正直都能尊重，并不因为他们行为善于趋避。这种学问赋给人对责任之敏捷的感知与切实的进行，不论怎样的受着命运的压迫与有多少人在他们腐败心理的深处怎样的嫌恶他，总还可以受到一种表面的赞许，因此用不到许多的反证或辩护。还有一种学者所常有的短处，就是他们有时对于某种人不能适应。这种缺乏，由于两种原因：第一种是因为他们广大的心胸，不能专用在一个人的秉性与习惯之细密的观察或研究上；伊譬鸠鲁说的“我们彼此都是足够大的一个剧场来容纳对方”是恋爱者的话而不是有智慧人的话。但是我却承认凡是不能把心的视力缩小，同把他放射与扩大一样的人，是缺少一种重大的官能。那第二种原因，却不是因为不能为而是不愿为。因为一个人对于他人的观察是有他的界限的。只要对于他有了充分的了解，因此可使我们不致得罪了他，或是能够给他忠实的劝告，或是对他可有合理的提防与注意，那就不应该再前进了。如果因要想知道可以怎样的左右他、指挥他或是支配他而去窥探他人，这用心就是二重与分歧的而不是诚意与坦白的了。在友谊上既失了正道，对于君上或长官也失了本分。东方的习俗，对于君上不许注视，虽在外表的礼节上为野蛮，而这种教训却是好的，因为人不应该用狡诈的窥伺来透入那圣经称为不可窥测的君主的内心。
此外还有一种常在学者身上发现的过失，就是说，他们在行为上常不能合礼与审慎而在小节上常多过失，因此使小人用他们小处的缺陷来评判他们的大处。不过这种推断，常能误人。我可以指示他们去看忒密斯托克里所说的那句话。他这样的自夸固然是骄矜与无礼，但是用来说一般的情形，却是适当与合理的。在他被邀请弹奏一种弦乐的时候，他回答说他不能拨弄弦线，但是却能够把一个小城造成大国。无疑的，有许多人在统治与政策这类的事务上颇见头角，而于微细的事情上却显着缺陷。我还可以再叫他们去看柏拉图说他的受业师苏格拉底的话。他把他比作药铺里装药的瓦罐，外面描画着猢狲、枭鸟与怪异的形像，里面却装着特效与名贵的药液与药剂。他承认若依着外表来判断，他并不是没有表面的放浪与缺陷，但是在内里却充满了极好的德性与能力。这上面是说学者的行为这一点。
但是，同时我却并不赞许有些学者受到了污辱的那种卑贱行径，例如罗马季年那些依附巨室而实际已变作食客的哲学家。琉欣这样可笑的描写着那个贵妇人带了同车而一定要他抱着小狗的哲学家。贵妇的侍童看他这样的愿意，但是拙笨的抱着那狗，嘲笑他说，他很怀疑可以从画廊派的哲学家变为犬儒派。许多并非不学的人，污辱与误用了他们的心志与笔墨，同杜巴达说的那样，把海邱巴变作了海仑那，浮斯丁那变作了琉克理细阿这种鄙下与显著的谄谀，在所有其他事上，极度的减低了学问的价值与尊重，至于近代将著作献于他们的支持者这种习惯，也不足称许。因为著作，如果想不辜负这个名称，是除了真实与理智外不应该再有支持者的。古代的习惯，是只把著作献与个人平等的朋友，或是把他们的名字作为书名。如果献于君上与贵人，那么一定要那人与书的主题确是相称。可是这种办法，与其说是可以辩护，不如说是可以非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