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励志曾国藩三论:做官做人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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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论做人 品格自砺,誓做完人(5)

立世大智慧

在什么样的情势下该争,在什么样的情势下该退,要根据客观情况审时度势,刚柔并用。片面地依靠“刚”而忽略“柔”,或片面地依靠“柔”而忽略“刚”,都将导致失败。

兼容并蓄、气象冲融

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治事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大略相同。

——曾国藩

曾国藩虽然属于儒家人物,甚至是一个理学家,但是,他的思想其实很杂,儒道佛等百家思想他都有,是一种兼容并蓄的状态。他综合各家学说,把这个“静”字功夫看得十分重要。他在记忆中说:

“静”字功夫要紧,大程夫子成为三代后的圣人,亦是“静”字功夫足。王阳明亦是“静”有功夫,所以他能不动心。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

在这段话语中,曾国藩反复强调的是,如果一个人的精神不能安然沉静下去,那么,他的心思总是散漫的,总是浮动的,对事理不会看得清楚,做事不会忠实,乃至于自己的身体也不能保养得宜。

曾国藩认为,在物欲羁绊下,一个人要“静”下来是很不容易的。他钦服颜回的淡泊,也特别指出,如果一个人不经历高山,就仍会对高山仰止,没有得到的,总是有乞求,人能大彻大悟,在登临高山,已获己得后,就是不容易了。他说: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佛之所以为佛,所争皆去大难折磨之日,将此心放得实,养得灵,有活泼之胸襟,有坦荡荡之意境,则身体虽有外感,必不至于内伤。

曾国藩在给胡林翼的心中,极赞孟子养气说和庄子的逍遥说,从中可见他在这两个方面是下过一番功夫的。

养气说是孟子人生修养方法中最有特色的学说,即所谓“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孟子的“养气”,实际上是一种锻炼人格意志和身体素质的方法,它是在人的精神世界使某种意志信念高度集中凝聚,然后,让其充沛完满,贯注全身。此时,人的身心成为意志和信念的凝聚体,而意志和信念也找到自己的物质载体。孟子的“养气”与中国古代的气功颇有异曲同工之处,它们都揭示:如果人们祛除各种心理杂念,保持心理意志的高度凝聚,将使周围磁场发生物理变化,由心理变化导引出生理变化,而生理变化又反馈和强化人的心理变化。这大概是孟子“养气”的真正内涵。

孟子的“浩然之气”是一种充溢着刚性的“力”,这种刚性之力并非来源于人体质的健壮和权势的显赫。身强力壮和位高权重固然有某种威慑力量,但若没有仁义礼智的信念作精神支柱,则不过是“匹夫之勇”和“安妇之道”而已,因为,它们只能让人口服,而达不到使人心服。“浩然之气”的刚性之力来源于人们对自我与宇宙合一的体认,和对仁义礼智的信念和践履。孟子“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与他的“充实之渭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是中国古代关于充实之美的理论基础。这种“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实际上不就是指人的一种真力弥漫、生气勃勃的内在精神状态和充实郁勃的人格之美吗?它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身上,得到了完美圆满的体现。

曾国藩又写信给胡林翼,与他一同欣赏《庄子》,谈庄子冲淡、超旷的人生理念,认为与孟子的“浩然之气”有异曲同工之效。他说:“因思古来圣哲,胸怀极广,而可达天德者约有数端,如笃恭修己而生睿智,程子之说也;至诚感神而致前知,子思之训也;安贫乐道而润身醉面,孔、颜、曾、孟之旨也;观物闲吟而意适神恰,陶、白、苏、陆之趣也。自恨少壮不努力,老年常多悔惧,于古人心境不能领取一二,反复寻思,叹喟无已。”

庄子的人生态度是最达观的。庄子虽然家境贫寒,“处穷阎陋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但他却不为富贵所动,而是视功名利禄如粪土,笑辞千金之重利、卿相之尊位,宁游戏于污渎之中以自快。一般人都求生畏死,祈求长生不死,庄子却比较超脱,“不知说生,不知说死”,甚至以死为乐。不仅妻死鼓盆而歌,就是自己死后,也主张天葬,让自己的尸体成为乌龟、蝼蚁的食粮。

