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天命的注定·朱元璋帝王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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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章 废相揽权 —— “胡惟庸党案”始末(1)

明太祖朱元璋在政治上最大的一个举措就是废除了丞相制度,而废除丞相制度是通过处死现任丞相胡惟庸、副丞相汪广洋这一手段来实现的,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胡惟庸党案”。该案前后析连长达十四年之久,累计诛杀三万余人,共有二十二位公、侯级别的开国勋臣被连坐处死,其中包括明朝首任丞相李善长,真正堪称骇人听闻!

不消说,朱元璋废相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独揽国家大权,不过,相关案犯毕竟是有小辫子被皇帝抓住。在笔者看来,所谓的“胡惟庸党案”乃是朱元璋利用人性的弱点而提前设置的一个巨大阴谋,是他有意纵容的结果。

§§§第一节 文臣之间的“窝内斗”

起于微末的朱元璋没有学历,但正如史书所说,他不仅天生圣智聪明,目光如炬,洞察秋毫,而且做起事来条理分明,善于提纲挈领。当他一旦决定巩固皇权、压制勋臣时,首选对象便是那些位高权重、手无兵权且喜欢搞“窝内斗”的高级文臣们。其中,首当其冲者又是李善长。

自至正十四年(1354年)七月李善长投奔朱元璋始,由于多谋善断,一直以来都是辅弼朱元璋的重要助手。曾历任都元帅府都事、江南行省参政、右相国、吴国右相国、吴国左相国、大明帝国左丞相等职。吴元年(1367年)被封为宣国公,洪武三年(1370年)又被进封为韩国公,赐给予丹书铁券,子孙世袭,免二死,子免一死,有“勋臣第一,六公之首”之称。后来,李善长又与朱元璋结成儿女亲家,真正是既贵且亲。

既贵且亲的李善长之所以最终引起朱元璋的不满,个中因素有很多。可以说,是一系列让朱元璋感到不爽的事情汇聚起来,最终让他产生了积怨。

这要从李善长的为人讲起。李善长虽说是高居相位的文臣,素有“明朝萧何”之称,但事实上,他的文化水平也就只是“粗持文墨”而已,缺乏封建礼制方面的系统教育。加之他长期生长乡里,宗族乡土观念很重,视界相对狭小。最初阶段,他尚能隐忍自持,及至位高权重,便逐渐松懈,不再注意约束自己,甚至转而改以拉帮结派,结党营私。稍受冒犯,便睚眦必报。《明史·李善长传》称其“外宽和,内多忮刻”。 这么一位屡屡制造政坛波澜的人物,他在雄主朱元璋的眼皮底下讨生活,其结局可想而知。

第一个与李善长结怨的人是杨宪。杨宪是山西阳曲人,字希武,“少从父宦寓江南”。至正十六年(1356年)三月,朱元璋攻下应天(今江苏南京),杨宪和夏煜、孙炎等十余名儒生前来投靠,被安置在幕府做参谋。由于他“美资仪,通经史,有才辨”又“裁决明敏,人称其能”,故一度得到朱元璋宠信,曾受命出使张士诚和方国珍,当过按察使、中书省参议、江西行省参政、司农卿、中书省参政等官,还曾做过监视臣僚的检校。前文曾讲过,元朝的户部尚书张昶奉命招降朱元璋,反遭扣押留用,张昶身在曹营心在汉,不忘故主,私下奉表给元惠宗,最后事泄被杀。此事正是缘于杨宪告密。

杨宪检举张昶,卖友求荣,为时人所不齿。但是,他本人却自我感觉甚好,认为自己是为国除奸,功勋卓著,从此愈发以朱元璋的嫡系自居。由于皇帝的赏识,杨宪一路不断升迁,累官至御史台中丞。

洪武二年(1369年)杨宪又被调任中书省右丞。明朝建国伊始,中书省设置左丞相、右丞相、平章政事、左丞、右丞和参知政事等职位,李善长任左丞相,徐达任右丞相。由于徐达长期统兵在外,其右相之职有名无实,平章政事一职从未曾经授人,左丞、右丞等职位也经常缺额,这么一来,杨宪实际上就是李善长的主要副手。

