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学者大都称颂希腊的文学与艺术，不过在这些方面，还有其他的古代国家：如中国——不见得比希腊差。希腊的特长，还要算逻辑中的演绎法和几何学。有些希腊学者，如阿基米得，沟通了理想与实行，推论与实验，与现代的科学方法一样。苏格拉底以前的学者，如恩拍多克利，是当时极合乎科学方法的。我们常常称赞亚理士多德搜集的事实最多，特别是关于动物方面，但是他的“动物史”，与他手下人听讲的动物故事，有许多不符合的地方。他还没有觉得准确地观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柏拉图所努力的，完全是在伦理与玄学，而不在实验方面。此后，这种趋势更盛，而把阿基米得丢开了。柏拉图的思想，近于贵族，而鄙视劳力，恐怕他对于现代的实验方法，是文人所不屑为的。因这种种原因，古代实验的科学方法，未能进步，反而渐次遗忘。
但是几何的发展，没有上述这种阻碍。直到1829年罗巴雪夫斯基的时候，几何所有的前提，并未发生何种疑难。一切新知识，都可用演绎法推测出来。因此，当时对于前提本身并不注意，而只注意到推测方面。希腊哲学和中古神学都为这种观点所蒙蔽。这种观点对于特殊的事实，只当做三段论大前提的引证，而对于此事实的本身毫不注意。苏格拉底是一个必死的凡人，并非根据柏拉图记载苏格拉底死时的事实，而是根据“凡人必死”这个大前提。到了文艺复兴的时候，世界又重见天日了：事实的本身，即有价值，并非只为大前提的引证而已。那时有许多人反对独裁的知识系统，比如：蒙旦不光不理会那些公律，反而提出许多例外，以推翻它们。不过无政府状态的学术界，也不能持久，因此就建立了一种新的知识训练方法。这就是科学方法，创建于伽利略。
科学方法的要素，在于考查特殊的事实，而发明新的公律。科学方法是希腊与文艺复兴两方法综合而构成的。这方法的基础是特殊的事实，不过这些事实是为归纳原理而用的。原理归纳出之后，再用希腊的演绎法，推测新的特殊事实。这方法成功极大，为什么呢？因为这方法和中古时代纯粹的演绎法一样，并非不可更改的。这一点可由休谟证实出来。休谟以后的哲学，都是反驳休谟的理论，而休谟自己，也是一个极善于反驳别人理论的，他反驳得极精微，不易看出他的错处。以后的科学家，继续不断地奏着凯旋，不顾休谟的理论。但是最近13年来，许多大科学家，因为机械进步的神速，于是又抱着怀疑主义，与从前的休谟差不多。爱丁登解释相对论的时候，以为大部分科学的公律，不过是人类的习俗而已。还有几个研究原子构造的专家以为物质世界并无所谓因果律。有许多哲学家也有同样的见解。尉特真斯登说：“迷信乃是信仰因果律。”
这种怀疑主义，是现代科学的中心问题，暂时还只影响几个主要的科学家，将来恐怕影响全体的科学家。这或许是因为现代的科学家沉于冥想与思维的缘故。不过现代的科学，已逐渐变为一种生活与行为的方法，以生活的胜利，代替老的、专努力于学识的观念。如果怀疑主义的出发点是理想，那么，将来的趋势一定是实用主义愈占胜利。将来世界各国都有这种趋势，不过暂时以美国为最明显。战后的德国，普遍的都表现着悲观昏迷，而美国则科学地应用，成功极大。把理论的科学变为实用的科学，可说是美国的先例。因此，凡关心世界的将来的，不可不对于美国加以研究。在我个人看来，20世纪对于哲学和心理学成绩最好的要算美国。这并不是因为美国人的智力比别国好，而是因为他们摆脱了欧洲那种中古的传统思想。
工业哲学主要的信仰，是人类的命运，在自己的掌握中，而不受自然或先天的压迫。从前的人类，极畏惧天时，因为他们不能战胜天时。虔诚的农人和渔夫，莫不如此。海岸居民的宗教信仰，与他们船只的大小，恰好形成反比例，这差不多是一个定律。不过偶然像泰坦尼那样大的船也还是沉没了，因此当时即或是极大的船，也还是多少有点宗教信仰。现代没有这种情形了，因为现代航海日益安稳。
