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对。很重要。他还有《古教四考》，元代的也里可温，就是天主教。还有摩尼教、火祆教等，滇黔佛教考等，都是很重要的，陈校长对各个时期的宗教都有研究，他有《明季滇黔佛教考》……他对《元典章》和《元秘史》都有校稿，为什么用这个字、是哪个音等都有细致说明。陈校长的论著，都是对教学有实际帮助的，对研究历史、研究古书都是直接有用处的，这是不一样的。陈寅恪先生他们两位都是好朋友。问题是，比如陈寅恪先生研究柳如是、研究《再生缘》——就是不念《再生缘》对于史学又有什么关系呢？
问：有人说他是借题发挥吧！
答：他借题发挥，发什么挥？是不满意现实、不满
意共产党？所以我觉得，寒柳堂啊，什么《再生缘》、
柳如是等等，对直接教学、对学生好像没有必要。要学
生读《再生缘》？
问：我家有位帮助带孩子的亲戚，小学文化，
我有《再生缘》这本书，她一口气把《再生缘》三
大本都读完了，津津有味。
答：有些老人，没事看着玩，比如看《三国演义》、看《水浒传》、看《西游记》，是看着玩，并不能够说这人看过《三国演义》、《水浒传》就是史学家，或者与学术上有什么关系，这不是一回事。说实话，陶铸对陈寅恪先生那是很优待了，陈校长在北京都没受到那样的优待。
问：当时是给陈寅恪配了秘书。
答：是。陈校长也有几个秘书。但是，问题是生活上，比如说有个地方专门卖给领导人日用品，陈校长就没有享受到这个。
问：是在东华门吧？
答：对，东华门。有人给了我一盒鲜的大虾，我就把这盒大虾拿去送给了老师。他有一个保姆做饭。陈校长没有享受那个待遇。没法儿说。
问：当时是按照所谓行政级别，什么三八年、二七年参加革命的标准。
答：那我就不知道了。陈寅恪是三八年的、还是二几年的？！陶铸对他还是很照顾的。现在也说不清了，我更说不清了。陈校长入党了，陈寅恪没入党，还有点别别扭扭的。我跟他没见过。陈寅恪有几个学生，一个叫汪前，很好，死了。还有一个学生周一良，跟“四人帮”那么紧，他的兄弟叫周绍良管他叫“我们帮兄”。有一个陈校长的学生，后来到苏州东吴大学当历史系主任，出了本书，我们一看，是陈校长讲稿！这种事古代也有，里头有不少重的，老师的讲稿，不同的学生记下来的，他也拿去讲，他孩子不知道，就当他的印了。还得了奖。这他妈得奖，那还能不得奖！我们不好意思说他，给他留一点面子。
问：陈垣的学术成果嘛。批改卷子，你要写出来还没有学生写得好，那不是很麻烦吗／带我去见齐先生：进门，磕头，拜师／有一回齐先生问胡佩衡先生：那个小孩怎么老不来了／我在拍卖行，买了这么一大卷子六文多长的吴先生的青绿山水，好极了／我卖个扇面，得几块钱，我出这门，进那门，买书／现在我们敢说这个话了，那时候要拿这个开玩笑，当时是不得了的／老舍就是在新街口豁口那儿投河了／溥雪斋住在北小街南口，现在科学出版社那儿问：您在书画方面很早就有名师指点。答：这我也不是有什么研究。陈校长叫我到大学来，以前我教普通国文。陈校长说，你教普通国文，得批改卷子，你要写出来还没有学生写得好，那不是很麻烦吗？这样才开始练字，陈校长有一回让我讲古代碑帖，把底片一片一片搁到幻灯机上。陈校长给我把场儿，在那里看着指挥，拿着在黑板上画线用的木头板在那里打拍子，啪嗒一响，我就换一片。
