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老百姓是最容易满足的群体，只要能够苟安于世，他们就绝不会冒险去做不法之事。在乱世之中，那些握有合法伤害权的官吏只要不全力残害他们，能够给他们留下一条活路，他们就会在关键时刻投桃报李。
朱元璋攻灭张士诚的战役中，张士诚兵尽粮绝。史料记载，当时城中的一只老鼠都能买百文钱，皮靴马鞍等都被煮食充饥。张士诚不忍城中百姓受罪，就向百姓说：“事已至此，我实无良策，只有自缚投降，以免你们城破时遭受屠戮。”百姓闻言伏地号哭，愿与士诚固守同死。由于城中木石俱尽，以至拆寺庙民居制作飞炮之料。城破之时，张士诚只烧了自己的王府，没有烧掉全城百姓的房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每逢张士诚的生日七月三十日晚上，苏州的老百姓就烧九四香（张士诚原名九四），点地灯来纪念他。
朱元璋在元末诸军中也以“独不嗜杀”而闻名，因此赢得百姓拥戴，这是朱元璋事业得到发展壮大的根本所在。
在守业阶段，朱元璋打得是儒家提倡的“民生牌”。朱元璋是贫苦农民出身，在他的内心深处比谁都要清楚“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的道理。《明实录》中记载这样一件事：帝国建制后，朱元璋定都南京，当他看见南京城内有一些沿街露宿无家可归的流民，便让那些官员在南京城内找一块空地，盖了二百六十间房屋提供给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免费居住。然后朱元璋又要求江苏华亭县的官员将当地宋朝遗留下来的居养院进行翻修，好让无房的当地人居住。洪武八年（1375年）正月，朱元璋下旨将这种办法推行到全国，要求中书省官员派人深入各地寻访无衣食、无住房的穷人，然后给以衣食和住房。
朱元璋对此的解释是：朕在当贫民的时候，曾经目睹民间的疾苦。自己恨当时不能给天下饥民以庇护，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朕扫平四海。但御宇十余年来仍不能实现当初之志，各位臣工应该帮助朕实现这个理想，如若不然，你们也就没有必要来辅助朕，所以万不能使天下有一人无衣穿、无饭吃、无房住。
每个帝王在自己奋斗的道路上，内心都会揣着一张蓝图，或者说是自己的政治理想。
朱元璋的理想就是要让天下的每个人（尤其是底层劳苦大众）都能够有房住、有衣穿、有饭吃。虽然这是个理想蓝图，也曾遭到官僚集团的质疑，但朱元璋仍然不遗余力地推行下去。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渗入朱元璋血液里的民本思想。
在朱元璋身边的那些儒生士子中，李善长算是最为特殊的一员。不光因为他是修习法家的儒生，更主要的是他与朱元璋之间的那层微妙的权力关系。
朱元璋曾经与李善长有过一段推心置腹地交流，朱元璋说：“如今群雄纷争，要打好仗，最要紧的是要有好的参谋人员。现在群雄中管文书与作谋士的幕僚，总喜欢说一些左右将士的坏话，从而导致文武不和，将士难以施展才能，这样的军队非败不可。将士垮了，好比鸟儿失去羽翼，主帅势孤力单，是必然要走向灭亡的，这是一个教训。你应该为我搭建一座梁，将文武官员的心连结在一起，千万不要学那幕僚的坏样。”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朱元璋的这张政治蓝图中，李善长在其中扮演着一个能够在关键时刻左右时局的重要角色。如果我们能够理解西汉开国丞相萧何就是靠着为刘邦转运粮饷而摘得头功，并进而荣升丞相，也就能够明白此时的李善长在朱元璋心目中居于何等重要的位置。
朱元璋自称吴王后，就将李善长封为右相国。因为元朝是以右为大，所以说这时候的李善长已经是大明创业团队中的CEO。
李善长没有辜负朱元璋的信任，不光接手军机檄文之类的文案工作，更主要的是保障了军队的后勤供给，使得前线将士能够安心作战。同时他还为新立的明朝政权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如经营盐，立茶法，立钱法，开矿冶炼，定鱼税等等。
在李善长的高效运作之下，朱元璋的统治区域呈现出一派兵强马壮，经济繁荣的景象。吴国元年，朱元璋论功行赏，封李善长为宣国公。后来改革官制，不再像元朝那样以右为尊，改以左为大，李善长也理所当然地调整为左相国。
在朱元璋大封功臣之时，李善长虽然没有在战场上获取卓著的军功，但是并不妨碍朱元璋对他高看一眼，厚爱三分。朱元璋给出的褒奖理由是：后勤保障工作做得好（给军食，功甚大）。于是授太师、中书左丞相，封韩国公，岁禄四千石，子孙世袭。
除了上面这些优厚的待遇，朱元璋赐给李善长铁券，“免二死，子免一死”。在朱元璋封公的六个人中，李善长名列第一。在颁发的嘉奖令上，李善长更是被朱元璋比作汉代的萧何，其风光程度在洪武功臣中绝对是首屈一指的。
这时候的右丞相徐达常年领兵在外东征西讨，朝中实权基本上是掌握在李善长一个人的手中。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勋贵在帝国的权力系统中炙手可热，这种权力上的垄断地位也为其他地区的政治势力所不满，所觊觎。但是在朱元璋的保驾护航之下，就算其他权力集团有什么非分之想，也只能将羡慕嫉妒恨暗藏于心。
淮西集团的权力勋贵们把持了洪武初年的帝国权力要塞，由权力集团释放出来的熏天势焰让其他派系根本无法近身，更谈不上掣肘。当权力集团内部各个派系之间的欲望无法得到遏制的时候，那么帝国的权力纷争也就愈演愈烈，一发而不可收拾。
此时的帝国政界上层圈子中存在着一个以李善长为首的淮人官僚集团，而且这个政治集团是以朱元璋为背景的，早在朱元璋创业之始，就逐步形成并发展壮大。由于朱元璋的培植与倚重，淮西集团的权势被迅速推至最高点。淮西集团与其他派系之间的矛盾也由最初的暗流涌动，开始浮出水面，直到在帝国权力高层掀起滔天巨浪。
为了能够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攫取更大的权力空间。淮西勋贵又岂能容得下其他势力集团与自己利益分肥？他们当务之急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通过一切正常或者非正常手段来打击压制其他势力团体。
从前期的李善长到后来的胡惟庸，前后十七年的时间里，淮西权力集团都在竭力挤压那些非准人的权力生存空间，根本不给非淮人揽大权的机会。正如吴晗先生所说：“对不是自己系统中的人排挤，从乡里观念出发而演成的政治斗争，是洪武初年政治上的一个特征。”
李善长势力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朱元璋对淮人集团的倚重，作为淮右党人的带头大哥，李善长手中握有的权力愈大，就意味着集团势力在帝国权力系统中能够分肥到的利益蛋糕也会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