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形态的东西无从捉摸，也难以记忆。多年以后，我读到昆德拉的文字就想到了湖边小屋壁炉前的最后一课。是的，我看见了我和玲姐从虚无中共同创造出来的时间纪念塔，它矗立，它发光，它无法拆毁。后来的日子里，我每次回到这座塔中，能呼吸到甜蜜的同时也能呼吸到苦涩。
真希望时间在第七天停止。像人们有时候会感叹的那样：让时间，停止。
太阳照常升起。
第八天理所当然地到来了。我醒来，发现玲姐不在床上，也不在屋子里。心里一阵模糊的恐慌。我拉开窗帘，看见玲姐站在湖边，倚着一棵松树。心里立刻踏实了。
我估计玲姐在看日出。她一直仰着头。太阳从东山之巅一点一点冒出来，山谷里响起细微的涨潮般的声响，空气中桔黄色的光在加强，山的阴影迅疾收缩，阴影的边缘掠过窗前的花丛、草地、小溪，掠过玲姐的脸，掠过湖水和山林。
一切是那样鲜亮，整个世界仿佛刚刚从光中出浴。我知道，我这样描写，注入了太多的主观感受。可是，我已经无法把纯粹的客观从回忆中分离出来。在刚刚过去的夜晚，我经历了一个男人一生中的大事。我进入了生命之门。拿大学同学的话来说，我已经由一个男孩变成了一个男人。湖边小屋壁炉里的火，见证了我的成年仪式。
在此之前，我听很多人谈起过他们的初夜，有男人，也有女人。还在许多书上读到过。女人撕裂的痛楚不用说了。男人们互相矛盾的叙述，让我脑子里一片混乱，更增添了这种事的神秘感。有人说妙不可言，有人说一塌糊涂。说妙不可言的，我现在已经知道，极有可能是在一塌糊涂之后吹牛。说一塌糊涂的，也极有可能是故意吓唬我。但当时我对此一无所知，我的好奇心与想象力一次次被撩拨起来，膨胀到极限。
写这一节的前一天，我在网上查到了一份统计资料，上面说97．63％的男人在第一次后，沮丧，空虚，茫然不知所措。剩下不到3％的人，感觉良好。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比例：感觉不好的人能从中得到安慰，感觉好的人觉得幸运。我对这种让所有人满意的统计数据深感怀疑。当然，我很乐意不去弄清它的真实性。
另有一份相对权威一点的精神分析杂志，里面有篇文章提到了第一次**留下心理创伤的概率，作者说：“虽然不能准确计算，但可以肯定它不小。它在所有人的初夜里盘旋。”
故事进行到这里，我相信读者朋友已经理解，我那样描写，我引用那些初夜数据和文献，并不是要炫耀我的幸运，而是想表达我对玲姐的感激之情。她以一个成熟女子的经验和智慧，让我的第一次比我原先想象的更美好，几乎称得上完美。
我站在窗前，注视湖边松树下的女人，心中的爱意像阳光在漫溢。我是一只横越大洋的飞鸟，已经降落在陆地；我是一颗熬过寒冬的种子，已经进入春天的泥土。我想写诗赞美玲姐，可惜我不是一个诗人，写出来的诗句趣味有点过时。我想打一个滚表达喜悦，我就光着身子跑到她面前的草地上，打了一个滚，身上沾着露水和草叶。
她说：“唉，真是一个疯子。”
我说：“我就是一个疯子。”
她说：“我怎么就碰上这么一个疯子呢。”
我说：“一个疯子一高兴，就让你碰上了。”
她说：“我也很高兴。”
我说：“我比你更高兴。”
她说：“这个也要比一比呀？真是一个疯子。”
我说：“我就是一个疯子。”
我笑了，抱着她在草地上又打了一个滚。我们都高兴得像疯子。时间变得稀薄。世界变得不真实。我变得虚妄。我对我认识的人和不认识的人生出一种莫名的同情。我对第八天来到湖边的哑巴农妇生出了深深的怜惜。脑袋一发热，我决定教哑巴农妇说话。不是手语，而是真正的开口说话。
哑巴农妇并非天生的哑巴，刚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一阵高烧，加上医院一阵胡折腾，她的嗓子只能发出啊啊的声音。我教她的是一种电报语言。这种语言，可以由同一种音节的长短组成。经过笔谈后，她很快掌握了字词和短语的编码技术。虽然说起来和听起来都有点麻烦，虽然日常生活中不是很实用，但哑巴农妇学会后高兴得也像一个疯子。她在山谷里奔跑，喊叫。听着那长短交错的啊啊的回声，不用查解码表，我知道她在说：我——又——会——说——话——啦——我——又——会——说——话——啦——
