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对读者的考虑，我想提出一种恐怕在表面上看来甚为荒谬的和破坏性的理论。这种理论就是：当我们找不到任何理由能说明某个命题是真的时，要相信它就不会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当然，应该承认，如果这样的看法为人们普遍接受，那将整个改变我们的社会生活和政治制度。由于我们的社会生活和政治制度时下都是完美无缺的，这种理论就必然与之相抵触。我知道更为严重的是，它会使那些机敏的人、著作家、主教以及那些依靠命运多舛者的苦盼苦望为生的人减少收入，所以，我的意见不免要遭到种种诘难。尽管如此，我认为能够给我的表面上荒谬的见解找出证据，并公之于众。
首先，我要为自己作些辩解，免得人们认为我好走极端。我是一个英国辉格党人，具有英国人的调和折中的性格。曾有一个关于毕洛主义创始人希腊哲学家、怀疑主义创始人毕洛的故事，他认为我们永远没有充分的理由断言某一种行为方式会比另一种更聪明。他年轻时，有一天下午外出散步，看见他的哲学老师（毕洛曾就学于他）正掉进一条灌水渠里，水没头顶而无法出来。毕洛盯着他的老师看了好一会儿，却继续散他的步，因为他觉得找不到充分的理由去认为救了他的老师便是做了一件有益的事。后来，一些不那么相信怀疑主义的人将那位哲学教师救了上来，并责备毕洛太无情了。然而，这位老师由于忠实于自己的怀疑原则，却称赞毕洛言行一致。我主张的并不是毕洛那种过头的怀疑主义，因为我即便不在理论上，也在实际上和普通人一样相信常识。我还准备认可科学上所有已经确定的成果，不在于认为它们是必定正确的，而在于它们有可能为理性行为提供根据。如果有人宣称某时某刻有月蚀，我认为那就值得留心观察它是否会发生。然而毕洛就不会这样想。基于此，我认为我主张采取一种中间立场是正确的。
对于许多事情，研究它们的人的看法是一致的。例如，上面提到的月蚀发生的时间就是一个例子，还有许多事情则情况相反。即使专家们的意见都一致了，他们也还可能会搞错。20年前爱因斯坦关于在引力作用下光的折射率的观点为所有专家拒绝，但它却被证明是正确的。然而，无论怎么说，在专家们意见一致的情况下，他们的观点比与其相反的观点更有可能被非专家的人当做正确的观点所接受。我主张的怀疑主义总起来说只是下列三点：①当专家们意见一致时，与其相反的意见依旧具有不确定性；②当专家们意见不一致时，非专家的人不能认为哪一种意见具有确定性；③当所有专家都认为一种肯定的意见缺乏充分的理由时，一般人很可以暂不作出他的判断。
这些命题看来好像是很温和的，然而，如果人们都接受了，那将使人类的生活发生空前的变革。
人们的意见都包括在这三种类型之中。当某个意见具有理论根据时，人们往往乐于把这些根据提出来，并期待它们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并不是感情用事地坚持自己的意见，相反，他们心平气和地坚持意见，并冷静地陈述他们的理由。那些因一时的感情冲动而坚持的意见常常缺乏充分的理由。事实上，情感是一种尺度。它用来衡量一个人是否具有以理服人的能力。政治观点以及宗教观点几乎总是具有情感的色彩。除中国之外，每个人必须在政治以及宗教方面持有坚定的观点，否则便被视为可怜虫。所以人们憎恨怀疑论者，远甚于憎恨同自己意见相背的具有强烈激情的拥护者。人们认为，对实际生活的要求需要对这类问题持某种意见，而且假如我们变得稍稍理性些的话，社会的存在将成为不可能，然而我的意见正相反，我将努力说清楚，为什么我有此想法。
以1920年后的失业问题为例。一派意见认为，这是由于工会的捣乱生非所致；另一派意见认为，这是由于欧洲大陆上的混乱；第三派意见在承认上述两种原因起了一些作用的同时，将问题主要归咎于英国银行力图提高英镑币值的政策。据我所知，在第三派中包括大多数专家，而不是其他什么人。政治家是不会对无助于党派之争的观点感什么兴趣的，而一般人则倾向于把不幸归咎于他们敌人的种种阴谋诡计。因此，人们往往支持或反对一些与他们不相干的政策。而少数有理性的人的话却不为人们倾听，因为他们不迁就任何人的感情。如果要争取同盟者，就必须说服人们，使他们相信英国银行是很坏的。如果想争取工党，就必须指出英国银行的总裁们是工联主义的故人；如果想争取伦敦的主教，就必须指出英国银行的总裁们是“不道德的”。这样，人们才会跟着认为他们关于货币的观点是错误的。
