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河的父母都是极普通的人，父亲退休前是一家机械厂的钳工，有一手好手艺，从普通工人最终升到了技师，据说那是工人中的最高职称了；母亲原先是个家庭妇女，五八年大跃进的时候，街道号召无业人员出来就业，母亲便进了街道办的幼儿园，当了幼儿教师，那时对于幼儿教育没有象现在这样重视，在人们眼里，幼儿园老师不过是看看孩子，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所以，尽管江河的母亲大字不识多少，还是当上幼儿园教师。江河的母亲虽然文化不高，对于工作却是任劳任怨，认真负责，加上出身贫苦，参加工作没多久就入了党，后来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她们幼儿园原来的园长被揭发出来贪污孩子们的伙食费，被打倒了又踏上一只脚，劳动教养去了，街道革委会反复斟酌，觉得江河的母亲根正苗红，是幼儿园园长的最佳人选，就这样，江河的妈妈糊里糊涂地就成了领导干部，而且一步步地升迁上去，到退休的时候，已经是街道文教科的科长了。
江河的四个姐姐由于时代的不同，各自在成长过程中都有一番不同的际遇。
江河的大姐在姐弟五个里最是辛苦，小时候长姊比母，帮着父母拉扯着妹妹弟弟们，父亲是典型的北京男人，只知道按月把工资交到母亲手里，其余家务是一概不问的，母亲呢，自打做了幼儿园的领导，没日没夜地一心扑在工作上，报答着党和人民的一片信任，多少地就把家庭和子女们忽视了，因此江河在幼年的时候，更多的是依赖着年长的大姐。大姐初中毕业的时候，正赶上毛主席他老人家在天安门城楼上大手一挥，就满怀激情地扔下了弟弟妹妹们，到广阔的天地间“大有作为”去了，在陕北老区插了八年的队，好不容易熬到了知青返城，却因为当年在陕北嫁了个当地贫下中农，而无法回京，当了街道办事处文教科长的母亲费尽了心思，也无法让女儿从黄土高坡上拔起那已经扎下去的根，最后还是一个街道知青安置办公室的同事给出了主意，让大姐和她那农民身份的丈夫办了个假离婚，这才把江河的大姐和外甥从陕北弄回了北京。大姐回京后和追随她们母子一道进京的大姐夫又复了婚，一家人才在北京城里安顿下来。大姐夫是个农民，无论如何也解决不了他的户口问题，只能在京城下力气，打零工，一家人的生活几乎都靠了大姐在电车公司当售票员来维持，直到前几年，提前退休的大姐和姐夫靠着父母和亲友的资助开了家陕北风味的小饭馆，这日子才算有了转机，大姐夫讲话，终于能抬起头来做人了。
二姐还算不错，眼看着高中毕业就要步大姐的后尘到农村插队落户去了，“上山下乡”的政策忽然间就被废止了，满心欢喜的二姐虽然没有考上大学，但还是顺利地进了父亲他们那个机械厂，当了一名钳工，算得上是“子承父业”了。四姐也是安安稳稳的，大学的时候学的是企业管理，出来以后进了一家合资公司，开始是做秘书，后来老板觉得她还是个可塑之材，把她送到国外培训了半年，回来就升任了部门经理，如今已经是公司里的中层骨干了。
在江河的四个姐姐中，最不安分，最让他父母操心和头疼的就是他的三姐了。
江河的三姐绝对是江家的另类，她小的时候，父母就总说这孩子“各色”，街坊四邻们更是把她看成是“不省油的灯”。三姐不同于她的姐姐和弟妹们，凡事她都要拔尖，出风头，不管好事坏事，不做得让人瞠目结舌就不算个完。上小学的时候，一向不遭老师待见的她，忽然间成了全市的学习雷锋积极分子，究其原因，是因为她忽然心血来潮，把家里的存折偷出去，给胡同里的一个五保户大娘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那时候电视可还是个稀罕玩意，就连江河自己家都还没有。这件事惊动了学校，惊动了区里和市里，呼啦啦地来了若干的领导和记者，一下子把江家围了水泄不通，闹了个沸沸扬扬。刚刚为了女儿偷钱而火冒三丈，狠狠地把江河的三姐暴打一顿的父母，面对着从天而降的荣誉，一下子手足无措，在领导和记者们面前支支吾吾地顺坡下驴，大谈起如何给子女“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心得体会来。江河的三姐从此一下子成了远近闻名的小“名人”。江河的妈妈虽然是打掉了牙往肚子里咽，可转念一想，兴许三女儿因为此次壮举今后就能一帆风顺地成了个人物，光耀门庭，出人头地也未可知，心里多少也生出几分自我安慰来。但三姐终究是个“各色”的主，江河妈妈指望她借着不经意间传扬开来的美名能一步一步，层层迈进地往上走的时候，她又闹出更加各色的事情来了。