人类自最初有思考的时候，即为恐怖所笼罩。他们用半理智半迷信的方法，躲避这种种危险。古代农民遇着饥馑的时候，就以活人献给谷神为祭。后来科学的农业发达，才把这种迷信打破。古代消弭水灾，除中国之外，都是拜河神。有许多灾害，都以为是鬼神作祟，可以用祭礼治解。以瘟疫为鬼神作怪的，至今还有这种迷信，如今日的印度，对于战争的恐怖，现今已有加以理智的分析，而这班人还不免幻想之职。普通人以为战争的原因，还和哥尔利治的观念差不多。
克布拉从远处听见祖先的声音，预告着将来的战争。
对于暗杀的恐惧，是以刑法来处置的。而刑法的起源，还是带着迷信，根据于流血为污的观念。至今我们对于暗杀所引起的反感，与其他无迷信根源的罪犯如冒名者——不同。司法中赏善罚恶的原理，因其从前有惧怕犯人的迷信，以至现今不能收最大的效力，而制止一般人犯罪。
现代享受文化的人民，很少觉得科学对于他们眼光的影响最大。希腊罗马在最盛时代固然没有什么恐惧，而且他们的希望和今人不同。试将柏拉图的“共和国”与现代威尔士的“乌托邦”两相比较，柏拉图的希望是促进人类的道德与智慧，而不像威尔士以战胜自然为理想生活的要素。这恐怕是经济的原因，因为自由国民即有奴隶替他服务就不觉着减少人工的紧要。此外，还有许多学术上的原因。如几何学的发达，使他们相信真理是可由推论与臆想而得到的。关于自然界的假设，必须与伦理和美学相吻合。他们以为宇宙必须美丽而易于想像。天上的星宿，是以圆圈或花圈道的轨道而移动。古代学术的色彩减少之后，就有少数的学者成为权威。一般人专做注释的工作，而不做独创的工作。因此，虽然有几个少数的希腊人有科学的眼光，而普通受教育的人对于世界并无科学的研究。
亚拉伯的文化便不同了。他们对于科学的好奇心，比较后期的希腊人要大些，不过他们对于科学大都带着迷信的色彩。练金术所谓金丹，以求长生不老，荒废了许多实验的工夫，而没有作正当科学的考查。至于当时的欧洲，一方面着重伦理问题，如苏格拉底的希腊哲学，一方面崇拜权威，而普通学者的程度降低。这样，中古时代的科学，除了受亚拉伯影响的培根之外，毫无成绩。因此种种原因，直到文艺复兴时代，科学对于普通人民的日常生活无所贡献。
文艺复兴原是一种文学的运动，其结果并非完全脱离了权威的羁绊，不过是由亚里士多德之崇拜移到柏拉图罢了。当时学者发现了古人彼此也有意见不同的地方，于是他们自己不得不加以研究，再定夺随从何人的意见。意大利的哥白尼发现了古时希腊学者也有地球绕日的理论。若是他没有发现这一点，恐怕他还不敢宣布他自己的理论，因为他自己还找不出科学的根据。
直到19世纪，科学才视为一种改良实际生活的学术，其方法不在道德或政治的改革，而在战胜自然。此种观念的改变，是由于工业革命及各种发明，如汽船火车电报之类。以科学为工业工具的观念，现代是极普通了。现代人类都希望能够解除历代以来的许多恐怖，如瘟疫、饥荒、飓风、水灾，甚至于战争等。
科学的成功，可以除去上述种种恐怖。固然，科学不能完全除去死亡的恐怖，不过科学延长了人的寿命，而将来这种延长是无限的。现代的城市对于自然的恐怖是很少了。不过有时像日本东京的地震使我们觉得还没有完全制服自然。我们再看远些，科学也告诉我们地球不是永远可以居住的，将来太阳的热度减少的时候，或许我们会移往金星上去，不过这总还在百万年之后。但是这种种猜想，对于城市中每早去上工的工人，并没有什么大的影响，他的世界是很安全的，虽则也有一些琐碎的麻烦事体，如工头发怒的时候。这样，从前的宗教，就变为现代的政治，因为现代的一切恐怖，都在政治方面。科学一方面固然减少了人类对于自然的恐怖，但一方面也增加了人类彼此间的恐怖。佐洽第三视为渎慢上天的避电针，消除了人类对于雷电的恐怖，但人类同时也发明了许多破坏的能力，与从前的自然一样危险。一方面科学使社会机体化了，使反抗者不易为乱，而一方面如若社会纷乱，其祸害就比古代的社会大多了。因此，美国人民对于群众及邻人的恐怖，比较其他任何国家都大些。以全体而论，人类是脱离了自然的羁绊，但以个人而论，人类彼此互相牵制，比较科学未发达以前，反而更增加了。