曾国藩通过古代先贤,及同时代的优秀人物,汲取他们人生的智慧和精华,反观自己中年以前“胸多抑郁,怨天尤人”,不但不能养心,且不能保身。“中年以后,则肝肾交受其病”,也即从中年起,他一意克制自己,以养其博大胸襟。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说:

不苦就现有之功,而加之以读书养气,小心大度,以求德日进,言日醇。譬如筑室,譬之立功,弟有绝大基址,绝好结构,以后但加装修工夫,何必汲汲皇皇,茫若无主乎?

信虽是写给九弟的,又何尝不是自己心灵之写照!他还说:

放翁每以美睡为乐:盖必心无愧怍,而后睡梦皆恬,故古人每以此自课也。

放翁胸次广大,益与陶渊明、白乐天、邵尧夫、苏子瞻……等同其旷逸,其于灭虏之意、养生之道,千言万语,造次不离,真可谓有道之士。惜今备员兵间,不获于闲静中,探讨道义,夜睡颇成寐,当思玩索陆诗少得裨补乎!

在这种状态下,内心的体验如何呢?是一种无边的恬淡,和一无挂碍之乐,是即使遇上了怎样的艰难困苦也不受影响之乐。传说孔子的学生颜回身居陋巷而不改其乐,现代人很难理解,其实,只是没有尝过“道”的滋味的缘故,倘若了解“道味”之乐,应该也有孟子的正气和庄子的逍遥了。 所以,此气须养。

养气的方法,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只是静些,其实在紧张的工作中同样可以养气。养气方法不在坐与不坐,而在于是否有一种恬淡冲虚的意境。

精神高度紧张,心理压力过大,短时间或无妨碍,若时间一久,必致伤身害体。曾国藩对此深有体会,所以“专求信悦”,寻找快乐,实际上是一种精神的解脱和怡养性情的方式。

曾国藩投笔从戎,每天都在与太平军激烈地对抗中生存,心理压力之大可想而知。这时,他也不忘调节自己的心理,诗歌和书法给他带来许多快乐。而最有益其身心的,或许是诙谐的气氛。

曾国藩学问渊博,文学根底甚深,每日批阅的文件、书信虽多,但非常认真、仔细。他为人威重,然性情幽默,批阅公文喜诙谐,很耐人寻味。

咸丰十年(1860)十二月,曾国藩驻军祁门。一日批阅公读,内有浙江省建德县团练把总李元的文书,面用“移封”。

“移”是一种官方文书,分文移和武移两种。文移是谴责性公文,唐代以后成为官府平行机构间相互交涉的文书:武移是声讨性公文,跟檄文相似。时曾国藩任两江总督,集四省军政大权于一身。而团练把总最高为正七品衔,李元把总竟用“移封敌体”,是无知还是憨?曾国藩看后,戏于封面上题十七字令云:“团练把总李,行个平等礼。云何用移封敌体?”并自记:“见者无不绝倒。”

曾国藩不仅批阅公文喜诙谐,于僚佐亲朋间亦是如此。郭嵩焘、郭仓焘、郭昆焘同胞三兄弟,都与曾国藩友善,交往甚深。曾国藩对他们的评价:嵩焘是著述之才,论学大哥嵩焘第一;政则三弟昆焘第一;二弟仓焘两者居其中。故曾国藩常戏称:

“湘阴三郭,论学一二三,论才三二一。”

立世大智慧

吾辈既办军务,系处功利场中,宜刻刻勤劳,如农之力穑,如贾之趋利,如篙工之下滩,早作夜思,以求有济。而治事之外,却须有冲融气象,二者并进,则勤劳而以恬淡出之,最有意味。

