瞻对设县后，第一个举措就是改名怀柔县。这其实很是名实不符。有清一代，对瞻对，先后数次强力征讨，战后，又没有什么真正于民生有利的怀柔革新之举。设县后，却发现河北省已经有了一个怀柔县，为避同名的麻烦，又将县名改为瞻化。
瞻是旧地名中的一个字，“化”，全然是个汉字，组合起来，其意思是十分明白的。但如何“化”来，却是一篇复杂的头绪繁多的大文章。
￥￥￥民国来了
民国了！
我们的瞻对故事似乎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
瞻对终于收回了。
辛亥革命胜利了。
但是，且慢，革命的初衷，按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讲，是民族、民权、民生，而在当时更激动人心也更为响亮的口号恐怕还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若以清政府的倒台为标志，革命是胜利了。若是用上其他标准，倒可用孙中山后来的话，叫作“革命尚未成功”。因为革命的结果，肯定不是军阀割据，以及因之产生的频繁内战。
而且以民族主义为号召的革命，必然也会激发多民族国家中其他民族的民族主义。所以，一个国家内部，特别是一个多民族构成的国家，还未曾有一种国家意识将所有这些民族有效整合时，民族主义这个武器是需要慎用的。道理很显明，看看今天的中国现实，就可以看到，我们在并没有弄清楚民族主义对这个国家到底意味着什么的时候，就祭起这个武器来对付外部挑战，却忽略了这同时会唤起国家内部的民族主义，从而削弱了共同的国家意识，从社会内部产生着动荡与不安。而这个过程，从民国初年，就已经开始了。
从川边藏区来说，随着清王朝覆灭，赵尔丰们的藏区新政也就人亡政息，种种社会改良刚刚初显效果便烟消云散。赵尔丰回任四川总督前，推荐自己得力助手傅华封继任川滇边务大臣。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赵尔丰密电傅华封率边军三营驰援成都。傅率部到达雅州，被新军彭光烈部击溃，傅被俘解成都听处。当局劝降，傅华封不从。监禁期间，写成《西康建省记》一书，记述清末康区各地改土归流经过，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民情风俗等史实较详。留在藏区金沙江两岸的边军，也都易帜拥护革命，推顾占文为临时督军，驻巴塘。并将边军改为三标，分驻察木多、德格和江卡。攻势改为守势，各据其地，任务也不再是声援西藏，防御英国图谋西藏，而改为防备藏军进攻了。
接下来，先是数年前被赵尔丰大兵镇伏的乡城变乱，当地武装占据乡城后，又攻陷了里塘等地。刚被废除不到一年的明正土司聚兵于川藏大道上的河口，也就是今天康定和理塘之间的雅江县。道孚灵雀寺喇嘛拘押设治委员，整个康区陷入大乱。不久前才被赵尔丰废掉的土司们趁民国初年内地军阀间频繁的内战，驱逐汉官，自行恢复各家对于原来属地属民的统治。金沙江以东赵尔丰所设波密等十余县，也相继被藏军攻陷。
这就是川边地区的民国元年。
1911年6月，尹昌衡得中央电准，将四川都督一职由他人代理，并请得中央接济军费四十万两，自任西征军总司令，率大军西进，加上原驻藏区的边军策应，很快将大部失地恢复，领军到达察木多。云南都督蔡锷也出兵，恢复了盐井等处。这其实只是尹昌衡西征军的第一步，他真正的目标是拉萨。蔡锷领导的滇军也愿意与他合兵继续西进。
这时的西藏是什么情形呢？
1912年2月，清朝皇帝宣布退位，三天后，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4月，在拉萨的清军向藏军缴械投降，连同清朝驻藏官员被全数驱逐出境。5月，流亡印度三年之久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回到拉萨。不久，达赖喇嘛接到了改朝换代后的袁大总统的电报，恢复他被“前清”第二次剥夺的达赖喇嘛封号。
袁世凯的电文中说，“现在中华民国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五族和如一家，达赖喇嘛自然被一种深厚的依附祖国之情打动。在这种情况下，他从前的过错应当得到宽恕，他的封号‘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也因此而得到恢复，以期望他能够支持黄教，帮助中华民国”。
袁世山凯在电文中还对辛亥后在拉萨作乱的清军的行为表示了歉意。
但达赖喇嘛却不领这个情了，说他不向中国政府请求原来的官位与封号了，只是“希望履行在西藏的政教统治权”。继而达赖喇嘛在西藏发表声明，梅·戈尔斯坦在其巨著《喇嘛王国的覆灭》中说，这是“一个单方面重申他对全藏统治的声明”。
这个声明中有这样的表述：“几年前，四川和云南的汉族当局竭力使我们的版图殖民化，他们借口保卫商埠，把大批军队派进了卫藏”，“这时清王朝帝国也已垮台了。西藏人受到鼓舞，起来驱逐了卫藏地区的中国人，我也安全地回到了我公正而神圣的国家，我现在正着手把东藏朵康的剩余的中国军队赶出去”。
但这时，尹昌衡大军西进，非但“东藏朵康的剩余军队”不能驱逐，拉萨也将成为他们的进军目标。
任乃强先生《康藏史地大纲》中说：“达赖闻川滇军西征，惧，向英使乞救。英借口保护商务，派兵进驻江孜，为藏声援。”
我们记得，宣统年间，川军进藏，当时的理由也是保护江孜等通商口岸，也是“为藏声援”。这时，却一变为英军进驻，保护西藏了。到此时十多年前，藏方坚决抗英时，清廷任用有泰这样的昏聩大员阻止西藏方面抗英的恶果便显露无遗了。与此同时，噶厦政府还以盐池作为抵押，向英国借款四万英镑，充作军费。英国驻中国公使朱尔典向中华民国外交部提出“中国不得干涉西藏内政”，并以不承认中华民国政府相威胁。中华民国中央因此下令尹昌衡停止西征。西征军司令部撤销，改设川边镇抚使府，尹昌衡任川边镇抚使。
尹昌衡在此任上时间不长，民国二年秋，即被解职。
￥￥￥影响至今的西姆拉会议
民国二年，西姆拉会议开幕，这回，英国人扮演主角。实际上，谈判的双边以中华民国政府为一方，英国人和西藏噶厦政府为另一方。中华民国政府做出的最大让步，就是中国承认西藏自治。但英藏方面，认为这已是一个既成事实，并无讨论的必要，而把谈判重点确定为边界问题。边界问题重点又不是英国殖民地印度与西藏间的边界，而在于明确所谓中藏边界。梅·戈尔斯坦在《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中说：“西藏最初提交的文件在政治和领土问题方面都划出了一条非常令人难以接受的界限，不仅要求所有操藏语的人（包括安多以及远至打箭炉的康区的所有藏族）都重新统一在达赖喇嘛的管理之下，而且还要求独立的政治地位，汉族官员禁止进入西藏。”
需要说明，“重新”这个词不对，因为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所有操藏语的人”统一在达赖喇嘛管理之下的局面。
在《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 2459号《藏案交涉经过》中附有噶厦政府参加西姆拉会议提出的条约草案六条：“民国二年 10月 13日藏议开始，藏方要求条款计有六事：（一）西藏独立；（二）西藏疆域欲包括青海、里塘、巴塘等处，并及打箭炉；（三）光绪十九年暨三十四年之印藏通商章程，由英藏修改，中国不得过问；（四）中国不得派员驻藏；（五）中蒙各处庙宇向认达赖为教主，均由达赖委派住持。”
也就是说，“藏独”的主张，在民国初年已经明确提出。而且，这个西藏不仅是噶厦统辖下的那个西藏，而是包括了所有藏族文化区所谓的大西藏，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大藏区了。
噶厦提出的这个条约草案第六条，即最后一条，与瞻对有关：“中国政府要尽快赔偿从西藏政府那里夺取的钱财和用武力勒索的瞻对税款”。
这里说的是两笔钱，一笔钱是“从西藏政府那里夺取的钱财”，这实有其事。辛亥革命后，到西藏不久的川军以革命的名义杀了统帅，指挥权被军中哥老会控制，在拉萨烧杀抢掠，先劫去驻藏大臣衙门存银十八万两，又勒索噶厦政府白银八万两，声言是做回川的费用。但得到这两笔巨款后，他们并未回川，继续在拉萨肆意作乱，激起藏族僧俗民众公愤，群起反抗。川军大败，被全体解除武装，遣送出境。这笔钱索之有据，但“用武力勒索的瞻对税款”就不知所为何来了。