据从多史料记载,杨宪虽然仪表佳、有才干,“然为人深刻意忌,有不足于己者,辄以计中伤之”。例如,他告发张昶,既是职责所在,同时,也有“忌昶才出己右”的成分。张昶被杀,杨宪居功自傲,“自是益无所惮,专恣日盛,下视僚辈,以为莫己及,又喜人佞己,徇利者多出其门下”。

在进入中书省以后,杨宪的私心更加膨胀,“欲尽变易省中事,凡旧吏一切罢去,更用己所亲信,阴欲持权”。为此,他曾做过一件很出格的事:某天,他为自己刻了一方印文为“一统山河”的篆印,并拿出来给下属僚吏观看,用以试探他们对自己的态度——“附己者即不次超擢,否者逐去之”,绝大多数观者都装痴作傻,不予评价,却有一位名叫陈桱的翰林编修对这方篆印赞不绝口,还当场贺道:“押字大贵,所谓‘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者也。”杨宪听后大喜,数日之内即保奏陈桱做了翰林待制。诸如此类专恣不法的案例,不胜枚举。

权力野心的日渐膨胀,使得杨宪对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勋贵集团,既羡慕又忌恨。据明朝开国的亲历者刘辰所著的《国初事迹》记载,为了扳倒李善长,杨宪曾私下联络检校凌说、高见贤、夏煜等人,唆使他们不断地向朱元璋进馋言,攻击李善长“无宰相才”,请求皇帝将其废黜。由于此间朱元璋还不准备对刘善长下手,便态度坚定地说:“善长虽无宰相才,与我同里,我自起兵,事我涉历艰险,勤劳簿书,功亦多矣。我既为家主,善长当相我,盖用勋旧也,今后勿言。”杨宪苦心孤诣策划的这个阴谋,就此宣告破产。

杨宪专恣阴刻如此,恰巧他的顶头上司李善长并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他窥测到杨宪欲取代自己的勃勃野心,也无时不伺机朝其反戈一击。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个机会还终于被李善长等到了。

原来,朱元璋曾经看中了宣使熊义的妹妹,便托礼部员外郎张来硕为媒,通言于熊义之母,送上聘礼财物,相商择日纳娶。没料到张来硕回报说,熊氏女已许参政杨宪之弟杨希圣很久了,若纳之入宫,于理不妥。朱元璋听后感到很难堪,怒斥道:“汝既为媒,令臣民知我之过!”当即令武士将张来硕押到内桥,斫成肉泥。事情弄到这种地步,朱元璋不仅对熊氏的欲望荡然无存,而且下意识地有些迁怒杨希圣。

此事发生之后,李善长赶紧抓住这个时机,从容对皇帝举报中书省参议杨希圣弄权不法的几件事情。为了使朱元璋不会怀疑自己是别有用心,李善长在举报时还顺便将另一位参议李饮冰搭拉进去。

这位李饮冰在本书前面曾经出现过,他曾经检举朱元璋的亲侄朱文正而最终导致后者伏法。朱文正固然该死,但毕竟是自己的骨肉亲侄,平心而论,朱元璋心中是无法真正对这位检举人产生好感的。此间丞相说到的这两位弄权不法之臣,均是皇帝心存芥蒂之人,朱元璋听罢,恨从心头生,当即决定给他们以污辱性的惩罚:先在二人面部分别刺上“奸狡百端,谲计万状”八字,李饮冰被割掉乳头,杨希圣被削掉鼻子,两人均被废为庶人。做完这些,朱元璋方感觉出了一口恶气。

尔后,朱元璋把杨宪唤到跟前,对他说,你弟弟弄权不法,朕将他处以黥、劓之刑,已算是宽大开恩了。听说熊氏曾许配于他,既如此,朕不夺他所爱!杨宪一听,吓得连连叩头,说臣弟犯法,罪当万死,哪里敢再纳熊氏!朱元璋沉下脸道:一定要他纳娶!说完拂袖而去,留下杨宪状若木鸡地跪在那里,半晌都没缓过神来。这是李善长第一次整治杨宪。

洪武三年(1370年)初,朱元璋调陕西行省参政汪广洋为中书省左丞,职位列于右丞杨宪之前。此前,杨宪长期与汪广洋共事,官阶职位一直都比汪广洋高。如今,汪广洋突然空降到自己之上,杨宪心中自然老大不爽,遇事每每不相谦让,甚至于寻衅顶撞。汪广洋生性柔弱,每每退避三舍,不予计较。杨宪却步步进逼,他唆使侍御史刘炳、鄯某等人弹劾汪广洋“奉母不如礼,以为不孝”,汪广洋因此被贬谪回老家高邮奉母思过。杨宪尚不罢休,他得寸进尺,再次唆使刘炳奏请皇帝,欲将汪广洋谪徙海南,却遭到朱元璋的否决。

