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佛教的再次传播
赤松德赞以后的牟尼赞普、赤德松赞、赤热巴巾均是支持佛教的赞普，佛教不仅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且参政执政，进入到吐蕃的政治生活中，从而也引发了与世俗贵族集团之间的冲突。
一、披着袈裟的官员娘·定埃增桑布
牟尼赞普是历史上的一位匆匆过客，在位一年左右就成了宫廷斗争的牺牲品。他的弟弟赤德松赞即位，得到了一位佛教高僧——娘·定埃增桑布的鼎力协助，赤德松赞对此感恩戴德，无以复加。赤德松赞自幼受到佛教高僧娘·定埃增的教育和护养，定埃增出入宫廷，洞悉宫廷内外的一切矛盾斗争和派系势力。他本人也颇有政治头脑，为赤德松赞出谋划策，如载：
迨父王及王兄先后崩殂，予尚未即位，斯时，有人骚乱，陷害朕躬。尔班第·定埃增了知内情，倡有益之议，纷乱消泯，奠定一切善业之基石，于社稷诸事有莫大之功业。及至在予之驾前，常为社稷献策擘划，忠诚如一，上下臣工奉为楷模栋梁，各方宁谧安乐。①
娘·定埃增作为一名僧人，却走上了吐蕃政坛。从”七试人”出家至赤德松赞当政时，前后才数十年，僧人的队伍急剧增长。僧人中的杰出人物，颇受王室尊崇，出入于王廷内外，处于优越而特殊的地位。他们之中不乏有具备政治才干和渴求权力的人物，凭借自己的优势和活动，他们站立于吐蕃百官之上，于是出现了披着袈裟的政治家。由于外戚、贵族常常觊觎王位，发动叛乱，使吐蕃的赞普们对贵族有极高的警觉性，并更加信任身边的僧人，允许僧人参政，担任行政官职。娘·定埃增的特殊功勋备受赞普的推崇，前后两次赐盟誓文书，刻于石碑，这在吐蕃王国是极度荣耀的事，也显示了娘·定埃增在吐蕃王国的显赫地位。从第一封盟誓文书可知，娘·定埃增被称为”社稷大论”，已是吐蕃的宰臣了。
印度的毗玛拉弥扎、杂那色那，尼泊尔的吽噶拉等佛教大师相继人蕃传法。赤德松赞维修了桑耶寺，并在拉萨河对岸建噶迥多杰英寺，吐蕃君臣还举行了兴佛盟誓大会。《贤者喜宴》内保存有赤德松赞要求其臣僚们遵守的盟誓文书，同样的内容见之于《噶迥寺建寺碑》。
碑文中首先回顾了前代赞普们对佛教的弘扬，佛教给吐蕃带来的益处，若不信佛教，”则有无数罪孽接踵而至”②，以后世世代代要遵信佛法。任何时期，不允许以种种借口，”或谓不善，或以占卜，或以梦觇等等”来诽谤佛教。③其次，规定吐蕃王室的子孙，从小起就要学习佛教，由比丘中的善知识充任教师。不但王室如此，而且要求吐蕃全境的人民信仰佛教，”上起蕃地贵胄上流，下至蕃地庶民黔首，其入解脱之门径，无论何时，永不阻塞”④。第三，明确规定出家人享有优越的社会地位，”诸出家僧侣不得被送予他人为奴，不得强派差税，不得将僧人列入俗人行列而加以诉讼”⑤。吐蕃僧人的社会地位得到法律的保护。另外，在王宫中设置供奉三宝的道场，永远供养，不得离弃。
诏书的最后是参加盟誓的官员名单，其次序分别是王妃、小邦王、钵阐布、宰相、内相、悉南纰波等，两位僧相即钵阐布仅次于小邦王，排在百官之上。他们的头衔是”班第同平章事”，他们分别是班第阐卡·允丹和班第娘·定埃增，班第即沙门之意，是对僧人的称呼。僧相被尊称为”钵阐布”，意为”大吉祥”。《新唐书·吐蕃传》云：”钵阐布者，虏浮屠豫国事者也，亦日‘钵掣逋’。”钵阐布已成为赞普的臂膀，权势极大，是吐蕃王国的最高决策人之一。公元809年（唐元和四年），唐派祠部郎中徐复使蕃。他带去一封唐宪宗给吐蕃沙门宰相钵阐布的信，这封信由大诗人白居易起草，题名”敕吐蕃宰相沙门钵阐布书”，信中热情赞扬了钵阐布的德行和其对和平事业的努力，之后提到了双方的边界问题。已足见钵阐布权力之大，这是吐蕃政治的一大变化，也能反映出佛教在吐蕃的社会地位和影响。钵阐布当政，佛教事业蒸蒸日上，组织人员对旧译的佛经按新制定出的译经原则和方法，及统一的术语进行了改译和修订，史称文字规范化运动，提高了藏文的译经质量。