而民国政府在西姆拉会议上提出的川藏边界，远到金沙江以西，自然也不会被藏方所接受。
最终，英国人操纵谈判而拿出的条约，未被民国政府批准，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人自顾不暇，谈判中止。
以后三十多年的中华民国，多年内战没有打完，又打抗日战争，抗日战争结束，是更大规模的内战，川藏间边界既无条约明文规定，那就只得靠双方实力说话，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双方实际控制线几经变化，最后，战线以金沙江为界，稳定下来，直到今天，还是西藏自治区与四川间的省际边界线。
某年，我沿国道317线从甘孜到德格，抵达金沙边时，赫然看见对岸江边一面岩石上，两个红色大字“西藏”。大字下面，江流浩荡，大字背后，是河岸台地上正在熟黄的青稞地，倚山临江，是安静的土房组成的村庄。书写这样的大字，我不知道是不是一种确定边界的方法。须知行政区划的边界也是变动不居的，有清一代，对岸那一带地方，就是川属德格土司的属地。
￥￥￥“五族共和”口号下的边局糜烂
民国初创，虽说是以“五族共和”为号召，但在内地，各地方实力集团拥兵自重，争战不休，并没有政令军令的统一。少数民族所在的边疆地带，如蒙古、新疆、西藏，更是各图自保自立。在此情形下，川边藏区也乱象丛生。政府方面武装有赵尔丰时代留下的边军，又有民国后新编练的川军，还有那些被废除的土司于清代覆亡后自行恢复了在其领地的统治，他们也各自拥有自己的武装。
民国六年，还有赵尔丰创建的边军一营，以赵的旧部彭日升为统领，驻扎在金沙江西岸的察木多，并以此为中心，控制着金沙江以西相当于今天几个县的地面。其中一个炮兵连西出驻扎在类乌齐，与藏军处于对峙局面。类乌齐在察木多西北边。清人所撰《西藏志》，对察木多到类乌齐的距离有明确记载：“自察木多五十里至恶洛藏分路，六十里至杓多，四十里至康平多，五十里至类乌齐。”共四站二百里地。这个记载应该是准确的，我走过这个地段，并特意用车上计数器测过公路里程，从类乌齐县城到昌都，显示数字为一百零五公里。今天，察木多叫昌都，是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的首府，类乌齐则成为昌都下属的一个县。昌都地处澜沧江边。再往东二百多公里，是江达县。江达县，清代为川属德格土司属地。也就是说，民国初年，金沙江以东，今西藏昌都地区大部，实际上不是由噶厦政府控制。
1919年，两个藏军士兵越界被边军驻类乌齐那个连的士兵俘虏。那两个藏军士兵不是故意越界挑衅，只是割马草不小心越界被擒，但送到昌都后却被统领彭日升下令斩首。藏军前来谈判索回士兵，得到的却只是两个人头，被激怒的藏军于是向边军开战。此时的边军已不是赵尔丰时代的边军了，他们得不到内地新编川军支援，帅老兵疲，势单力孤，连战连败，后被藏军围困于察木多，最后向藏军乞和缴械。彭日升被送往拉萨关押。从此，赵尔丰经营川边时在金沙江东改土归流的地区全部丧失。藏军一发而不可收，越过金沙江继续进攻。相继将赵尔丰时代所设德格、白玉等县攻克，继而兵分南北两路进逼甘孜与巴塘。川军集中九个营，在甘孜地方苦战四十余天，才抑制住藏军攻势。
后经正在这一带探险的英国人台克满居中调停，边军统领刘赞廷与噶厦政府官员降巴登达在甘孜绒巴岔缔结停战协定。停战协议共十三条，主要内容是重新划定了川藏界线。条约承认，清末由边军实际控制的类乌齐、恩达、察木多、宁静、贡觉、德格、白玉、邓柯、石渠等地都由藏军占领。
清代的瞻对，这时是民国的瞻化县，在这份停战协议中，依然划归川省管辖，但如果瞻化人民“安靖如常，无虞出境扰乱之时，汉官应不驻军于该县境内”。也就是说，在该协议中，瞻化虽然划归川省管辖，却不能驻军于该地。瞻化在川藏关系中的特殊地位，也因此得以显现。
此协议虽然未得到民国政府批准，而且协议中也写明“本约及停战退兵条件，非正式议和条约”，但协议中划定的川藏两军实际控制线，一直维持到20世纪30年代初才有所改变。这一条约的签订，使赵尔丰时代改土归流的地方，又失去十二个县。
以五族共和为号召的中华民国，开创初期非但未能与别族共和，在驱除了满族统治者后，内地军阀间展开混战，于边疆地带的事务早已无暇关注了。那时的川边镇守使陈遐龄，当彭日升在察木多率兵陷于苦战时，非但不从打箭炉派兵西援，反而把驻守川边的军队调进川内，参加军阀间的内战。刘赞廷时任巴塘边军分统领，他在1921年出版《边藏刍言》中说：“自1917年7月至1918年4月，边军与藏番激战，中间九阅月，陈遐龄既不发兵，又不济粮饷，聂帮统死，彭统领俘，边军八九营覆没，官佐士兵阵亡数千，十二县失守，知事为敌所掳者，割鼻插耳，为国之玷，稍有血气，莫不震动。如陈于此时出兵两三营，援助边军，则前敌士气百倍，十余县疆土，不难一鼓恢复。乃拥兵八营，坐视边局之糜烂。”
这时的西藏方面，却因为两次抗英战争失败和辛亥革命的刺激，出现了一些意图改革图强的官员。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藏军进行现代化的改造。台湾学者冯明珠著《中英西藏交涉与川藏边情》中说，自西姆拉会议以后，藏军以过去装备落后的三千零六十二人扩建为由一万余人组成的英式武装的常备兵力。冯明珠的书中还说，英国还在江孜开办了一所军官训练学校，以驻江孜商务委员会署的英籍指挥官担任教官，以英式战争方法，训练藏军军官。噶厦政府自1914年起，增收盐税和皮革税，以这两项新增税收购入英式现代武器，同时在西藏设立机器厂，制造枪支弹药。因而藏军迅速成长为一支准现代武装，战斗力大大增强。
西藏噶厦政府方面为扩军强军而增加税收，还造成近代史上一个重大事件，即九世班禅于1923年出走内地。藏文版《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中对此事如此记载：“日喀则基宗、四品官穆夏从江孜打来电话向达赖喇嘛禀告，说明班禅大师师徒一行于11月15日突然离开扎什伦布寺出走。临行留有一信。信中说：‘下属官员违背达赖喇嘛意愿，不信守前例，摊派四分之一军饷。因无着落，只好赴汉、蒙各地向信徒募化筹款’云云。”
光绪年间陈观浔所撰《西藏志》有专章《西藏兵制》，其中说到那一时期藏军武器装备，还是一支相当原始的武装：“藏人兵具，当时仍用古代旧物。一曰大炮。每支重三四十斤或五六十斤不等，有铜铸者，有铁铸者。长三四尺，能容之药十余两，铅弹三四十两。二曰土枪。以熟铁制造，子药均由前膛装入，即内地鸟枪之类。其枪托上有饰以金、银、珠、玉者。弹用铅铸，其形圆。三曰快枪。有独子、五子、七子、九子、十三子等类。尚有青海购来之俄国式快枪。四曰戈矛。木柄缠以铁丝，其长不过一丈。五曰钢刀。其锋甚利，虽快枪亦能斫断。六曰弓矢。七曰铁盔铠，用以护身者，能御枪弹。”
又一章记《西藏人御敌之法》。讲有深林埋伏、夹谷包围、高坡滚石、窄路劫粮、黑夜扑营、阻挡关隘、掘险断路、据守坚碉等，这些都是从古典小说里常常看到的。
面对这样的军队，先行改善了武装与战法的赵尔丰所领边军，才能以区区数千兵力便纵横川边三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而所向披靡。从赵心愚与秦和平教授所编辑的《清季民康区藏族文献辑要》中，我读到一则赵尔丰所领边军《平定德格赠科行军规则》，其中详细规定边军的战法，让人想起外国影片中的战争场面，抄录几则，我们便可以想见那时的战争场面及细节：
“一、临阵时，我兵分作四十人一排，共列五排；卫队四十人，作为第三排；其余十人，看守两营械对象，并瞭望后路有无包抄之匪。
“一、临敌时，如战地宽，则平列两排为一行；窄则以一排为一行，余四排，以次递列。虽系平列，总宜疏散，不可太挤，免受敌枪。若地方过窄，则以半排为一行，或分两排为雁翅形，以张两翼。是在该营官审察地势、敌情，神而明之。
“一、临战时放枪，第一排先放，放毕蹲身；让第二排接放，以次递蹲，递放；放至第五排毕，第一排又复轮放。倘敌人攻扑太急，则前排蹲放，后排立放，敌未攻扑，则不准乱放一枪。
“一、各排放枪时，营官弁长，须留神察看。若打至两轮，而不能中伤人者，是即毫无准头及手颤者，必胆已摇。似此者皆勿令再放，尚可节省子弹备用也。
“一、临敌时，马队以四百人，分扎我兵左右，敌如远一二里外，令马队毋庸开枪击贼。贼败则纵马队追之，我兵紧随其后，保护马队。若贼退入村内，而我马队亦追之入村，我步兵即应缓缓而过，去马队两三箭远，防其村内设有埋伏，我兵犹可在后放枪，击其伏兵救援我马队也。村中有无埋伏，临时一望可知，敌被枪击死者过多，或战时已久，彼已慌乱逃窜，此真败也，可以乘之。若敌死无几，或少战即退，或应战之兵不多，退时复有整齐间暇之意，是必有诈谋，须谨备之。