看着杨宪上窜下跳,另一个野心家——李善长的亲信胡惟庸开始沉不住气,他向李善长挑拨说,假如杨宪为相,我们这些淮人的前景将十分不利,宜未雨绸缪,早做对策!此间,恰逢杨宪又再次教唆刘炳诬奏刑部侍郎左安善多行不法。由于所奏理由牵强,引起了朱元璋的警觉。李善长看准这个时机,再次对杨宪出手,向皇帝指控杨宪等人朋党为私,“排陷大臣,放肆为奸”。时任太史令的刘基也站出来弹劾杨宪,“并发其奸状及诸阴事”。

两位朝廷重臣同时指控另一位朝臣,朱元璋下令将御史刘炳逮捕下狱。一番严酷审讯之后,刘炳“尽吐其实”。朱元璋大怒,于洪武三年(1370年)七月将杨宪、刘炳处死,凌说、高见贤、夏煜等人也先后被杀。汪广洋因祸得福,不仅官复原职,还被进封为“忠勤伯”。

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勋臣集团在铲除杨宪之后,又开始寻找新的对手,这一次,其矛头指向江南文臣集团的领头羊刘基。

浙东文臣集团主要是指刘基、宋濂、叶琛、章溢、胡深、王祎等归附朱元璋较早的一批浙东籍文人儒士,也包括开国前后征召的其他一些江南籍文人。这些文人“或以功业定乱,或以文章赞化”,深得朱元璋的器重。在明朝开国之前,朱元璋从马背上夺取天下,主要依赖淮西籍武将,及至明朝建国,皇帝改而要以文臣治理天下。如此一来,淮西武将与浙东文臣两个集团之间就产生了权力分配的冲突,这便引起了淮西勋臣集团的忌恨和恐慌,他们唯恐这些满腹经纶、惯于摇唇鼓舌的儒士会位列于自己之上,于是,抱起团来设法对其进行打压和遏制。

李善长乃淮西勋臣集团的领头羊,身为丞相,他位于文臣之列,照理来说,他应该以丞相的职责来和身份来积极调合双方之间的矛盾,为朝廷创造一个和谐健康的政治环境。可是,由于中书省文臣汇集,李善长独处于江南籍文人的包围之中,不时又有诸如杨宪之类的野心家跳出来兴风作浪,觊觎相位。时间一长,李善长难免感到孤独乏力,为了自己个人的政治利益,于是,他本能地站到淮西勋臣集团一方,并将其作为后盾,用以对付江南籍文臣。

浙东文臣集团中的那些文臣,叶琛、胡深、王祎等人先后死难,宋濂则埋头学问,与世无争,因此,杨宪被杀之后,摆在李善长面前的头号劲敌就是刘基。

其实,李善长和刘基早在开国之初就已产生矛盾。洪武元年(1368年)五月,朱元璋巡视开封并布置北伐事宜,令留守应天的李善长和刘基共同负责处理京师的政务。当时,刘基的职务是御史中丞,朱元璋临行之前特意召见刘基,让他督察奸恶,整肃官吏。按照皇帝的嘱咐,刘基恪尽职守。此间,恰好李善长的亲信——中书省都事李彬贪赃枉法之事暴露,作为御史中丞,刘基负责此事,决定依法严办。李善长亲自说情,希望暂缓处理。刘基坚决不允,并派人急驰开封,奏请朱元璋将李彬正法。当时正值京师大旱,李善长等人正拟安排祷神祈雨,皇帝关于斩杀李彬的批文恰好传回京师。李善长就此质问刘基:“今欲祷雨,可杀人乎?”刘基义愤地说:“杀李彬,天必雨!”遂将李彬斩首,“由是与善长忤”。

当年八月,朱元璋回到京师应天,李善长等大臣纷纷向皇帝进馋言,合力攻击刘基,称其专恣跋扈。朱元璋虽未采信,但毕竟众口铄金,心中多少对刘基产生一些不良看法。时值旱情仍在持续,朱元璋便令大臣上书言事,分析究竟是朝廷中的哪些政事得罪了上天。