一种类似自豪的东西来到了我身上。我不知道在此之前是否有人这样教过哑巴说话。我能想到电报编码，我觉得是因为情爱激发了一种特殊状态，让我产生了诗人们常说的那种灵感。我和玲姐把编码整理了一下。我打算带一份给阿伍的弟弟，也许他以后给哑巴农妇打电话时能用得着。玲姐还把一首流行歌词编上了码，自己啊啊地唱了一遍，然后教给了哑巴农妇。哑巴农妇唱着那首歌蹦蹦跳跳地下山了，身后跟着一群蝴蝶。
4年后，阿伍和一个女孩在湖边小屋里被一群蒙面人绑架，哑巴农妇拨通了阿伍弟弟的手机，正啊啊地说着话，两个蒙面人走了过来。其中高个子笑了，说：“你看，这个弯脚杆（四川话：农民）吓傻了。等她说，等她说，随便她说啥子，不要管她。”两个蒙面人就站在哑巴农妇身边嘻嘻地笑着，哑巴农妇打完了电话，两个蒙面人让她再打，“我们哥子还没见过哑巴打电话咧。”不用说，阿伍获救了。这是后话。
这天下午，玲姐坐在小屋旁的溪边，唱着她教给哑巴农妇的那首歌，突然容光焕发。她拉着我走进小屋，从旅行包里掏出了一台小音响，开始了最后一课的最后一部分。她轻声哼唱着她学过的一支钢琴曲，对我讲解了其中的节奏是如何奇妙变化的。然后是另一支钢琴曲。然后，她打开了小音响，我们试着把那些节奏引入**的过程。玲姐短暂的示范后，我的手指开始在她的身上或轻或重、或疾或徐地演奏着，她的手指也开始在我的身上或轻或重、或疾或徐地演奏着。能演奏的当然不只是手指。照玲姐的说法，无论用身体的哪一部分演奏，这种音乐的秘密都是来自被控制的力量，来自愉悦对方的同时愉悦自己的愿望。
如果我不是亲身经历那一阵阵感觉风暴，那一缕缕缠绵，我会说那是一件令人难以想象的事。玲姐再次带我进入一个奇妙的世界。我真的领会其中的奥妙，当然是在以后。经过多年的练习和反复摸索，现在，我已经了解：**的乐趣主要取决于创造性。仅仅有体位的变化还不够。仅仅有情话的变化还不够。在一些音乐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曾经有不少人尝试过把音乐引入**，可惜那些经验现在快失传了，确实应该找回来。维也纳曾经流传过一句谚语，现在全世界都知道：“女人是一架钢琴。”其实在维也纳音乐辉煌时代普通市民的**生活中，男女都是乐器，也都是演奏者，几乎都擅长不同的指法，不同的引子，不同的第一乐章，不同的变奏、复奏、柔板、快板、回旋……渐强……渐弱……不同的速度……每一次的结构也不同，或采用经典的交响乐模式，或采用牧歌或民谣模式。前者有一些过于庄严，后者有一些过于活泼，据说，根据个人特点稍加改变和组合，效果会更明显，更容易一起进入振动……关于结构，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很有研究。法国宫廷乐师就曾把巴赫赋格的秘密教给了皇帝，那是一种可以让人着迷、**叠起、无限循环的结构。意大利人马莱尔巴为了方便他的同胞查阅各种音乐模式，甚至汇编了一本枕边音乐手册。他写道：小快板——行板，自由节奏——非常活泼——温和的小快板的模式，取自西贝柳斯的D大调交响乐第2号作品或第43号作品，凡是取自西贝柳斯的各种模式都易于实现，而且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为了快速而不失其男人的权威感，应该采用莫扎特的降E大调第K．364号作品……诸如此类。我记忆最深的是后记中的这样一段话：“在各种音乐模式上建立起来的关系中，至关重要的是两个人都得集中精力，如果其中一个人走调，那么就意味着失败。相反，则意味着狂喜。”至于他个人，他很可能偏爱博凯里尼式的幻想曲和突然的变奏，以便了解自己和女方的潜力。不过，大多数时候他的各乐章都有固定的速度，有时候让他高奏凯旋曲的也有可能是维也纳的小进行曲，激变后再来一点德沃夏克式的终曲，或者像18世纪弥撒曲般的模式：缓慢——行板——小快板。
玲姐的手指在我的身上或轻或重、或疾或徐地演奏着，我的手指也在玲姐的身上或轻或重、或疾或徐地演奏着。能演奏的当然不只是手指。全身几乎没有一处地方不能演奏。头发、睫毛、鼻子、嘴唇、舌尖、耳朵、上半身和下半身等等，都能变成演奏者和乐器。有的是古典风格演奏者，有的是流行风格演奏者，有的则是这种风格那种风格混合的演奏者。有的变成了弦乐乐器，有的变成了管乐乐器，有的变成了键盘乐或打击乐乐器。音乐在皮肤上流淌，在血管里流淌。音乐在胸膛里激荡，在细胞里激荡。
