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励志曾国藩三论:做官做人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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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论做官 曾国藩居官不败的原则与规律(6)

李鸿章所募淮勇到安庆后,曾国藩“为定营伍之法,器械之用、薪粮之数,悉仿湘勇章程,亦用楚军营规以训练之。”1862年2月22日李鸿章移驻安庆北门城外营内,曾国藩亲临祝贺。李鸿章深知淮勇实力单薄,难膺重任。他说敝部除张遇春一营外,均系新勇,战守难恃,无征异地,若无精兵宿将,立有覆败之虞。”因此,他恳请曾国藩调拨数营湘勇,以加强战斗力。曾国藩既害怕淮勇不堪一击,又打算凭借湘军榜样“为皖人之介”,以陶铸淮军风气,因而允其所请,陆续调拨湘勇八营,归其节制。其中有曾国藩新兵两营,由韩正国统事,充任李鸿章亲兵;开字两营,借自曾国荃,由程学启统事,程系陈玉成部太平军叛徒,其部下多籍隶两淮;林字两营,由滕嗣林、滕嗣武统带,乃系江苏巡抚薛焕使之在湖南招募而来,原为四千人,经曾国藩裁汰至千人,编入淮军;熊字营由陈飞熊统带,坦字营由马先槐统带,均系奉曾国藩之命在湖南所招,原备湘军部将陈士杰率领,随同李鸿章援沪,因陈氏不愿前往,遂拨归淮军。所有这些,就是淮军初创时期的基干队伍,共计十三营,六千五百人。3月4日李鸿章陪同曾国藩检阅铭、鼎、树、庆和程学启、膝嗣林等营,标志着淮军正式建成。同源相生者,只能患难相助,不会同根相残。他认为湘、淮本是一家,淮军由湘军而派生,“尤有水源木本之谊。”对于左宗棠,虽然左在多种场合曾对曾国藩有微言,两人也几年不通音讯,但收新疆,他第一个荐举左宗棠。同样说明他的胸襟。

这使曾国藩的事业规模迅速扩大,到十年后,湘军集团中督抚大帅,纷出并立,与曾国藩地位相当相近者就有二十余人。这些军队与督抚协调行动,互相配合照应,更使曾国藩的声望如日中天。

只是鼓励手下独立发展,既有一个襟怀问题,也有一个时机问题。

立世大智慧

曾国藩在属下自立门户的问题上政策开明,适时加以鼓励,使湘军的力量发展很快,成为一个庞大的集团势力,而且始终保持着相对的统一性,至少,他们也以曾国藩为其共同的精神领袖。

厚饷养兵以求廉

臣初定湘营饷项,稍示优裕,原冀月有赢余,以养将领之廉。

——曾国藩

曾国藩一生不爱钱财,因而,他在用人选将上也反对选用为名利而来的人。他的四条选将标准中,第三条就是所选将领要不汲汲名利,他说:为名利而来的人,提拔得稍迟一点就怨恨不已,遇到一点不如意的事就怨气冲天;他们与同僚争薪水,与士兵争毫厘。小肚鸡肠,干不得大事。所以对带兵的人来说,不热衷于名利,是第三要务。

曾国藩认为,绿营兵腐败无能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兵饷太低。绿营步兵月饷银一两五钱,绿营的守兵月饷一两,绿营马兵月饷二两。这种情况在清朝初年,勉强可以维持生活,至道光以后,米价上涨,绿营兵饷已不够维持五口之家的食用,加之绿营兵饷日薄,就更无法依靠兵饷来维持生计了。《道咸宦海见闻录》记载,绿营兵“营中公费,近年益缺,各种杂出费用,无一不摊派兵饷,是以每月每兵仅得饷三钱有零,不敷一人食用,别寻小本经纪或另有他项技艺,借资事畜”。因此,绿营兵就不得不经常出营寻求生计,便忽视了在营训练,最后导致战斗力低下。绿营军官为了聚敛财富,也常常克扣军饷或冒领军饷,导致绿营军军心不稳。

曾国藩在起始办团练的时候就规定口粮;操演日给予一钱;出征本省“土匪”,每日一钱四分;征外省“粤匪”,每日一钱五分。队长哨长以次而加。养伤银上等三十,中等二十,下等十两。阵亡恤银六十两。征“土匪”减半,比绿营的饷差还多加了一倍。