这样呢我就讲。这一回很有效果。为什么呢？你比如说，《龙门造像》那个字，有好看的，有不好看的。幻灯放映出来，大伙笑。墨迹写得好的呢，照出来大家也觉得好。那回之后呢，确实有点作用。我那时候写字还没有后来用的工夫多呢！可是这样一来，有些同辈的年轻教师他们也拿字来，问我这怎么样？这样子对我也有影响。后来，陈校长在学校楼里的玻璃柜子，是谁请假、谁有什么，贴布告的地方，那个归教务处管，把教师批改的学生作业放到里面展览，对我也有影响。当时学校做了很多这样的柜子。
问：您在书画方面，也算是齐白石入室弟子了。
答：最笑话了，就是这个。我有一篇写回忆他的文章。那是我对齐先生有点不客气，大伙瞧了都笑。我有一个叔祖，他买了些地，种树，有人买了树做棺材，他带我去见齐先生——进门，磕头，拜师。那时我还不到二十岁，也听说过磕头，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齐先生还请我们吃了顿饭。
问：是很正式拜的师。
答：我叔祖把我带着磕头，我不能不磕呀，我不知怎么回事。我也不画齐先生那种画，我也不会刻图章。
问：您经常去他家里？
答：不常去，不常去！他那套东西我也没兴趣。有一回齐先生问胡佩衡先生：那个小孩怎么老不来了？胡先生就问我：你干吗老没去？我说：我没事干吗去！是这样子，人家老先生惦记着，我也总得去，敷衍敷衍也得去吧。
问：您和胡佩衡应该算是师兄弟了？
答：那我不能那么说，胡先生比我大三十多岁，齐先生比我大五十多岁。
问：当时在他家里，老先生还给您表演了一下他的刀法？
答：他“这么一来，再那么一来”。这里面刻一刀，那边刻一刀。白文的，挖出来笔道；朱文的，边上去了，留出一道。但是我不会刻图章，我也不学他这个。
问：您从来没有刻过吗？
答：没有。从来没刻过。小时候瞎剜一通，那不算。大人劝，你别拉着手，也就不敢再刻了。齐先生给我示范的头一方印刻给齐良迟——他的长儿，边款上刻“长儿求宝”。最近心脏病死了。
问：他也画画，是齐家的风格。
答：现在都到了“白石长子”、“白石次子”的地步。这“齐白石”就成一招牌了。
问：是啊！现在还有叫“大匠门下”的。
答：是的。
问：您当时对齐白石的这种风格一直没有学？
答：大刀阔斧，那么一抹，我学不了。
问：他也有工细的地方。
答：那都是很年轻的时候，不是后来的。
问：您当时在绘画方面还有几位老师。
答：是啊。一位是贾羲民，还有一位吴镜汀。那个时候画山水的，都去跟吴先生学，吴先生画得真好。我在拍卖行，买了这么一大卷子六丈多长的吴先生的青绿山水，好极了。
问：这是哪年买的？
答：前几年。
问：是您亲自去的吗？现场举牌？
答：呵。我跟翰海拍卖行的秦公说，这个东西给我留着，多少钱我都要。秦公原来是搞体育的，他就想学鉴定。我在那儿讲过课，他也昕过我的课，我跟他很熟。他做《碑别字》，那都是我给他出的主意。他已经有了两本了。我先跟他说，这个东西给我留着，多少钱我都要。他居然给我留下了。
问：那花了多少钱呢？
答：反正很便宜。
问：六文长也不应该太便宜吧！
答：很大的一个卷子。反正也就几万。
问：贾羲民先生领着您去又拜的别的老师。
答：他跟吴镜汀先生很好。他说：你画这种东西，我不画这种风格的，你跟我进一个画会，吴镜汀先生在那里教山水。吴先生很高明，他拿笔一画，说这一个名家是这样的用笔，那一个名家是那样的用笔，他说出来清清楚楚。这样我们都跟他学。跟他学画最早的一个叫陈国琪，号叫尧生。他是山西人。他最早是吴先生的学生。第二个是周怀民。后来，周怀民跟吴先生背道而驰了。两人吵翻了，吴先生有一度神经错乱，有一次周怀民去了，吴先生吃西瓜，就用西瓜拽，大概也是对他有点不满意吧。周怀民觉得自己不错了，他会画芦苇了，就叫“周芦塘”，这是自称啊。后来，他跟吴先生就不往来了。吴先生对他还是很照顾的。吴先生第一个学生是陈尧生，第二个是周怀民，第三个才是我。吴先生比我大九岁，但是吴先生对我很有帮助。可是后来我一教书，画画也就放下了。
