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论语(大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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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泰伯篇第八(2)

程颐、程颢注:“天下之英才不为少矣,特以道学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诗,如今之歌曲,虽闾里童稚,皆习闻之而知其说,故能兴起。今虽老师宿儒,尚不能晓其义,况学者乎?是不得兴于诗也。古人自洒埽应对,以至冠、昏、丧、祭,莫不有礼。今皆废坏,是以人伦不明,治家无法,是不得立于礼也。古人之乐:声音所以养其耳,采色所以养其目,歌咏所以养其性情,舞蹈所以养其血脉。今皆无之,是不得成于乐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难。”

张居正注:“然古人《诗》、《礼》、乐之教,皆发于性情之正,本于中和之德,故能成就人才如此,若后世以吟咏声韵为诗,而,无关于性情,以虚饰仪文为礼,而不本于恭敬,以嬉戏淫哇为乐,而反乖于中和,则于《诗》、《礼》、乐之本然者失之远矣,亦何足务哉?善学者辨之。”

解读

孔子认为修身立世有三个步骤:修身在于学习《诗经》,潜心吟咏《诗经》,能够引发好善惩恶之心,修养我们的内在品质;立足社会在于学习礼,言行举止遵循礼节,能够培养外在德行之美。成就性情在于学习音乐,喜乐哀痛全都蕴含在音乐之中,欣赏音乐可以在潜移默化中滋润心田,影响行为,从而达到内外兼修之美。

如果按照圣人所说的这三步修养品德,就能内外兼具地成就德行高尚的完美君子。

诗歌里包含着丰富的思想感情,能够向人们展现真善美,所以读诗可以激发人的情感,振奋人的精神,从而达到修身养性、激励志向的目的。中正优美的诗歌有很强的感染力,人们多读这样的好诗,全社会就能收到民心向善、移风易俗的效果。诗歌激起人们内心向善的意志,进而就需要礼节规矩的约束,以求合情合理地指导人们的外在行为,使人都能堂堂正正地立足于社会。音乐注重“思无邪”,和谐为主,尽善尽美,使人们的心灵充满喜悦,行为表现公正无私。所以,我们的生活中要注重诗歌和音乐的重要作用,用艺术陶冶情操,成就高尚的人格;也要一言一行谨遵法律制度,做一个完美的正人君子。

8.9子曰:“民可①乏由之,不可使知之。”

注释

①可:可以。

译文

孔子说:“老百姓可以让他们遵从我们的意志去做事,却不能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

名家注解

程颐、程颢注:“圣人设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户晓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尔。若日圣人不使民知,则是后世朝四暮三之术也,岂圣人之心乎?”

朱熹注:“民可使之由于是理之当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

张居正注:“盖所当然者,如父当慈、子当孝之类,皆民生日用之事,就是寻常庸众的人也都行得,故能使由之。若其所以当然之故,则皆出于天命人心之本然,其理精微奥妙,必须资质高明,学力至到者,乃能脱然有悟。其在凡民,如何便会晓得?所以不能使之知也,然知之之理,亦不外于所由之中。圣人在上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至于渐摩既久,天下自然化成矣,亦何不可知之有哉!”

解读

孔子的这句话有很多争议。有人认为这句话表现了孔子是站在当时统治阶级的立场上,主张愚民政策。而实际上,本章所说的不是统治者与民众的关系,而是民众与大道的关系。孔子认为,大道无处不在,但由于老百姓的文化程度不能普遍提高,他们对大道能不自觉地遵循使用,却不能自发地理解;而要使民众理解大道,就必须对其进行教育引导。

孔子的政治理想是在全天下都推行仁政,目标便是实现和谐的王道社会。统治阶级在推行法令政策时,有的人明白其中的道理,而有的人未必明白。作为上层的领导阶级应该对百姓加以教化引导,上下加以沟通,尽量使所有百姓都明白。一件事情,尤其是涉及到政治层面的事务,想要让所有的人都理解其中的道理,确实很难。这就要求统治阶级按照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对所有人加以教育,让普通的民众也能掌握知识懂得礼仪。这样大家才有可能相互尊重,容易沟通,更好地分担社会公众事务。

8.10子曰:“好勇疾①贫,乱也。人而不仁②,疾之已甚③,乱也。”

注释

①疾:恨、憎恨的意思。②不仁:不符合仁德的人或事。③已甚:已,太。已1译文

孔子说:“喜好勇敢却厌恶贫穷的人,会作乱。对于不仁德的人或事逼迫得太厉害,也会出乱子。”

名家注解

朱熹注:“好勇而不安分,则必作乱。恶不仁之人而使之无所容,则必致乱。

二者之心,善恶虽殊,然其生乱则一也。”

张居正注:“夫好勇疾贫者,是身自为乱,固为天下之首恶,至于恶不仁者,本为正理,特以处之不善,乃亦足以致乱,而徒为祸阶。则君子之待小人,岂可以轻发而不审处哉。”

解读

没有人不厌恶贫穷,人过于憎恶贫穷就想要改变眼前的状况,为了摆脱贫穷会不惜为非作歹,自恃勇敢而烧杀抢夺,这便是社会动乱的根源。如果整个社会都动荡混乱,那一定是很多人都处于贫困之中,这个国家已经到了道德衰微、经济衰落的时代。所以,无论什么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的就是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要体恤百姓疾苦,为政清明,多为百姓谋福利,这样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戴。百姓安居乐业,心中有爱,才会同情弱势群体。由此推之,整个社会就会和谐融洽,政权才会得以巩固。