那时候江河还在上小学，三姐已经是初中三年级的学生了，有一天半夜三更的，家里突然来了好几个警察，不由分说地就把三姐带走了，吓得江河直往被窝里钻，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最近经常把胡同口上自行车棚里的自行车链子卸下来做“链子枪”的事犯了。警察可没有那份闲工夫管小孩子偷车链子的事，他们要抓的人只是三姐。事后江河才隐约地从父母的谈话间以及二姐、四姐嘴里得知，感情三姐又有惊人之举了。派出所和母亲相熟的所长告诉母亲，最近一个时期，在他们这一片冒出个所谓“五龙一凤”的流氓小团伙，为首的是一个十七岁的高中生，其他成员也都是初高中的学生，一共五男一女，而那唯一的女孩子，就是那只所谓的“凤凰”，恰恰就是江河的三姐。
江河记得身体一向健康的母亲就是在那回受了打击，从此落了个偏头疼的毛病。
“我这是上辈子做的什么孽呀！”
母亲拍打着大腿，坐在屋子当中的地上，任凭父亲百般劝解，还是嚎啕了大半宿。
“‘五龙一凤’，五个男的呀！”
母亲被父亲呵斥着，却还是忍不住表示着自己的悲哀和羞惭。
“真不要脸，和五个小流氓鬼混！”
一向端庄稳重的二姐啐了一口，和已经初谙人事的四姐嘀咕着。
“什么叫‘五龙一凤’啊？”
江河小心谨慎地凑到父母身边，眨了眼认真地问，结果除了母亲的斥骂，又挨了平素最宝贝他的父亲重重的一脚。后来这一切都被江河记在了三姐的账上。
三姐大约是没有犯下什么十恶不赦的罪过，没过几天就给放了回来。江河听二姐和四姐背地里议论，说是本来人家公安局是要把三姐送去工读学校的，多亏了妈妈四处托人，才给做了宽大处理。三姐她们学校还是很买妈妈这个文教科长的账的，听说最终只给了三姐一个警告处分，这样就不至于让她一辈子背着有污点的档案了，因为按规定，凡是记过以上的处分，照例是要写到档案中去的。
“这下你算完了！”
母亲望着三姐那副不以为然的样子，爱恨交加，头疼得一阵紧似一阵，拼命地掐着太阳穴，皮肤上印着两团紫红的印记，让江河想起小时候看过的电影里的媒婆们。
至于当年三姐是不是和那“五条龙”中的某一条或者某几条，抑或干脆全部的五条有什么让人不齿的关系，现在已经是个谜了。按照母亲的说法，那时候的孩子单纯，根本不懂男女之间那些事，三姐不过是上了几个小流氓的当，在他们溜门撬锁的时候给他们望风放哨而已，至于街坊四邻们传说的她和那些小流氓有那种关系，那纯粹是吃饱了胡噙！江河不知道是“家丑不可外扬”呢，还是确实如此，总之，自从出了那档子事以后，很快父母就张罗着和人家换了房子，白白地饶给人家一间六个平方的小厨房，搬离了原来住的地方。
“绝对不是那么回事儿！”
多年之后，当二姐因为结婚没有婚房，怀念起当初远比现在宽敞的住房时，一腔怒火都发在了妹妹头上，撇着嘴跟江河揭露当年三姐的丑行。
“你不记得了，她从分局回来以后，妈当天就带她去了医院？”
二姐启发着江河。
江河确实因为年代的久远对当初的事情记忆不清了。
“我可记得！”
二姐有些自豪地扬着脖子。
“我偷看了她的病例，你猜怎么着？”
二姐故作神秘地凑上来。
不用猜，单凭二姐这副表情，江河就知道了其中的故事。但凡中国人传扬什么桃色新闻，花边事件的时候，脸上都是这么一种表情。
果不其然，二姐证实了江河的猜想，说是三姐那年在妈妈的陪同下跑去打了胎，而且因为乱交染上了严重的妇科病，以至于最终无法生育。
对于二姐出于婚房无着而衍生出的激愤，江河倒是可以理解，但对于如此刻毒的关于三姐的传闻，他却无论如何也不肯相信，尽管事实上至今三姐也没有生养。
三姐高中毕业的时候出人意料地考上了大学，大学里学的是饭店管理，自从初中三年级闹出那件惊人的事情之后，三姐倒是收敛了很多，有时候江河在三姐阴郁着脸对了窗很冷峻地思考着什么的时候，虽然那时还没有“酷”这个词，三姐的神情还是让江河觉得挺深沉，挺动人。三姐顺利地读完了大学，分配到一家四星饭店工作，从前台接待做起，最终升任了酒店娱乐城的经理，后来她们的酒店评上了五星，生意越发红火，三姐的地位也就一天天显赫起来，渐渐的父母把她年幼无知时做过的荒唐事全都遗忘了，二姐也再不敢当面指摘她让她在结婚好几年之后都只能和父母挤在一间屋子里，中间挂个布帘，遮挡住了父母的视线，却遮挡不住他们的耳朵，害得二姐夫后来几乎得了阳痿。
