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军事护民官和百夫长的派任（以前是属于总督的权限之内的），以及新的副官的派任，也极可能直接转入统领手上。同时，征兵、放假和重要的刑事案件也可能由总司令直接处理。由于统领的控制，总督的权力如此受到限制，便不虞军队散漫，或变成直属军官的私人部队。
但军事独裁的体制不论何等显然，凯撒不论何等断然的将最高指挥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他却无疑不拟将自己的权威建立在军力上。不错，他认为常备军是必须的，但这只因为国家的版图需要有大规模的边界卫戍。在最近的内战和较早的战争中，他都为平服西班牙而努力过，而且在广漠的非洲沙漠边缘与菜茵河边，他都布置了强大的保卫据点。对于幼发拉底河与多瑙河流域，他也做了类似计划。更重要的是他计划远征帕提亚人，以雪凯尔亥之战的败绩。这个战争他筹划了三年，想一劳永逸地彻底敉平这批危险的敌人。同样，他也筹划进攻吉泰（哥兹）的布尔毕斯塔王——此王在多瑙河两岸均在扩张地盘——同时计划在意大利东北方设置他在高卢所设置的边区，以保卫意大利本土。
但并无证据显示凯撒像亚历山大一样想做无限制的征服。确实曾有人说，他有意从帕提亚进军里海，再至黑海，然后沿黑海北岸到多瑙河；兼并塞西亚与日耳曼，直至北海（照那时的观念，北海离地中海并不那么遥远）；再从高卢回意大利。但我们找不到任何有权威的证据证明这令人不可置信的计划的存在。罗马帝国实际已经包括了一大堆蛮族，极难控制，足够此后几个世纪去融合吸收的。因此，前述的征服计划，即使在军事上可行，也不过是比亚历山大的印度远征更莽撞更好大喜功而已。从凯撒在不列颠和日耳曼的行动看来，从他的政策继承人的行动看来，可能的情况是，凯撒（如西比奥·艾米利奴斯）对诸神的祈求是保护帝国已有的疆土。而非为扩充。他的征服计划显然是局限于边界的稳固——当然，这边界是以他的大计划为准绳的——保持幼发拉底河的防线，把东北不稳定的国界推到易于防守的多瑙河区。
我们不当把凯撒视为与亚历山大和拿破仑同样的征服者，他也并不想把他的新君主政体建立在军队上。他不想把军事权威置于民事之上，而是将军事纳入国体之内，尽可能隶属于文人政府。战功辉煌的高卢军团，由于其团队精神与文人政府不相合，已经光荣解散了，他们的名字在新建的市镇中永留纪念。凯撒遣散并配给土地的战士们，并不像苏拉住在他们自己的半军事殖民区中，而且尽量遍布整个意大利半岛。只有坎班尼亚的土地由于无法避免，而有凯撒的老兵集中的情况。
在文人政府下的国家中保持常备军的问题，由各方面来设法解决。服役有年数限制，又可临时遣散，这使军队的人员变动较速。服役年满的士兵照例成为农业殖民。而或许最重要的是，军队保持在意大利和在人文与政治生活中心以外的地区，驻守于凯撒认为军队惟当驻守的地方——边界，以抵抗外国敌人。
真正的军事政府的标准乃是具有一批有特权的卫士。这种情状在凯撒身边是找不到的。将军在执行积极任务时固然久来即有特别的卫队，但到了凯撒时则此卫队已完全无用。他的禁卫军似乎主要是由传令兵组成，而不是精选的战士，因此也不是任何作战部队嫉妒的对象。凯撒在任将军之际就不设近身侍卫，为王之后更是如此。尽管他很了解暗杀者不断潜伏在周遭，却仍拒绝元老院的提议，不肯设置精选卫队，不久又把他起初在首都时所用的西班牙卫队遣散，只用罗马最高行政官所惯用的侍从官。
