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第一要立志
“《礼记》中说，君子庄敬日强。我天天过着很安逸、也很放纵的生活，于是，人也就一天天地衰颓下来；正像那些草木，志之不立，本之拔矣。”
——曾国藩
在曾国藩看来，君子立志，应有包容世间一切人和一切物的胸怀，有内以圣人道德为体、外以王者仁政为用的功业，然后，才能对得起父母的生养，不愧为天地之间的一个完人。曾国藩就是按照内圣外王之道，要求自己，即《大学》上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八个步骤。他坚信，只要发奋图强，立下坚定之志，没有什么目的是不能达到的。圣贤内圣外王之道，要求自己，即《大学》上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八个步骤，他坚信，只要发奋图强，立下坚定之志，没有什么目的是不能达到的。
一个没有志向的人，不可能有明确的目标；反之，志向则是人生前进的内在动力。一个人的志向不是天生的，都是在后天的生活中确立起来的，尤其是在对平庸、琐细、放纵的生活的不满中形成的：曾国藩也同样是在庸俗的环境中醒悟的。郑板桥说：“富贵足以愚人，贫贱足以立志。”曾国藩能在安乐中自立自强，实在令人感佩！
人处于世，诱惑极多，如不能做个驱除内心魔念的圣手，势必要被恶欲所困。曾国藩历经世间沧桑，已修得“心气合一，天地自宽”之境界，图远谋之时。已先立好大志。
一个人活在世上做人非常艰难，总有各种矛盾碰撞，甚至各种明里暗里的争斗，稍不注意，就会成为牺牲品，更谈不上成功了。因此，一个人要善悟，在悟中发现别人的眼光，体察别人的心思、判断别人的算计，在悟中确定自己应对对手的策略，在悟中更明白哪些事该做，哪些不该做，从而绕开各种陷阱，趋向自己的目标。
做人从哪里开始呢？从立志开始。
没有志向的人和有志向的人绝对是不一样，不仅是想象上的不一样，而且也是事实上的不一样。立志则能把这两类人区别开来。
如何立志呢？曾国藩深有感触地说：“《礼记》中说，君子庄敬日强。我天天过着很安逸、也很放纵的生活，于是，人也就一天天地衰颓下来；正像那些草木，志之不立，本之拔矣。”由此可知，千言千语，首先在于确立志向。
诸葛亮讲“志当存高远”，宋文帝讲做人应“慨然立志”，王夫之讲“传家一卷书，惟在汝立志”。还是曾国藩的同僚胡林翼说得好，他说，人生决不该随俗浮沉，生无益于当时，死无闻于后世。唯其如此，我们应自立自强，努力做众人所不敢为、不能为的事情，上以报国，下以振家，不负此昂藏七尺之躯：他所以说得好，是因为他说得全面、朴实，说得我们可以做到，当然，曾国藩最为接近的是王阳明“犹不种其根，而徒事培拥灌溉，劳苦无成矣”。王阳明的“根”和曾文正公的“本”说的就是一个意思。
人无志向，柔弱无刚。王阳明说得好，志向不确立，犹如没有舵的船，没有马嚼子的马，飘流奔放，最后将到达何处呢？
曾国藩语：“自从去年12月90日后，我常常忧心忡忡，不能自持，若有所失，到今年正月还是如此。我想这大概是志向不能树立时，人就容易放松潦倒，所以，心中没有一定的努力方向。没有一定的方向就不能保持宁静，不能宁静就不能心安，其根子在于没有树立志向啊！
另外，我又有鄙陋之见，检点小事，不能容忍小的不满，所以一点点小事，就会踌躇一晚上；有一件事不顺心，就会整天坐着不起来，这就是我忧心忡忡的原因啊。志向没树立，见识又短浅，想求得心灵的安定，就不那么容易得到了。现在已是正月了，这些天来，我常常夜不能寐，辗转反侧，思绪万千，全是鄙夫之见。在应酬时，我往往在小处计较，小计较引起小不快，又没有时间加以调理，久而久之，就是引盗入室了啊！“
这恰恰说明，曾国藩其实也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同样有斤斤计较的时候，有见识浅短的时候，有心浮气躁的时候，但他敢于面对自己心灵中最黑暗的部分，并无情加以拷问，这就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吧？