“一、马队只用四百人，夹我兵而立，马步相距，须一丈，不可太近。其余一百人，留在我兵后路，一二里外逡巡，以防敌人包抄。如遇敌来包抄，该马队一面力战，一面飞报前敌。
“一、敌人如果包抄，即有后路马队与战，复有我瞭哨之十人，可以旁击。前敌闻信，切勿惊惶，包抄如已在二里之内，只将末尾四五两排，转而向后，贼来则开枪击之。再拨马队一百名，赴后路助战，其前面之一二三排，仍轮流前敌攻打，不必管后路之事，不准擅自移动，贼若扑前渐近，方可令马队一同开枪，仍以安闲从容自若为主。
“一、临敌时，如欲诱匪，则以蛮兵马队在前，我兵步队伏后，勿使匪人望见。该匪与马队战酣之际，我即发号令，马队左右分开，我兵从中冲出开枪。不惟毙匪必多，且使匪骤见惊惶，未有不慌乱，败阵者也。惟此条几须与马队学习熟练，临阵方不致忙敌。
“一、打散仗，将步队分散三人一堆，五人一簇，或前或后，或左或右，或藏山坳，或在石后，或站或跑，或蹲或伏，不论行列，不拘先后，人自为战，对准敌人，发枪而已。”
这是赵尔丰所统边军一次战斗所作的战阵预案，临战下达，同时申明：“惟此次敌所，闻系山沟，且我马队多于步队，或散队，则有碍马队冲突，或步队尽在山脚、山腰，马队列于平地，庶不相妨，惟地势未曾目睹，难于遥度，姑备录之。以待该营官等，临时相机调度可也。”
为该战所定行军规则还有许多条，关于后勤，关于战胜后的善后等，就不一一抄录了。
由此可知，赵尔丰改土归流之时，所有用兵之处，战无不胜，与所辖边军已采用西式火器，并西式战法有很大关系。而民国以后，藏军经过英式训练，并用英式武装，战法与武器，如果不在边军之上，也该是旗鼓相当，更兼占有地利，形移势易，孤立无援的边军战败失地，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民初的瞻化县
赵尔丰驱逐瞻对藏官后情形如何？
瞻对设县后，第一个举措就是改名怀柔县，这其实很是名实不符。有清一代，对瞻对，先后数次强力征讨，战后，又没有什么真正于民生有利的怀柔革新之举。设县后，却发现河北省已经有了一个怀柔县，为避同名的麻烦，又将县名改为瞻化。
瞻是旧地名中的一个字，“化”，全然是个汉字，组合起来，其意思是十分明白的。但如何“化”来，却是一篇复杂的头绪繁多的大文章。
整个民国年间，甘孜德格一带的康区北部变化频仍，地不当要道的瞻化没有什么大事，就不大见于官方史料的记载了。1992年编修的《新龙县志》，对民国时期记载也相当简略，如下：
“民国元年，1912年 8月，改怀柔县为瞻化县。
“民国二年，1913年，驻县军队开采甲斯孔、麦科沙金矿。
“民国五年，1916年 8月设上瞻、下瞻、河东、河西四个总保。 ”
最后一条因为关涉民国初期社会组织情形，值得细说一下。在藏官统治瞻对的三十余年中，西藏方面除派来少量驻军和有限的几位官员外，还是依靠地方豪强施行统治。其方法是百户人家左右划为一个行政单位，委派一名当地有影响有势力的头人征收赋税，催办差役，并负责地方治安。这些头人还有一个重要职责，就是到藏官驻瞻对衙门轮流当差，一面保证衙门安全，一面向下传递驻瞻藏官的种种命令。民国后，除了县政府有一名知事主持和少量驻军，政令施行还是依靠当地有势力的豪强。主要措施就是将全县划为四个行政区，行政首脑叫作总保。这四名总保都委任当地有势力有威信者出任。
如此地方上绵延千百年弱肉强食的局面并未获改观，很多时候，老百姓仍然不能安居乐业，从事农牧生产。“民国七年，1918年8月，麦科哇西麦巴与然勒阿戈两部落发生纠纷，哇西麦巴头人麦巴龙洛率五百户，畜三万余集体迁逃阿坝今红原一带。”
“民国十一年，1922年，川边镇守使署改四总为区，即河东区、河西区、上瞻区、下瞻区。并以区为保，各委保长管理。”出任保长，依然是当地豪强。
“民国十九年，1930年4月，改瞻对县知事为县长。张楷任第一任县长。”
关于此时瞻化县的各方面情形，任乃强先生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当时当地的详尽记录，可以使我们一窥民国后瞻化一县的具体社会状况。1924年，任先生受刘文辉主持的川康边防指挥部之邀，以边务视察员身份，以一年时间对原川边土司地面新设各县进行考察。所到各县，绘制实在测绘地图一幅，编写视察报告一篇。其调查报告第七号，即为《瞻化县视察报告》。
先说生产。任乃强先生以治藏区史地著称于世，却毕业于北平农业专门学校。所以，所过之处，特别留意当地生产状况。视察报告说，瞻对地方地处雅砻江河谷，地质与气候条件适合许多植物生长。他说，瞻化当地人“顽固守旧，饱则酣嬉，饥则劫掠，从无趋时厚生之志，故地利不能尽也。诚使诸夷向化，劝农得人，则此县产业，有可改善者三事”。
第一是“为治果园”，如梨、胡桃、葡萄、苹果等类。“以瞻化地候土宜言，并极相宜。目前瞻化竟无果种，此可叹也”。
第二条关于牧业。略过。
第三条，“为增加农产品。瞻化山地，甚宜马铃薯。河谷宜果、瓜、葱、薤、菘、蓝之属。凡康区所能种者，瞻对无不宜。然马铃薯及葱，购自道孚，余物购自甘孜，始得入口。昔番人简陋，糌粑、酥油、牛肉外，一无所需。农作简单，固无不可；近年诸番渐染汉习，口腹之欲日侈，则增加农产品，实满足人生第一要义也”。
不只生产极其落后，商业也极不发达。
任先生报告中说：“瞻化县治，仅民户五十家，又无喇嘛寺在其附近，故无商业。民户少则货品滞销，无喇嘛寺则小贩无从借贷资本也。前数年此处扎有汉军，各种小贩亦较多。近则仅存茶布店二家，营业亦甚寥寥。此处各村落，概无商店，亦无市集。……每年仅恃绒坝岔（其地在甘孜）之挑担行商，游走各村，贸易日常用品。又有汉商一二家，游走各乡，零购麝香等山货而已。”
手工业，“瞻化亦无工业，县治仅有铁匠一家，兼铸金银饰品，成器拙劣”。
在此条件下，当地人“自奉甚俭。虽大富贵人家，被一布面羊裘，饮食亦酥茶、糌粑、牛肉而已。除茶叶外，甚少使用外来货品，无治生增财之欲。男子闲放终岁，急则劫人。得余一日用，则沽酒沉醉以为常。女子理家政，善织羊毛。少有积蓄，则布施喇嘛”。
社会生产生活状况如此，新设不久的县知事又如何管理这个地方？
“然瞻对征服未久，西康吏治已坏。历任官吏，言行阘茸（低劣、卑贱），渐为诸番所轻。渐复纵肆不受约束。官吏多欲无刚，因循日甚，延至近年，已成千疮百孔之局矣。”局面到了什么程度呢？任先生记有一位叫张绰的县知事，在瞻化任一县之长三年，却弄得自己时常担心断炊，“诸事委之四瞻头人，划诺而已”。
但这样的官还算是好官，因为这个县官“悉夷情”，了解当地民情风习，“能以小惠结诸夷酋欢，亦不曾枉取民财，故虽威令不行，而夷无间语。其长在官守无伤，其弊在官权日替，此固近世边吏之通病，未足责张一人也”。这是说，不贪不腐，不欺压百姓，已是好官了。至于说，在其位却不能有所作为，这是普遍现象，不只是瞻化一县的官长而已。
不过，任先生到瞻化时，这位县知事已经离任。新任知事张楷，“豪宕有干才，在边日久，亦悉夷情，而驾驭手腕，超越前张知事百倍，莅瞻数月，百废俱举”。
首先，命令此前委任为总保的四位当地豪酋“轮值县署候差”，其意自然是让他们明白权力所来，树立政府权威。
其次，以前因官吏因循无能，更加当地民风强悍，应缴粮税历年都不能征齐，张楷到任后，除一个叫大盖的地方因案件纠缠未缴外，“余皆于十月以前一律扫纳”。当时瞻化全县4区48村4578户，年征粮1300余石，对牧民征收牲税折藏洋6492元。民国十六年，又新增两项税收。屠税年收入300藏洋，酒税年收200藏洋。
再次，“县署旧虽养有土兵，全属徒手，张至饬各区总保借快枪五支，子弹百粒，发土兵使用，军容整然”。
更重要的是，“大小案件不假头人办理，虽其间亦有不能办动者，尚无委曲迁就、堕损官威之迹”。
也就是说，以前那些县官，并不亲自办理境内大小案件，以致政府形同虚设。原因其来有自。“昔藏官管理瞻对日，择各村豪强枭杰者，予以代本名义……藏官鱼肉百姓，全借代本力。代本亦借藏官威势，钳制其村民。瞻对村落散漫，民性慓狡，欲以一官管理之，非此法不能有效也。”
民国以还，“设治以来，仍选四区中代本之尤有势力名望者，任为总保，使管诸百姓。废代本名义，另委村长。然各代本势力养成，非空言所能剥落，村长供其役使而已。只因无名分接近官府，初不能不屈身总保之下。积之既久，前各代本或变为总保之小头人，或因渐得接近官府，遂与总保抗立……官府反或为其所制也。”
