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7月1日在李刚田先生北京寓所，我得知启功先生逝世的消息。启功先生住院已经有一段时间，年事已高，’即使是未住进医院之前，也颇受身体病痛煎熬，因此，告别人世对他来说应当是一种解脱。
李刚田先生从80年代即是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后来又任西泠印社理事，而启功先后担任过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与西泠印社社长，专业相同，位置相近，谈起启功的去世，他感慨地说，如今再要找一位这样有学问、受人尊重的老先生，还真困难。
最近几年，我多次拜访启功先生，对于这位妇孺皆知的著名人物，也算有一些了解。我写的启功访谈录，得到著名美术理论家陈传席教授极口推重，评为关于启功的评论与访谈文章中最精彩的一篇。我的《大师谈艺录》所访谈的二十三位书画家，启功是第一位仙逝的，也是最有传奇色彩、最有可说之处的一位。
口碑
在今日中国社会，口碑几乎变成了唯一可信的对人物的客观、准确评价。在书画界、文化界尤其如此，要了解哪个人，不必查他的资料与图书、作品，只要打听一下，就能有一个也许更接近真实情况的判断。
对于书画家来说，一般存在两个口碑系统：专业圈子的与社会公众的。专业圈子的评价大致能反映其艺术成就、水平地位；社会公众知名度则反映其市场占有率与价位。有的书画家在专业圈子里很有名，但是公众不知道；有的书画家社会知名度很高，可是在专业圈子里没地位，与此同时，还有在专业圈子里名声很臭，但是社会上很出名的。最成功的是专业圈子和社会公众人人皆知，启功就属于最幸运的这一类。对于专业书画家来说，启功虽然不见得被视为最出色的艺术家，但是无论如何是专业水平的书画家；而对社会公众来说，启功则代表着最著名、最成功的书画家。
很多书画家都喜欢谈论启功，因为启功为人风趣，常有名言警句，也常有佳话趣事，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谈资。
正派
启功虽然出身贫寒，但是受的却是正统教育，有着中国土大夫读书人的气节，因此，在重大事件中的言行表现，便总是有凛凛正气，而在日常生活中，则不失风雅。日下的某些所谓书画界人士，因为受的教育差，虽然削尖脑袋想雅起来，但是由于没有文化底子、没有气节，因此除了穿衣打扮、家居陈设像是很雅，可以唬人以外，一说话办事便俗不可耐。
和近来书画界争名位、争头衔不择手段迥然不同，启功先生一生几乎没有去争过什么东西。就连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这样的宝座，也不是争来的。
李刚田先生说，二届书协换届时，原来是副主席的启功主动坐在下面，不肯上主席台，而别的人却想方设法也要坐在主席台上。由于选举氛围空前民主，投票结果启功票数最高。他就是这样被众人推举成了书协主席。
在启功担任书协主席的年头里，也曾有过政治运动，而启功能够做到内方外圆，显示了一个艺术家与知识分子的良知、操守。
后来中央文史馆馆长、西泠印社社长的职务，也都是不求自来。学术性、文化性机构的最高职位，本来就该由有德有学有才之士担任，有些人的任职却只能损害或贬低权威机构的形象，而启功给他所担任过职务的机构都带来了更多的荣誉。
书法
启功的成名，伴随着中国书法重新走向市场的全过程。也许可以说，启功与先他不久已去世的刘炳森，代表着近二十年来中国书法市场的两条道路。他们两位也是当代润格最高的书法家。
坦率地说，启功的书法风格与成就，在书法界中向来是见仁见智的，但是对他的书法理论与书法教育成就，大家却众口一词。
作为文人书法，启功的字源出于帖学，他的小品与手札更见神采，而大字却似乎不胜骨力。但是社会上却流行请启功先生题写匾牌，在北京很多地方都可见到，北师大校内启功题写的牌子多到了夸张的程度，凡事都有个度，写得再好也不能到处都挂着，何况启功先生的书法风格本身并不适合匾牌。有人的书法属于户外，有人的书法属于室内。
街头上的匾牌与展馆、书斋里的书法不一样，天天出现在公众的眼前，写得好固然可以对人们的书法审美有着潜移默化之功，而若写得不好，则就很难讲了。我一直认为，社会上的那些署名启功题写的匾牌，对启功先生的艺术声誉不仅没有益处，反而有害。后人若爱护启功，最好是把那些匾牌摘掉。
启功先生最后几年不再写毛笔字，正式的理由是眼睛不好，看不清了。其实在我看来，更重要的原因是不想再受人役使，因为若不封笔，索求永无尽时，而老人其实对于名利已经一无所求，试想，连自己的二楼书房都已经上不去的人，难道还悟不透“仅栖一枝”的哲理？
