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宗朱瞻基非常欣赏王振身上的文人气质，就任命他为东宫局郎，专门伺候当时还是皇太子的朱祁镇，宫中人都当面称呼他为“王先生”。
朱祁镇此时还是一个懵懂的孩子，“王先生”就这样成了他人生中的启蒙老师。
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来说，启蒙老师的影响力和支配力往往是其他人无法相比的。等到朱祁镇当了皇帝，王振就直接越过排名在他前面的几位老资格太监，成了司礼监掌印。王振的强大支配力不仅影响了朱祁镇个人，并且通过朱祁镇将这种影响力直接导向明朝的国政。
明宣宗临终前为朱祁镇留下了五位辅政大臣，他们分别是英国公张辅，礼部尚书胡滢，大学士杨荣，杨浦，杨士奇。其实帝国的真正掌舵之人是明英宗的祖母张太皇太后。张太皇太后是个贤德之人，国家大事信赖“三杨”等文臣。
明英宗即位时还是不满十岁的孩子，不具备指定权力经纪人的资格。而此时的王振还算是个循规蹈矩的太监，时常当着“三杨”的面敦促明英宗多读圣贤书，做个有作为的君主。王振所做的表面工作蒙蔽了很多人的眼睛，就连久历宦海的老臣杨士奇也不仅发出感叹“宦官中有此贤良，真乃幸事。”
王振暗地里大肆排斥异己，将自己的亲信任命为禁军都督，掌控禁军军权。气得张太皇太后当着明英宗以及五位“辅政大臣”的面，要将其赐死。在朱祁镇和大臣杨士奇等人求情下，王振才算逃过一劫。似乎有所预感的张太皇太后警告皇帝和众位大臣“以后不可令他干扰国政”。
等到明英宗年龄稍长，张太皇太后已死，“三杨”也先后去位，大太监王振才算真正迎来自己事业的春天。
朱祁镇非常尊敬自己的启蒙老师，甚至有些害怕，就是他后来当了皇帝还称呼王振为“王先生”。两人之间的关系，也并不仅仅局限于师生。从某种意义上说，朱祁镇对“王先生”产生了精神上的依赖。这种依赖与权力大小无关，与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有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缘分。从后来明英宗对王振非同寻常的恩宠来看，两人之间有着君臣、师生和朋友之间的三重关系。
王振掌管司礼监后，充分利用皇帝对自己的宠信，以代批奏章、传达诏谕等方式，逐步掌控了中央朝廷。为了试探自己手中的权力究竟有多强大，王振在京城朝阳门外专门筑起一座点将台，请明英宗阅兵。所有京营各卫武官，校试骑射，都要在接受检阅。从表面看是王振陪同明英宗阅兵，其实王振在这里玩的是狐假虎威的把戏。他想通过收取兵权，实现与帝国文臣集团分庭抗礼的政治理想。
没过多久，王振私自擢升亲信指挥纪广为都督佥事，任命亲侄王林为锦衣卫指挥佥事。因为明英宗年纪尚幼，只是个对权力一知半解的半大孩子，一切机要朝政都被他的“王先生”所把持，“
为了在权力系统能够树立起威信，王振利用一切机会打压朝臣。朝廷中凡是与他有过节的官员，不是被撤职，就是发配充军。一些王公大臣见风使舵依附于王振，并尊称他为“翁父”。皇帝的老师，其他人称呼他为父亲，按道理说也不算吃亏，不过认太监作父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此时的王振已经进入一个事业的巅峰期。
王振由一个郁郁不得志的落魄文人，在割去胯下之物后，居然实现了自己人生的华丽转型。然而此时的他已经没有当年的书生意气，治天下的政治理想已经变成了乱天下的权力角逐。王振命人私下损毁朱元璋立下的“不许宦官干政”的铁牌，在帝国的权力之路上实现弯道超越。