文化教育方面，更处于艰难的初创时期。
民国后，在瞻化设立国民学校一所，但仅有县治所在地的汉人子弟数人就读。
张楷知事到任后，召集四区区长和一些头人商讨兴学办法。那个时代，民风未开的当地百姓不愿上学读书，尤其把上学认汉字读汉书视为苦差，情愿雇人代为上学。张楷因势利导，商定每区每月缴藏洋五十元，县政府用此钱雇人读书。具体做法是，把收上来的这笔钱，变为上学学生的津贴，每月发粮一斗。用这个因地制宜的办法，招到学生六十余名，分为高级、初级两班。任先生记叙：“校地为县治之关帝庙，曾经培修，尚称合用，建设筹备员陈焕章为校长。教员悉由县署聘请，员额并足，教授合法。全体夷汉各生，皆识汉字，勉通汉语。中有数夷生，成绩反在汉生之上，此北道各县所未有也。”
与此相映照，是寺庙众多，“瞻化每村有一喇嘛寺，全县共四十余座（小寺不计）”。
瞻化一县此种情形，也可视为川边地区大多数改土归流后新设的那些县的大概情形。一些喇嘛寺实力强劲，孱弱的县政府更难控制。瞻化县知事张楷是一员能干官吏，到任后便能将十余年积欠的应缴粮税全部征齐，但还有一个叫大盖的地方，因有案件未了，不能清除积欠。
这件案件，就与当地的大盖喇嘛寺有关。关于这个案件的情形，任乃强先生所著《西康札记》中有两篇文章与此案相关。一篇叫《瞻对娃凶杀案》，这个“娃”，不是我们寻常话语中的小孩子，而是什么地方人的意思。“瞻对娃”，就是瞻对人。另一篇叫《大盖夷禀》。
大盖喇嘛寺是瞻化境内的第一大寺，寺中有一个叫乌金夺吉的大喇嘛，向来与住持该寺的喇嘛阿登赤乃关系不好。这个不服寺院住持的乌金夺吉喇嘛还有一个哥哥叫作阿噶，性情恶劣，一向横行乡里。此前，也在这大盖寺出家，后还俗，也经常到庙欺凌住持，寺院住持自然怀恨在心。某一日，大喇嘛正为信众摸顶赐福，突然同一寺院的二三十个喇嘛一拥而上，将其乱刀杀死。那时，阿噶和其母亲也正跪受其弟摸顶，不及反抗就被五花大绑，并被立刻枪决，其母亲也被囚禁起来。两兄弟死后，寺院不罢休，又派人远赴麦科牧场，将其另一个弟弟枪杀，并将三兄弟的财产牛马全部抄掠为寺院的财产。案件发生地，在上瞻总保的管辖范围。但到案发半月后，总保才向县署报告。张楷知事传案首阿登赤乃到县问讯，这位喇嘛拒不前来。反而上“夷禀”到县，历数阿噶兄弟多年横行不法的罪行，说自己这样做是为民除害，请求奖励。张楷不允，再传不到。只好派人到当地断案。这断案也不是按照民国法律，杀人偿命，而是照当地习惯性，赔偿“命价”，即杀一人命，赔多少钱。县署派员断案的结果是：“判放出家属，三人命价三千藏洋，缴凶枪三支，县署外罚银一百秤。”喇嘛寺不服判决。县署便威胁要调兵镇伏。
当此之时，任先生作为视察员正好到达瞻化，行经大盖喇嘛寺所在地方，他们把视察员也当成握有事权的政府官员，“该寺僧侣来诉：‘命价赔到千元一人，瞻对向来没这规矩’”。他们还向任先生又上了一道“夷禀”，以今人的眼光看来，就是一篇奇文，多谢任先生将其记录下来，让我们可以一窥那个时代奇异的风貌。
该“夷禀”译为汉文是这样：
“自赵帅（赵尔丰）到瞻化以来，各地杀死人命，命价高矮大小有例，阿色牛厂卡加家杀死七人，赔命价五秤，罚款一秤，以铜器作抵；拉日麻杀死六人，命价每人五秤，完全以铜器作抵；墨巴杀死热噜代本又要约共九人，每人赔命价四秤，完全以铜器货物作抵，罚款未缴分文；朱倭杀死七人，命价四秤，罚款五百元，以铜器货物作抵；马营长的兵杀死三人，罚款命价，每人三秤，均已货物作抵；前任张监督任内，杀毙土兵泽翁，命价二秤，以货物作抵；投李旅长的扎松工布被杀，又杀死家属老少五命，命价罚款分文未与；今监督任内，谷日杀死二人，命价罚款，分文未得；康立村日加马家杀死一人，带伤一人，命价罚款，分文未得；日须牛厂甲家儿子被杀，命价未赔。以上命案甚多，并未派兵去打。大盖喇嘛寺所杀原是匪人，为地方除害，不唯不奖赏，反要出兵来打，实不公平！”
秤，藏银的一个计量单位，相当于藏银五十两。需要说明的是，藏银并不是真正的纯银，而是一种含有大量白铜的银铜合金，不及纯银值钱。
从这“夷禀”中可以看出，不只当地人互相仇杀，政府军士兵也杀人。当地人互相仇杀，不能施以国法，以当地习惯方式处理还情有可原，但政府军士兵犯了命案，不依国法处理，那就难以理解了。瞻化的“化”，意思就是化野蛮为文明，结果去“化”别人的文明人，为了方便行事，却被野蛮所化。而且，政府军士兵处罚偏轻，所以“夷禀”中敢于大呼不公！
不久，任先生又接到大盖寺所上的又一件“夷禀”，述说他们杀阿噶三兄弟是为地方除害的理由：
“第一条，喇嘛乌金夺吉不该将茂古喇嘛郎卡独吉大马斫死。其在格拖喇嘛寺毒死坑博白马一喜，掌教喇嘛麦浪、札巴嘉恩兄弟，被他将鼻子割了，这几人一命抵一命。第二条，其兄阿噶在大盖寺当札巴时，麦科神庙及塔子被毁了，大盖寺会首为此罚了他四百八十元；又抢大盖寺会首七百元；竹庆寺会首泽翁等因闻阿噶要治死他，又送了五百元；又有老陕在寺，被他偷去麝香，房主被罚了一千多元；又抢去札巴阿泽四百元；又到东谷去抢人快枪一支，大盖喇嘛寺为此事赔了五百元；又抢劫宗堆坝马寺，又赔了一千八百元；又偷人麝香，喇嘛寺赔了二百元；初十又抢喇嘛寺会首名下二百四十六元；又欠铁棒喇嘛十一元。大盖寺阿噶偷人抢人欠账，共赔去七千七百元，应以家财作抵。第三条，此外甲该家阿噶弟兄所为不法之事，喇嘛寺已拿得有凭据者，凡有私造义兴茶票印版与私宰银元截抽中段之器具共二件。甲该家实系为非作歹之人。我们处死盗匪，不加奖励，反要处罚，请求委员大人做主！”
此案件后来如何处置，未见记载。
不久后，川藏之间，因为地方细故又发生激烈战事。战事初起，藏军节节胜利，瞻化一县又被藏军攻战，县府首脑张楷也被藏军俘虏，押往昌都关押。这案件恐怕也就不了了之。
我不惮烦琐，抄录这些史料，自是因为这些材料可作民国初年瞻化一地社会状况的生动说明。更是因为，这样翔实细致的材料可以破除两种迷思。一种迷思是简单的进步决定论。认为社会历史进程中，必是文明战胜野蛮。所以，文明一来，野蛮社会立时如被扬汤化雪一般，立时土崩瓦解。再一种迷思，在近年来把藏区边地浪漫化为香格里拉的潮流中，把藏区认为是人人淡泊物欲，虔心向佛，而民风纯善的天堂。持这种迷思者，一种善良天真的，是见今日社会物欲横流，生活在别处，而对一个不存在的纯良世界心生向往；一种则是明知历史真实，而故意捏造虚伪幻象，是否别有用心，就要靠大家深思警醒了。
￥￥￥大金白利再起战端
辛亥革命前后，西藏社会面对种种深刻的危机，一些觉悟到世界大势所趋者，开始锐意改革。改革的结果，是藏军战斗力大幅提升，所以在民国七年对边军之战大获全胜。
后来，英国人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泥潭，新成立的民国各地实力派陷于内战深渊，加诸西藏地方的内外压力顿时消弭。西藏地方便感到已度过危机，以宗教僧侣集团为核心的保守势力抬头，更因为生产力低下，靠增加一两项税收所得银钱毕竟有限，藏军想要继续现代化，西藏地方财力难以支撑。因此，这支军队的现代化也就停顿下来。
更重要的是，当时西藏地方整个社会还处于中世纪的蒙昧时代，一切以宗教集团的利益为最高利益。所以噶厦政府内部，也只是少数官员觉察到政治改革和社会改良的必要性，意图以军队现代化为开端，希望致力于西藏这个封闭社会的开放与建设，而任何进步的意识与力量必使宗教集团感到反感与担心。于是，以藏军司令擦绒为首的一些官员，包括重要的藏军军官被解职，整个社会又陷于停滞。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川边地区在十多年里得以相对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
直到 1930年大白之役，川边战事再起。民国十九年，即 1930年 6月，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接到来自甘孜白利的一封告状信。这封信载于《康藏纠纷档案选编》一书中，内容如下：“小的白利村，系弹丸弱小民族之地。自前清以来，对于中央政府无不竭忠效命。上年汉藏交兵时，无不尽力援助汉军，汉军方面文武长官均在洞见之中，乃小的白利村所属噶札寺内有罗噶依珠，自上年屡次来欺压白利村之人，强行攘夺我僧俗民众之财产，且于各寺院及地方上下官长之间常以挑拨寻衅为能事。但白利地方向有历辈承袭之官长治理，乃罗噶依珠屡次觊觎白利官长之位据为己有。又去岁擅自逮捕青珠佛爷之管家，其受辱不堪。故此双方突起争持，几将决裂之际，幸有官长等居中调停议和，始能订立和约，事遂寝息。后又以噶珠同党那珠等徒不遵和约，排斥白利寺院之人，复施诡计，怂恿岭仓寺诈称将白利寺属那札寺院之田地、房屋及十五家户口，早已允许送给伊寺，而借此题目，不怀好意，欲以强行霸占之势。复以藉故指小的白利于上年汉藏构兵之际，以援助汉军之故，至达结寺之寺僧罗喜因抵御汉军带伤毙命，勒逼赔偿命价，实属无理取闹，欺人太甚。伏查白利村及那札寺地土、人民，向隶中国政府统治之下，而人民均系安分守己，乃那珠依仗达结之势，屡次借端行衅，逼人太甚，实难隐忍。再四思维，惟有仰恳钧会鸿恩，曲体下情，赐予援助，制止达结，不准以势欺压，强夺白利村田地、房屋，并不准在汉藏之间播弄是非，以免酿成祸患。兹不得已，冒昧渎陈，伏乞俯赐鉴核，赏准施行。”