在启老赠送我他的著作《启功书画絮语墨迹》时，我特意提出请他题个名，老先生很认真地写了“曹鹏同志教正启功呈稿”，待他收起笔，我问了一句：“您这不是写得还很好吗？”老先生看了我一眼，笑了。
国画
知道启功先生画画的人不多，因为他书名太盛。事实上，他在画学上下的工夫，可能比书法并不少。据他自己讲，之所以用功练书法，是受陈垣先生的指教，也就是要当好教师，不能不写好字，总不能比学生写得还差吧！可以说，启功的书法学习，多少还带有功利动机，不是为艺术而艺术。
而在拜识陈垣先生之前，启功已经潜心学画多年了。用现在的说法，他其实首先是一位画家，而且是传统画家，主要画北京民国时期流行的吴镜汀一路山水画，非常秀雅。刘文杰先生有四张启功解放前所画小册页，曾让我把玩欣赏过若干天，我还在刊物上予以发表推介，后来我在拍卖公司的图录上看到，这四张册页卖了个善价。不过，现在刘兄肯定要后悔了吧，因为按书画市场的规律，在和平繁荣时期，只会不断地涨价。
近几年，拍卖市场里启功先生早年的画作多了起来，而且价格都颇高，这完全是因为他的名气。中国书画有个市场规律，那就是只要一个方面出了名，另一个方面也就搭车沾光。书法家的画与画家的书法，就是这样。
启功先生对画的感情也更深，最后这几年，他的书房兼客厅、卧室壁上悬挂的，就都是古画的复制品。
口才
典型的北京人都很会说，相声就是最好的例证。启功在说话时，表现出非常明显的老北京特点。也就是喜欢说俏皮话，喜欢说双关语，喜欢调侃，甚至有些多语症。
比如在对我回忆往事时，提到他有十二个书箱，他却要加一句“三四一十二”，这旬算术口诀，完全是出于好玩。他对双关语、谐音字也很醉心，我曾在与他对话时说他是专家，老先生应声答道，他不是砖（专）家，是瓦家。
他的急智与运用词汇的能力，非常人可及，相声演员现场抓哏也不过如此了。在善谈善侃之外，他的用典与暗喻俯拾即是。
有一次老先生谈起徐邦达过九十大寿，他专门作了一首词，还用硬笔写好了，赠给徐老。我在海宁徐邦达纪念馆成立的仪式上见过这件作品。启老坏笑着说，里面有埋伏，说的时候非常得意。
不了解北京人性格，就无法充分理解启功的幽默。其实后来的王朔等所谓侃爷，也都是同～渊源，只是没有启功的学养与智慧，便只是耍贫嘴而已。
人缘
启功虽然出身贫寒，但是却非常幸运，一生不断地得到贵人相助，因此直到晚年都经常有天上掉馅饼一般的好事。好人缘带来好运气。
在他年轻时由傅增湘介绍给陈垣，以中学学历教中学，被同事所排挤，结果辅仁大学校长陈垣老先生敢作敢为，居然一怒之下让启功到大学教书。这之中既有识才爱才之意，其实更有示威斗气的意思。陈垣此举成就了一段民国佳话，也改变了启功的人生轨道，使他从苦苦挣扎的社会下层，跻身于处尊养优的大学教师阶层。虽然当年没有学历而能进入大学教书的并非只有启功一位，但是毕竟是极罕见的破格。
启功曾在亲戚的引荐下拜齐白石为师，他亲口对我讲过，自己对齐白石的路数并不感兴趣，也就疏于走动，后来白石老人对身边的人问起，那个小孩怎么老不来了？他这才又赶紧前去拜见。
齐白石的门生徒弟，高到大学教授，有名到梅兰芳、新凤霞，不知有多少，居然会念及一个不起眼的小伙子，这可见启功的人缘。
虽然他也曾被打成右派，但是后来的路却出奇的顺，在其他人都天天闹运动时，能被抽调到中华书局标点《清史稿》，后来又进入书画鉴定小组当组长，并成为书协主席，既有学问、造诣的因素，也有人缘的因素。
尊师
陈垣是启功的恩师，年逾九旬他言及陈垣口必称陈老师、陈校长。不夸张地说，没有陈垣的独具慧眼，也就没有启功的成就，至少以他的学历，恐怕很难在名牌大学谋上教席。
因此，对恩师陈垣，启功没齿不忘。他用卖字的钱在北师大设立了奖学金，名义就是励耘奖学金，因为陈垣的书斋是励耘书屋。为了纪念老师，启功可谓是尽心尽力。
有一次在启功先生家中，话谈到一半，来了一位客人，只见启功先生脸上马上露出如见亲人般的笑容，而且立即对我下了逐客令。一经介绍姓名，我才知道是陈垣先生的后人。
启功尊师，并不是所有的师都尊，没有教给他东西或者他没有学到过东西的老师，他就不会当作老师来尊。比如他对齐白石是磕过头的，论起来是正宗的师徒，但是作为天子脚下的都市学子，与来自乡下的齐白石实在有些不对路，所以并没有学习齐白石的艺术风格，在感情上也没有真正认同师生关系。
我曾问起过启功先生，历史学界都知道“南北二陈”两大家，“南陈”是陈寅恪，到现在已经出版了两部多卷文集，而“北陈”陈垣，却未出一部文集，这是一大缺憾。启功先生回答说，当年影印过陈垣的《励耘丛刻》，我说那并不是陈垣著作的全貌呀。显然，我的这个问题也许太尖锐了，老先生若有所失。
朋友
启功先生的朋友多，在书画界的，我有幸接触过不少，也都是老先生了，最年轻的大概也在七十岁以上。
