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部长篇小说于１９９９年出版的话，那么它就是上述的内容。它与读者见面就只有“上篇”和“下篇”，不会有“外篇”。那么小说的名字也不叫《物欲动物》，而叫《寻找爱情》。因为我在１９９８年１２月竣稿时，书名就叫《寻找爱情》。那时候它没有“外篇”。“外篇”是这几年发生的事情。既然它在１９９９年没有出版，自然“外篇”就诞生了。这仿佛是命中注定的事。１９９９年时我将《寻找爱情》买给了长沙定王台的一个书商。他主动上我家收购了此小说。他说他将把它印成一本很漂亮的书。但他没有如愿，因为他的书店干不下去了。他本来就不是开书店的。他是炒股票的。他开书店是想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但凡有意义的事情都不那么好做，而且做起来也不是那么顺畅。因为别人不会管你有没有意义，只会管你是不是碍着他了。他的书店一定碍着别人发财了，所以就有人搞他的名堂。这个朋友不是搞书店的，他的主要精力都投掷在炒股票上了，他没有精力对付那些人。于是他把他的书店撤了，把聘请的人打发回家，关了那个书店。于是这部《寻找爱情》就一直在我脑海里悬着，发酵，终于就酿成了《物欲动物》。
“外篇”是“上篇”和“下篇”的续篇。但这个“续篇”与“上篇”和“下篇”不太统一，所以就只能称做“外篇”。有些事情是不能以作者的意志为转移的。我想这样，但人物却偏要那样。倒不是他故意要与你过不去，而是他在他的人生轨迹上发展，他不会因为你而改变。人总是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行走，他好，也是一步步地好；他坏，也是一步步地迈向坏。人不可能一下子就变坏，人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变好。人，有时候坏，有时候好，这个阶段他有点坏，那个阶段他对人又十分好。好与坏都是辩证的，还是相对的。好与坏都是世俗目光的判断，是理念与情感地投射。理念是书本带给我们的。书本是一回事，生活往往是另一回事。书本是作者对生活思考的结晶，而结晶又多半饱含着主观意念和主观色彩，这是每一本书都带着作者的个人趣味。生活是泥石流，它必然不会按思考的步骤发展。思考总是片面的，带着自己的感情色彩和知识结构，而知识从来就不是客观的！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阅读和积累知识时都带着自己的审美趣味，而审美趣味却是根据一个人的生活经历和学习经历及性格等因素所形成。于是，审美趣味也含着片面性。而生活是整体，片面从来都是整体的部分，好像河流是地球的一部分，山川是地球的另一部分。
“外篇”与“上篇”和“下篇”不同的另一点是，我－－作者－－将是“外篇”的叙述者。“上篇”是以第三人称写作，视角是全能的，仿佛上帝站在一个高度俯瞰，盯着刘汉林和与刘汉林发生关系的人，这个视角冷峻、淡漠、客观，个人色彩少一些；“下篇”是以一人称讲述，刘汉林自己说“我”的爱情故事，——在下篇里，刘汉林是个勇于追求爱情的人，为了爱情，他可以打破门第观念，冲破父母亲的束缚，直奔爱情而去，是个敢于向父亲挑战的有理想、有信念的正直青年；“外篇”则是作者“我”讲述。这是我觉得我讲述“外篇”比较合适，也是为了与前面两篇有所区别。这个“我”不再是刘汉林，刘汉林已被我再次推到了第三人称“他”的位置上。还有什么要说吗？哦，“外篇”中的刘汉林成了一只猎犬或猎物，因为他告诉我：他不晓得他是一只猎犬还是一只猎物，因为他也说不清是他猎获了她，还是她俘虏了他。