问：我以前查资料，注意到您认真地临过沈士充的画，一直还有，后来发表过吗？
答：没有。我的那个不行，那不够。周怀民也临过，吴先生很器重他。我也临过，我的这个比他临的好。因为他是用纸本，我是用绢画的。后来吴先生把他的拿去展览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是吴先生亲自指点的，是一番苦心。后来周怀民又搞了次展览，我写了四首诗，写上了这件事，他老先生就没有把我的给挂出来，后来有人印卡片把那个四首诗给印出来了。周怀民自己画芦苇，就说“人家说我是‘周芦塘’”。后来，他到美国给哪个总统画葡萄，又说“人家说我‘周葡萄’”。这个说法太没有意思啊，“人家说我”就是“我说我”，我说我画白薯，就说“人家说我是‘启白薯’”，我明天画山药，就说是“启山药”，我只配山药白薯。自己吹，很不好，常常让人拿这个当笑话。他是无锡人，和荣毅仁他们同乡，他们给他印出两本画集来。
问：您学画多长时间就在荣宝斋挂笔单了？最早从什么时候开始？
答：那无所谓。我也不记得了。我卖个扇面，得几块钱，我出这门，进那门，买书。扇面卖几块钱，就买几块钱的书。
问：您当时是学了多长时间的画开始挂笔单呢？
答：这个不记得了。
问：不记得了。画了三年五年？
答：这个，真不记得了。就是说，那时侯做大官的人，像陈宝琛等，连皇帝的老师他们这些人都有笔单。就是个挡箭牌，意思是我这是收钱的。
问：要不然索求无度。
答：朱益藩没事就写字，他后来收入也不少。解放以后，强调专业思想，我就不能画画了。再干那个就不是专业思想，就不能画了。
问：您当时在琉璃厂都是哪几家挂笔单呢？
答：这也不记得了。
问：不是一家吧？
答：要有笔单，就好像发传单一样。（笑）一家一个。
问：就是写好或者印好了挨家发。那是印的还是抄的？
答：印的。画店就是一个本子，里面谁的笔单都有。有个袁励准，他用缎子卷卷起来，蘸着墨，一写不就是铁线篆吗？最后，写起来带窟窿。有人就问，您这是什么笔？袁励准嗓子是哑的：“毛笔。”说是毛笔，其实是缎子卷。所以，就像这些事，我们去，就在那儿学了不少东西。卖了钱，跑书店，送钱去。这种事情就没法子说了。后来因为专业思想，这就停了。那啊（指着墙上的画）这条是我临的，这是文物出版社影印的。
问：这是什么时候临的呢？
答：这是我三十几岁临的。
问：那已是教书的时候。
答：这很晚了。后来就画不了了。（接电话：他那个陶渊明集的注……我坐下来，站不起来。弯了直了难受，站一会儿，再弯下，难受。那天我坐轮椅去嘉德拍卖……那天去政协照相，那不能不去呀，结果我从轮椅到沙发，人家问我能去吗，我说行，好不容易才爬去了。我奉求您跟袁先生说一下，我恭恭敬敬、至至诚诚告个假，请您跟袁先生说我实在感谢他。等回头我的腿好了，咱们去哪儿吃都行。我现在真是营养不缺乏，他们说笑话我现在是吃素了，吃斋了，我说我要够吃斋的资格，我还高兴了呢。今天说是要下大雨。）
问：书画本来是有市场的。
答：那时不行。
问：齐白石、陈半丁什么的在解放后还是在卖啊。