二、朗达玛灭佛
赤德松赞去世后，由其子赤祖德赞即位。他又被称为赤热巴巾（意思是有辫子的人），汉文史书称他为”可黎可足”。他是吐蕃历史上的三大法王之一。他生于公元806年，公元815年即位，又是位少年赞普，但他的谋略与果断比起松赞干布和赤松德赞要逊色得多。钵阐布高高在上，赤德松赞时期的内外政策仍在延续。公元822年（唐长庆二年），唐蕃双方举行了盛大的会盟仪式，立会盟碑，其上镌刻双方会盟官员。吐蕃一方以钵阐布允丹为首（此时娘·定埃增可能已隐退），他的职衔直译为”平章政事，掌内外政并执社稷大班第钵阐布允丹”，可谓权倾朝野，无人能比，成为年轻赞普的依靠。
赤热巴巾大兴佛寺，吐蕃境内掀起了建造寺院的热潮。公元831年，在赞普支持下，兴建伍香多无比吉祥增善寺，从于阗、尼泊尔等地招来能工巧匠，建高耸入云的九层神殿，这是吐蕃建筑史上的杰作之一。据载下三层用石头建造，中三层用砖块建造，上三层用木料。在朗域建让布寺，在苏毗建勒乌赤吉者寺，苏毗下部噶扎建贡却迥乃寺（意译”三宝源流”寺），在吐蕃本土建强钦拉康（意译”大弥勒殿”），娘若孜乃萨地方建拉康彻果坚（意译”铠甲状大门的神殿”），王后觉若·贝吉昂楚建赞塘玉拉康，娘氏妃却格拉姆建莫绰达蔡的神殿，达玛建止拉康，其妃赞蒙彭建雅隆胡松郡香殿（意译”如意宝树殿”）和普波切殿，有些大德修建了扎拉贡布寺、叶尔巴杨温寺，娘·定埃增建谐拉康寺，阐卡贝允（即钵阐布贝吉允丹）建齐蔡寺和梅域麦隆塘寺，噶哇贝孜建噶哇域那寺，蔡邦·达桑热堆建堆隆勒玛寺，蔡邦·拉桑龙贝建博东甲郭雄地的寺院等⑥。赞普、钵阐布信佛建寺，权贵们纷纷仿效，建寺成风。
《王统世系明鉴》等史书中还说，为了提高僧人的社会地位，热巴巾曾规定，凡辱骂僧人者割其舌，以恶意指僧者断其指，怒视僧人者剜其眼。还一度想推行”七户养一僧制”。赤热巴巾的这些极端措施，其效果是适得其反，只能增加人们对僧人阶层的仇视心理。
僧人队伍的不断膨胀，尤其是僧人执掌朝中大权，自然削弱了世俗贵族的权力，钵阐布为首的僧侣集团与部分贵族大臣之间形成了抗衡，引发了吐蕃王室内部的权力斗争。以韦·甲多热、觉若列扎等为首的贵族们精心策划了一场阴谋政变，矛头直指赤热巴巾赞普和钵阐布。他们给赞普进言、造谣，说出家的王子藏玛不守佛教的戒律，或说藏玛不利于吐蕃的王政，或说有损于赞普的阳寿。赤热巴巾听后就将藏玛流放边地，后藏玛被杀。藏玛虽遁入空门，仍无法摆脱政治斗争给他带来的厄运。藏玛的死对佛教僧侣而言是个不幸的事件，他们失去了一位强有力的靠山。接着韦·甲多热等人在朝内外大肆造谣，说钵阐布允丹与王后觉若·贝吉昂楚有染。《娘氏教法源流》中说赤热巴巾最初不信，但大臣屡屡进言，并制造出某种假象，赤热巴巾信以为真，盛怒之下更不问青红皂白，下令杀死钵阐布。钵阐布仓皇逃命，被追兵所杀，王后含冤自杀。赤热巴巾不明是非，对贵族们的阴谋，毫无发觉，可谓昏庸至极。《资治通鉴》云：”彝泰（赤热巴巾的年号——引者）多病，委政大臣。”⑦赤热巴巾体弱多病，再加这一连串的事件，他的心情郁闷，只好借酒浇愁。一次，当他喝得酩酊大醉之际，被韦·甲多热等人杀害。
