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朱允炆看来，不管你是安分守己的藩王，还是包藏祸心的藩王，两者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作为帝国的一把手他所关心的只是分封制的存与废，只要分封制一日不根除，藩王们就有拥兵自重的资本。对于帝国中央权力集团来说，这样就存在着极大的风险。分封制的废除并不是简单的事情，一旦发动起来，就要考虑到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后果。
在建文帝削藩之前，至少他应该考虑到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不是所有的藩王都要削废？第二，削废藩王如果分批进行，那么谁先谁后？第三，削废是一削到底，还是浅尝即止？
可是朱允炆的削藩却是乱拳打死老师傅，毫无套路可言。首先，最应该削的偏偏不敢碰；其次，赶上谁就削谁，毫无计划性；再有就是削与废同时进行。不止是削去军权，就连藩王本人也废为庶人。“庶人”就是普通的老百姓。而在明朝时期，“庶人”专门指那些被废的皇族。藩王们本来都是朱元璋的皇室血脉，可建文帝却要削其权，夺其皇籍，直接将他们贬为“庶人”。周王被废，就叫“周庶人”；代王被废，就成了“代庶人”。
朱允炆就这样毫不客气地将自己的皇叔们都扫地出皇室，将他们从藩王直接贬为普通老百姓。这种做法显然是防卫过当，夺权本来就已经触动到了藩王们的利益底线，如今又加了一道削夺皇籍，更是让藩王们是可忍孰不可忍。一时之间，帝国上下满城风雨，人心思动。
这种做法最为直接的效果，就是把所有藩王的力量都推到了燕王朱棣那边去。
从建文帝上台后的第三个月削夺周王开始到建文元年六月岷王朱楩被废，在这短短不到十个月的时间里，建文君臣使出连环杀招削夺五王。
建文朝的政治权柄虽然有“三驾马车”拖着前行，却也只是虚幻之象。此时的帝国人事结构存在着很大的漏洞，配置极不合理。无论是齐泰、黄子澄，还是后来的方孝孺，他们都不具备军事才能，用兵对他们来说只能是纸上谈兵。建文帝也是一个书生，四个书生合在一起，顶多是一群书生。
一帮书生对波诡云谲的帝国权力斗争不娴其道，最终只能任由别人牵着鼻子走。建文帝的软弱及其智囊决策层的偏激，让削藩从一开始就失去了准星。面对多项选择，无论是建文帝还是他的智囊团都缺少真正理性而智慧的判断，原本主动的优势就这样转化为劣势。
建文君臣动手削藩的速度并不算太慢，在朱元璋死后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建文帝就示意黄子澄和齐泰等人研究此事并且付诸于行动了。但让人费解的是，太祖宾天，诸王奔丧，对于建文帝君臣来说，这本来是朱元璋在冥冥之中为他们创造的一个大好机会，可建文帝却轻易放过了这样的机会。
建文帝朱允炆明诏诸王不得来京奔丧，燕王朱棣走到淮安之地又折回了北京。建文集团白白流失了一个大好机会。
实际上，朱允炆本人不是没有考虑到利用诸王来京的机会削夺他们的权力，主要是他的削藩思想始终处于一种摇摆不定的状态。左半边脑考虑的是夺去诸王手中的兵权，右半边脑又不想丢了皇族亲情和皇家的脸面。这种纠结的心态贯穿了建文帝削藩的整个过程。
如果建文君臣能够利用朱棣等人来京奔丧的机会，将各路藩王一举拿下，也就没有后来的征战杀伐，皇权易主。可建文帝朱允炆并不想惊动皇祖的陵寝，他更没有勇气去打破儒家信奉的那一套道德规范。再联系到建文帝后来讨伐燕王时所下的明令：勿使朕有杀叔父之名。便会知道建文帝的主导思路是，削藩可以，但是要让我就此背负道德恶名则不可。
建文帝虽然有憾于藩王的权力之于中央集权的威胁，然而，他并不想使自己复古的思想流于叶公好龙的形式，他试图通过仁政和说教来掩盖政治活动中必须采取的铁血政策。
在武力削藩行动之前，建文集团存在着从谁身上先下手的问题。实事求是，齐泰的主张是站得住脚的。但最终建文君臣还是认同了留下巨大后患的黄子澄方案——吃柿子专挑软的捏，首削最大敌人——燕王的弟弟。在发出信号后，并没有马上对朱棣动手，给予敌人以喘息的机会，终至灾难降临。这是建文朝削藩开始时两个最大的失误。
建文君臣怕朱棣，但又没办法绕过这道坎，一次次削夺朱棣的兄弟藩王，一次次地打草惊蛇，毒蛇在草丛里蛰伏着，也在暗中涌动着，建文帝与蛰伏的朱棣接着就要开始更多的较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