同样,如果对于不仁德的人或事过于逼迫,也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嫉恶如仇是对的,但是也要注意给予改正的机会,不能得理不饶人。如果人犯了过错就永无翻身之日,没有丝毫的改过机会,这样势必激发起逆反心理,更加胡作非为。统治阶级应该注重百姓的犯罪心理,找到源头加以教化;而我们普通人也要对别人怀有仁爱大度的包容心,对有错的人不能太绝情,最好对之加以感化。

8.11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①骄且吝,其余不足②观也已。”

注释

①使:假使,如果。②足:值得。

译文

孔子说:“即使有周公那样美好的才华,如果骄傲并且吝啬,那么其他方面也不值得一看了。”

名家注解

程颐、程颢注:“此甚言骄吝之不可也。盖有周公之德,则自无骄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骄吝焉,亦不足观矣。”又曰:“骄,气盈。吝,气歉。”

朱熹注:“骄吝虽有盈歉之殊,然其势常相因。盖骄者吝之枝叶,吝者骄之本根。故尝验之天下之人,未有骄而不吝,吝而不骄者也。”

张居正注:“夫有周公之才之美,而一涉骄吝,尚不足观,况无周公之才而骄吝者乎?人当常加自省而存抑畏之心可也。故圣如帝舜,而合己从人,功如大禹,而不自满假。诚知谦虚之受益,而骄吝之丧德也。然则孔子之言,岂徒在下位者所当知哉?”

解读

周公定制礼乐,德才兼备,是孔子很推崇的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在孔子看来,周公不但不骄不吝,而且是谦逊大度的典范。孔子很重视仁德的修养,认为君子似的人物,不仅应该才高八斗,更重要的应该具备良好的德行。所以,他说即便拥有周公那样美好的才能技艺,如果为人骄傲又吝啬的话,就算其他方面再好也不值得称道了。其实,圣人是在告诫我们做人要谦虚、慷慨。

一个人要想成为可用之才就必须具备谦逊和乐于助人这两种品质。因为只有谦虚的人才能虚心接受别人的教导,才能公平公正地处理事情;只有慷慨大方的人能乐于助人,有仁者之心去做善事。骄傲的人目中无人,吝啬的人心胸狭窄,这两种人都不是能成大器的人。我们应该才德兼修,谦虚谨慎地为人处世,大方慷慨地行善积德,做一个人为人称道的全面人才。

8.12子曰:“三年学,不至于谷①,不易得也。”

注释

①谷:古代以谷作为官吏的俸禄,这里用“谷”字代表做官。不至于谷,即做不了官的意思。

译文

孔子说:“读书三年而没有产生做官的愿望,这样的人是很难得到的。”

名家注解

朱熹注:“为学之久,而不求禄,如此之人,不易得也。”

张居正注:“人君用人,于那有实学的必录用而尊显之,使得以展尽底蕴。若夫假学以沽名干进者,则摈抑而不用。庶乎贪位慕禄之徒,不至于滥窃名器,而无补于国家也。”

解读

孔子提倡“学而优则仕”,但是他更赞赏笃志于道的学习态度。认为读书人开始学习就立志为官,是不可取的。读书人应该立志于道,学问充足了,高尚品德修成了,再考虑做官为国为民出力。所以,圣人赞美努力学习而不想做官之人的高尚品德,鼓励人们专心向学,提高仁德的修养,不汲汲于出仕为官。

读书可以做官,做官可以发财。古人读书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金榜题名,光宗耀祖,正所谓“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闻”。其实,读书最重要的是能够通达事理,懂得如何做人如何处世。如果读书只为了升官发财,抱有这种功利性的目的,对于学问的修成毫无益处。求学三年,仍然不为功名利禄而动心,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人才。现代社会,早已废除了科举考试制度,读书并不一定要为官,但不管从事什么行业,我们都应该潜心学习。

8.13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①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②,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注释

①危邦:濒临危亡的国家。②见:同“现”。

译文孔子说:“坚定信念并努力学习,一生不离善道。濒临危亡的国家不去,动乱的国家不去居住。天下政治清明就出来做事,政治混乱就归隐。政治清明而自己贫贱,是耻辱;国家混乱而自己富贵,也是耻辱。”

名家注解

朱熹注:“不笃信,则不能好学;然笃信而不好学,则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则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则亦徒死而已。盖守死者笃信之效,善道者好学之功。”“君子见危授命,则仕危邦者无可去之义,在外则不入可也。乱邦未危,而刑政纪纲紊矣,故洁其身而去之。天下,举一世而言。无道,则隐其身而不见也。此惟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者能之。”又注:“世治而无可行之道,世乱而无能守之节,碌碌庸人,不足以为士矣,可耻之甚也。”

张居正注:“盖惟其不能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故世治而无可行之道,世乱而无能守之节,乃碌碌庸人而已,何足取哉?士之不可以无养也如是夫。”

解读

君子处世应该遵循原则,树立坚定的信念,并且持之以恒地勤奋好学,誓死守卫并完善治国与为人的大道。国家有道、政治清明,就出仕为官;天下无道、政治黑暗,就归隐山林。如果天下有道而你贫穷卑贱,那就是你的耻辱;同样,天下无道而你富裕显贵,也是你的耻辱。君子的出与入、贫与富,都应该取决于国家大局的变动,并且都要坚定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