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抗战胜利60周年。而发生在65年前的百团大战，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然而，65年以来，人们对百团大战的评价和看法仍然存在不少分歧。如何看待和评价百团大战？显然我们不能简单轻易地作出结论。我们必须把它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在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为了再现百团大战这三个半月的日日夜夜，我们编写了本书。
其实，关于百团大战的评价，曾经几度变化。百团大战期间及刚结束的一段时间内，党内军内都给予了很高评价，如毛泽东给彭德怀的电报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但随之而来的华北战争形势的恶化使高级领导人对百团大战开始重新评价。1941年至1942年，日军在华北连续推行了五次带“总力战”性质的“治安强化运动”。八路军（还有新四军及华南游击队）所抗击的敌军总兵力，由1940年的58%，上升至1941年的75%和1942年的63%，八路军的兵力则由1940年的40万下降至1941年的30.5万。
根据地也大幅度缩小。凡此种种，造成对百团大战的评价的改变。1943年1月，邓小平在太行分局会议的报告中对百团大战已持批评态度：百团大战使本区军事力量过于暴露，伤亡很大，元气不易恢复。
然而，造成对这一战役评价上的大起大落，乃至发生质的变化，则是由于政治风云的变幻。随着这一战役主要发起者和指挥者彭德怀政治上的沉浮，对百团大战评价也就褒贬不一。
对于华北敌后抗战，毛泽东早年是充分予以肯定的。例如，1945年春彭德怀向毛泽东汇报时说，华北抗战基本上是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毛泽东说：是执行了正确路线，而不是什么基本上。而在庐山会议期间，百团大战就成为彭的重要罪状之一，如打百团大战是无组织无纪律，是在抗战战略方针上反对毛主席等。在庐山会议后的几年，有的党史读物由于没有回避掉彭德怀的名字，就被定为“毒草”，更不要说客观评价百团大战了。到了“文革”期间，更上纲到什么“阶级投降主义”、“为了维护蒋介石的统治”、“引起蒋介石搞了皖南事变”等等，荒诞无稽的恶毒攻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对百团大战的评价重新进入了一个正常的讨论时期。作为当事人，彭德怀在历次党内斗争中虽然承认在百团大战的指挥方面存在着问题，但坚持总体上肯定百团大战。“文革”之后，党史界对百团大战持肯定见解的人也比较多了。
那么，究竟百团大战的意义以及它的缺点在哪里？
首先，百团大战爆发时，正值日、蒋谈判7月23日备忘录的达成，蒋介石和板垣征四郎首脑级会谈拟于8月间在长沙举行（7月16日，米内内阁倒台，蒋方借故推迟了谈判）。中共当时虽然还不知道日、蒋谈判的具体情形，但感觉到蒋方对日日益妥协的立场。在百团大战所鼓动的全国抗日高潮和抗日声浪中，蒋介石不得不将对日妥协的行动停顿下来。8月下旬，当日本首相近卫又写了亲笔信建议继续会谈时，遭到蒋方的拒绝。这是百团大战的历史意义之一。
其次，百团大战打击了日军的“囚笼政策”。我军在七个要害部位冲破敌军战线，撕碎了敌人的华北“囚笼”，打散了敌人的军事系统，在近50个县逼退了敌人。敌人不得不花费很大力气整饬战线，填补残缺。1941年2月，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从第十一军（武汉）、第十三军（宁沪杭）各抽调一个师团增援华北，但战局仍无转机，迄1941年7月，敌在华北一直取战略守势。
直到苏德战争爆发，日本军阀在南进（太平洋）战略的诱惑下始于华北转取攻势。这是百团大战的又一历史意义。
但是百团大战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正是这些问题造成了后来对其评价上的分歧。
首先，百团大战在敌情判断上是有误的。从“集总”（彭德怀主持工作，朱德已回延安参加军委工作）发布的命令中可以看出，其判断是日军将向西安、重庆、昆明发动进攻。但实际上，在宜昌战役后，日军已暂取战略守势。如7月23日的“大陆命令第四三九号”中即要求，确保“黄河、黄泛区、庐州、芜湖、杭州线以东地区”，在武汉方面的作战区域，“大体在安庆、信阳、宜昌、岳州、南昌之间”。虽然战时不可能获得完全准确的敌方情报，但对敌人主要战略行动判断得不对，结论下得过于轻率，无论如何是个比较大的失误。