让我们举另一个例子来说明。常常听到有人说，社会主义是同人类的本性相违背的，而社会主义者则反对这种说法，其激烈程度同其敌对者不相上下。最近去世的英国医学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里弗斯博士在学院大学的一次讲座中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后来刊行于他的遗稿“心理学和政治学”书里。就我听知，这是惟一的一次具有科学性的讨论。在这本书中提出一些人类学的材料，说明社会主义在美拉尼西亚群岛并不同人类的本性相违背。接着该书指出，我们并不知道美拉尼西亚与欧洲的人性是否相同，所以结论是：关于社会主义到底同欧洲人的本性是否违背，惟一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去试验它。有趣的是就根据这个结论，里弗斯愿意做一个工党的候选人，但他却不肯堕入政治争端通常所具有的那种热情和冲动之中。
现在我要大着胆子提出一个一般人以为更难用冷静的头脑去讨论的问题，这就是婚姻的习俗问题。大多数人都认为除了本国的以外，其他一切婚姻习俗都是不道德的，而一些人之所以要反对这种观点，是因为要替他们的放荡生活做辩护。在印度，寡妇的再婚在传统上被看做是一件十分可怕而不可思议的事情。在信仰天主教的国家里，离婚被认为是邪恶的，然而夫妇间的某些不忠却受到宽容，至少在男人方面是这样。在美国，离婚并不难，但一夫一妻制之外的男女关系却受到最严厉的谴责。回教徒相信一夫多妻制，而我们认为这是堕落。人们以极端热忱的态度坚持着各自的看法，并对违背它们的人施以无情的讨伐。然而在任何一个国家还没有一个人做出哪怕是极小的尝试，表明他自己国家的习俗比起别的国家的习俗更有益于人类的幸福。
当我们翻开任何一部关于这个问题的科学论著，例如斯特马克的“人类婚姻史”我们便会感到置身于一种同流行的成见完全不同的气氛之中。我们发现存在各种各样的习俗，其中有很多我们会认为是违背人类本性的。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将一夫一妻制理解为是男人强加于女人身上的一种习俗，但对于西藏流行的一妻多夫习俗，我们又该怎么说呢？去西藏旅行的人回来告诉我们，那里的家庭生活至少像我们欧洲家庭生活一样的和睦。稍稍阅读这方面的材料肯定会使任何一个毫无偏见的人很快变成十足的怀疑主义者，因为看来没有什么证据能使我们说，这种婚姻习俗比那种婚姻习俗更好或更坏。几乎所有的习俗都包含着对当地道德习惯触犯者的不可容忍和残酷惩罚，除此之外它们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看来道德上的罪恶是地域性的。按照这个看法，只要向前再走一步就会得出结论说，“罪恶”的概念是虚幻的，因此按照习俗所进行的残酷惩罚也是不必要的。正是这个结论使许多人不高兴，因为自以为带着善意的良心加暴于人正是道德家高兴做的事，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虚构出地狱来的原因。
在狂热地信仰一些令人质疑的事物方面，民族主义当然也是一个极端例子。我想可以确定无疑地说，如果现在要写一部有关上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每个有科学态度的历史学家，都要作出许多客观陈述，然而如果这发生在战争期间，他一定会被送进交战国任何一方的监狱中去。在平时说出这种情况只不过被看做是一种莽撞行为，而在战时，这就是犯罪，世界上出现的种种含有极端信仰而又相互对立的社会制度，其虚伪性可由下列事实得到证明，那就是只有那些都具有民族偏见的人才去相信这些制度。而如果以理性去考察那些制度，就如同以理性去考察宗教信条一样，都被视为邪恶。当人们被问道，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抱怀疑主义算是罪恶时，惟一的答复就是，神话能帮助我们打胜仗，所以一个有理性的民族只能被人杀，而不是去杀人。靠大量诋毁外国人以保全自己是可耻的，据我所知这个观点，除了公谊会教徒之外，至今在职业的道德家中还没有发现任何支持者。如果有人说一个理性的民族将能找到完全避免战争的良方，那么，他将受到辱骂作为回答。
理性的怀疑主义传播开来将会产生什么结果呢？人类的事情源于情感，情感产生出伴随的神话系统。一个遭受了某种侮辱的人会意想一种说法，说他是英国国王，而且对他未能因这种崇高地位而领受应得的尊敬，编造出种种巧妙的解释。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幻想并不能得到他的亲邻好友的同情，相反地他们却把他关了起来，然而如果此人不是说有关自己的什么了不起的事，而是说到他的国家、他的阶级或他的主义如何伟大，那他就会赢得一大群附和者，甚至因此而成为政治或宗教领袖，即使在公正的局外人看来，他的观点就如同在疯人院发现的那些夸大狂所说的话一样荒诞。一种团体的疯狂性就是这样产生的，它遵循着和个人的疯狂性一样的规律。人们都知道，同一个自认为是英国国王的人争论是危险的，但当他被隔离起来后，也就被压服了。当整个国家陷入一种幻想时，如果它的自负受到非难，它的愤怒无异于一个发疯的人，此时除了战争之外就无法使它屈服于理性之下。