之后，立达玛为赞普，其人”嗜酒，好畋猎，喜内，且凶悖少恩，政益乱”⑧，是一位沉湎于酒色的昏庸之辈，其德行和威望都不值得一提。藏文史书说他蠢笨如牛，故称朗达玛（即牛达玛）。韦·甲多热等人虽除掉了兴佛的赞普赤热巴巾、钵阐布允丹等人，但佛教仍有较强的力量，彻底打击佛教的僧人队伍，才能稳固新贵们获得的权利。于是一场政治风暴刮向僧侣队伍，史称”朗达玛灭佛”。
桑耶寺、大昭寺等寺院被封闭，禁止再修建寺院。《贤者喜宴》说大昭寺、桑耶寺成了屠宰场，继二寺成了狐穴狼窝。桑耶寺的译经场被撤销，将许多佛经或用火烧毁，或投之于水，吐蕃的佛经翻译、整理工作至此停顿。而这次灭佛中，打击的主要对象是僧人，吐蕃僧人从受人尊敬的优越地位一落千丈。来自印度、唐朝的译师、班智达被驱逐出境，吐蕃的高僧玛·仁钦却、娘·定埃增桑布等人被杀害⑨，著名的大咒师努·桑杰益西据说因示现神变而免遭一死。大部分普通僧侣被勒令还俗，一些人沦为奴仆，做大臣们上下马用的马凳，一部分人行屠打猎或当兵参战。《佛教史·大宝藏论》言：”对所有出家僧人都作了诋毁；对不愿去掉比丘相（如僧装）的，都发给弓、箭、鼓、钹，令其打猎（杀生），不遵命者杀戮无赦。”⑩不杀生是佛教的第一戒律，杀生有无量的罪过，而朗达玛灭佛偏让僧人行杀生之业，这不仅想摧毁僧人的肉体，还要摧毁他们的精神信仰，使他们从外在的形式还是从内在的信仰都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佛教信徒。寺院残破，僧人解散还俗，如日中天的吐蕃佛教突然遭受了重创。
后世的佛教史书中说，因邪魔占据了赞普的心灵，他才做出灭法的举动，无不痛恨达玛赞普。实际上达玛自幼生长于崇拜佛教的王室，免不了受到佛教的熏陶，并曾建造过佛寺，因而他的信仰可能是倾向于佛教的。但是他是通过政变而被一部分大臣拥上宝座的，使得他不得不同佛教僧人成为对立面。
这次禁佛受打击最严重的是吐蕃的政治中心拉萨等卫藏四如地区，这些地区僧侣云集，寺庙林立。而边远地区，如吐蕃所占领的敦煌等地，并未受到禁佛浪潮的冲击。
面对厄运，佛教僧人也进行了反击，在叶尔巴闭关静修的佛教僧人拉陇贝吉多杰挺身而出，杀死了达玛赞普。从此，吐蕃王朝陷入内部的分裂，王室争权，军阀混战，平民造反，社会动荡不已。这样的局面经历了近一个世纪，藏传佛教史书中称这段历史为没有佛法的黑暗时代。
三、佛教的复兴
公元十一世纪，纷争不断的西藏社会渐趋安定，王室的后裔和贵族们建立起到了许许多多个割据政权，社会从混乱走向了有序，经济得以恢复，文化也相应地得到发展。佛教再度在西藏传播开来，各阶层中均有献身于佛教复兴事业的人。佛教很快席卷了青藏高原，成为藏族最主要的宗教信仰，直至今日。佛教之所以在西藏得以复兴，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
在西藏佛教复兴的过程中，我们不能不考虑历史传统的影响。朗达玛灭佛前，佛教已经在吐蕃传播了二百年时间，这不是一个短暂的瞬间，佛教的信仰在许多人的心灵上生下了根。吐蕃的僧人虽然还俗了，但当时他们作为吐蕃人口的组成部分，仍然是存在的，脱去了袈裟并不意味着彻底放弃了内心的信仰。他们中的一些人，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承着佛法。《贤者喜宴》中说朗达玛灭佛不久，一些大臣又将埋于地下的佛像重新供奉起来。当时还出现了称为”具顶髻阿罗汉’’的佛教徒，他们着有衣领的僧衣，而头留发髻，夏季安居期间，住于寺院护持戒律，安居后又住于家中。人死后念诵《般若经》来超度，挨户串门的持咒师亦有不少。所以，虽没有了真正的出家人，戒律的传承断了，但佛教的观念已深深地留在一部分人的心里，如同深埋在土中的种子，一遇春天就会破土而出。