科学对于这种恐怖也有方法对付么？我想是有的。现代的科学，还在努力于物质环境的改良。从前的环境是看为固定的，只能任其自然或加以沉思，而现代的环境，就任人类指挥了。但是我们对于人类的天性，还是看为固定的东西。我们可以改变环境，但我们不能改变各人的性情使彼此融合。这原因不外乎研究人性的科学还不如自然科学的发达。不过这种情形，已逐渐改变。100年之内，恐怕我们约束孩童的性情，正如我们约束自然界一样。这样，我们就可免除人类彼此间的恐怖，正如我们已免除了人类对于自然界的恐怖一样。不过人类得了这种约束能力之后怎样去应用它，是很难预知的。这种能力对于我们遗传的价值一定有剧烈的影响，但是我们相信这是一种好的影响。我们也不必过于忧虑，好像汉姆列德所说的：“世事本无所谓好坏，不过是我们的心理作用而已。”
凡是某社会各分子的思想是好的，就是好社会。合乎科学方法的教育家，将来一定可以做到这一步。
工业政策的哲学，推翻了中古及近代把知识看为固定的观念，而根据机械创立知识工具论。知识工具论，不主张为真理而求知识。一切知识都是动作，约束环境而使之实用，能实用而后可称为知识。这种知识论的定义大概是如此：“我们认识某物，而能随意改变它，才可称为知识”。这种知识论，无天堂的幻想，也无至善的追求。
知识及价值观念，已深注于现代美国人的心目中，因此他们很难了解留恋旧文化的欧洲人。欧洲各国，除俄国之外，彼此没有什么大的差异，而综合与美国相比，则都有不同。这种差异，值得考查一下，因为如若我们根据旧文化的欧洲来推测机械文明来，是易于错误的。
我们读“神剧”的最末一篇，可以看出这一点。依据这篇所讲的，人类最大的幸福是沉思与仁爱。这篇所表彰的沉思与仁爱，已达到最高点，但都是“静”的，因为一切即已完美，不须再来奋斗。密尔顿对于天空的看法也是如此：
在那里，辉煌的琴奏着，
天使们高声吹着号筒；
还有成千的天军，
鼓弹着不朽的金弦琴。
不过密尔顿没有提到这些弹琴和号筒可以日渐改良而且可以用机器来吹奏的。若果如此，天使们就可以避免许多麻烦，可以用他们的时间在“金城”里建筑更高大的宫殿。
现代欧洲的艺术家或学者，不能把人生看做天堂，而对于死后的来生，也很怀疑。无论他是艺术家，科学家，讲爱情的，或冒险的，只要他易于动情，一定有时可以感觉达到极点的狂喜。寻求知识也好像追求美感一样。当某人发现了一种新理论的时候，也必正如初恋时一样的喜不自胜。
不过这类人好像古代遗留下来的野鬼，并非与时代相吻合。大凡出类拔萃的人，不是进步者便是时代落伍者。如但丁的功绩，不过是把以往的思想集其大成，而他对于将来的改进除传播意大利文字之外，完全未曾提及。假如古代学者复生于今世，他们对于现代文化取什么态度，猜想起来一定是很有味的。我想阿基米得看了现代文化一定表示无限的欢乐。他会赶忙参观各工厂，天文台，制造厂；他会拿着全书一页一页地翻着细读；他会惊叹无线电与飞机的神奇。他看了现代的武器，一定是称赞不已；不过他不懂得何以不拿这些军器去消灭野蛮的民族。在几年之内，他就会精通我们的科学与数学，但是他看了我们的政治，却是不可解之谜。
亚里士多德呢，恐怕他会把一半时间花在牛津大学的演讲厅里，一半时间花在动物园里。在动物园里，他就会盘问看守者那些动物有些什么习惯，而且他会提议怎样医治象的不眠症。在牛津大学演厅里，他所讲演的玄学，一定会引起许多人的钦羡，不过他希奇何以这些人对于动物不发生兴味。他会与探险家和政治家交游，对于人类学极有兴趣。他讨厌现代的机械文明，憎恶民治主义。他不愿意去用地道，除非他和他的朋友有一辆专车。
柏拉图来了会与英格做朋友。他对于现代文化的态度，完全和英格一样。