答：那另说了。齐白石名气特高了。所以，后来我们就不会也不敢画了。功课也都按照苏联的那个教学大纲了。那时候教育部高教部的部长主持编写教学大纲，这时候就按照苏联的了。苏联有一个普希金，教学大纲里就一个诗人，中国的就只能也有一个，原先是李白、杜甫、白居易，是三个，后来一改就是屈原了。屈原因为《离骚》里有“哀民生之多艰”，重点的重点就是一句。不知道普希金有什么话，反正人就一位配得上普希金。
问：这是现实主义的。（笑）
答：而且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现在我们敢说这个话了，那时候要拿这个开玩笑，当时是不得了的。
问：您当时也跟溥心畲先生有不少的来往？
答：这两位，一位溥雪斋，一位溥心畲。溥心畲说，你好好作文作诗，作好了自然画就好。我听这话不对。怎么，作诗好了就能够画得好吗？后来，我知道这对画有帮助。画要是不好，上面可以题上几句解嘲的话，说我这画不好，作一个广告，倒是行。对于有什么直接的好处，我也不明白。溥心畲先生的诗，我在书里写了《溥心畲先生南渡以前的艺术生涯》，他有四首七律，讲落叶。那时候我能够背，现在我背不下来了。我曾买到过他父亲的集子，送给他。他的嫡母跟我的头一位祖母是亲姐妹，我们是同宗啦，但是远得很了。
问：当时他有一卷宋人的画，您把他父亲的书给了他，他要给您钱，您不收钱。
答：我说您把那画借我得了。
问：您借来临了，临了一个月。
答：现在我不知道这画哪儿去了。糟糕透了。（笑）
问：好像当时也有一种说法，说溥心畲的诗是“空唐诗”啊。
答：是陈宝琛说的：“儒二爷尽作那空唐诗。”儒二爷，世俗的称呼就是溥心畲。溥心畲他跟我说：“陈师傅学陈师道陈后山，江西派啊……
问：黄庭坚那一派。
答：……真让人不懂。”后来在台湾，讨论张大干、溥心畲他们的生活、艺术等各方面，我写了三万多字的文章。有一个应该算溥心畲先生的学生，他的名字我忘了，他也来过北京，后来他在东北讲课，因心脏病死在东北。这位说，溥心畲先生那一段的事情他绝口不谈，怎么到的台湾。我说这个也没有什么可避讳的，他就是不愿意谈。
问：溥雪斋一直在北京？
答：溥需斋，自杀了。
问：是自杀了还是失踪了？
答：失踪？大活人怎么随便失踪？那个人他要失踪，这些年总会应该有点迹象。估计这是随便在哪里吊死了，投河了。老舍就是在新街口豁口那儿投河了。那里原来是护城河，护城河西北角有个坟地，把坟挖出去了就剩下一个圈儿，后来就积成一汪水。老舍就在那儿转，转到晚上，落日了，到快黑了，跳里头了。他身上有一个证，人家从这个证上才知道是老舍。老舍在解放后，极力地恭维，极力地配合，写《西望长安》、写《龙须沟》，就这也没饶了他！我在街：
上碰见过他的夫人，是在百货大楼门口。他的夫人在那儿卖小报，哪儿都出小报——红卫兵小报。在雍和宫柏林寺附近，把这些文人都聚在一块，用牌子写上什么什么罪名。老舍身上流血，小报黏在身上，就拿水给他闷下来，给他浇下来。后来，打那儿就找不到他了。他跳下去的地方，不是太平庄、太平湖，小坟圈子，就是那挖下去的坑里的一汪水。他要没有那工会证，也就不知道是老舍了。溥雪斋带着他女儿，出去就不知道了，这种情况，他要跳河，就没人知道。那时候整天有汽车，在各个胡同里转，敲门，问你们这里有没有，如果说有，就开开门，这里有个死尸，是触电死啊，是扎水缸啊，是怎么自杀啊，说这里有，两人抬上死尸，往车上一扔，就走了！也不知道是谁，也不问这人叫什么，都不问。当时各处、各胡同，各门各户都敲门问啊。没法儿办。
问：溥雪斋年轻的时候是很有钱的。
答：他好赌，有什么都赌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