智力因素在人类行为中究竟起什么作用？这在心理学家中有着许多不同的看法。最明显的是下列两个问题：（1）信仰作为人类行为的致因究竟有多大作用？（2）信仰在多大程度上是从逻辑充分的证据中推演出来的，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人们能够作这样的推演？对于上述两个问题，心理学家们有一个一致的做法，即尽少地提及智力因素，甚至比一般人提到的还要少。但在这个大范围内，却存在着程度上的很大差别。现在让我们依次对这两个问题讨论一下。
（1）信仰作为人类行为的致因，究竟有多大作用？我们不从理论上讨论这个问题，让我们以一个凡人的普通一天来做例子。他早晨起床，这多半是由于习惯的作用，而不是任何信仰干预的结果。他吃早饭，赶火车，读报纸，上班，所有这一切也都是依习惯行事，这是由于在过去他形成了这些习惯。但在职业的选择上，至少信仰起着一定的作用，当时，他可能相信他选择的职业是符合他的意愿的。在大多数人那里，信仰对于职业的最初选择是起着一定作用的，而且在此后因这种选择而发生的一切也都受其影响。
在工作中，如果他只是一个一般的工作人员，那么他就可以继续依照习惯从事，无需主动的意志，也无需信仰的明显干预。但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因为这些法则只是他的习惯，就如同打网球的人要遵守规则一样，它们是年轻时候学到的，不是来自于同真理相符的智力信念，而是来自于取悦于老师，就像一条狗学会坐在它的后腿上乞食一样。我不是说一切教育都是属于这种类型的，但读书、写字和做算术这三种学习，大体上也确实如此。
然而，如果我们说到的这位朋友是一个股东或总裁，那么在他的生活中，他可能会应召去作出一些难度颇大的决策。在作决策的过程中，信仰也许起着一定的作用。他相信有些东西将要涨价，有些东西将要跌价，相信某某人是一个资信很好的人，某某人已濒临破产。他就根据这些信念采取行动。正因为他依据信念而不仅仅依据习惯去应召行事，他才会被认为比一个职员能干得多，也因此他才能赚得更多的薪俸，当然这要以他的信念是否正确作为先决条件。
由此看来，信念尽管对于我们的行为直接负有的责任只是一小部分，但它是最为重要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它决定着我们生活的一般做法，特别是宗教信仰和政治行动，它们同信念是紧密相联的。
（2）现在谈谈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本身包含两个方面：（a）实际上信仰在多大程度上依赖证据？（b）信仰依赖于证据，其可能或人们希望的程度有多大？
（a）信仰对证据的依赖程度比信仰者所设想的要低得多。举一个近乎理性的例子，即一个城市里富豪的货币投资。人们经常会发现，他对于法国法郎是涨是跌这个问题的看法依赖于他的政治上的好恶倾向，而且由于他如此坚持这种看法，以致他不惜拿金钱去冒险。在破产的问题上，常常可以发现感情因素乃是陷于破产的基本原因。政治见解很少依赖于证据，除非对于社会公仆来说，而他们又是被禁止谈论政治见解的。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在25年前发生的税率改革争论中，大多数工厂主支持增加他们收入的主张，并且表明他们的意见是真正依据于证据的。然而，他们所说的，很少有人认为确实如此。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极为复杂的情况。弗洛伊德学派使我们习惯于一种“理性化”的过程，也就是为一种在实际上完全是非理性的决定或意见，创造出一种合乎理性的根据来。然而在这里，特别是在说英语的国家中，存在的是一种正相反的所谓“非理性化”的过程。一个精明的人多少会下意识地从自私的观点把关于一个问题的赞成和反对意见总括起来。等到他借助无意识，得到一种可靠利己的决定后，他就会提出或从别人那里采用一套娓娓动听的论调，以表明他是如何为追求公共的利益而做出个人的最大牺牲。无论谁如果相信这些论调代表他的真正理性，那就说明他完全不能鉴别证据，因为他所声言的公共利益并没有从他的所作所为中产生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此人显现出比他实际情况较少理性，更奇妙的是，他的非理性部分是有意识的，而理性部分却是无意识的。正是这样一种气质，使得英国人和美国人获得如此成功。