湘军的军饷是相当优厚的,湘军士卒的月饷几乎是绿营兵月饷的三倍或三倍以上。统计各项总的收入,营官每月为二百两,分统、统领带兵三千人以上者每月为三百九十两,五千人以上者五百二十两,万人以上者六百五十两。连曾国藩本人也不得不承认“章程本过于丰厚”。王闿运在《湘军志》中指出:“故将五百人,则岁人三千,统万人,岁入六万金,犹廉将也。”湘军将领中除多隆阿“统万人,而身无珍裘、麻葛之奉,家无屋,子无衣履”以外,人人足于财。

曾国藩通过厚饷养兵的原则,收到了一些成效?湘军士兵的兵饷,除个人生活外,还可贴补家用,因此,能够安心操练,提高战斗力,一改绿营兵因口粮不足,而常常离营兼做它事,荒于训练的弊病,同时,曾国藩也希望通过给予将领以丰厚的收入,来减少克扣兵饷的事情发生,达到“养廉”的目的。曾国藩在奏疏中阐述了这一想法,“臣初定湘营饷项,稍示优裕,原冀月有赢余,以养将领之廉,而作军士之气”。

曾国藩如此厚饷养兵,自然“陇亩愚氓,人人乐从军,闻招募则急出效命,无复绿营征调别离之色”。于是,当兵——卖命——发财成了湖南贫苦农民的第二职业,湘军也成为一支骁勇善战的武装。

立世大智慧

但曾国藩在用兵上,却主张以“利”来获得军心,以厚赏来得兵将之勇。因此,他不惜精力,多方努力,坚持实行了一种厚饷养兵的统军方式,使其得到了一支勇猛无比的军事力量,这是他军事上成功取胜的一个重要原因。

以诚、恕知天下

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又说,“吾辈总以诚心求之,虚心处之。心诚则志专而气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终有顺理成章之一日;心虚则不动客气,不挟私见,终可为人共谅。

——曾国藩

曾国藩初办团练时,手中无一兵一勇,脚下无一寸土地,身无一分一文,虽然是个京官,在丁忧平缺其间,实际上等于一个普通乡绅。而当时在湖南,已有江忠源的楚勇,罗泽南的湘勇和王鑫的湘勇,各有一定的势力。其中,江忠源的楚勇出境至广西,有著名的蓑衣渡之战,后来保卫长沙、转战江西均有战功。可是,曾国藩却能成为他们的精神领袖,协调各部的行动。后来虽与王鑫关系破裂,也是有多方面原因的。而且江忠源战死后,接领其部队的刘长佑、萧启江等;罗泽南战死后,接领其部队的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洋等,也都接受曾国藩的指挥调度。在逐渐发展过程中,一些非湘籍将领也陆续来到曾国藩身边,如满族人塔齐布、蒙古人多隆阿、河南人李孟群、广东人褚妆航、四川人鲍超、福建人沈葆祯等。

是什么力量,使这些英雄豪杰、仁人志士聚到了曾国藩的旗下?除以保国安民、维护各教、立志杀贼为目标这个共同点使他们心心相印外,就是曾国藩的人格力量。这人格力量产生于他所极力倡导,并躯履实践的“诚”、“恕”二字,即“待人以诚,容人以恕”两条。所谓“以诚恕如天下,则群伦影从”。

“待人以诚”,应该是所有为官为将为领袖者的一项基本品德。待人以诚,则人也可能待己以诚,这叫做以诚换诚;即使少数人不以诚待已,也终会遭到舆论的谴责,使之怵然省悟。如果待人以权术,恃盛气,挟私见,也可能得势于一时,但最终会遭到历史的唾弃。曾国藩洞悉世情,明彻史实,深有感情地对诸弟说:“管子云:斗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余谓天之概无形,仍假手人以概之。霍氏盈满,魏相概之,宣帝慨之;诸葛恪盈满,孙峻概之,吴主概之。待他人来概而后悔之,则已晚矣!”这真是促人猛省的真知灼见!