朗达玛灭佛时，在曲沃日修行的三位僧人：藏饶赛、约格迥和玛释迦牟尼，立即带着律经逃离西藏，经长途跋涉，最后到达河湟之地（即今青海省的海东一带），居住于丹斗（青海化隆县境内）等地一边静修，一边传法，被称为”三贤者”。当地的一位青年跟随他们学法，”三贤者”连同两位和尚给他授了比丘戒，法名贡巴饶赛。按佛教的戒律，授戒时必须有十位受戒十年以上的僧人参与，当时无法凑够足数的僧人，只好在特殊年代行特殊事。但吐蕃佛教的戒律传承却因此得以保持，并绵绵不绝。贡巴饶赛又到河西等地学法，成为一代高僧，被尊称为”喇钦”，即”伟大的上师”。他以丹斗寺为中心，开展弘法活动，佛教在安多地区兴盛起来。到公元十一世纪中叶唃厮哕建立青唐政权时，在青唐城（今西宁市）内建有规模宏大的佛教寺院，佛教已经在青唐政权内具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可以说吐蕃的佛教传承并未中断，这也为卫藏地区佛教的复兴提供了便利。
西藏新兴的封建主们十分热衷于佛教的复兴。建立封建割据统治的人大都是吐蕃王室的子孙或贵族的后裔，他们的先辈中赫赫有名者松赞干布、赤松德赞等人都是支持佛教的，这些先辈名人成了他们仿效的对象。佛教满足了他们对信仰的渴求和心理的需要，同时佛教的学说对社会的稳定，维护封建的统治秩序能起到积极的作用。西藏佛教的复兴与统治阶层的支持是不可分的，没有他们的支持，要想复兴佛教是难以想象的。西藏山南地区桑耶寺一带的地方首领益西坚赞和西藏西北部的古格王朝是最为典型的支持佛教的地方势力。益西坚赞听说安多地区有佛教，遂决心恢复卫藏地区的佛教。他同其他的封建主联合起来，从卫藏地区选派了鲁梅·慈成喜饶等十人，前往安多学习佛法（具体时间有不同的说法，或说在970年左右）。鲁梅一行到达丹斗，拜喇钦为师，受比丘戒，学习了佛教的戒律和其他经论。鲁梅等人学成后返回卫藏，在各地的地方首领的支持下，他们兴建寺院，吸收门徒，传授佛教戒律，使卫藏地区有了守持戒律的佛教僧人。鲁梅等人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们建立了许多寺院，如他的著名弟子那囊·多杰旺秋建杰拉康寺（公元1012年），主梅慈成迥乃建唐波且寺，均是当时传播佛教文化的中心。因他们的戒律传承来自卫藏的下部安多地区，史称”下部律学”或”前期律学”（指从吐蕃传下来）。
佛教的复兴也受到了普通民众的支持和欢迎，西藏社会经历了无数次的战争和动乱，对现实社会的恐慌、畏惧和不可思议是民众普遍的一种心理状态，他们需要心灵的依托和安慰，渴望得到和平与安定。当他们听到佛教福音的传播时，如一缕阳光照亮了他们心中的黑暗。佛教教义中反对战争，维护和平，以及关于来世极乐世界的蓝图，很快赢得了民众的共鸣。出家、求法、翻译为这一时代的风尚，愈来愈多的人加入到这一行列，并获得了极高的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