看来我说的这些好像有点离题了，但我们必须把这种无意识的理性，即所谓精明，同意识的种种变化区别开来。我们平常的教育方法实际上并不影响无意识，所以精明不能靠现今的教育手段来传授，道德也同样如此。除非仅是习惯性的道德，我们似乎也不能靠现今的种种方法来传授道德，无论如何，我从未见到过那些经常受到告诫的人会得到任何仁慈的影响。因此，按照我们现今的方式，任何审慎的改良都应该靠着智慧的方法来获得。我们虽然不知道如何教人精明或具有美德，但我们知道在一定限度内如何教人有理性，惟一必要的就是在一切方面彻底改变教育当局的措施。
目前看来创造理性比创造美德更容易——这里我们所说的“理性”，意指我们心中能预见我们行为结果的一种科学的习惯。
（b）这一点将我引到这样一个问题上：人们的行动能够或应该合乎理性到什么程度？让我们首先说说“应该”。在我心目中，理性应局限于明确的范围之内。生命的某些最重要的部分常常由于理性的介入而被损害。莱布尼兹老年时曾写信对人说，他一生中只有一次开口要一位女士嫁给他，那是当他50岁时，“幸运得很”，他接着说，“这位女士要求给她一点时间考虑。这同样使我有时间考虑这个问题，后来我便取消了这个提议。”无可怀疑，他的行为是很有理性的，但我不能说我很赞成这种行为。
莎士比亚把“疯子、情人和诗人”相提并论，称之为“全都是幻想”。而问题在于要保留情人和诗人，去掉疯子。举一个例子来说，1919年我曾在伦敦著名剧团老维克剧院看演出古希腊著名剧作家欧里庇得斯的“特洛伊的女人”，其中有一场难以忍受的悲惨场面，那就是希腊人因为担心阿斯脱安纳斯成为赫克托耳第二而把他杀死。剧院中没有人看到这里不为之泪下，但都不相信剧中的希腊人会残忍到如此程度，然而正是在那个时候，那些掉泪的人本身正在实践着一种欧里庇得斯的想像力从未思及的残忍：他们刚刚投票选举的政府在停战后延长对德国的封锁，而且强行封锁俄国。众所周知，这种封锁致使无数儿童死亡，但他们都觉得消灭敌国的人口是合乎他们愿望的。这些儿童，也像阿斯脱安纳斯一样，长大之后也许会像他们的父辈一样与自己为敌。诗人欧里庇得斯唤醒了观众幻想中的情人，然而一出剧院门口就忘记了情人和诗人，具有杀人狂样子的疯子却控制着这些政治行动。
是否能够保留情人和诗人而去掉疯子呢？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这三者以不同的程度存在着。它们之间是否联接得如此紧密，以致一个受到控制，而其余两者就要被消灭呢？我不相信这样。我相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一种力量，它定会在行动中得到发泄，也可能按各人情况在艺术中、在爱和恨中得到发泄。尊严、节制和例行公事已经扼杀了我们的艺术冲动，并禁锢了我们的爱，使它不再是丰富的、自由的和有创造性的，相反地却必然成为不愉快的和偷偷摸摸的。控制已施予本应得到自由的事情上去了，而妒忌、残忍和憎恨几乎同整个主教团的祝福一样普遍地蔓延着，我们身体上本能的器官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有助于延长我们自己及后代之生命；一是促使我们假定的对手缩短生命。前者包括快乐、爱情以及在心理学上爱的衍生——艺术；后者包括竞争、爱国心和战争。世俗的道德尽其所能压抑前者，助长后者，真正的道德所要做的恰恰相反。我们同那些所爱的人相处，完全可以依本能行事，而跟那些所恨的人相处，则应该受理性的节制，不可为所欲为。在当代世界中，我们实际上所恨的人都是相距遥远的人群，特别是其他国家的人。我们抽象地想像他们而且自我欺骗地相信，我们的行为是出于对正义的热爱或高尚动机。有大规模的怀疑主义才能够揭开把我们同真理隔开的帷幕。做到了这一步，我们就能开始去建立一种新的道德，这种道德不再基于妒忌和束缚，而是基于对圆满生活的愿望和一种理想的实现，这并不是一种乌托邦的梦想，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就曾部分地实现过。如果人们学会了去追求他们自己的幸福，而不是他人的痛苦，它就能在明天实现，这不是一种苛刻到不可能的道德，然而确立了这种道德，我们就能把尘世变成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