培根来了会请他做“大英百科全书”的总编辑，但不久就会辞退他，因他借着百科全书来宣传自己的思想。他会惊叹博物馆、卡片目录、机器。他赞美工业，而以相对论及分量论过于玄妙，于实际无益。他与当代名人交游。如果他发了财，就觉得这世界确实是很好的。
牛顿看了他所研究的理论现今这样通行，一定要后悔。他情愿关起门在三一大学里研究，憎恶摩托车、自行车，他想数学题目的时候，就有这些东西打扰他。他不喜欢机械。他觉得现代的美国不如安尼皇后时适宜于哲学家。他看了现代用纸币，也必觉得很惊奇，因为他原是铸钱局的局长。
我对于古代名人这种猜想，恐怕把他们的大名都弄小了。不过有许多大人物的裁判力，都为许多小事物所影响。我觉得这一点很紧要。因此，我们批评现代文化的时候，应当特别小心。凡欲以极客观的态度考查现代文化与19世纪以前的文化的区别，我以为应当留意以下几点。
第一，现代交通便利的突增。从最初用马为工具直到发明火车之前，运输的速度，大概都是差不多的。罗马帝国时的邮运和迭更斯时马车的速度差不多。火车可说是一个大改革，而不久就增到最高的速度。飞机又是一个新的大改革。航行呢，虽说从前在地理上增加了一些知识，但是直到汽船发明之后，才增速度。
第二，传递消息的速度增加。这种进步可分为三期：电报，电话，无电线。无线电的速度，和光一样快，从理想上看来，是不能再超过的了。关于这方面，我们差不多可说是进步到完美的地步了。
第三，机械的发明，代替手工业，以此促进人类物质的享受不少。
第四，公共卫生的改良，特别是20世纪开端以来。
第五，战术的进步，这是一小点，我也不必再加以发挥。
科学影响于学术上的进步，比较物质的进步稍为迟缓，不过也是19世纪才开始的。大概而论，科学一方面可说增加了人类的能力，一方面减少了人类的夸大狂。中古时代，大家都以地球为宇宙的中心，人类为万物之灵。哥白尼发现了地球为无数小行星之后，上面这种论调，就受了一个很大的打击。第二个打击是进化论，但是有许多保守者还反对这种进化论。第三个打击现在才开始不久，就是行为派和生物化学家对于心理的分析。有一个生物化学家说：神秘主义是因为血液含碱质过多而发生的。这种说法不知是真是假，不过我想对于神秘的感觉不久总有一种奇怪的解说出来的。物理，生物，心理，都渐次由迷信的学说而变为科学。这种变迁，对于人类的自夸，都予以打击。不过科学的胜利，增加了人类的能力，而人类也情愿忍受上述的种种打击。有许多人虽说在理论上反对科学，而实际上还是拜倒在科学势力之下。
科学的理论，发达到现在，也改变了性质。牛顿的“科学原理”，以前大都视为金科玉律，但是现代的科学家并不以为自己研究的结果是不可更改的。大凡现代的科学理论，不必是最后的真理，而发明这新理论的科学家，也不自以是最后的真理。现代对于真理的观念，并非永远的，固定的，确切的，真实的。因此，现代最新最好的科学理论，于实际上极有用处，而于理论上并不能使人十分满意。物理学越是进步，自然界越是解释不清楚。希腊时所谓原子，是一个很小的圆球，和普通物质一样，不过形体极小罢了。但是现代物理学家所谓原子，乃是一个小小的中心点射出许多光芒，而这中心点究竟是什么，却是茫然。即所谓“从某中心点射出许多光芒”，我们过细想来，也没有什么确实的意义。科学的趋势，是日渐成为管理自然的技艺，而不是解释自然的理论。想了解自然的迷梦，已渐次为科学所打破。从前并非如此，这是近25年来物理学进步所促成的结果。这种趋势，更坚定了知识工具论的哲学。