东晋名将祖逖与刘琨都以雄豪闻名于世，两人感情甚笃，共被而寝，常彻夜纵论天下大事，感叹恢复中原的大业，被苟且偷安之徒所贻误。祖逖与刘琨约定：“如果四海之内风云变幻，天下豪杰起事，我与你一起举义中原做大事。”他们矢志习武练艺。当时，人们认为半夜鸡鸣是不祥之音，生怕听到。祖逖却认为：“此非恶声也。”半夜鸡鸣正好催他们提早起床，从此，鸡鸣之刻就是他们习武之时。
非凡的志向诞生非凡的勇气，正是因为有了坚定的志向，他们才能不为流俗所移，心正气顺，心安理得，有所作为。
人是主观意念的产物，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首先在于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想到他要成为一个科学家，他也就不会按照成为一个科学家必备的素质要求自己，训练自己，那么，他当然不会成为一个科学家了。
曾国藩说，人如果能立志，那么，他就可以做圣人，做豪杰，还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吗？他又何必要借助别人的力量呢？古书上说：“我欲仁，斯仁至矣。”就是说，我想得到仁，这仁也就到了。我想做孔子、孟子那样的人，于是，就日夜孜孜不倦地攻读，一心一意地去钻研他们的学问，谁能够阻止我成为孔孟那样的人呢？如果自己不立志，即使天天与尧、舜、禹、汤这些圣人住一起，也只能他们是他们，我还是我啊！
人的立志是第一步，更应当心存高远，也就是要有远大的抱负，正如《史记》中所说的“鸿鹄之志”。
《后汉书》中说：“志不求易，事不避难。”有大抱负，才有大动力、大毅力、大魄力，也才会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大境界。所谓大抱负不是好大喜功，不是好高骛远，而是放眼天下，志在四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有这样的胸怀和气度，你才能看轻自己所看重的，看重天下所看轻的。
在曾国藩看来，君子立志，应有包容世间一切人和一切物的胸怀，有内以圣人道德为体、外以王者仁政为用的功业，然后才能对得起父母的生养，不愧为天地之间的一个完人。因此他们所忧虑的是德行不修炼，学问不精通。所以，当顽民得不到教化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蛮夷入侵中原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小人在位贤才受害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天下百姓得不到自己的恩泽时，他们就深深忧虑，这真是所谓悲天悯人啊！所有这一切才是君子所要忧虑的，至于一己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贵贱和毁誉，君子从来就无暇顾及。
明朝吴麟征有句话说得好，“深儿女之怀，便短英雄之气”；他说的是小情感与大志气的关系，可以说，过多的咀嚼一己之悲欢，就会看不到脚下的土地，身边的世界，也意识不到自己对天下的责任，当然，也就不会产生大的气象。
曾国藩就是按照中国圣贤内圣外王之道，要求自己，即《大学》上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八个步骤。他坚信，只要发奋图强，立下坚定之志，没有什么目的是不能达到的。
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曾国藩刻苦学习，广泛涉猎。尤其是在翰林院、詹事府担任闲散文职时，精心研究了历代的典章制度和封建统治者治理国家的经验。但他读书并非主要为的是升官发财，而重要的是“进德”、“修业”。
立世大智慧
做人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志。也就是要使自己振作起来，抖擞精神，给自己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很多人并不是智力不如人、意志不如人、条件不如人，然而，很多年过去后，他还是不如人，这主要是因为他没有确立远大的志向啊！
环境造就读书人
