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死后，朱元璋面临着重新选拔接班人。对于选拔皇位继承人，可供朱元璋做参考的历史样板并没有多少，翻来复去也只有三种。
第一种：兄终弟及法。中国历史上的夏商两代很多时候实行的就是这种王位继承法。这种继承法的优点是长君主政，从表面上来看这种继承可以避免幼主继位所带来的权臣弄政和外戚干政的祸乱，但实际上所带来的副作用也不少。当了皇帝以后的兄长一般都不大愿意将自己的皇位再传给自己的兄弟，他们总是想方设法地传给自己的亲身骨肉，这样就可能会引发皇位继承的争夺战。
朱标的突然薨世，对朱元璋的打击是毋庸置疑的。而在这期间，一生勤政的朱元璋居然有六七天不理朝政。大臣们提出让朱元璋的二子朱樉或三子朱棡继位，也被朱元璋一一否定。
第二种：立爱立贤法。顺便在这里交代一下何为“立贤”？所谓的“贤”只能是相对来说，无非是以皇帝的价值标准来加以评判。
这种方法值得商榷，因为历史上有着理性的思想光泽的皇帝实在是少得可怜。在这种情形下，所谓的“立贤”就成为一个听上去美妙的借口。
到了今天，就完全成为“说你行就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不服不行”的硬性标准。“立贤”实际上也就等同于“立爱”，立皇帝心头之所爱，绝非立帝国臣民之所需。
朱标死后，悲痛欲绝的朱元璋在大臣们的劝解之下，稍稍整理了一下情绪，就开始重新考虑皇位继承人的问题。根据明成祖朱棣钦定的《明太祖实录》记载：就在朱标太子死后的第三天，朱元璋在明皇宫的东角门召集朝中重臣，讨论未来皇位继承人的问题。
朱元璋说：“朕年事已高，太子朱标又不幸夭折，我大明遭此厄运，都是命中注定的。有句古话说得好：‘一个国家要是有年长的皇位继承人的话，那是天下苍生的福分啊。’朕的第四子燕王朱棣贤明仁厚，英勇威猛，雄才大略。他在某些方面和朕很像，朕想立他为太子，诸位爱卿认为怎样？”
朱元璋话音刚落，翰林学士刘三吾马上应对说：“陛下所言极是，但是陛下要是立了燕王为太子，那么将燕王前面的两个哥哥秦王朱樉和晋王朱棡放在什么位置了？”
朱元璋无法回答老臣刘三吾所提的问题，兀自伤心痛哭起来，重立太子之事也就此打住。
我们从朱元璋与刘三吾君臣的这段对话中来看，刘三吾的潜台词是在说，皇帝您要是跳过老二、老三，立老四为太子，这么做只会为自己的帝国带来无穷尽的麻烦与危险。
朱元璋是何等聪明之人，当然能够听得出刘三吾这番话的弦外之音。他最终放弃了“立爱”的念头，而采用最为稳当的君位继承法——嫡长子继承制。
当然上面的事例是记录在朱棣钦定的《明太祖实录》中，其真实性是要大打折扣的。因为朱棣在起兵夺了自己侄子朱允炆的江山后，为了证明自己夺位的合法性，在官修的史书上曾经做过大量的手脚。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朱棣无疑将他的老子朱元璋当作了一个“政治白痴”。
要知道在朱标死的时候，朱棣前面的两位皇兄朱樉和朱棡还是活蹦乱跳的，而且这两个皇子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即使朱元璋立好四弟为帝位继承人，他们兄弟俩也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如果朱元璋立了朱棣为皇太子，那么在其百年以后，朱棣的那两个也有资格入継大统的兄长肯定会兵戈相向。其他的诸子藩王暂且不说，就此“三王”已经先乱了。
一旦这种局面出现，就有可能会演变为西晋末年“八王之乱”似的大劫难、大祸害，朱元璋苦心经营的大明江山就会变得岌岌可危，这是朱元璋最不愿意看见的一幕。
如果真是到了这种地步，朱元璋倒不如遵循最为安全的历代通用的“嫡长子继承制”，立太子之子为未来的帝国一把手，这样也就名正言顺，至少没有为其他皇子藩王起兵作乱留下借口。这是朱元璋明智而又无奈的一种选择，但绝对不算是一个错误的决策。
第三种：嫡长子继承制：古代皇帝拥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生出的龙子龙孙可能多得连皇帝自己都记不住名字。要想在这些子孙中寻找未来的皇位继承者，不能随便抓阄，必须得有规则，否则的话就有可能诱发皇子们之间骨肉相残。
鉴于此，前任皇帝设计出了在立嫡无望的情况下立庶长子的规则，也就是在自己的所有孩子中立年龄最长的那个为太子。这种皇位继承法则的优点在于继承者的既定性，谁有好运气最早来到这个世界上，谁将来就当这个家。因此相对于皇位继承法，嫡长子继承制可以杜绝皇位继承所引发的祸端和危机，所以符合中国古代传统社会的权力诉求。但这并不意味着每朝每代都能很好地照此执行，恰恰相反，真正做好这种皇位继承制的皇帝与朝代并不是太多，但在家国一体化的传统社会里，暂时还找不到比这更好的皇位继承法。所以说，在诸多的皇位继承法中，最为安全的储君方法应该是这种“嫡长子继承制”。在这一点上，朱元璋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
为了确保皇权的和平过渡，朱元璋并不愿意冒险，他还是作出了最为理性的选择。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九月，朱元璋正式册立了朱标太子的儿子朱允炆为未来的皇位继承人。对于选择嫡长子储君法，朱元璋给出的解释是：现在我开创的大明帝国及其一切章法都是要传之后世的，如果我不遵守自定的祖制，将来子孙后代就会仿效，这就与确保大明长治久安的根本精神背道而驰，子孙后代的乱与治不仅与我立的祖制有关，而且与我是否率先按照祖制执行有着很大的关系。（自我创天下而以天下传之庶孳，万世而下有庶夺孳抗宗者，我开其乱也。乱传而万世之传，足虑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