正当全家都以为三姐从此是按部就班，踏踏实实地做人，勤勤恳恳地工作，真正如同当年父母希望的那样，成为这个家庭的骄傲的时候，不安份的三姐有闹出了新花样儿来。
江河五点钟和三姐夫潘卫国在农业部附近一家小饭馆碰头的时候，街上的天已经完全黑了。小饭馆里热气腾腾的，窗户玻璃上凝着厚厚的一层水雾，让人忘了街上飘扬的沙和凛凛的冷。三姐夫潘卫国在江河预先占据的一张靠近角落的小桌边坐下来，看看桌上摆开的四样凉菜和一瓶还没开盖的“二锅头”，抻着脖子咽了口吐沫。
“在家，你姐可不让我喝白的。”
潘卫国在小舅子对面坐下后伸手抓过酒瓶，旋开了盖子，给江河和自己面前的杯子里都斟满了酒，放下瓶子，举起杯子对江河示意了一下，“呲喽”一口，喝了小半杯，然后夹了块儿“香糟猪手”扔到嘴里，含含混混地嚼了起来。
“找我什么事儿？”
潘卫国把啃光了皮肉的猪蹄的骨头吐出来的时候，好像定住了神，这才看看专著地望着自己的小舅子，开口问。
江河望着眼前这个怎么看都寻找不到当年潇洒倜傥的影子的三姐夫，心里忽然觉得大约三姐对于姐夫的背叛也有一定的道理。
三姐夫潘卫国当年可也算得上是个人物了，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时，他才十七岁，就因为在天安门广场散发所谓的反革命传单被清场的工人纠察队一阵乱棍打得昏死过去，醒来的时候人已经被关在北京著名的“炮局”里面了。潘卫国当初藉着一腔热血，反对禁锢民主的当权势力的时候，既没想到会身陷囹圄，也没想到因祸得福，不经意间为自己在一个女孩子心中埋下了一颗爱情的种子。
“四五”运动平反之后，潘卫国也获得了自由，被安排到当时很令人羡慕的首钢工作，那时江河的三姐已经开始上高中了，一次学校请来包括潘卫国在内的几个“四五”运动的英雄作报告，台上潘卫国声情并茂的演讲深深地打动了江河的三姐，从此她竟然暗恋上了这个英俊潇洒的青年英雄。三姐大学毕业后进了饭店工作，那时候潘卫国也调离了首钢，到北京市的一个局当了一名普通的干部，一次全市旅游定点饭店大检查的机会，潘卫国代表他所在的那个局参加了检查组，三姐由此和这位萦绕在她心间多年的英雄正式认识了。
“你三姐不象一般的女孩子那样做作，她可是想的到就做的到。”
潘卫国和三姐订婚的时候，大约是高兴得过了头，对他未来的小舅子大侃起了他和三姐的恋爱经过。
三姐终于得到了圆满自己多年的暗恋的机会，自然不肯轻易放过。那时候潘卫国已经有了女朋友，据说是当年和他一块在广场上出生入死的战友，虽说那女孩比他大上几岁，两人却也情投意合，恩爱非常。三姐却不理会那些，从小养成的很具侵略性的性格让她永远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于是展开了对潘卫国一轮又一轮的进攻，终于在一个风高月黑之夜，把潘卫国灌醉在酒桌上，然后连拉带拽地把他弄回了她的单身宿舍。潘卫国一觉醒过来的时候，生米已经做成了熟饭，望着洁白的床单是一滩殷红的血，这个当年的英雄傻了眼，没办法，只得硬着头皮去向女朋友请罪，在获得了对方恩赐的一记耳光后，算是了结了他们之间的一段情缘，死心塌地地任凭三姐摆布了。当然，关于如何被江河的三姐灌醉，又如何弄了那一床单的血，潘卫国是没有对江河坦白的，他只是五体投地地在江河面前佩服着他未来的老婆，江河的三姐。
接下来，老大不小的两个年轻人就在双方父母的督促下结了婚，在潘卫国他们单位分配给他的两居室里建立起了他们自己的爱的小巢。二姐在不时地发几句有关三姐初中三年级时如何行为不检点，致使自己结婚多年没有婚房的牢骚之后，终于理所当然地占据了原先三姐和四姐合住的那间小屋，和二姐夫尽情地开始他们甜蜜幸福的夫妻生活，并且旋即昭彰地挺起了骄傲的肚子，那时候四姐正在国外参加培训呢。
三姐结婚的时候，江河作为娘家送亲的主宾出席了他们的婚礼，婚礼上一对新人很是得到了各方人士的赞美，那时候潘卫国浑身上下透着那么的帅气，光彩动人，把身边的新娘的风头都抢去了不少，江河只看到三姐那满眼的骄傲和自豪。
今天当面对着人到中年，却已风光不再的潘卫国，江河禁不住感慨万千，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潘卫国会变得如此的萎靡和落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