１
一九九八年十月我参加了刘汉林与张红的婚礼。那是一个很好的日子。那一天阳光很好。在长沙，十月是最好的季节了。这个季节不光是不冷不热，而且还是一个干燥的季节。冬天的长沙很冷，是那种湿湿的冷。夏天的长沙很热，气温总是处在摄氏三十七八度以上，让人无非忍受这种炎热。春天的长沙阴雨绵绵，出太阳也只是出半个，就是说上午出太阳下午就不出太阳了，而常常是一个星期都不出一丝太阳，——在这个季节，太阳对长沙人民不太友好，很吝啬阳光，生怕好死了长沙人民似的，使长沙人民火星烦躁。火星烦躁是长沙话，强调烦躁得冒出了火星。秋天才是长沙最好的季节。秋阳似火，但那是团假火，并非那么晒人。这个季节，长沙人的心情都蔚蓝一些，走在街头也不疾步如飞了——既不用躲雨，也不用躲火辣辣的大太阳。就是在这么一个美丽的季节，刘汉林啊呀一声结婚了。啊呀一声是声相词，有强调或夸张的意味。
十月二号，久违了的刘汉林打了我的电话。当时我正躺在床上看书，那本书名叫《为了告别的聚会》，作者是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他是我喜欢的作家之一。那是半夜，我老婆和女儿都进入了梦乡。我没有睡觉，接了电话。我对别人于半夜里打电话给我，有点吃惊，还有点讨厌，这是我觉得对方有点不尊重他人的休息时间。往往这个时候一般人都睡觉了，你竟敢吵醒他人的睡眠，这里面就有点不尊重他人的意味，所以我没好气的喂了声。
对方在电话那头说：何作家你好。
对于有人叫我何作家，我总是报以友好的笑声。这是对方与我不太熟，至少不是我小时候的朋友。我小时候的朋友没有一个叫我何作家，都是直呼其名。我的大学同学对我这个作家也是直呼其名，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个同学。我的另一些朋友，不是叫我何顿，而是叫我顿哥。叫何作家的一般都是新近交往的朋友。因为在我们相识时，我的身份已是作家了。他叫我何作家以为是尊称我，而我却觉得这个称呼让我觉得生硬和别扭。刘汉林是几个叫我何作家中的一个。我一时没听出他的声音，自然就用不太友好的声音问道：你是哪位？
他回答：刘汉林。
我马上很高兴：你好，我们好久没联系了。
是有几个月了。我最近很忙。
那肯定。怎么样你还好吧？
什么好不好，还不是那样。他说。他的声音是不冷不热的，我想这与他内向的性格有关。我总觉得他的性格比较内向。他不是那种爱宣泄和很热情的男人。他是那种看上去性格平缓的男人。这种男人不太喜形于色。
我说：有什么事吗刘汉林？
他告诉我：我十月八号在通程大酒店结婚。到时候请你大驾光临。
十月八号？
十月八吗。
通程大酒店？
通程大酒店。
什么时候？
他说：中午，十二点正。
我说：祝贺你。
他说：祝贺什么，大家都要走一个这样的过程。
通程大酒店是长沙市一家五星级酒店。它那漂亮的门厅和豪华的大堂是让有钱人出入的。我不是有钱人，我只去过几次，都是朋友请我去喝茶。倒不是通程大酒店的茶就格外好喝些，而是式样。长沙人喜欢讲式样。式样就是派头。仿佛走进豪华的地方消费人就很有派头一样。人都想过一种好生活，过一种让大家羡慕的生活，经常出入高档场所的人，当然是令某些人羡慕的。假如外地人来长沙，想到通程大酒店去的话，你只要坐进的士说一声：通程大酒店。的士司机就会载着你准确无误地驶到通程大酒店前，然后叫你下车。