曾国藩所提倡的“恕”,中心内容是《论语》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如果想得到什么,就要考虑到别人也会想到什么,推己及人。曾国藩说:“人孰不欲己立己达?若能推以立人达人,则与物同春矣!”反过来说,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不欲人以虚伪待我,我便应不以虚伪待人;不欲人以权术待我,我便应不以权术待人,如此等等,都是人际关系的重要原则。

曾国藩说:“圣门好言仁,仁即恕也。曰贫,曰贱,曰成,曰荣,曰誉,曰顺,此数者,我之所喜,人亦皆喜之。曰贫,曰贱,曰败,曰辱,曰逆,此数者,我之所恶,人亦皆恶之。……吾兄弟须从‘恕’字痛下工夫,随在皆设身以处地。我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所谓立也;我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谓达也。今日我处顺境,预想他日也有处逆境之时;今日我以盛气凌人,预想他日,人亦有以盛气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孙。常以恕‘字’自惕,常留余地处人,则荆棘少矣。”

曾国藩强调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不怨天,不尤人。认为如果“无故而怨天,则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则人必不服。……凡遇牢骚欲发之时,则反躬自思:吾果有何不足而蓄此不平之气?猛然内省,决然去之。”凡不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人,最终也不能立己达己,历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证明了这点。所以,曾国藩一向主张“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

曾国藩奉行的“待人以诚以恕”的品德,集中体现在他正确地处理与左宗棠的关系上,曾国藩为人拙诚,语言迟讷,而左氏恃才傲物,自称“今亮”,语言尖锐,锋芒毕露。左宗棠只比曾国藩小一岁,但他屡试不中,科场失意,蛰居乡间,半耕半读。咸丰二年,已四十一岁,才由一个乡村塾师入佐湖南巡抚张亮基,当了个“刑名师爷”。后张亮基迁为湖广总督,左宗棠于咸丰四年三月,又入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共达六年之久。曾、左虽非同僚,却同在湖南,常有龃龉。传说,曾国藩见左宗棠为如夫人洗脚,笑着说:“替如夫人洗足。”左氏以牙还牙,立即讽刺说:“赐同进士出身。”有次,曾幽默地对左说:“季子才高,与吾意见常相左。”把“左季高”三字巧妙地嵌了进去。左也绝不示弱,说:“藩候当国,问他经济又何曾!”语涉鄙夷,也把“曾国藩”三字喻尽。这些传之甚广的言谈,或为后代文人编造之辞,不足为信,但简单的对话,确实反映了左宗棠个性的祭骜。

左宗棠颇有识略,又好直言不讳。咸丰四年四月,曾国藩初次出兵,败于靖港,投水自尽未遂,回到省城,垂头丧气,左宗棠责备曾国藩说:事情还未到不能办的时候,自寻短见是不当的行为,何必出此下策。使得曾国藩无言以对。可见其语直,并非没有情分。而是为主帅打气,敬爱甚切之语。

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藩在江西瑞州营中闻父丧,立即返乡。左宗棠认为他不待君命,舍军奔丧,是很不应该的,湖南官绅对此也哗然应和。这使曾国藩颇失众望。第二年,曾国藩奉命率师援浙,路过长沙时,特登门拜访,并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为联,求左宗棠篆书,表示谦抑之意,使两人一度紧张的关系趋向缓和。

曾国藩的宽宏大度、不计前嫌,还表现在他在咸丰十年后(1860年)对左宗棠的举荐上。在这以前,曾国藩也曾举荐过左宗棠。例如,咸丰六年正月,曾国藩奏左宗棠接济军饷有功,因而,朝廷命左宗棠以兵部郎中用。左宗棠性情刚直,又得罪了不少人,在湖南“久专军事,忌者尤众”,于是,碰上了樊燮事件。樊燮为永州镇总兵,其私役兵弁,挪用公款,左宗棠为此代巡抚骆秉章拟奏折,温请将樊燮撤职查办。谁知樊燮受人唆耸,向湖广总督官文反告左宗棠。官文竟将这案子报到朝廷,朝廷因命考官钱宝青审讯,传左宗棠到武昌对筹。咸丰帝甚至密令官文,“如左宗棠有不法情事,可就地正法。”此事,京城内外闻之者莫不震惊。骆秉章与湖北巡抚胡林翼均上疏力辩其诬。胡林翼的奏折中且有“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的话。京中官员如待读学士潘祖荫,与左素不相识,也上疏痛陈“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官文似不可“引绳批根”。