刘基言事三件:其一,数万名阵亡士卒的妻子安置在寡妇集中营里,她们既不能改嫁,又不能与父母家人团聚,造成阴气郁结;其二,各个工地死亡工匠的尸骸未得安葬,暴露于野;其三,张士诚手下的降将降官皆沦为军户。这三件事情都有失和谐,有伤天意。朱元璋闻奏,便根据这个意见迅速作出批示:寡妇听从改嫁,不愿改嫁者送还乡里依亲;死亡工匠由官府代为埋葬,所有服役人员一律罢役回家;张士诚手下的投降头目免于充军。

孰料采取这些措施之后,旱魔依旧肆虐。焦虑烦躁的朱元璋便把怨气发泄在刘基身上,责问他说,上天示警,殃及百姓,你狂瞽胡言,该当何责?刘基见势不妙,适逢其老妻亡故的音讯传来,便请求返乡料理丧事。朱元璋也就顺水推舟,答应了他的这个请求。刘基因此回浙江老家小住数月,于当年十一月返京,被朱元璋改任弘文馆学士。

刚才讲过,由于中书省的主官之间矛盾重重,杨宪、凌说、高见贤、夏煜等江南藉官员屡屡在皇帝面前进言,称李善长无丞相之才。朱元璋便就此事征询刘基的看法,刘基表示,李善长心胸狭隘,才干有限,但他乃开国元老,又能调和诸将,眼下丞相一职数他最为合适。

朱元璋听后,故意激将刘基,说李善长数次进言害你,你还替他美言,你人品好,又颇有功劳,倒是一块做丞相的材料啊!刘基急忙推辞,说撤换丞相犹如拆换大厦的梁柱,非大木不可用。如若用几根细小木条捆在一起代替,大厦将会倾覆。臣这种驽钝之人就好比小木条,绝对无法胜任丞相之职。朱元璋听后,觉得刘基似乎不像是在故作矫情,也就将此事暂时搁置一边。

易相不成,李善长在文武大臣中的人气更加高涨,这令朱元璋感到不爽。洪武三年(1370年)初,汪广洋调任中书省左丞之后,朱元璋再次萌生易相念头,并考虑了三个人选:中书省左丞汪广洋、中书省右丞杨宪和中书省参政胡惟庸。朱元璋就这三位人选再次征询刘基的看法,刘基说,杨宪有相才,无相器;汪广洋同样是个偏狭浅薄之人;至于胡惟庸,他就像一头小牛犊,若用来驾辕耕地,非折辕破犁不可!朱元璋听后,沉思片刻说,如此说来,丞相之职实非先生您莫属!刘基诚恳地说,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事务,若勉强为之,既无益于国家,又辜负陛下厚恩。天下何患无才?陛下圣明,只要悉心寻找,定有合适人选。只是眼前这几位,确实不堪此大任。朱元璋见刘基这番话发自肺腑,也就不再勉强。

刘基此番与皇帝对话又得罪了胡惟庸。胡惟庸与李善长是地道老乡,也是安徽定远人。他早年为元朝做事,至正十六年(1356年)在和州投奔朱元璋,先任元帅府奏差,“寻转宣使,除宁国主簿,进知县,迁吉安通判,擢湖广佥事”。仰仗李善长的荐举,他于吴元年(1367年)被任命为太常少卿,洪武三年(1370年)初又被擢为中书省参政,此人“为人雄爽有大略,而阴刻险鸷,众多畏之”,是李善长的铁杆心腹。刘基得罪胡惟庸就等于开罪李善长,因而受到淮西勋臣集团更大范围的排挤,以至于洪武三年(1370年)十一月大封功臣时,他仅被封为诚意伯,岁禄二百四十石,与岁禄四千石的韩国公李善长相比,简直堪称天壤之别。

伴随着愈传愈紧的易相风声,各种不利言论尽入李善长之耳,他羞愤交加,抑郁成疾。据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所著的明朝编年史《国榷》记载,洪武四年(1371年)正月初二,朱元璋下诏罢免李善长,诏书如此说道:“天下已定,有功尽封。大将收戈解甲于武备之库,息马家庭,从善乐游,功名两全,古何过哉!中书左丞相李善长,事朕十八年,寅至戍归,勤劳多矣,汉之(萧)何、(曹)参无以尚也。其年既高,驱驰侍立,朕心不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