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又说：人一贪婪就散失人性了。早一向，我在政法频道看到，有一些生意人用墨汁浸泡豆腐，做臭豆腐出售。还有一些农民生意人，收购潲水，提炼出潲水油，一桶桶的，卖给那些小饭店，不管别人食用了会不会患癌症。还有制造假酒的，用工业酒精勾兑，结果使那些喝了酒的人都酒精中毒。有一个个体户，用自来水加化学色素，然后再进行加压，当可乐饮料卖出去，而且已批发了上百吨进入市场。而那种饮料，滴到其中一个雇员脚背上，那只背脚上居然有溃烂的痕迹。这些人怎么可以这么干？我还听说喂猪在饲料里掺瘦肉精，致使一些人吃了猪肉中毒不轻。而一些农民用化肥尿素养鱼，也不管对人体是否有害。养甲鱼却用安眠药，让甲鱼呷了睡睡了呷，这样就长得快些。电视台的记者还报道一个生产味精的厂家，用一种工业原料制造假味精，而那种工业原料居然是用来制造泻药的。这真是一个可怕的年代。
教授说：我真不懂人为什么这么坏！真不懂这些人的人性到哪里去了！
教授还说：为什么这些人就不怕犯法？为什么这些人就可以把良心丢得一干二净？社会为什么可以变成这样？这是人吗？我们国家的法律太不健全了，对这些人，要用重法，因为这些人为了一己私利，把别人当猪狗。
教授很激动。在他眼里，这个社会令他痛恨。他痛恨那些良心丧失殆尽的人，还痛恨那些轻薄的却在荧光屏上讨好卖乖的人。他们使这个社会变得更加物欲化，更加理直气壮的个人主义，更加不讲社会公道因而更加堕落。教授认为这个世界没救了，人心已经烂透了。至少要有一百年（因为百年树人），人心才又会恢复。教授说：我们能指望什么？在这个到处都充满铜臭的世界里，在这个一切都很肮脏的物质第一的世界里，在这个把传统美德都抛弃到垃圾箱里的世界里，我们能干什么？
我没有办法回答他，因为我也不知道我能干什么？
教授说：我问你呢？
非得回答你的提问？
教授说：我希望你回答，我想看看你这个作家是怎么想的？
把自己管好，不去害人。我回答说。
教授不解道：仅仅就是把自己管好？
假如每个人都把自己管好――我只能说是假如，那么社会空气就好了。我说。你提到的这些事例是非常可恶，但是有什么办法？社会于发展中，总会有一些不怕死的急功近利的人跳出来。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了破坏法律和伦理道德的。每个时代都有好人和坏人，就同十个指头不一样齐一样。有造假药的，有贩毒的，有贩毒的是因为有吸毒的。法律明明禁止贩毒，为什么还有人敢贩？因为贩毒可以牟取暴利。人的疯狂是建立在非分之想上。或者说非分之想让人疯狂。他们是社会的渣滓，是狗屎，他们的存在就是让人厌恶的。这个世界永远有像你一样遵守道德的人。这个世界也永远有破坏法规和法律的人。一万年以后仍然有好人与坏人。
教授说：只要有利益存在，就会有好人与坏人。因为利益使人变坏。
教授又说：人是自私的。一万年以后，人的本性仍然是自私。人身上有很多落后的遗传基因，而这些落后的遗传基因存在在人身上已经好几亿年了。我在一篇文章上读到，美国科学家发现，人身上有异于猴子和猩猩的遗传基因只有百分之一至百分之四。这就是说只有百分之一至百分之四与其它动物不同。而人身上有百分之三的遗传基因是非常低能的遗传基因，类似于鼻涕虫、蚯蚓似的基因。这种基因在人身上是最原始的基因，已存在两亿年了。所以，不要以为人就是非常特殊的物种，反映在生活中的那种自私，不负责任和只图自己享乐，其实都是一种原始的动物的本能反应。动物世界，虽然有爱心有母爱，但仍然有霸占欲和自私情结。比如一只雄鹿，它就有权享受众多母鹿的爱，而其它雄鹿却别想进入它的领地。这就是霸占欲。母鹿是它霸占的东西。野公牛、野公马和野公羊的表现均如此。这是动物的本性，已经在动物身上存在了上千万年，而人身上是有着动物的本性的。人首先是动物。动物的本性反应在人身上的就是霸占欲、情欲、自私和只图自己享乐。
教授进一步发挥他的思想道：人跟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人比动物更加丧心病狂。动物不会指挥同胞把来犯的动物消灭，只是把来犯的动物赶跑。身为人的动物比低级动物更坏，采取的措施就是消灭，例如希特勒就企图消灭犹太人。一千年前，在宁夏那一带有一个国家叫西夏国，属于佛教信仰国家。八百年前，成吉思汗带兵攻打西夏国，遭到重撞，成吉思汗也负了重伤。后来成吉思汗的儿子为父亲报仇，率领众多蒙古军队把西夏国灭了，把抓到的西夏人一个不留地统统杀了。这事历史上有记载。人的占有欲是全方位的，所以人最凶残又最肮脏。