王振在帝国权力系统只手遮天，种种恶行结下累累恶果。比如说不择手段打压与他政见不和的大臣，将其下狱或者迫害致死。大肆卖官鬻爵，在帝国权力系统安插亲信，在“朝贡贸易”中收受瓦剌贿赂，并向外国使臣索贿。
对于明朝宦官来说，他们更多时候像是被强行拉上皇帝政治战车的一拨人。其中的大部分并非天生的奸邪小人，而那些道德至上的帝国文官们的行为也不见得就比他们好到哪里去。只不过宦官大多出生低贱，由于身体上的残疾导致的心理问题让他们的行为显得比较偏激，更容易被人们反感。
综观整个明朝将近300年的历史，其中不乏有祸国殃民的坏太监，也有为君分忧的好太监。但有一个历史事实让我们不容回避，那就是无论他们如何猖獗，都没有危及皇帝本人的地位。要知道，中国历史上宦官权力最大、气焰最为嚣张的朝代并不是明朝，而是唐朝。
在唐朝后期，宦官完全操纵了国家大权，甚至可以立废皇帝，俨然就是国家最高的权力统治者，而在明朝，太监虽然专权结党，但是皇帝要动手干掉他们，只需要写一张小小的字条就可以搞定（明武宗），就像孙猴子本事再大也逃不过如来佛的手掌心。当然作为皇帝的老师，王振也会利用一些机会替明英宗分忧。王振虽然性格偏狭隘，经常利用一切机会打压自己的政治对手。可就算是被钉上历史耻辱柱的王振，也并非坏的一无是处。
王振曾经提议朝廷禁止内宫宦官出外“采办”，以减轻地方农民负担。在排除异己的同时，他也大行反腐倡廉之风。帝国重臣“三杨”中的杨荣，杨士奇的诸多亲信在反贪风暴中落马，得到查处。
王振还于正统十年，十二年两次在山东，河南地界清查土地，既增加了国家税收，也让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能够安居乐业。在边防军备上，王振曾主持“大赦”，赦免了许多因土地兼并而逃亡的官兵，允许他们返回军队戴罪立功，使边关增加了数万兵员。正统九年（1444年），王振还命户部拨出专款，帮助陕西，山西两省因受灾而卖儿女的百姓，赎回被卖子女。
至于被王振陷害的帝国忠良有于谦、陈敬德、李时逸等股肱之臣，但其中不乏奸邪之徒。王振安插于权力系统的大小亲信，其中既有不学无术者，也有治国的能臣。
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王振作为一名读过书的儒生，虽然机缘巧合披上了太监的权力马甲，可他的骨子里还或多或少保留几分儒生的气度。国子监祭酒李时逸因事开罪王振，被判罚被戴重枷“罚站”。他的学生石大用知道后上书王振，表示愿意替自己的老师受罚。
王振在了解情况后，发出感叹“我还不如一娃娃”，然后当即释放了李时逸。
大理寺少卿薛瑄本来是王振的老乡，就因为不肯依附王振，就被王振派人逮入锦衣卫诏狱，准备将其秘密处决。王振家老仆人却向王振说情，说薛瑄在“蔚州老家”广有声誉。王振闻言后感叹道“是我忘本了”，当即将薛瑄释放。
正如柏杨先生所言，王振的出现使帝国走进中国历史“第三次宦官专权”的时代。说句公道话，虽然明朝在土木堡之变前已经在走下坡路，但还没有走到生死存亡的不堪境地。在王振的撺掇之下，明英宗领着百余名文武百官和50万战斗力打问号的军队上路了。
这种权力赛道上的“过山车”游戏终于酿成了捅破天的恶果，王振不但连累堂堂帝国皇帝成了蒙古人的俘虏，本人也直接死在了这场突如其来的事变中。
明英宗被俘，英宗的护卫将军樊忠一怒之下将王振斩杀于战场上。
后来明英宗靠着“夺门之变”推翻景泰帝复辟，当他念及“王老师”的种种好处，居然下诏公祭，为王振招魂厚葬。并把京城智化寺专门用来祭祀王振，并在巨匾上亲题“精忠”二字，对大太监王振的一生作了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