修身砺志、每日三省

默察天意人事,大局殆无挽回之理。鄙人近岁在军,不问战事之利钝,但课一己之勤惰。盖战虽数次得利,数十次得利,曾无小补。不若自习勤劳,犹可稍求一心之安。

立志以植基,居敬以养德,穷理以致知,克己以为行,成物以致用。

——曾国藩

曾国藩是一个笃实的人,平生不浮夸大言,更反对光说不练,知而不行。他在修身砺志方面也同样如此,其中的要诀有五:

其一:律己先于律人。

凡是律己以严的人,都是有坚卓志向的人。曾国藩一生都约束于修身自律的规范,但凡说得到的,他都努力做到:我们前面已经说到,其律己之严,甚至到了苛刻的程度。比如他立志坚持写日记,并用楷书,”直到他逝世的前一天也未曾间断,可见他做事是如何地律己了。

带兵的人最要紧的是得人心,而得人心的不二途径是律己以严,只有以身作则,身先士卒,才足以指挥将士,激励兵心。曾国藩的战略本来平常,他所以能得到最后胜利,完全是待自己严厉的结果。

非但如此,曾国藩直到年已衰老,位居总督,对于自己仍不肯稍失检点,他在日记中说:

“余日衰老而学无一成,应做之文甚多,总未能发奋力之。忝窃虚名,毫无实际,愧悔之至!”“日月如流,倏已秋分。学业既一无所成,而德行不修,尤悔从集。自顾竟无湔除改徙之时,尤愧局已。”“到江宁任,又已两月余。应办之事,余未料理。悠悠忽忽,泰居高位,每日饱食酣眠,惭愧至矣!”可见曾国藩一生,没有一天不在严厉地监视自己,教训自己。也就因为这个缘故,使他在道德和事业方面,一天天的进步。

其二:每日三省:

荀子《劝学篇》中说:“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已,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如果一个人广泛地学习,每天多次反省自己,他就会变得聪明,而且,行为也没有过错。这里最难的不是“博学”,也不是“省乎已”,而是“日”和“参”,不仅“每天”,而且“多次”反省自己。

曾国藩对自己的要求比荀子还严格,要求也更具体。在道光二十二年正月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凡事之须逐日检点,一旦姑待,后日补则难矣。况进德修业之事乎?(汤)海秋言:人处德我者不足观心术,处相怨者而能平情,必君子也。”

曾国藩不仅逐日检点,而且事事检点,曾国藩的这种检点思想,并不是他心血来潮的奇思异想,实在是扎根于深厚的文化传统的自然秉承。孔子就说过“见贤思齐(看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看到别人有毛病就反省自己,孔子大概是中国第一个善于反省的大师,曾国藩最服膺于他,表示“愿终身私淑孟子”,“虽造次颠沛”也愿“须臾不离”。而孟子是从别人对自己行为的反应中来反省的,他最著名的方法就是“反求诸己”:爱人不亲,反其仁(反问自己的仁德);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曾国藩认真钻研过的程朱理学也强调“正己为先。”曾国藩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来“逐日检点”的,由于认为检点是事关进德修业的大事,所以,他才对自己要求得那样严格,不许自己有一天的怠慢。

至于如何检点,曾国藩很赞赏汤海秋的话,那就是与怨恨自己的人相处,因为怨恨自己的人,往往是对自己的缺点或过错最敏感的人,也往往是对自己的缺点能给予无情抨击的人。然而,接受他人的批评是需要勇气和胸襟的,尤其是接受那些与自己有矛盾的人的批评;有人总是怀疑他人的批评怀有敌意,不管正确或错误一概拒绝,这种人没有气量不说,更重要的是失去了一次检点自己的机会。

其三:检束于独居。

慎独,是宋明理学家最重要的修养方法。《礼记?中庸》云:“莫见乎隐,莫显利微,故君子慎其独也。”郑玄注:“慎独者,慎其闲居之所为。”也就是说,一个人在无人独处的时候,对自己的行为也要加以检束。