后来又与教授讨论人的素质和人的承受能力问题。
教授说：我在北京学习时，听说北京有一些不满分子，是东北那边的下岗工人。他们对社会极为不满，他们迁怒于社会，迁怒于他人。他们的棉大衣里常备着锤子，见到随便什么人，只要有机会下手，就在背后敲陌生人的脑袋一下，把人当场打晕，自己便转身溜了。这就是把自己的怨恨和不满发泄到无辜的陌生人身上。这是最不道德的。
教授说：有一个国家干部，吃完晚饭，出来，走到街口上，挨了那么一锤子，死了。他死前告诉他的朋友说，他看见一个穿棉大衣的三十几岁的年轻人朝他走来，突然掏出东西，在他后脑勺上敲了一下。他是一般的国家干部，一个副处长，生前又没什么仇人，忽然就被一个陌生人一锤子敲死了。纯粹是一个偶然，有的偶然永远是偶然，内中不含必然性。
教授看着我，说：北京朋友告诉我，这样的案子是无法破的，因为它没有游戏规则。北京有一千三四百万人口，加流动人口有两千万。而死者提供的线索就是一个穿棉大衣的年轻人，棉大衣的人在北京大街小巷里都有，你不可能把他们一一抓来审问。所以那个一锤子或铁棒索了他人性命的人是没法找到的。派出所的民警分析说，将死者一锤击毙的人，有三种可能性，一是寻仇，二是报复，三是被疯子打了。寻仇和报复的可能性都不大，因为存在着疑点，假如有人自己不出面，雇杀手干，那么杀手们要带的不是枪就应该是刀，因为只有枪或刀才能致人死地，锤子或铁棒那是用来教训人的工具，不是打算把人致于死地的凶器。假如是死者的敌人派杀手来杀死者，即使是带的锤子，那也不是一锤子定音，而可能是一锤子又一锤子地打，直至把对方的脑袋打得稀巴烂为止。所以派出所的人认为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
教授目光如炬地瞪着我，又说：第三种可能性最大。如今对自己的生活和社会产生了极度不满的不满分子遍地皆是，比如下岗了，比如离婚了，比如老婆跟人跑了等等。他们对社会不满，对领导不满，看不惯身边的一切，于是就迁怒一切，见到什么人就想教训一下什么人。也不管你是张三李四，也不管与你有仇无仇，反正他要发泄一下，你正好就成了他发泄的对象。这种人如今也不少，这种人很可恨，他们是貌似正常人的困兽，随时都有可能侵犯你。
我说：披着人皮的狼。人都喜欢怨天尤人。自己不顺心，却很少检查自己，而把自己的不顺心强加到别人身上。很多人，也许是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把自己的失意和不得志都怪罪到社会和他人身上。认为是因为他人的存在，阻碍了他的升职或提拔，于是就迁怒于他人，首先是压抑自己，但压抑的时间长了就变得暴戾了，身上的野性和对他人的报复欲就膨胀了。人，从来都是在错误的身上找客观原因，找外因。很少想自己，自己的不行被自己忽略了。不读书，认为是老师不好的人比比皆是。不努力工作，认为是领导不行的人也比比皆是。不律己，是因为他觉得别人都不律己，自己律己就吃了亏。于是更不律己。不劳而获是人的本性。多劳多得是教化出来的结果。人都有占有欲和有权力思想，达不到就变得恶狠狠的。为什么社会上会有这么多犯罪？就是有人迁怒于这个社会而变得穷凶极恶了。
教授谈他的观点道：人的智力其实都被高估了。人的智力其实是被私欲支配的，而私欲是与传统的伦理道德格格不入的。但这个社会根本不可能满足每个人的私欲，因为不能满足，有些人就反其道而行之。想想当年中国为什么有那么多汉奸？历史上，有哪个国家出现过中国这么多汉奸？那些汉奸成立伪军，帮助日本人打中国人，这是为什么？为什么甘愿当亡国奴，为日本鬼子卖命？这就是我们汉人？一个有着上下五千年文明历史的汉人？
教授自答道：我认真想过，这是中国历代对臣民的教化是一种分散型的教化，因为中国太地大物博了，太难于管理了。假如教育老百姓要团结，要有一致对外的精神，那么朝庭就无法制服他的臣民。从陈胜吴广闹农民起义起，朝庭就看到了老百姓的力量。老百姓聚在一起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这种强大的力量会导致一个又一个的王朝灭亡。所以，传统中的大部分教育思想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而那些教育就是教化人民各人自扫门前雪。什么明则保身呀识时务者为俊杰呀或弃暗投明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啊等等，中国人都于少年时代就被这一套套的古训所左右，很小就懂得了这些所谓的道理。很小就明白苟延残喘和卧薪尝胆是另外一种活着的方式。越王勾践如果不卧薪尝胆，他不被吴王夫差杀了？他因为卧薪尝胆，所以就得到了复国的机会。这一个个的故事，使中国人做任何违背人性或良知的事情都会找到足够的理由和借口，哪怕他叛变或当汉奸也会找到很好的理由，于是就理直气壮地为日本人卖命。同仁的尔虞我诈，上司的欺压，随便一条理由就足以让一个人迈上邪路或破罐子破摔，哪怕这条路是与人民为敌，与整个社会为敌，他也敢走。汪精卫就是这样的例子。