演奏完毕，我们互相搂抱着小睡了一阵。 我先醒了过来，坐在门口，越过湖水眺望落日。山谷上方的空气越来越红，飞鸟在两山之间不停往返。有几分钟我的脑子里浮起了一幅巨大的广告牌，那是亲水别墅的销售广告：水边林前的别墅，停在私家车道上的小汽车，在草地上奔跑的孩子和狗，坐在门廊里的男人和女人。我觉得我看见了我和玲姐的未来，我知道我脸上浮起了微笑。
玲姐走过来的时候，我把这幅广告向她描绘了一遍。
然后，我说：“将来……”
玲姐在我嘴唇边竖起了一根手指。
玲姐说她只有8天假，我们不得不回到了城里。
工作上的挫折在城里等着我。
星期二我去公司销假，一走出电梯，就看见几个人站在走廊白板前指指点点。我停下来，看见白板上贴着一份销售员名单。A5打印纸，共3页。每页上都有几个名字被人拿笔或涂改液涂掉了。盖着公司印章的地方，有人吐了一口痰。我找到自己的名字和配属后，赶紧走开，怕有认识的人过来搭话。我担心有人会向我表示同情，更担心有人会向我表示祝贺。
这件事在看不见的地方悬了一个月，我一直没管它，按理说，我不应该指望名单上没有我，但看见自己名字的那一刻，我还是有点希望自己看错了，或办公室打字员打错了。当然，我也知道我不会遇到那样幸运的错误。我已经够幸运的了。到此为止，工作上的悬念实实在在落到了白纸黑字上，我觉得我摔得也不算太痛，毕竟有从湖边带回来的快乐在心里垫着。
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动，我觉得应该马上让玲姐知道。得到消息这么久，没告诉她，已经对不起她了。前些时没告诉她，也许还可以勉强解释为我有这样那样的顾虑。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我觉得我们是一个人了。我这方面的事情，无论好坏都应该告诉“另一半”（我喜欢人们有时候爱用的“另一半”这个词）。 况且，我已经不认为去做销售员完全是一件坏事。稳定的收入是失去了，至少千篇一律的日子也结束了。在这样的公司里做技术也做不出头。做销售，我要面临的除了动荡和艰辛，也许还有一本励志书上讲的神奇时刻，那种能改变命运的神奇时刻。
我走到露台花园里，打算给玲姐打电话。露台花园建在一幢附楼的楼顶上，玻璃天棚，半个北京尽收眼底。面对敞开的城市，我的胸中意气翻涌。目光正从玫瑰色的天际吸取词汇，脑袋里正琢磨着怎么跟玲姐说这事，忽然听到有人喊我。我转过头，看见阿伍和粘糊小妹站在一丛美人蕉后面，朝我招着手。阿伍指着哭哭啼啼的粘糊小妹告诉我，名单上也有她，阿伍说：“我都跟她说好几遍了，在这哭没有用，要哭就上总经理办公室去哭，可她一定要躲在这里哭。” 粘糊小妹说：“在那里人家哭不畅快嘛。”接着，粘糊小妹笑起来，说其实她知道上哪儿哭都没有用，她只是自个儿哭着玩的，觉得不哭一哭，好像对不起正式开始冒险的日子。我笑了笑。 粘糊小妹抹抹眼睛望着我，说：“小天哥带着我跑销售好不好？”
这好像不是一件小事。我想了想，说：“我可说不上好不好。我长这么大，只会买东西，还没卖掉过一样东西呢。”
阿伍说：“别说那么多了，搭个档，算是互相有个照应吧。客户是男的，她就上。是女的嘛，你们不知道怎么办就给我打电话。”
我笑了，“这么一说，我们成卖什么的了。”
阿伍严肃地说：“卖服务。这年头，只卖东西，不卖服务，什么都卖不掉。”
我说：“那倒也是。”我没心思跟他们多扯这些事，谢了谢阿伍帮我借房子，就走开了。见在露台花园里不能安安静静打电话，公司大楼里别的地方也不够私密，我觉得不如先去找经理袁大头销假和告别，然后再下楼给玲姐打电话。
走到袁大头办公室门口，敲了敲门，里面隔了一会儿才有人说：“请进。”袁大头即使一个人在办公室里闲得无聊，你去敲门，他还是要隔那么一会儿才吭声。我很烦曾经在衙门里流行过的这一套。记得哪一本书上见到过有关这种行为的心理解读：这一小小的延宕，能迫使人把节奏放慢，迫使人持重。知道了这一点，我经常反其道而行之，一敲门就推开，推敲一气呵成。但这一天，我决定满足一下袁大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