这封控诉信署名为“小的白利村寺僧及地方体民众，那札寺公众和谷龙寺公众”。
从信的行文方式，可知这封信不是由藏文翻译的，而是由一个汉人代笔，不然不会有那么多等因奉此的陈词滥调。这个代笔人文笔不够好，说事情夹缠不清。加上有史以来，藏语人名地名的汉译并未产生一个规范标准，藏语中同一发音，转写汉字，因为转写者有雅俗之分，有不同汉语地方口音之分，或者是书写习惯之分，不同时期，不同人书写的人名地名就有很大差异，使得阅读这份原始材料时更显得云遮雾罩，头绪纷繁。比如察木多这个地名，藏语中发音未变，现今却已写为昌都了。再比如这份文件中的达结寺，今天通行的写法是大金寺了。
所以，得把这件事的原委从头道来。
赵尔丰时代，康北霍尔五土司之一的白利土司已被改土归流，但清朝覆亡，民国建立后，白利土司和川边地区众多土司一样，便自行复辟，重新掌握了失去不久的封地与政权。信中写得委婉，“白利地方向有历辈承袭之官长治理。”白利土司地面有一座藏传佛教萨迦派寺庙，规模不大，名唤亚拉寺，属于白利土司家庙。在其一世活佛住持该寺时，白利土司将其辖下的十五户人家和相应的土地，划予亚拉寺，作为供养，并立有字据。一世活佛去世后，其二世活佛出生在大金寺辖下属民家中。二世活佛叫作确拥，他成年后即将过去白利土司划给亚拉寺的十五户百姓与土地，一并送给了大金寺。
大金寺是拥有数千僧人，有钱有武装的大寺，是康区有名的格鲁派十三大寺之一，虽然地处川边土司地界，这时更属赵尔丰改土归流后设立的甘孜县管辖，却因宗教上的原因，与西藏方面有着很深的关系。民国七年川藏冲突时，大金寺便公然支持藏军。休战后这十多年里，依仗其雄厚财力和数千僧人，及相当规模的武装，并不把势力日渐衰弱的当地土司放在眼里，与白利土司间的矛盾也日渐加深。在此情形下，白利土司见亚拉寺二世活佛把自己划给亚拉寺前世活佛的百姓与土地赠予大金寺，自然十分不满。便向亚拉寺二世活佛索回原先与一世活佛立下的字据，被确拥活佛拒绝。
白利土司又提出借用字据，复制后归还。确拥活佛再要索回字据时，白利土司便拖延不还。意图当然是借此做证向民国政府控告，索回土地百姓，不然在民国政府档案中，就不会出现那样一封控诉的信件。
民国年间，川边土司地面设立了流官，白利和大金寺就都在甘孜县知事管辖的范围。但县政府却是政令难行，遇到双方控诉，甘孜县政府不能也不敢秉公评判，解决事端，只好调解了事。调解没有结果，县知事只好袖手旁观。
白利土司见状，便收买亚拉寺其他僧人，意图架空二世活佛。
亚拉寺二世活佛确拥见自己在白利土司地面日渐孤立，便索性将寺院和那字据一起，全部献给大金寺。大金寺本不是世外洞天，送上门的礼物，自然照单全收不误。
这一来，白利土司与自己家庙间的矛盾便演变为与势力雄强的大金寺间的矛盾了。
读者会说，怎么这个地面上从来就是这些琐屑不堪的争端啊！
是的，川属土司地面，土司与土司间，土司与寺院间，再或者寺院与寺院间，许多冲突都源于这样琐细的利益争夺，了无新意。但一旦执政者控驭失当，便演变为大的变乱。但这样的琐屑争端层出不穷，事端既多，也不能确定哪一件会演变，哪一件不会演变，以致这样的事变一再发生。法国一个历史学家把这样的现象叫作“历史归零”，意思是说，一个停滞不前的社会，所有事件的上演，就像一把中国算盘，打满了那有限的几档，便复了零，再来一遍。
息事宁人的调处，就是让自己置身于一座不知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爆发的火山上面。
火山终于要爆发。
这一回，爆发的导火索是一匹马。
白利土司丢了一匹好马，在敌对的气氛下自然怀疑是被大金寺属下的百姓偷去了，便派人前去索要。不管是不是真有这事，在这种敌对气氛下大金寺自然不会认账，便将寻马人驱逐了事。白利土司自然要报复，如何报复呢？他家女儿跟大金寺一个喇嘛相好，本来是任其往来，未加干涉，这回白利土司一气之下，便将这不守清规的喇嘛赶出了自己的地盘。喇嘛受此委屈，回到大金寺控诉。大金寺僧众群情激愤，便于1930年6月18日对白利土司发动突然袭击，白利土司抵敌不住，逃往东谷地方，其属下头人和一些百姓也相继逃亡。一夜之间，大金寺占领了白利土司全部地面。事件经过，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呈国民政府电报中有较详描述：
“西康辖境甘孜县地方达结（大金）、亚拉两喇嘛寺，于本年六月因争产发生纠葛，达结恃其强横凌逼白利，调集该寺全数喇嘛，荷枪实弹，声称非将白利扑灭不可。据白利僧侣民众请求拯救，派员制止达结暴动，以全领土。呈由西康政委会及驻军转报来部，当即严令该地营县查明公平处理。达结不受劝导，复加派朱参议宪文驰往开谕，嘱其设法召集白利僧侣人民暨达结众喇嘛和平宣导，妥为调解。殊达结竟于六月巧日擅开衅端，率队猛攻，开枪轰击，将白利高地占领，焚毁民房数十间，继又占领白利村，全部掳去男女数十人，缴去快枪及叉子枪共二百余支，公然插狮式黄旗，自著黄色军服，与我军对峙警戒。”
这封电文写得闪烁其词。
“狮式黄旗”是藏军军旗。“黄色军服”是藏军军服。这或者是说驻在甘孜邻县的德格藏军已潜入甘孜参战。又或者，大金寺的武装僧人打着藏军军旗，穿上藏军军服，以此方式标明把自己视为属于西藏地方政府的一支武装。
对此，电文中并不明言。这说明对于新入川边不久的二十四军来说，还是想息事宁人，不想轻启战事。这种态度自然还是跟当时国际国内大势相关。省内，刘文辉虽据有川边地方，但经营的重点还在川内富庶地区，与四川境内各军阀明争暗战。国内，对主政不久的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来说，内地统一尚未完成。国际方面，早已进入中国东北的日本人正磨刀霍霍，此时已是九·一八事变前夜，面对此种严峻形势，自然不愿再在边地新开战端。
藏军方面对这些情形，自然也十分明白，正可有意借此事件在川边扩张势力。
这时的川边地区已经划为国民革命军二十四军防区，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以川康边防指挥部名义辖制这一地区。但那时，二十四军主力都在四川内地，刘自己也长驻成都，出任川康边防总指挥后，便委派马骕为川康边防军旅长驻康定，镇守川边。
甘孜地面出了事情，县知事畏首畏尾，束手无策，眼见得小事变成大事，只好请求派兵弹压。当时甘孜驻有川康边防军一个营，二十四军方面便令驻甘孜当地的罗营武力调处。罗营兵临大金寺，罚寺院白银一万两赔偿白利土司损失。高压之下，大金寺表面答应赔偿，暗地却派人到德格，面见驻扎当地的藏军德门代本，请求西藏方面支援。不久，大金寺获西藏方面赠送英式步枪三百支。有此背景，大金寺态度转趋强硬。
我读过德门·云中卓玛刊于《西藏文史资料选辑3》中的回忆文章。作者是当时参与大白之战的藏军代本德门·郎吉平措之妻。文中说，当时大金寺总司库“前去拉萨禀呈噶厦及十三世达赖喇嘛”，“切望莫将‘婴儿抛出慈母怀抱’祈请给予庇佑”。云中卓玛在文中说，不久，其任藏军代本的丈夫就接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批文云：“就白（利）大（金）纠纷，命德门代本率骑兵五十，速赴大金寺。……招白利代表，嘱其不得让寺僧介入争端。尔需从中斡旋，充当中介人，智谋善处。大金寺乃本府属寺无疑，倘若任其四川汉官偏私之举，唯伤及本府名誉利益。是故从军政方面予以有力回击。”
也是在这篇题为《德门·郎吉平措赴朵麦情由及岗托渡口战事》的藏文史料中，关于大金白利之争的原因有另外的说法：甘孜地面一个百户头人与人合铸了一尊与人等高的千手千眼观音菩萨铜像，原来说好是要献给大金寺的，“但后有变化”，不送大金寺，而要送给白利亚拉寺了。“为此，私下几经协商未谐”，也就是说，一座佛像，两座寺院都想要。只好找人公断。“上告四川刘自乾（刘文辉）。刘即发出偏私之信函，声称‘此事宜遵信徒施主之自愿，大金寺不得寻衅。倘若滋生事端，将视情节施以文武制裁’”。