在这种情况下,咸丰帝才有“弃瑕录用”的旨意,肃顺也趁机以人才难得进言。官文接旨后,才不再催左宗棠对簿,草草了结此案。此案刚发生之时,左宗棠曾写信给友人,陈述自己的委曲与悲苦之情:“弟性刚才拙,与世多忤,近为官相所中伤。幸所做之事容易明白,而当轴诸公尚有能知之凉之者,或可不预世网,然亦险矣!自念草野书生,毫无实用,连年因叠梓之故,为披发缨冠之举,忘其愚贱,一意孤行,又复过蒙优奖,名过其实,其遭此谤陷,固早在意中。特欲借会试一游京师,脱离此席,非敢再希进取,以辱朝廷而羞当世之士也。”于是,左宗棠辞别骆秉章,于咸丰十年正月离开长沙。他三月三日到达湖北襄阳,突然接到胡林翼一封密信,“言含沙者意犹未谦,网罗四布,足为寒心。”当时,正值襄阳大风雪,左宗棠想跻登庙堂之上,深感帝乡不可期,拟委身江湖之远,又忧谗畏讥。

当时,曾国藩驻军宿松,胡林翼驻军英山,议欲分三路进攻安庆。左宗棠来营暂避锋芒,曾国藩热情地接待了他,并连日与他商谈。正在这时,四月初一日,特旨询问曾国藩说:“左宗棠熟悉湖南形势,战胜攻取,调度有方。目下,贼氛甚炽,而湖南亦所必欲甘心,应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本地襄办团练等事,抑或调该侍郎军营,弹得尽其所长,以收得人之效?着曾国藩酌量处理。”曾国藩立即于四月十三日上奏说:“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扎亟之际,或饬令办理湖南团防,或简用藩桌等官,予以地方,弹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裨时局。”曾国藩与胡林翼是在左宗棠极其潦倒,“四顾苍茫”的时候,向左宗棠伸出了援助之手。

清廷接到曾国藩上述奏章,于四月二十日,谕令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左宗棠因而正式成了曾国藩的幕僚之一。曾国藩立即让他回湖南募勇开赴江西战场。过了几个月,左宗棠军在江西连克德兴、婺源,曾国藩立即于十一月二十八日专折为他和部属报功请赏,并追述他以前的战绩说:“臣查左宗棠一军,自移师景镇,一闻贵溪警报,分路调拨,或迎头痛击,计十日之内,转战三百余里,连克三城,使狼奔须突之众,喘息不得少定。实属调度神速,将士用命。自此股剿败之后,即有池州大股扑陷建德,直犯浮梁、景德镇,亦惟左宗棠一军独当其冲。左宗棠初立新军,骤当大敌,昼而跃马入阵,暮而治事达旦,实属勤劳异常。”可谓推崇备至。左宗棠因此得晋升为候补三品京堂。

至咸丰十一年四月初二日,曾国藩又上奏道:左宗棠“上年奉旨襄办臣处军务,募勇五千余人,驰赴江皖之交,方虑其新军难收速效,乃去冬堵黄文金大股,今春击退李世贤大股,以数千新集之众,破十倍凶悍之贼,因地利以审敌情,蓄机势以作士气,实属深明将略,度越时贤”,因而恳请“将左宗棠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朝廷立即照准。

这年十一月十六日,曾国藩根据闽浙总督庆端、浙江巡抚王有龄之请,奏请派左宗棠援浙,并将在江西广信、广丰、玉山、饶州和安徽徽州等地的陆军及昌国内河水师,统归左宗棠就近节制调度,使左宗棠开始拥有较大的军权。但左宗棠还来奔至杭州,杭州已于十一月二十八日(1861年)被太平军占领,杭州将军瑞昌与浙江巡抚王有龄均死于战事。于是,曾国藩第四次上奏保举左宗棠。他于十二月十二日向左宗棠通报说:“浙江竟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失守,六十力生灵同遭浩劫,天乎酷哉!弟于二十五日复奏统辖浙江军务,已附片密清简阁下为浙江巡抚。无论是否谕允,目下经营浙事,全仗大力,责无旁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