他把大学三大纲领——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看作份内事。他说:“若看作份外事,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虽能文能诗,亦只算得识字的牧猪奴,不得谓为明理有用之人,不能整躬率物,任官莅民:朝廷若用此等人作官,无异于牧猪奴。”说得何等透彻!曾国藩主张“立志以植基,居敬以养德,穷理以致知,克己以为行,成物以致用”,也正是往古儒者诚正修齐以迄开物成务的一贯作风,把学问事功,凑成了合拍的节奏。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务耕耘”这十六字,是他自订的严格课程,也就是诚意慎独的极端表现。在他的日记中,有不少痛自劾责力求改过的自讼之言,如:“闻誉则心忡,几不自持,何可鄙一至于是,此岂后得为载道之器乎?凡喜誉恶毁之心,即鄙夷患得患失之心也,于此艰打不破,则一切学问、才智,适足以欺世盗名矣!”“闻人得别敬,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何卑鄙若此!方欲痛自湔洗,而本日闻言,尚怦然欲动,真可谓下流矣!”见己过而内自讼,便是曾国藩大过人处,故能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不挫屈,更于受之以虚之外,将之以动,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归之以诚,其勇猛精进,卓绝艰苦的伟大精神,实足为后人所师法。

曾国藩在他的《金陵节署中日记里》说:

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方寸之自欺与否,盖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故“大学”之“诚意”章,两言慎独。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则“大学”之所谓自谦,“中庸”所谓戒慎恐惧,皆能切实行之。即曾子之所谓自反而缩,孟子之所谓仰不愧、俯不炸。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皆不外乎是。故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断无行有不嫌于心则馁之时。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曾国藩这一番关于“慎独”的宏论可谓透彻而精彩。

临死前两年,曾国藩对儿子曾纪泽、曾纪鸿提出了全面的修身养性的要求,其中第一条就是慎独。曾国藩说,能够做到慎独,就可以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可以泰然处之,可以快乐、满足、欣慰、平静。慎独就是真诚,真诚就是快乐。难怪孟子说,反问自己是真诚的,就是最大的快乐:难怪荀子说,没有比真诚更好的养心方法了。

慎独,“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曾国藩如是说。

其四:静坐。

大凡人都有切身的毛病,或者是刚的恶习,或者是柔的恶习,各有偏重,沉溺既深,动不动就会发作,必须自己体察它,并终身加以治疗。

曾国藩曾告知李镜海,说他自己偏重于刚的恶习,发起恨来什么也不顾,自己深究一下病根,就是好动不好静。

后来,曾国藩在体悟到“静”的意韵后说:“神明则如日之升,身体则如鼎之镇。”这两句话可以作为曾国藩参悟到“静”的境界的体会。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曾国藩日记中写道:只有心静到极点时,身体才能寂然不动,所谓没有丝毫杂念,但这毕竟未体验出真正的“静”境来。真正的“静”境是在封闭潜伏到极点时,逗引出一点点生动的意念来,就像冬至那一天,阴气殆尽,阳气初动,此时根正本固,这才可以作为一切的开始。

在他的《玉箴》里的《主静箴》里说:“斋宿日观,天鸡一鸣,万籁俱息,但闻钟声。后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慑,谁敢余侮,岂伊避人?日对三军,我虑则一,彼纷不纷。驰骛半生,曾不自主,余其老矣,殆扰扰以终古。”

主静能达到“后有毒蛇,前有猛虎”,而能够“神定不慑”,可谓主静之安祥。他致九弟季弟书有云:“凡行军太远,气太锐,其中必有不整不齐之处,惟为‘静’字可以胜之。”由此可知静乃制敌取胜的要诀。

其五:居敬。

曾国藩的《居敬箴》里说:“天地定位,二五胚胎,鼎焉作配,实日三才,俨格斋明,以凝汝命,女之不庄,代生战性。谁人可慢?何事可弛?弛事者无成,慢人者反尔。纵彼不反,亦长吾骄。人则下治,天罚昭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