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大意】孔子说：“熟读《诗经》三百篇，交给他政事，却不能处理得好；叫他出使外国，又不能独立应对；虽然读得多，又有什么用处呢？”
春秋时代诗与政治、外交活动密切相关，无论是处理政事还是在外事活动中，往往都会引证“诗曰”，随口吟出，而能够切合适用。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时代风气，有点像解放后，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随口引用毛主席语录一样。它并不是要求政治家都成为诗人，更不是要求诗人来做政治家，而是因为诗里面包含了许多丰富的知识，且有表达情感，打动人心和审美、教育等多方面的功能，确实可以在政治、外交等场合起到超乎寻常的作用。尤其是经孔子删订的《诗经》三百篇，更是如孔子所说：“可以激发感情，可以观察社会，可以交往朋友，可以怨刺不平。近可以侍奉父母，远可以侍奉君王，还可以知道不少乌兽树木的名称。”（《阳货》）所以，孔子号召“小子何莫夫学（诗）？”（《阳货》）要求学生都要学习《诗经》。
不过，孔子从来是要求学习为应用而反对读死书的，正如他在《学而》篇里强调的那样：“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的目的是为了“行”。如果不能“行”，你书读得再多也是没有用的。相反，只要你能够言谈举止得体，行为方式得当，那就如他的学生子夏所说：“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学而》）
说到底，还是求实务本，学以致用。
孔子所说的“道”有两个方面含意：一是道德、道理，即一个人的行为规范；二是方面、方法，亦即事物的道理。
孔子把学习、掌握、实行“道”的程度区分为四种：一是共同学习的人群中，有的人并未懂得某些道理；二是部分人能够理解所学内容的道理，并掌握其方法；三是部分人能使用所学的方法，并坚持某种道义；四是部分人能随机应变，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正所谓同样受教，得“道”各异。
学而不懂，等于不学，白白浪费了宝贵时间。这种人或因智力低下，或不肯用功，或基础知识太差，或思想不专一。经过分析，找准存在问题，即阻碍学习的原因，而后有针对性地加以改进，或改变学习方法，或发扬“笨鸟先飞”的精神，或扫除学习的思想障碍，或发挥集体的力量帮助解决、克服影响学习的困难问题，终会学有所知，学有所获，学有所成。
能够学好理论并掌握其方法的人。关键在于应用。不能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那也等于白学。此种人需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向一切有实践经验的人学习，虚心地拜他们为老师，尽快地把自己的理论转化为实际运用中的能力，方能成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行家里手”。
能够使用学得的知识，又能够坚持既定的道德标准，规范自己行为的人，可以成为某项事业的核心力量。这种人具有娴熟的技能，又朝着自己认定的目标，执著于事业上的追求，其前途必然光明。
这一种人，如果在取得一定成就的时候便保守起来；在获得一官半职或某种荣誉之后，便躺在“功劳簿”上睡起大觉来；或者身居要位，改变初衷，干起违法乱纪的勾当，那就走上了一条危险的道路。反之，他们始终遵循选定的方向，既孜孜以求地在事业上做出成绩，又根据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变化，而不断更新观念，革新技术，学习和掌握现代化的科学理论、管理方法、操作技能和经营手段等，紧紧把握时代的脉搏，坚持的正确原则，与广大群众同甘苦，共担风险，就是社会的中坚，国家的栋梁，事业的中流砥柱。
今天，我们在形势逼人、形势喜人的内外情势下，不仅需要熟读“圣贤书”、能吟诗作赋的文人墨客，更需要能经邦治国、救济万民的经济人才和政治人才。但愿能有更多这方面的人才脱颖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