事情果真如此的话，刘文辉的这个处置没有什么偏私之处。难道信徒造了一尊菩萨像，送到哪座庙里供养还不能随自己心愿？
这篇文章中，德门代本当即便领了骑兵从德格驰往大金寺，要召那位造佛像的头人来见，调解两寺纠葛。但那位造了菩萨像要敬献寺院的头人，见不意间惹出这样的事端，吓得自然不轻，只好一跑了之，说是“启程进川”了。
据这则藏文史料，当时在川藏前线的藏官是反对再开战端的。两位德基经商酌，曾上书达赖喇嘛：“大白争势起因，乃一尊一人高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像。倘若本府念及佛法与众生利益，新铸同样一尊上好塑像，赐予其中任何一方，两寺即能言和修好，不啻云散日出。反之恐因百户长阿波向四川刘自乾谗言而挑起战事，则康藏路遥，涧深谷狭，山丘众从，且沿途百姓十分贫困，所需军援、军火、军饷等，断乎不能如期运至，势必打一场孤军无援之战。倘若如此，官兵丧命自不待言，本府军火亦会成为敌军战利品，本府定将名利两空。是故吾辈诚禀如上，而绝非望风生畏之所为。”
达赖没有直接答复，而是“捎寄一箱名谓‘金刚铠甲’的护身符，系用黄布包裹的阎王金刚泥印像”。后来，更接到新命令：“倘若白利恃四川刘文辉做后台，恣意武力进犯大金，则该寺乃吾府属寺无可争议，历任堪布向由西藏委派，是故即便终致战局，亦唯有全力迎击，本府焉能无辜服输！”
而“四川刘文辉”这边也在动作。
第一次调处失败，马骕旅长便派42团团长马成龙为先遣军司令，率兵四营，从康定开赴甘孜，意图以武力迫使大金寺就范。加上原驻甘孜的一个营，川康边防军在甘孜地区已有五个营，两千多人枪。
援军到达后，甘孜县韩知事和马团长再次前往调处。事前，顾虑藏军乘机干预，还先致信驻德格的藏军德门代本探询态度。德门代本回信说，大金寺处于汉界，藏方不会干预其事。得到此保证，马旅长和韩县长放下心来，兵临大金寺，提出六条处理意见：一、寺院缴出枪械；二、拆毁大金寺军事堡垒般的高大围墙；三、罚白银四十万两；四、赔偿白利土司和下属百姓所受的损失；五、交出肇事祸首；六、写出今后不再生事的保证。
对这样的调处，大金寺自然毫无接受的可能。
面对大兵压境的情势，大金寺一面请藏军代本出面调处，一面武装本寺僧人和辖地百姓，积极备战。藏军借调处之机，公开进入甘孜境内。双方构筑工事，挖掘战壕，在甘孜形成对峙局面。至1930年8月30日，二十四军一位排长在前沿值勤时被藏军击毙，于是，马成龙所部立即炮击大金寺，藏军也公然加入战斗。历史上所谓“大白之战”正式爆发。
战争过程中，互有胜负，但国民政府方面总期息事宁人。国民党中央政府蒙藏委员会电令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毋再进攻并和平调处，以维藏局”。并把命令二十四军部队停战的消息电告达赖。西藏地方政府也表示愿意接受调处。
曾经激战的甘孜前线暂时平静下来。
￥￥￥唐柯三，久候不至的调处大员
谁来调处呢？
蒙藏委员会上报国民政府行政院，请求以中央名义派出人员前往调停。1930年 12月 17日，行政院以院长蒋中正之名义下达指令：“所请选派熟悉康藏情形人员赴康调查，妥慎处理，应准照办。仰即由该会遵员请派可也。”
前线局势紧张，蒙藏委员会的工作却进展缓慢，直到 1931年 1月 31号才上报行政院由一位叫孙绳武的委员前往调处，又至 2月 12日才正式下达委任令。同时委任蒙藏委员会委员，此前在康区任边军统领多年的刘赞廷加以专门委员头衔作为孙的副手随同前往。
但这位孙委员并未立即领命前行。又过了一个多月，3月 23日，蒙藏委员会又有了新的命令，说“孙委员另有差委，不克前往”，改派唐柯三委员和刘赞廷“前往调解”。
4月 11日，这位唐柯三特使才从南京到达湖北宜昌，而且不能再前进了。原因是“共 ×贺龙大股窜据巴东一带，二十一军正分别剿堵，航路阻滞，在此留待”。4月 18日，唐到达重庆。5月 3日，唐柯三电告蒙藏委员会，“今日抵蓉”，到成都了。唐在成都并不马上前赴康区，他要等待西藏方面派出谈判代表的名单和抵达康区的时间，才动身前往。蒙藏委员会的意见是让他不必等待，“即希先行
前进，以免久延”。
这时已是 5月中旬，距国民政府要求前线停战，听候和平调处已过了半年时间。
问题是，前线军队并未因为中央有调处之令而放下武器，静候调处。甘孜前线经过短暂停战，复又开战，二十四军部队节节败退，藏军不断进攻取胜，已经占去了甘孜全境和炉霍、瞻化两县的大片地面。
战事情况，藏文的《德门·郎吉平措赴朵麦情由及岗托渡口战事》一文也有记载：“一天，接到情报说，亚热桥头出现百余汉军，正在修筑工事。闻此即遣大金寺僧兵五十人携武器到江岸守桥。该寺能如此迅疾调派僧兵，系因霍尔地区除个别寺院外，大多数均在新僧人入寺时须携马一匹、刀一把、火枪或自动枪一支交寺之故。”这哪里是寺院度化僧人，完全是部队征兵。“代本部署反击，决定首先夜袭对岸桥头，即在北山布下第8代本所部藏兵150名，中山设僧兵200名，正面驻留第8代本其余藏兵、僧兵80人和德门本人。即于该月底夜袭桥头川军工事，将其全部逐出。尔后从以上三个阵地大举进攻，尤其正面阵地的居本赤巴多吉等藏兵，挥舞大刀直冲川军战壕，短兵相接，抓获川军官兵112人。如斯三面夹击，杀伤多人。川军畏葸，未敢顽抗。战斗以后，向赤巴多吉居本部众分与缴获之银钱，并改善膳食。”
这篇文章还对那些畏战被俘的川军形象有正面描绘：“笔者在江惹目睹川军士兵均为二十岁上下的青年，两名军官大约五十开外，一律身着黑色或蓝色衬衣，淡黄色衣裤，粗布白大衣，脚穿白布补袜、黑布鞋，腰系茶缸，头缠黑布，身背布面棉被。”这样子，看起来像是民团。
由于甘孜地处由川入藏的大道之上，战事一起，商路断绝，商人们自然损失惨重，“西康商业全赖北路之道孚、炉霍、甘孜、瞻化各县贸易为中心力量……为大金变乱，商务凋零，损失甚巨”。于是，2月间，在康定的西康总商会自愿派出代表，前往调解，并与大金寺活佛哈登约定于2月8日在甘孜见面。但“守候竟日，哈登爽约不来”。后来，哈登活佛给商会代表来信一封，谈的却不是大金寺与白利土司的纠纷，而是要求赔偿。一是赔偿藏军出兵的军费，二是赔偿战事中死伤的喇嘛。“此次退兵则藏人兵费如何给付？伤亡喇嘛及一切损失如何赔偿？”
信中更有进一步不可能达成的要求：“并须将十三喇嘛寺归彼管辖始有调解之望。”
那时的民间文书，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常常并不清晰明白，这句话就很不明白。这十三喇嘛寺，应该是指康区的十三个格鲁派大寺，而这个“彼”就是指西藏方面了。这也跟西姆拉会议后，藏方希望控制整个藏区的意思相吻合。在川省地面的大金寺，此时也完全以西藏方面的代表自居了。
后来，哈登活佛终于来甘孜跟商会代表见面。
“哈登来甘，官方备极优待，殊敝会派往代表甫经转身，即向开枪射击。”
这是说，谈判无果，商会代表刚刚离开，对方便重新开战了。这封西康总商会呈蒙藏委会员的电文，说的是谈判代表刚刚离开，他们便“分路反攻”。商会谈判代表“见其专横如此，和平弗望，当即纷纷归去”。
后来，“西康各法团民众发起西康公民调解和平会，公推前参政院参政姜郁文，暨士绅杨海廷、倾贞白马三君为代表”，前往调处，也以失败告终，时在1931年3月间。这时，做了调处决定的国民政府却还未能确定前往调处的人选。
寺院与土司相争。
藏军与政府军相争。
多数历史，都只是书写他们争雄的过程，似乎这就构成了全部历史。
让我感兴趣的，因为发生在近代而留下丰富档案材料的这次战争，把战争中的商与民推到了我们面前。寺院与土司是要争斗的，藏军与国民政府军队的争战更不可避免。但商与民呢？他们从历史深处浮现出来，他们真是不要战争。所以，政府派出的调处大员姗姗来迟，他们就自动走上前线劝和去了。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所编选的《康藏纠纷档案选编》中有一份档案更是呈现了商民如何在战争中受到伤害的具体情形。
这份档案中说的是白利土司地面上一个富商的情况。这位富商叫德主郎吉，开有一个商号叫甲本从。这位富商从名字看就是藏族人，他给一位在蒙藏委员会工作的藏族人格桑泽仁写信申诉自己的遭遇：“此次大金寺因庙产小事，不听地方长官调停，擅动干戈，抢劫白利人民，焚毁白利房屋。本人虽与大金寺友善，既属白利乡之一分子，因团体行动不能不加入此方之自卫。因事属二十四军防区内一县地方上之争执，初无关乎西藏方面。且敝号甲本从数世经商，以前后藏为最大之营业处所，为自己利益计，亦绝不敢丝毫开罪于西藏。不意此次前藏政府借口大金白利之争，系本号所挑拨，将敝号在藏所有财产没收，伙友监押。据闻此事系部属所为，并非达赖佛爷之命令。”