凯撒与其本派的人的理想，乃是在罗马建立培里克利斯式的政府，不仰仗刀剑，而仰仗人民的信赖。这个理想，在他斗争的过程中，他放弃了不少，然而，他却始终努力在抗拒军事专制的观念，其所用的努力恐怕是历史仅有的。当然这也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理想，也是这巨大的心灵中惟一一个热望超乎了明晰判断的地方。凯撒心目中的政府，由其必然，就是一个非常个性的政府，因此也会像培里克利斯和克伦威尔的政府一样，随其创造者的消逝而消逝。在国族的深沉混乱之下，罗马的第八个王，要想继承他的七位先驱，仅以法律与正义来统治人民，即使在他在世时都是不可能的。同样不可能的是他想把常备军纳入国体之内使之成为社会中可控制部分的构想，因为这军队在上次的内战中已经了解了权力的好处，却忘记了服从。
罗马社会从上到下对于法律的不尊重已到不堪救药的程度，任何人对这一点做过冷静考虑，都必然会把凯撒的希望视为梦想。马利阿斯的军事改革已经使军人不再是公民，而坎班尼亚的兵变与夫帖普撒斯的战场则再清楚不过地显示出，军队现在给予法律的支持是什么样子。即使这位伟大的民主者都无法把他解放了的军队重新掌握。在他的号令下，千万刀剑从刀鞘里抽了出来，但已抽出的刀剑却不再那般听命回鞘。
命运比天才的力量更大。凯撒想要做的是恢复文人政府治理的国家，结果他所建立的却是他所厌恶的军事专制政体。他推翻了贵族与银行家们的政权，却以军事政权替代，而国家却仍像以前一样由特权的少数在专制与操纵。伟人们为了达到理想而导致的辉煌失败，乃是国家的至宝。好几个世纪之久，罗马的军事政体未演变为警察国家，乃是凯撒之功；罗马继后的皇帝们，不论如何不同于他们王权的伟大创立者，没有运用军人来对付公民，而只用以对付公敌，乃是凯撒的功劳；因为他们对军队与国家都有足够的敬重，不可能以前者做警察统治后者。
财政的控制困难并不大，因为帝国广阔，又无巨大公债。若说国家曾有一段时期陷于不断的经济困境中，原因不在于不适当的岁入，因为最近几年岁入大幅度增加。原先每年岁入两亿塞斯特，由于比西尼亚一庞塔斯行省与叙利亚行省的设立，又增加八千五百万。这个增加，再加上其他的新来源（尤其是不断增加的奢侈品税），远超过坎班尼亚的公地所损失的税收；再者，鲁卡拉斯，麦提拉斯，庞培，伽图和其它等人的财产充公，也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财富。
国家财政的困境部分原因在于例常与异常的花费，部分原因在于处理不善。例常花费上，首都谷物的分配几乎用得超乎寻常。公元前612年，由伽图将该项费用增加，自此以后每年几乎用去三千万塞斯特，而公元前58年以后，连象征性的谷价也取消了，于是单这一项就吞了国家岁入的五分之一。由于西里西亚、叙利亚和高卢需要新的驻军，军事预算也增加了。特殊的花费，包括海军的，例如在公元前67年的海盗大围剿之后5年，就一下子用了三千四百万塞斯特。此外，战争及战争准备所花的钱也极多，如为了使毕索装备他的马其顿军，就付给他一千八百万塞斯特，庞培为了维持西班牙军，每年用二千四百万塞斯特，凯撒为维持高卢军团，用的数目也相似。
这些开销虽然浩繁，罗马的财源本来并非不能应付，然而罗马人的行政效率却已大不如前，究其原因，是受了民心的普遍松弛及寡廉鲜耻的影响。国库不得不拖延支付的款项，只因它未能收得它所要收的巨大财源。两位负责督事的会计官——都是一年一换的年轻人——袖手旁观。而那长期的办公部门，以前固然曾极受尊重，现在则把最腐败的行径视为家常便饭，尤其是因为他们的职位可买可卖。