十月八号我走进了通程大酒店。我被热闹辉煌的大场面感动了。只能说是感动，不能说慑住什么的。活到四十岁，什么世面我都见了，婚礼也见得多，但我从未走进过这样热闹庞大的婚礼。我们这辈人被勤俭节约的思想左右着，即便结婚也不敢那么奢侈，而比我们小个十来岁的人尽管满脑子超前消费和透支消费意识，但仍然被经济实力和偿还能力所支配，也逃不过量体裁衣这一关。刘汉林的婚礼太热闹了，热闹得让我觉得这是打人海战役，或者叫做战役后的庆功大典。我不晓得那是一百桌还是两百桌，反正大厅和一旁侧厅都坐满了人，还不断有人拥来，给我的感受是他骂的，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刘汉林与新娘张红站在门旁迎接来宾。刘汉林穿一身黑色西装，内里一件金色衬衣，一条鲜红的领带系在脖子上；新娘张红穿着白色的结婚裙服，裙边垂落在大红地毯上。新娘的头上还扎了个红结子，脖子露了出来。她的脖子长长的白白的，非常圆润，很美。刘汉林向她介绍我说：
作家何顿。
新娘说：你好。
我说：你好。
她伸出戴着白手套的右手，我和她握了下手。她的眼睛很美，睫毛很长，——我怀疑是假睫毛，因而在眼眸上形成了一片美丽的阴翳。我赞美她一句道：你很漂亮。
她说：谢谢。我看过你的书。
是吗？
我刚买了你写的《眺望人生》。
那是我写的最差的一本书。
是吗？我觉得你写得好感人的。
我说：哪里哪里。
她说：我喜欢小说中的尹红，还喜欢小说中的郭小刚和于国民。
他们都是好人，我说。
尹红是个悲剧，她说，还有那个冯冬梅。那也是个悲剧人物。
我说：那些人物都没有你生活得好。
刘汉林说：我提供给你的素材你写了没有？
还没写完。
他笑了笑，写完总要把我先看一下吧？
那肯定要给你看，我说。
我们没有多说话，因为又有来宾来了，新郎和新娘忙着跟他们打招呼。
那天我有些孤独，因为除了新郎，我一个也不认识。假如有一个认识的老朋友也好，但举目四望，没有一张面孔是我熟悉的。这里大多是我平时不怎么接触的商人，或衣着时髦的年轻人。他们昂着头，叫着、笑着，相互打招呼。我颇后悔自己不该来。不来就好了，我感到无趣地对自己说。我不晓得我怎么会参加他的婚礼。我在人群中感到孤独，我正想起身走人，新郎却径直朝我走来。新郎说：
来，我跟你介绍几个朋友。
刘汉林把我拉到另一桌坐下，那一桌坐着几个面部表情都很高傲的年轻人，他们都是那种快乐而又目空一切的年轻人。他们的脸上都充满了一种叫做斗志昂扬的东西。中华民族的崛起如果不出差错的话，八成会与他们有点瓜葛。刘汉林指着一个脑壳很大的年轻人说：马副董，我们立达集团公司的副董事长和副总经理。又把我介绍给马副董：他就是我跟你说的作家何顿。
马副董对认识我这个作家并没表示出高兴，只是不露声色地冲我点下头。倒是另一个青年却对我表示出惊讶道：你就是何顿？
我想我又不是大熊猫，有什么好惊讶的。
新郎忙向我介绍他说：你的崇拜者，我们公司的邓经理，邓小平的邓。
我读过你的《我们像葵花》。邓经理说。
我笑笑说：那耽误你的青春了。
我叔叔的好几个同学就是你写的冯建军和李跃进。邓经理说。你写得太像了。
我不好意思道：是么？
我叔叔看了，我叔叔正是一九五八年出生的。邓经理说。就我所知，我叔叔的好几个同学都是冯建军和李跃进，坐的坐牢死的死，都是一些调皮捣蛋的角色。
我说：那是我乱写的。
我也看了你的《我们像葵花》，一个年轻人说。
力团，刘汉林说，我从小玩到大的朋友。
我和力团握手。力团说：我喜欢你写的小说。
我笑笑：错爱错爱，我都是乱写的。
邓经理问我：你最近有什么新书出版吗？
没有。我说。我最近没写东西。
那你最近忙些什么？
我想他这是打破砂罐问到底的做法。我说：没忙，主要是玩。
力团笑笑：你也会玩？
好像我不会玩似的，我说：玩，怎么不玩！
马副董不屑道：我以为作家都是说谎的大师，编一些故事供人消遣。
我冷冷地回敬说：大师谈不上，编故事倒是真的。
马副董说：所以我不看小说，我倒是喜欢读历史。历史是真的。
你是对的。我说，不喜欢就不要看。一个人不要勉强自己。