凡事皆贵专。求师不专，则受益不久；求友不专，则博爱而不亲；心有所专宗，而博览他途，以扩其识，亦无不可。无所专宗，则见异思迁，此眩彼寺，则大不可。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
——曾国落
曾国藩出生在一个耕读之家，他的父亲竹亭老人曾经长期苦学，但却为科举考试所困，四十三岁时才补为县学生员。曾国藩的祖父星冈公没有读过多少书，但壮年悔过，因此对竹亭公督责最严，往往在大庭广众之下，就大声地呵斥儿子。至于竹亭老人，他的才能既然得不到施展，就发愤教育儿子们。曾国藩曾回忆说：“先父……平生苦学，他教授学生，有二十多年。国藩愚笨，从八岁起跟父亲在家中私塾学习，早晚讲授，十分精心，不懂就再讲一遍，还不行再讲一遍。有时带我在路上，有时把我从床上唤起，反复问我平常不懂之处，一定要我搞通为止。他对待其他的学童也是这样，后来，他教我的弟弟们也是这样。曾经说：‘我本来就很愚钝，教育你们当中愚笨的，也不觉得麻烦、艰难。’”
在这样的家庭里，曾国藩九岁时已经读完了五经，十五岁时，受教读《周礼》、《礼仪》，直至能够背诵。还读了《史记》和《文选》，这些恐怕就是曾国藩一生的学问基础。曾国藩在十四岁时因一首诗而得了一门亲事。他之所以少年能早早显达，推究其根源，实在是靠家学的传授。
但是，从根本上说来，曾国藩一生的学问功业，还是基于他自己的发愤苦读。
对曾国藩来说，美服可以没有，佳肴可以没有，华宅乃至女人也可以没有，但是，不能没有书，不能不读书，读书成了他生命中的最重要部分。
曾国藩在青少年时代就酷爱书籍。1836年的那次会试落第后，他自知功力欠深，便立即收拾行装，怅然赋归，搭乘运河的粮船南旋。虽然会试落榜，但却使这个生长在深山的“寒门”士子大开眼界，他决定利用这次回家的机会，作一次江南游，实现“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宏愿。这时，曾国藩身边所剩的盘缠已经无几。路过睢宁时，遇到了知县易作梅。易也是湘乡人，他与曾国藩的祖父、父亲非常熟悉，与曾国藩也相识。他乡遇故人，易知县自然要留这位老乡在他所任的县上玩上几天。在交谈中得知，这位湘乡举人会试未中，但从其家教，以及曾国藩的言谈举止中，便知这位老乡是个非凡之人，前程自然无量。他见曾国藩留京一年多，所带银两肯定所剩无几，有心帮助曾国藩。当曾国藩开口向易作梅知县借钱作路费时，易作梅慷慨应允，借与曾国藩一百两银子，临别还给了他几两散银。经过金陵时，他见金陵书肆十分发达，留连忘返，十分喜爱这块地方。在书肆中曾国藩看见一部精刻的《二十三史》，爱不忍释，自己太需要这么一部史书了。一问价格，使曾国藩大吃一惊，恰好与他身边所有的钱相当。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部史书买下来，但书商似乎猜透了这位年轻人的心理，一点价都不肯让，开价一百两银子一钱也不能少。曾国藩心中暗自盘算：好在金陵到湘乡全是水路，船票既已交钱定好，沿途就不再游玩了，省吃少用，所费也很有限。随身所带的一些皮袍冬衣，反正这时已是初夏也穿不着了，干脆送去当了，勉强还可够用。
于是，曾国藩把一时不穿的衣物，全部送进了当铺，毅然把那部心爱的《二十三史》买了回来，此时，他如获至宝，心理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平生第一次花这么多钱购置财物，这就是书籍。此一举动，足见曾国藩青年时代志趣的高雅。在曾国藩的一生中，他不爱钱，不聚财，但却爱书，爱聚书。
回家以后，父亲见他花了上百两银子买回的一堆书，非但没有责备，反而鼓励他说：“尔借钱买书，吾不惜为汝弥缝（还债），但能悉心读之，斯不负耳。”父亲的话对曾国藩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他闭门不出，发愤读书，并立下誓言：“嗣后每日点十页，间断就是不孝。”
曾国藩发愤攻读一年，这部《二十三史》全部阅读完毕，此后，便形成了每天点史书十页的习惯，一生从未间断，一部《二十三史》烂熟于胸。
曾国藩读书极专，他说：“治学贵专，不专则广览而不精，博阅而不深，只能得其皮毛而失却其本质，知其形而忽其实，懂其表而不识其内涵。专一是治学的标尺，越专则标度越深。比如数学，仅仅知道公式，而不加以运用。其稍加变化，便会乱其形而抓不住本质。”