事实是这位在川藏大道上经商的白利商人，被西藏方面“诬以暗通消息”，遂将其在西藏打理生意的伙计占巴、阿罗二人捕入狱中，抄没财产外，并罚银百万余两。
这位藏族商人有些天真之想。他想，有个康巴老乡在中央政府里做官，就写了信去投诉，“函请发还财产，释放伙友”。他这是心疼自己巨额的财产损失，病急乱投医，却没有想一想，藏军都向国军进攻了，还会听国民政府的话，发还他的财产？
在蒙藏委员会工作的格桑泽仁把这位商人的要求转呈上峰，并提出建议两条：“一、请由本会委员长名义电请达赖发还，或令知达赖驻京办事处转达；二、请呈报国府，以主席名义电饬达赖发还。”
蒙藏委员会真下了一个“训令”给西藏驻南京办事处，“令仰该处迅电达赖喇嘛，将所扣甲从本商号伙友财产分别释放发还，以恤商艰”。
从档案材料来看，对方根本未予答复。
不要说一个商人的小问题，即便对蒙藏委员会提出的大问题回答也极为敷衍。
这期间的大问题是两个。
一个是真正停战。一个是藏方早定谈判代表。
清廷覆灭后，新成立的民国政府未能在拉萨设立管理或办事机构，倒是在1930年3月，十三世达赖喇嘛任命原驻北平雍和宫的喇嘛棍却仲尼为驻京总代表，负责和民国政府沟通关系，并筹备办事处。大白战事开启时，西藏驻京办事处刚成立不久，国民政府正好通过这个办事处与藏方不断沟通。
这些经过办事处转致达赖喇嘛的“训令”和电文似乎没有什么效果。以致时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马福祥致信办事处“棍代表”：“政府一面径电双方停止军事行动，一面令饬本会和平了结。祥仰体政府意旨，劝告早日息争，函电往复，几将盈尺。”
此时，川康边防军受到中央调处令节制，缩手缩脚，藏军与大金寺却借此有利形势，步步为营，不断蚕食进攻。
蒙藏委员会还是只得函电拉萨达赖喇嘛。
3月20日电：“顷接刘文辉及西康民众各电，藏方三代本率藏兵四千余猛攻甘瞻各要隘，觉母寺已被占据。希飞饬前线立停进攻，退回原防，以维大局，否则公谊私交均难顾及。盼复。”这里的三代本，不是第三代本之意。而是说，藏军出动了三个代本的兵力。也是藏文史料《近代藏军和马基康及有关情况述略》一文说：“除警卫部队第一代本一千名兵员外，其余代本均为五百人左右。”也就是说，这四千余人中，有藏军一千余人。
3月28日，蒙藏委员会又“训令”西藏驻京办事处，“再电达赖饬前线退守原防静候调解”。
3月30日，为藏军“进犯甘孜，所至掳掠一空，并分兵南窥巴（巴塘县）、盐（盐井县）”致电达赖喇嘛：“似此节节进逼，殊乖和平本旨，恳飞饬藏军立停军事行动，退守原防，静候调处。”
5月4日，蒙藏委员会又“训令”西藏驻京办事处，“请转电达赖饬令前线军队退回原防，并派重要人员与唐委员商办”。
5月26日，蒙藏委员会的“训令”又到了西藏驻京办事处：“为藏军攻占瞻化迅转电达赖饬令退回大金原防以凭调处。”
5月29日，蒙藏委员会又对西藏驻京办事处连下了两道内容相同的“训令”，内容还是要攻占了瞻化的藏军“退回原防”。
……
前线情形如此，中央派来的调处大员唐柯三却还盘桓在路上。面对藏军的步步进逼，二十四军马骕旅长承受着重大压力，终于忍耐不住，直接致电蒙藏委员会，“前线官兵停止军事行动，殊彼方不体中央暨我公和平意旨，陆续增兵，着着进逼。我军一让白利、再让甘孜，现已退至炉霍，彼仍进逼无休。此时一线之望，惟冀派员早至，或可和平解决。否则，稽延旬日，则国防所关，骕亦不敢负其咎矣”。
在此情形下，前方指挥官无所适从，百姓流离失所，更是处境悲惨。这也有档案材料可查，是白利官民向蒙藏委员会申诉苦情的呈文：“驻康汉军自奉命后，节节退让，听候调解。殊知代表未至，而藏军则违犯命令。乘我不备，率领大军倾力来攻。此处官民无他援助，只得死守抵御，奈彼众我寡无济于事，终为所败。于是，白利、甘孜、瞻化等地相继失陷。此时白利官民随同汉军拟往丹葛避难，然瞻化早为藏军所得，无法过越。不得已，现暂居于色利科地方。
“当我方败退以前，官民等均以为有中央援助，不致发生意外，故对于所有财物等件，并未想他移或藏埋。而藏军突来时求生之不得，焉有顾及财物之暇，故我等所有财物尽充于彼方。即随身带得一二者，亦在中途被追兵抢掠一空……现手中仅有一枪一马，目下官民等将有变卖枪马而就食衣之势，所受痛苦，可想而知矣。”
这封呈文中还对政府发出怨愤之言：“此次因一小纠纷乃扩大而为康藏之争。康民受藏军之蹂躏欺辱，亘古未有。早知有今日之呼救不应，不如当时投降于藏军，此时恐未必有如斯之痛苦矣。”
唐柯三似乎并不着急，6月3日，报告蒙藏委员会。到达雅安。
6月11日，唐柯三到达康定。
这时，藏方也确定了琼让代本与唐柯三会商。但他们并未见面，而是函电往还，讨论会商地点。“琼让函请赴甘孜会商，但该处仍为藏军占据”，唐不愿去，他要“改在炉霍，得其复即行”。
蒙藏委员会的意见是“即在甘孜亦无不可”。
唐柯三仍然不愿亲赴甘孜，派副手刘赞廷前往甘孜与藏方代表琼让见面商谈。
这时已经是7月12日，距唐柯三到达康定又过去一个多月。
一周后，7月19日，唐柯三致电蒙藏委员会：“得刘赞廷信，琼让态度尚好，惟禁与土司喇嘛见。自谓甘案难负责，已请噶伦来甘。”也就是说，刘赞廷到了已被藏军占领控制的甘孜，对方态度还可以，但他想见见导致这场川边之战的土司和喇嘛双方，都不可以。而且，这位谈判代表自称没有临机处事的权力，实质性的谈判要此时正在昌都通盘指挥的噶伦出席才行。
7月30号，唐柯三又报：原来说好要来甘孜谈判的噶伦不愿来甘孜，要他前往昌都谈判，他则坚持对方来甘孜谈判。
对方噶伦见状，让了一小步，说愿到甘孜和昌都之间的德格和唐谈判。8月22日，唐柯三致电蒙藏委员会，说“无法交涉，调解更谈不上……未便久羁”。这是说，来了这么久，不要说谈判，连对方的面都没见着，那我老待在这里也没什么用，该回去了。
￥￥￥大白之战中的瞻化
国民政府中央做出和平调处的决定，调解大员还在路上时，藏军却在节节进攻，川康边防军不战而退，不久甘孜县全境及炉霍县一部陷落。
1931年 5月 8日，旅长马骕致电军长刘文辉：“据古路、通宵两村专人飞报，藏番由德格出发之前穹雅代本已于日前率兵五六百人，先后到达昌太夺古寺，随遣人持传牌到古路、通宵，命两村头人办站，两三日内定当进犯瞻化。”这里的古路、通宵两村今天都属于新龙县，也就是彼时的瞻化县。
5月 10日，马骕又报：“接瞻化张县长楷函称，藏番已于三号由古路、通宵进据瞻城，特此飞报请示。”
5月 12日，一个民间请愿团致电蒋介石、蒙藏委员会、刘军长等：“顷接瞻化急报，藏派穹雅代本率兵数百，进围瞻城，肆行掠索，迅即恳政府立派大兵，救民水火。”
5月 21日，刘文辉致电蒙藏委员会：“藏兵分道猛攻，瞻化被围，当经飞令罗营往援，至麦理山，与敌激战数小时，已将敌击退，占领疆格村，并经马团长成龙率兵由马邱厂前进。殊上瞻桥梁被敌破坏，并将加拉沟及顺山之线扎断，各方道路，均被挖断，敌骑复增加至七八百之多，敌众我寡，进展困难，瞻城遂失陷，罗营因此被敌包围。经赏拉格总保，冒险由深山砍柴小道，顺谷背山沟底引导出险。”
任乃强先生在《康藏史地大纲》一书中说：“康军（二十四军）收复白利失陷地，进占申科、汤古、维堆，围攻大金寺，久不能克。达赖电请中央制止康军前进。中央电刘总指挥发令制止。饬蒙藏委员会派员赴康调处。康军遂停攻。
“藏军乘康军懈弛，协同大金寺僧，于民国二十年（1931）2月9日之夜，猛袭康军。康军仓促应战，大败溃。退入甘孜。见后方援军尚远，复退炉霍。朱倭土司素怨汉官，及是迎藏军。藏军遂占领甘孜全县及炉霍之朱倭一区，驰报达赖。达赖令更取瞻化。瞻化县长张楷，纠民兵固守至5月，援军不至，城陷被俘。藏军遂占瞻化全境。”
不止瞻化一县，藏军还顺势占领了瞻化南境外属于里塘县的穹坝、霞坝两处地方。
前方情形不断上报中央。而这时的中央政府更是焦头烂额，一面是东北方面日本人步步进逼，已在九·一八事变前夜；一面在南方正与几个红色根据地的红军作战，所以，还是希望经过调处，和平解决大白事件。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这时任四川省主席，又任川康边防总指挥，但四川军阀间彼此争雄，二十四军的主力拱卫在今泸州、自贡、乐山等富庶之区，驻川边军队只有马骕所领一个旅下属的一个多团。所以，也乐观中央调停。
西藏地方政府自然也明了这时中央政府陷于何种困局，回电中央政府，说：“甘、瞻原属藏地，应由藏军占领。唐特派员屡提撤兵，殊属非也。”