黄苗子老先生与启功是老交情，当年黄老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当编辑，有一部《法书要录》请人标点了出来，启功去玩，随手翻了翻，就指出不少谬误，于是黄老请他带回去重点一遍。黄老对我谈起此事，对启功的学问佩服得五体投地。
王世襄老先生和启功一样是北京出生北京长大的，在学问之外，生活上有着更多的共同语言。有一次我去拜访王世襄老先生，王老的哲嗣问我是不是一会儿去启老家，我说没这个计划，然后问了一句有什么事情吗？他说也没别的，要是你去的话，这儿有点菜请你给启老捎去！
张中行老先生也是启功的好友，记得90年代中期，有一次为了新设的副刊版面，我去沙滩人民教育出版社张中行的办公室，想请张老代向启老求个栏头题签，张老知道我曾经为启老发过长文，说你自己去求更好。后来我因为忙，也就没再顾上此事。
在北京大学教授、中央文史馆副馆长袁行霈先生书房，我看到挂有一幅启先生的书法，上面题款是赠给同样也从事教育事业的袁夫人的。很多文教界人士都有启功的墨迹，这些书法都是作为朋友交往的馈赠，不是商品。不知是我的眼力原因还是受什么影响，我总觉得早些年启功为朋友们写的这些作品，更为生动、更为精彩。
电话
最后这几年，启老基本上足不出户，在他自己的家中，也只困居一室，因为行动不便，虽然楼上有房，也无法上去。电话成为他与外界沟通交流的最好工具。传播学大师麦克卢汉有句名言：媒介是人的延伸。套用在这里很贴切：电话是启功肢体的延伸。
以前我每次打电话，都是启老亲自接听。我要前去拜访，每次老先生都很客气地答应。
在与启功聊天时，一有电话铃响起，老先生就会抓起话筒来，神情立即也生动起来。
说起电话来，有一些名家是不亲自接电话的，而太太大都会刨根问底，因为她们关心或感兴趣的，主要是买字画的客户。有两位极有名的书画家，我当初是想列入《大师谈艺录》的访谈对象的，也是巧合，以往都是由助手或学生代为联系，而这两次却是我自己拨的电话，结果不是书画家本人，而是书画家的太太接听，问我什么事情，我说也没什么事情，就是想拜访一下老先生。你猜怎么样？被客客气气挡了驾！《大师谈艺录》是为艺术名家树碑立传的事，即使是对大家们来说，也是一件好事，说句实话，希望进入这一系列、愿意请我来访谈的不乏其人。所以，被挡了驾不只是我的遗憾，其实也是对方的遗憾。
启功老先生已经到了不在意功利得失的程度，但是他却亲自接听电话。能够知道他家电话号码的，应当不会是太不相干的人吧！
狂狷
孔夫子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启功为人处世，带有狂狷之气。
社会中常有忍无可忍之事，而一般人都还是忍下了，不会去正面表态。启功虽然有脾气好的名声，但是据我所知，却是不大忍的。尽管在禀性上与闻一多那种拍案而起的刚烈有所不同，但是在忍无可忍之时，启功敢于表态。
书协曾有一次在搞政治运动时，要大家就“清污”、“全盘西化”走过场，启功先生郑重其事地发表了讲话，大意是在他看来，中国书法是绝对不存在西化问题的。这番话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是很不合时宜的，但是却是堂堂正正之气。
对于他所不理解或不赞同的事情，启功也会不留情面。一位书协的老同志对我讲起，他在故乡搞了个艺术馆，而启功向来不主张搞艺术馆，所以启功当着他的面问起：“听说你也搞了个艺术馆？！”老同志说，那言辞中是很不屑的，酸溜溜的，让他很不舒服。
我相信，这正是启功的风格。
读书
启功是个读书人，因此也就不断地买书。记得郁达夫有句诗“出卖文章为买书”，写尽了读书人的苦乐。“文革”以后，许多大学教授与知识分子已不再买书，当然也就不再读书，只是吃老本，天天看电视消磨光阴而已。
启功先生却是一直读书的。他的书房兼卧室，两面墙都是书架。在访谈录中，我问启老：“眼睛不好，还读书吗？”老先生回答得很干脆：“不敢不读！”
闻听此言，我为之一振，因为对于爱书如命、不可一日无书的我来说，这句话听起来实在是太入耳了，也可以说是遇上了知音，吾道不孤。不敢不读，这就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古训“君子赠人以言”，能有机会聆听前辈大师们的话语，我心里是非常知足的。这种精神上的富足，使我对商人们追逐钱财以及官迷们贪恋权位发自内心地鄙视。
香港《大公报》曾发表过一篇文章，专门就启功访谈中此一情节进行议论，标题就是《不敢不读》，可谓深获我心。我很喜欢启功对我亲口讲的“不敢不读”这四个字，后来还请一位很有才华的篆刻家吕子真治了一方闲章，专门用来盖在自己特别喜欢的所谓必读书、常读书上，这也算是启功先生赠给我的最珍贵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