他还善作札记。曾国藩说：“大抵有一种学问，即有一种分类之法；有一人嗜之者，即有一人摘抄之法。”作好札记的笔、纸要准备好，读书不动笔，等于自读；读书不作记，读也白读。
读书是曾国藩坚持了一辈子的事情，真是活到老，学到老，日日读书，乃至日日写作。
在翰林院，曾国藩已经是一个做了高官的人，许多人到了他这样的地位，早已觉得功成名就，可以放下书本了。可是他却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求阙斋”，并详细地制订了日课：
“读书读熟十页，看应看书十页，习字一百，数息百人，记过隙影（即日记），记茶余介谈一则，右每日课，逢三日写回信，逢八日作诗古文一艺，右月课；熟读书：《易经》、《诗经》、《史记》、《明史》、《屈子》、《庄子》、《杜诗》、《韩文》。应看书不具载。”（以上贝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曾国藩《家书》卷二）
另外，他还为自己制定了十二条读书的规矩：1．主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如日之升；2．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体念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卵之镇；3．早起：黎明即起，醒后不沾恋；4．读书不二：一书未点完，断不看他书；5．读史：丙申讲二十三史，每日点十页，间断不孝；6．谨言：刻刻留心，是工夫第一；7．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8．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病；9．日知所亡：每日记茶余偶谈二则；10．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眈着，最易溺心丧志；11．作字：早饭后作字半小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功课，不留待明日，愈积愈难清；12．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
1871年，曾国藩的身体每况愈下，可以说一天不如一天。作为理学修养甚深的他，在1月17日写了几句箴言，警示和鞭策自己读书不要放松。这几句话语是，“禽里还人，静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极乐生。”他认为“暮年疾病、事变，人人不免”，而读书则贵在坚持，并在读书中体味出乐趣。因此，在2月17日，他自己感到病甚不支，多睡则略愈，夜间偶探得右肾浮肿，大如鸡卵，这确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他却置之一旁，晚上照旧读书不废。疾病缠身，这已是难以摆脱的困扰，“前以目疾，用心则愈蒙；近以疝气，用心则愈疼，遂全不敢用心，竟成一废人矣。”但药疗不如读书，他离开了书就是一个废人了。
1872年3月2日，曾国藩的老病之躯已如风中残烛了。这一天，他“病肝风，右足麻木，良久乃愈”。3月5日，前河道总督苏廷魁过金陵，曾国藩出城迎候，出发之前阅《二程全书》，迎接途中，“舆中背诵《四书》，忽手指戈什哈，欲有所言，口噤不能出声。”身体差到如此地步，他还是坚持每日阅读《二程全书》。但他接连在日记中发出感叹：“近年或作诗文，亦觉心中恍惚，不能自主。故眩晕、目疾、肝风等症皆心肝血虚之所致也。不能溘先朝露，速归于尽；又不能振作精神，稍治应尽之职。苟活人间，惭悚何极！”他自知油尽灯枯，将不久于人世，便抓住生命最后时光做自己最喜爱的事——读书。他每天读的书就是《二程全书》，希望在理学的探究和修养上，划上一个完满的句号。
立世大智慧
读书是曾国藩坚持了一辈子的事情，真是活到老，学到老，日日读书，乃至日日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