6月18日，唐柯三报告“准备出关”，也就是出康定，前往已是前线的炉霍。
7月8日，唐柯三电报：“今日抵炉霍。相偕刘赞廷赴甘与琼让商妥和议地点，并催噶伦前来负责谈判。惟琼让函中竟谓瞻系已地，已将张知事及署员眷属四十余人解昌都矣。”
这个张知事，正是任乃强先生瞻化视察报告中提到过的那位能干的瞻化县知事张楷。
此后，中央致达赖电，唐柯三致驻昌都的噶伦信，从要求对方退兵，又加上一条，释放张知事，把这两条作为谈判条件。但藏方只争论谈判地方，而对撤兵和释张两条不做答复。
8月15日，唐柯三又致电蒙藏委员会：“瞻化上瞻总保多吉郎加密派人来称：瞻境藏军增至八百。德门代本召全瞻头人宣布中央已将瞻让藏，彼等不相信，特来探询。如中央武力收瞻，愿做内应，可出快枪千五百支。”
17日又电：“刘赞廷赴甘月余，琼让毫不见。阿丕（驻昌都噶伦名）复刘信谓，占瞻乃收回原地，与达赖语如出一辙……自刘到甘后，由藏兵保卫，外方消息隔绝，有同监视。”
唐柯三这位调处大员本负和平使命前来，此时也建议中央：“愚见中央若主张强硬，电饬川省速拣精兵数营出关，并利用民兵表示收复决心，再饬滇青两省武装警告藏军，或不战自退。”
刘文辉也通过唐柯三向中央表示：“已电商刘军同意，如中央授予筹边全责，补助饷弹，并饬青滇协助，不但收回甘瞻，并可恢复全康。”
9月，中央的答复仍然是要和平解决：“中央慎重边务，处理仍取和平。”
10月11日，唐柯三再电：“阿丕来函，每自称神圣国家、敝政府、拉萨国等语，妄自尊大如此，兵决不撤，亦不来甘。”
几天后，西藏驻京办事处也给蒙藏委员会上了一函：“达赖喇嘛早经派代表到康静候中央专员接洽。现当日本侵占辽吉情形紧急，我国人精诚团结一致御外之时，爱国热情谁不如我。宜亟泯国内一切纠纷，集中全力以赴之。”具体怎么办，没有说。没有说撤不撤兵，没有说放不放人，也没有说纠缠了几个月之久的谈判地点和人员问题，但说清楚了一点，知道你们遇上了大麻烦。
10月20日，唐柯三以母亲患病为由，请求终止使命回京尽孝。
蒙藏委员会还是请他留任，继续和平使命。
这时，事情似乎有了转机。那就是藏方的谈判代表琼让态度好转了。刘赞廷从甘孜回到炉霍，“据称受琼让托，请其回炉解释，表示好感，并谓诸事易解决……张县长等行抵大金寺，不日释回”。这位张县长，就是瞻化的张楷知事。张楷主政瞻化时，正逢一县首长从知事改称县长，所以，史料中会有两种称谓交叉使用。
唐柯三于1933年曾刊行《赴康日记》一种，即是调解大白之战那段时间的日记。于10月22日记叙：“晴。张知事楷差其士兵何某来见，据称渠等三十余人，阿丕本允送回，所给马牌，即系填写甘孜字样。讵行至德格，忽不放行。现在天气已寒，恳速赐交涉，早日释回等语。”藏方为什么把答应释放的人又扣在半路呢？实质是要钱。那时藏方手里除了瞻化俘虏的张楷县长等三十余人外，还有一百多名川康边防军的俘虏，加起来共有二百人左右。藏方认为，释放俘虏要用钱来筹谢。民国七年川藏冲突释放俘虏时就得到过“巨款报酬”。唐柯三日记中对此也有记载：“藏方以民二、民七两次放回川军，均获有巨款之报酬，颇思援前例要求。经余力驳，谓既系垫付粮款，以二百人计算，每名月食粮价藏洋十元，十个月中，不过二万元耳。再四磋商，始以藏洋二万元定议。”并“议定分期归还办法”。钱不到手，对方便不肯放人，张楷一行，走到半路，又被扣留在德格。
最奇的是，琼让竟要求互相并不友好的谈判对手“托购杭缎、线春各五匹”，并且指定“新花样，其色要古铜、酱紫、深蓝、菜灰”。唐柯三当然要理解为这是索要礼品，专门致电蒙藏委会，“请购妥邮寄西康政委会收转，作为我馈送彼之物，祈速办”。对敌双方谈判未开，而谈判大员向对方提出这样的要求，即便不是委婉索贿，也足以成为一桩奇闻。
11月7日，唐柯三报闻，刘赞廷与琼让议订解决大白事件八项条件：
一、甘瞻暂由藏军驻守，俟另案办理；
二、大白事由琼让秉公处理；
三、双方前防各退后二百里；
四、穹坝、霞坝、朱倭均退还；
五、大金寺欠汉商款速还；
六、被掳汉军放回；
七、马骕、琼让互派员致谢；
八、恢复商业交通。
这个协议，过于委曲求全是一定的，等于变相承认了藏军对甘孜、瞻化的占领。所以，身为川康边防总指挥的刘文辉当即致电蒙藏委员会，“声明不便赞同”。最不赞同第一条、第三条、第七条，以及政府采买东西馈送琼让。
在南京的西康籍人士为此更是群情激愤，“特组国防救亡会”对蒙藏委员会发出强烈要求：一、撤职查办唐柯三；二、公布康藏交涉真相；三、甘孜、瞻对划归西藏，到底是蒙藏委员会的意思，还是唐柯三个人妄断？
问题是，这样的条约，西藏方面还有人反对，“有藏官上书达赖，反对退还穹霞、朱倭一条”。
蒙藏委员会无权决断，把这个协议上呈行政院定夺。
蒙藏委员会这时可能也意识到采办杭缎作为礼品送给琼让颇为不妥，致电唐柯三：“杭缎昨交邮已追回。”
1931年12月10日，行政院同意了这个条约：“查唐委员与西藏代表琼让议定解决康案条件八项，揆诸现在情势，尚合机宜，仰即电知该委会即照此办理。”署名是“院长蒋中正”。
但到了12月21日，蒙藏委员会又致电唐柯三：“所订八条，外间颇多非议，旅京康人反对尤烈，本会及执事将为众矢之的，望暂勿签字，徐图转圜。”
12月22日，唐柯三日记：“晴。得成都友人电，谓当道始因省城各界对所订条件不甚满意，遂来电反对诘难……余非不知此案结束之日，愆尤必丛集于一身。但既遵奉中央意旨办理，只有牺牲一切，外界责难，在所不计也。”
唐柯三主持下的这个协定，本是遵从中央旨意，却遭到二十四军方面和康区地方各界强烈反对。在此情形下，国民政府中央又收回了成命。其实，一部分在甘瞻地方的当地百姓头人，眼看协定签署后就要归属西藏地方管辖，也找到唐柯三申诉。
唐柯三日记就记载：“白利头人来谒，表示不愿归藏，声泪俱下，为之恻然。”
“甘（孜）、瞻（化）、炉（霍）、理（化）四县人民闻之，异常惶恐，纷纷来谒，力陈誓死不愿归藏，声泪俱下。余力加抚慰，谕以无论如何，必设法将各失地收回，尔等放心，始各感谢而去。”
“大唐坝总保格子泽多来谒。据称其父自投顺汉官后，效忠无二，临死尚嘱其善继父志，渠奉命惟谨。自去年藏军攻占甘孜，迫其投降，彼不愿服从，复无力抵抗，遂率数百人逃至炉霍地方安身，今特来恳求赏给谕单保护。余嘉奖犒赏，并给谕单令去。”
在此情况下，唐柯三束手无策，焦虑万分，又电蒙藏委员会，“因患脑疾甚剧请准回京就医”。
上面自然并不允准，命他在当地坚持工作。
协议签订后的12月14日，唐柯三日记又记瞻化县长张楷释放事：“查张等一行三十余人到甘已一月，琼让借口请示达赖，不肯释回。”不释回也可以，你至少得管俘虏吃饭吧。但他连饭也不肯管，因为此前议定的两万元伙食费不包括此后的这些日子。所以，唐柯三在日记中说，“既未便向藏方借粮，而康定当局亦无何种接济，张之随员人等有沿街叫卖衣物以资糊口者。余以有关政府颜面，不能坐视，屡赠款接济，今已三次矣。”这恐怕也是战争史上的一个奇闻。得胜方不管俘虏的伙食费，对方所付的伙食费用光了，就不再管饭。
终于到了这一年的最后一天，唐柯三在12月31号日记中说：“张知事等三十余人均抵炉霍。此事交涉七阅月，藏方屡次失信，今始释回。自念出关半载，惟此事得一结果，殊深愧怍。据该知事面称，自由瞻化被胁西去，计共居昌都两月，德格七十余日，甘孜四十余日。同行三十余人中，妇女幼孩约十名。惟方甘夫妇，回至甘孜病故。余幸无恙。”
记得一年前，1930年任乃强先生考察瞻化时，还夸赞张楷是一名能使当地政务“百废俱举”的干员，但在此时川边动荡的政局中，也成为一株随波逐流的飘蓬了。
在当时藏军德门代本夫人云中卓玛的回忆材料中，瞻化县知事张楷在俘虏生活中还可以设宴款待藏军军官。材料中说，一天，上面发放下来“准许亚绒（瞻化）守兵返回原籍四川的证书和征用沿途役畜的路条”。几天后，张楷一行便来到德格。代本德门的夫人和另一藏军代本凯墨等藏官受到邀请，前去出席“亚绒守军”的宴会。“吾即应邀前往，席上除了上述人员，另有翻译一人。席间凯墨称：‘本人尚未接到关于诸位事宜的噶伦阿丕训示，故请安心留驻几日，吾亦改日设便宴款待各位’。”凯墨代本也不是说客气话，真的就开始筹备宴席，不想正在此时，又接到驻昌都噶伦阿丕的通知：“将亚绒守军暂行扣留德格。”这使凯墨大为恼怒：“噶伦阿丕对我事先招呼都不打一声，却擅自发证签条，遣返亚绒守军。可今日又下令将其扣留德格！”文中只说这位代本对上级噶伦的不满，没有再提那个回请张楷等的宴会有没有举行。
原来，有时在血淋淋的战争中，也有这样稍带温情的场景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