教授谈他的认识：人的承受能力都非常低。素质越差的人承受能力就越低。这是成正比的。现在的大学生承受能力很低，受一点点刺激就有可能变成精神病患者，还有自杀的。人不是在物质文明的基础上越来越坚强，而是越来越脆弱了。物质越文明，人就越贪图享受，而贪图享受只会使人变得更懒惰更懦弱。物质使人异化，使人一步步堕落和愚蠢。
我说：那也不能这样说，物质不会使人堕落，物质又没错，堕落是人自己的事。你这种思想是拒绝今天，难道你想回到那个什么都要凭票购买的年代里去？肉票、粮票、油票、布票、糖票、烟票和豆豉票，连烟和豆豉都要凭票买，那也够匮乏的了。人来到这个世界，毕竟不是来受苦的。你有点走极端了，教授。
教授大声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也不是要回到那个心里只有毛主席的年代里去，也回不去。那个年代也不好，没有解放生产力，户籍制把农民限制在农村里，到处都用毛泽东的农民思想限制人，只要你多开垦了几分地，或多养几只鸡就是搞资本主义。我是痛恨今天的人只看重物质享受，过去把吃苦看成乐，现在把吃苦看成傻，一个字的改变，就改变了人的人生态度。人是很容易被影响和改变的。人是最脆弱的。
我说：是啊，到处都是你说的这样的人，开口闭口就是问你在哪里发财。
教授说：女人比男人更可怜。她们活得更现实，也更物质。女人比男人更不安，她们害怕被抛弃，担心自己爱的男人不爱她了。女人的美丽不会超过四十岁。女人着急的是她一天天增大的年龄和一天天失去的美丽。女人一到三十几岁就有点惶恐不安，因为可怕的皱纹上脸了，而青春正在一天天一点点地消逝。男人虽然也害怕变老，但男人更关注自己的事业，关心自己在这个社会的地位。男人感到失败不是失去了自己的年龄和美丽，而是感到自己怀才不遇，或痛恨自己失去了某一个机会。这是男人比女人有野心。男人有占有欲，男人总是被一个梦又一个梦紧逼着，因此男人容易疯狂，更具有动物的本能，也就更邪恶。
教授的一番言论，让我不好回答，这是他的思考太大了，想把全中国人的思想纠正过来，让人们重视精神，在精神的领域里追求。在我看来，现在还不是时候，因为社会还没烂透，硬要烂透了才会有新的思想和新的理念诞生。
１０
与教授交谈的那天晚上，我在荧光屏上无意中看见了欧阳玉。她在主持节目，大谈吃文化――这自然让教授十分不屑，教授指着欧阳玉说：你看她在谈些什么东西？我吃了一惊，因为没想到是她。但由于跟教授探讨一些严肃的问题，吃惊很快就过去了。一个星期后，我又一次在荧光屏上看见她，仍然是那个时间段，仍然是大谈吃。
这天晚上我没事，既不想写作，也不愿看书，准备把晚上的时间都打发在荧光屏上。这一天，我家门前的樟树开的花芬芳迷人，我喜欢嗅这种花香。我拿着摇控器选择着一个个台。九点多钟，电话忽然响了。我的电话，一般在晚上不怎么响，这是我的朋友都晓得我晚上不怎么在家。晚上我喜欢出去聊天或玩。
哪位？
一个非常好听的声音从话筒里传来，何老师，我是欧阳玉。
我很高兴，说：刚才还在电视里看见你谈吃。
她说：你看了我们的节目？能提意见吗何老师？
我笑了声，我在这方面是外行。
她说：真的呢何老师，我们想向你请教。过来喝茶吧何老师？
她不等我回答又说：我在通程大酒店。
她说：我们扯扯谈。我们正在策划一个新栏目。
她要我去出点子，说：我们节目部的周主任很想向你讨教。你带两本书过来吧。
我无法拒绝一个女人对我发出这么隆重的邀请。我问：你回长沙工作了？
是的。她用普通话嗲声嗲气地回答我。
这种声音是教授最讨厌的。我没指责她，而是问：汉林还好吗？
她说：我和刘汉林分手了。
分手了？
是的，她不愿意谈汉林道，何老师你过来吧。
自前年五月在上海与刘汉林和欧阳玉分手后，我们几乎没有联系。我跟刘汉林打过几次电话，他显得很忙，一问，都说在上海。这大半年里，我们就没通电话了，因为他在上海，通了电话也是白通。我说：好吧，我过来。
通程大酒店的咖啡吧里坐着一些人，他们都在喝茶和咖啡，一边谈事。欧阳玉等几个年青男女围着一个茶几坐着，她看见我，忙展开明媚的笑容，她化了妆，很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