相对论所发生的影响也是如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比牛顿的地心吸力更好，也算是特殊天才的创造，然而他所发生的影响完全不同。牛顿发明地心吸力的时候，当时英国和法国人都觉得他们已揭破宇宙的秘密了。当时上流妇女都热心研究牛顿的科学原理，而一般哲学家也乐于加以注释说明，使她们易于了解。但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都使大家觉得他们的知识反而因此减少了。物理学的进步，在某方面固然可以引导我们的经验，然而对于自然界只能给与我们一种抽象的形式的知识。现代所谓地球循着轨道环绕太阳，并非如我们实际所想像的那样真确，这都不过是数学里的名词而已。牛顿的理论，使大家觉得很得意，而爱因斯坦就不然，虽则他的理论也很伟大。有些“自然律”，是人人皆熟习的；而有些自然律，不过好像统计上的号码而已。这句话或许不对，不过无论如何，从前那种自以为有把握的思想，现在是没有了。
最后，我们要讨论科学对于社会发生什么影响，而这些影响又引起了人类对于将来有什么希望或恐怖。
科学文明有一个很不幸的影响，就是抹煞个人价值及独立精神。现代的大企业，都是集合群众为基础。工业时代社会干涉个人的自由，比较商业及农业时代都利害些。机械虽使人群克服了自然，然而个人因群众而埋没了。在美国，合群的本能比英国较为发达，而对个人在政治上社会上的自由，也不大尊重，恐怕这也是各种原因之一。不过我想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美国的种族过于复杂，大家不得不联合起来。科学文明虽然抹煞了个人自由，然而战胜自然是一种很大的幸福，即使牺牲大一点，也很值得。我想将来人类惯于这种制度而加以纠正的时候，干涉个人的自由就要少多了。
群众的万能和个人的单弱，是科学文明的结果，这种结果，对于宗教道德美感的价值，都发生许多影响。罗马帝国时的属民，都以为个人的灵魂有永远的价值，以安慰自己，因为当时的平民在政治上并无地位，于是不得不在来生补偿这种缺憾。在现代机械发达时代，因民治与科学的发达，一般人民就可从其他方面寻找补偿的机会。如现代的国家主义，个人可以与群众联合起来，共同合作。不过这种补偿，个人对于全体必须有所贡献，否则大家轻视。如世界最盛行的抒情诗，大都是皇宫和贵族的出品。黑暗时代之后，腓特烈第二又极力提倡。当时皇帝的恋爱故事，大家都很注意，而皇上自己，也极尊重其事。皇上既是如此，于是朝臣皆仿效。这样恋爱就成为一种风气。不过在现今机械时代，把这种情绪过分地张扬是不可能的。
宗教与道德的变迁很慢，因为对于这方面情绪的抵抗力很大；不过如若科学的势力延长至数百年之久，宗教与道德也势必受其影响。现代道德的趋势，是减少恐惧，而增加希望；注意公共利益，而牺牲个人的权利。以往的传统道德，大都是注重个人灵魂与上帝的关系。在希腊罗马的共和时代，政治的义务是道德的一部分，但是早期的基督徒对于政治并无责任，因为基督教是由一般无政治势力的平民而产生的，因此，现代还有许多人以为奸淫比贪官污吏受贿的罪恶更大。此外，现代政府对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干预得很利害，如强迫子女受教育，禁止残酷地责打等。恐怕这种趋势的势力，将来日见蓬勃。如果父亲无养育子女的能力，恐怕国家就要代替父亲的职务，而担负女子的经费责任。若果如此，家庭就不得不因而破裂，社会心理也大受影响。这样养育出来的子女，并非个性发达的青年，而是很灵敏而服从的军队，他们只忠心于国家，而不必忠心于其他任何团体。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科学的社会是否巩固呢？在这种社会里是否含有腐化的成分，而终究崩溃呢？希腊创立了一种很好的生活，但是不能经久；其中有一部分传入罗马帝国，其后又传入天主教会，但原有的成分就极其稀薄了。现代生活的科学色彩极浓厚，但是否也如前日的希腊，渐次消失呢？这确是值得我们考虑的。