然而，当财政的线索一旦掌握到凯撒的内阁手中，这个大机器的所有轮子与弹簧都有了生气与比较严格的秩序。盖阿斯·葛拉丘的两个新猷——直接税的出租和谷物分配——曾像坏疽一样腐蚀着罗马的财政制度，现在则部分被取消，部分被修改了。凯撒与他的先驱葛拉丘不一样，他并不企图用大资本家与首都的民众来制衡贵族，却把它们放到一旁，把国家从一切寄生虫的吸附中解救出来。
因此，在这两个重要的问题上，凯撒不采用葛拉丘的办法，而采用苏拉的。只有间接税继续采用出租制度，因为这是久远以来就在实行的，而且（罗马的财政箴言是，税收必须简便易行，凯撒也遵守之）绝对不能取消。但直接税则自此以后普遍划归两类，一是可以直接供应国家的所需者，如非洲与撒丁尼亚的供应谷与油；二是如小亚细亚的岁入，换做定额的金钱，交托当地的税务员征收。
首都的谷物配给在此以前被视为执行统治的社团的特权，因为这个社团执行统治，因此便该由属民供养。凯撒把这个不名誉的原则抛弃。但无可忽视的是，只有以这样的赠与才能使大量的贫穷公民免于饥饿。以这个范围为限，凯撒仍维持谷物配给。由伽图重新核准的辛普罗尼亚法，规定居住于罗马的公民，人人可得免费面包用谷物，而登记领谷者高达三十二万人。凯撒把有其它生计者去除，剩下十五万人，这个数目被定为最高额。同时，年年重做调查，已死或迁移的，名额由匮乏者添补。
如此，原先的政治特权变做了穷人救济，于是一个精神性和历史性的原则因以诞生。社会份子对其利益的互相依赖性，是缓慢而逐渐认识的。比此更早的古代，国家保护其份子，以免于公敌和谋杀者，但它并不需保护其无助的同胞免于一个更坏的敌人——匮乏。希腊文明在梭伦及梭伦以后的立法中立下原则，社团有义务供应残废者之生活，事实上，是普遍供应一切穷困者。凯撒把一个有限的市政措施变为国家有机的建制，把国家的负担与耻辱变做国家的制度之一，表现了人类的同情心与人类的不幸并驾齐驱。
除了这些基本改变之外，收入与支出也做了彻底的修改。不少的社团，甚至其整个地区，都得到免税待遇，有些是由接受了罗马或拉丁的公民权而间接免税，有些是由特权而直接免税。税款降低的社团比免税的更多；行省中受压迫最重的亚洲，则不但改成了直接税，而且直接税也减免了三分之一。新的岁入——由降伏的伊利亚社团，尤其是高卢社团所缴纳（仅后者就年缴四千万塞斯特）——则款额放低。
另一方面，许多城镇，例如非洲的小里普提斯，就加重税捐，以做战争时期彼等行为的惩罚。意大利各港口的港口税原本甚丰，不久前竟取消，现在则急征，因为这项税捐主要加在东方进口的奢侈品上。这些是新设的或恢复旧制而得的普通财源，除此之外还有因内战而自然产生的部分；由高卢收集而来的战利品，首都的现款储存；从意大利与西班牙庙宇得来的宝藏；由强迫贷款、强迫奉献或依附社团或统治者们所缴的罚金而得的款项；法律案件的罚款，或者直接命令罗马富翁们缴纳所得的；更重要的则是战败的一派的产业充公。
加入反对派元老院的非洲资本家的罚款总数达一亿塞斯特，庞培的产业变卖后则得七千万塞斯特。这个措施是必须的，因为败北的贵族之所以仍有力量，主要就是靠他们庞大的财产，只有把战争的费用加在他们身上才能把他们打垮。但凯撒把充公的财产全都归公，以此来缓和愤恨。再者，他和苏拉不同，即使是他的心腹，犯有诈欺之罪的也不放过，即使是他最忠实的拥护者，如马卡斯·安东尼阿斯，在购买充公产业时，他都如数索价。
支出的缩减最可观的一笔是粮食配给量的限制。对首都穷人的食粮配给，以及由凯撒创始的油类供应——以供罗马人沐浴——主要由撤丁尼亚和非洲（尤其是后者）供给，因此全部或大部分跟国库分开。另一方面，军费的支出则大幅增加，原因是常备军的增加和军饷的提高——年薪从480塞斯特提高为900塞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