马副董笑笑说：你的小说我还是看过一本，叫《就这么回事》，是我老婆从别人手上拿来的，我老婆说有味，是写长沙的，很多地名街名都是真名，我就翻了翻。我记得小说中的女人是做服装生意的，有一个林伢子爱上了她……
我打断他的话说：那太耽误你的青春了。
马副董哈哈一笑：没有。那本书还好看，感觉上真实。
编的编的，我说，瞎编的。
婚宴开始了。我们看着司仪让新郎新娘向两边的父母鞠躬，向来宾鞠躬，然后喝交杯酒，我发现新娘已经有身孕了。因为在新娘鞠躬时，她的腰弯不下去。我的判断没有错。她很漂亮。但她的漂亮不是那种少女的漂亮，而是那种即将做母亲的年轻女人的漂亮。假如她没化妆的话，她脸上一定会透出孕妇斑。她给我的感觉不华贵，是那种朴实中含几分拘谨的美。也许这分拘谨来自于她是新娘，又也许是其它什么原因。因为就我所知，汉林的父母是不赞成这桩婚事的。我相信这是一桩先斩后奏的婚姻。新娘有了身孕，不结婚就关系到新郎和新娘的声誉问题。这只是我的猜测。我没法跟汉林交谈。他应酬着一个又一个的来宾，那些人大叫大嚷地逼他喝酒，而他呢却在那些人面前为喝多少酒而讲着价钱。这是他不想被这些人灌醉，而他们，是一心要灌醉他的。
我听见他讨饶道：不行了不行了，真的不行了。
吃过喜酒，那堆年轻人邀我去闹新房，我没去，我喝了酒后头晕晕地想睡觉。汉林就让我上邓经理的车，让邓经理开车送我回家。一路上，邓经理把初次见面的我当他的老伙计似地说了很多话。他呷多了酒，话很多，什么都谈，说他的生活，说他的爱情，说他对生活的认识。在他的认识里，他鄙视政府，在他眼里政府是一汪浑水，衙门里养着一大批贪官，而那些贪官迟早会把这个政府一口口吃掉。他还鄙视老师和传统观念。他也看不起众多的老板，他说他们都是一些吃喝玩乐和行尸走肉的专家——他用了“专家”一词，还是社会秩序、道德情操和良知的破坏者。他对我说：你今天看到的那班人，他们都是暂时的成功者。
他又肯定地加了句：暂时的。
他也喝多了酒，我感觉他有些愤愤不平，我不知道他在哪方面愤愤不平，心想，他虽然西装革履地开着车，人模人样，却也有一本难念的经。他开车把我送到门口，待我下车，他又开着车去与那班人为伍去了。
我感到很多人的人格是分裂的，邓经理就是一个例子。他一方面离不开那班人，需要那班人抬爱他，给他发财的机会，一方面又瞧不起那班人。这其实是一种不得志的表现。假如他得志，事业有成，有自己的公司而不是在立达集团打高级工，也许他就不会是这样说话。还也许他是喝多了酒，说酒话。但有一点我还是很赞赏他，敢说。
有大半年时间我和刘汉林没有联系。他忙他的，我忙我的。我们本来就不是在一条船上。这期间他跟我打过一次电话，他告诉我他有了一个女儿。那是他们结婚的五个月后，他说：张红生了个女孩。
我说：几时？
他回答我？昨天晚上九点钟。
我说：恭喜恭喜。
他说：我妈妈见张红生的是一个女孩，转身走了。
转身走了？我说。你们事先没做Ｂ超？
没做。他说。在张红怀孕七个月时，我妈曾建议我们去做下Ｂ超。我妈说假如是女孩就还来得及打掉。我没同意。我不准张红去做。
我说：男孩女孩都一样。其实生女孩还好些，女孩照顾父母些。
他说：那倒没什么，现在只要有钱，什么人都能请到，你想得太远了。不过，我真的很随便，只是我妈甩手走人让张红很伤心。
那你要多安慰安慰张红。
他叹了口气：唉。
你妈那么封建？
他说：我妈就想要一个孙子，你看好笑不好笑？
老人都是这样，想的都是传宗接代的问题。在老人眼里，男孩是自己家里的，女孩长大了是要嫁人的。不过，你们家反正有钱，你和张红还可以生一个。
他在电话那头笑了笑：我妈也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