第一，是现代科学相矛盾。科学方法的基础是事实，凡无事实为凭证的，皆不承认。但是实际上，科学也有许多武断的处所，如神学一样，这是怀德海在“科学与现代世界”内曾经指出的。各种科学都建筑在归纳法上，而归纳法又建筑在桑达亚郡所谓“信仰”上。归纳法证据与有神论的证据一样多，但是没有一个能使人绝对信仰的。如果科学家故意对于理论的健全置之不问，科学或许仍旧进步如常，但是他们恐怕会丧失那种无畏的探讨精神，而造成一班正宗派的辩护者。如若他们专注重知识之工具论，而将理论方面，另作为一种学理的研究，那么，发现新理论的热诚就会消失了。我并不是说工具论是假的，不过我觉得这种论调不能鼓舞学者下力作思想的工夫。埃及的祭司发现了日月蚀是按期出现的，不过他们这种发现是因迷信而督促他们记录下来的。迷信或许是发现所必须的，不过科学家完全科学化的时候，恐怕科学的进步也要停止了。若果如此，他们就会仍归于迷信，而回到黑暗时代。不过我以上所说的种种，都是一种理想的推测罢了。
第二、科学文明还有一个更坏的结果，影响于人口的——并非影响于人口之“量”的方面，而是“质”的方面。大概现代的聪明人，平均看来，传种很少，而所传的种，总不足以保持其固有的数目。如果没有新的原动力鼓励他们传播，恐怕后代的聪明人日见稀少，而不足以维持固有的高尚文化。将来这种新的原动力，都必须比较无论什么政治能力要大些。英美为民治的崇拜所阻碍，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根本就反对生物学。凡天主教势力范围之内的国家，都以人数的增多视为紧要。法国的经济制度，是根据拿破仑的宪法；要想施行什么优生的计划是绝对不可能的。德国要算最好的，然而机会也很少。同时，在最近200年内，后代的人日益愚笨。这确实是一种可忧的现象。
我们晓得罗马奥古斯丁时代的人比后一代的要聪明些，而罗马衰微，实因知识衰微的缘故。这种衰微，将重现于现代么？如果生物学有现代自然及机械科学一样发达，或许不至实现。若果如此，优生学就可从积极或消极方面改良每代人类的智力，而不像现代这样日渐衰落。不幸生物学所研究的对象，与人生的关系过于密切，而情绪道德宗教等阻止其进行。如果优生学实行起来，必有许多地方与人类的天性相冲突，而使其难受的。我们现在对于机械文明，就有许多讨厌的地方，如果实行优生政策，就必更加讨厌，于是大家都觉得这种优生政策还是不值得一试。
有一点是很明显的：现代西方的科学文明不能站着不动。我们必须有更进步的科学，否则我们无能力容纳科学，而必致崩溃。若果崩溃，则世界将渐次复归于蒙昧无知的状况。在这种状况之下，旧的机械或许还能存留一时，如六七世纪时罗马的水道，但时日久远之后，那些数十层的洋房，都会渐次倾颓，好像犹嘎旦印第安人的荒墟一样。
在本文之内，我并没有忽视机械文明的缺点，不过我觉得机械文明的优点比缺点要多。我可以举出两点为例：贫困的减少及公共卫生的改良。只这两点，就增加了人类无穷的幸福，而这两方面将来的进步，还未可限量。
补救现代文明畸形的发展，不在拆毁科学，而在乎充实其内容。心理学，生理学，遗传学等，将来都可以有许多贡献。不过它们贡献的时候，应当特别注意一点：我们只须利用机械，不可崇拜机械。心理学不可专门去研究怎样减少工人的疲劳，以增加工业的出品。研究刺激品的时候，不可专想到这刺激品在星期一早上会减少工人的工作效能。优生学家也不必专门研究人类将来是否适宜于在工厂工作。机器是为人而造的，人不是为机器而生的。工作的目的，是在乎多给与人类闲空的时候以娱乐。如若没有做到这一步，工作就失去意义了。将来我们研究人类到了研究自然界一样精密的时候，也希望不要忘掉了我们最紧要的目标，还是人类的快乐。同时，我们也希望那些初次迷恋于机械文明的国家，快快把他们的蜜月度过去。因此，我盼望西方各国能够及早建设一种适合于人性的、巩固的、真实的科学文明。同时我也相信现代已有这种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