其次，八路军在抗战时期的战略方针早经确定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及“基本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百团大战的发动，实际上是集中八路军主力发动的战略性大规模进攻战役，明显地与上述战略方针不符。“集总”所规定的这一战役的目标，如 “较长期切断”正太线，“基本是以截断该线交通为目的”（7月23日命令）；“彻底毁灭”正太线和同蒲线忻县至朔县段，使晋东南、晋察冀、晋西北和陕甘宁边区大后方完全“联成一片”（8月31日命令）等，均完全脱离了敌我双方的实力对比，超过了八路军当时所具有的能力。这一超过实际能力的要求实际上造成了：一、原定参战兵力只20多个团，而实际参战兵力超过100个团，声势过大，军事力量过于暴露；二、大部分战斗是攻击敌据守的车站、关隘、县城、据点、碉堡，这不仅超出了游击战范围，也超出了运动战范围，变为阵地攻坚战了。且为阻击敌援军，不得不打一些艰苦的阵地防御战。
百团大战转入反“扫荡”阶段之后，彭德怀出于某种战略战术上的考虑（如希望能抓住机会，歼敌一营以上，使敌以后之“扫荡”不敢以大队[营]为单位出动，从而使“扫荡”时间间隔加长、空隙增多），不顾部队疲劳，有些“蛮干”（彭德怀语），关家垴之战就是一个例子。当然，彭的这种考虑是有道理的，战机也是抓得好的（敌三路“扫荡”部队已失战术联系，各自孤立，关家垴至辽县40公里，至黄崖洞20公里，崇山峻岭，沟壑纵横，重峦叠嶂，三路敌军的合拢与相互支援，非常困难），但“知己”不够，即考虑己方的疲劳程度和装备情况不够。这种失误，有时也是难免的。
其三，有一种意见认为，百团大战我军以很大牺牲去进攻敌军阵地，虽然夺取了一些地方，但未能巩固，意义不大。这当然是一种表面性、片面性的认识。这是在敌人占领区进行的斗争，每一寸土地都是从敌人手中夺取的。在这种特殊战争样式下，不能设想只有我得而无敌争，也不能设想只有敌得而无我争；得而失，失而复得，敌我双方都如此，如同我军四得五失涞源城。最后的巩固，就是最后胜利。如果只有具备了最后巩固的条件方该去得，那么在这以前该做些什么呢？所以，得失一次论是不符合敌后游击战争的逻辑的。同样，“集总”命令以为能“较长期”截断正太线，及将根据地“联成一片”，也是违反敌后游击战争的逻辑的（尤其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也是一次论的。
不可否认的是，百团大战是日军对中共在华北力量认识的重要转折点。受到百团大战强烈打击的侵华日军，加强了对中共力量的认识，全方位调整了在华北的反共政策：一度加强在华北的兵力；制定“肃正建设三年计划”；加强对中共的情报工作；加强伪政权与武装；制造封锁沟、墙和千里无人区；利用伪新民会宣传反共；开展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和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空前规模的残酷“扫荡”。
随着日军对中国正面战场压力的减轻，国民党当局的反共活动日趋活跃。从全国范围看，国共两党的关系在1940年秋至1941年初，矛盾迅速加剧。国民党当局强令新四军撤到黄河以北，当新四军军部由皖南撤出时，国民党又在1941年1月制造了皖南事变。
在百团大战以后，八路军对日伪的斗争策略有一些变化。百团大战尽管给日军沉重打击，然而，八路军的伤亡和武器弹药损失也相当大。在百团大战中期和后期，由于日军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报复性“扫荡”，根据地受到严重摧残，需要相当时间恢复。从1940年底开始，八路军即面临不得不准备应付为自国民党方面突发的反共局势。
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对这次战役功过是非的评说，孰是孰非，现在基本定论，但对这段历史的争议和研究，还会再继续。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曾参阅了许多文献，吸取了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此不一一列举，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作者水平有限，再加上时间紧、任务重，出现许多不足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还望大家批评指正，多提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