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总工会要开一个紧急的会议，在哈尔滨江北太阳岛上租了一间白俄的别墅。开会时，大家以“打麻将”为掩护，不想被一个眼尖如耗子似的特务察觉了，他必是要以抓赌为名把这些人带走，然后再细细盘查。已经闯进来了。桌子上放着党的文件和油印的宣传品，这是百分之百的“铁证”，可是想藏已经来不及了，情况特别紧急，几乎每个人手里都捏把汗。那家伙来到了堆放着麻将牌同时也堆满着文件、宣传品的桌子跟前，还没有等他来得及细看什么，一盆热乎乎的粘米浆糊猛地泼到他脸上来了。这是一曼眼疾手快、急中生智干的。浆糊是她刚打好，准备给大家出去贴传单用的。那家伙遭到突然一击，睁不开眼，张不开嘴，也顾不上拔手枪，大家一拥而上，把他捆住，拿废布堵上他的嘴，放到了床下。开完了会，夜幕降临了，一曼指挥大家把那家伙悄悄地沉到了松花江底。
夜幕下的哈尔滨啊，既是美丽诱人的，又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既是病态的，又是战斗的。
松花江水缓缓地流，暗暗的波涛里，倒映着这三点、那两点昏黄的灯火。
党的地下工作者常常在这种时候出去活动。
一曼每次出去都要“打扮”一番，不是打扮得更漂亮，而是打扮得更不为人注意。若么，打扮成穿一身灰土土衣服的老太婆，若么打扮成穿青布长衫、戴黑色俄式礼帽的中年男子。这样的打扮出来进去方便。
哈尔滨的街道多是半圆纹的石头路，是象牙似的棍状石头一排排密密匝匝硬钉到路面里头的。所谓“马路”、“马路”，主要供马车碾轧。而道外的一些小街小巷就完全是泥土道儿了。那里的街灯灯泡上面有个像南方尖顶草帽似的伞盖，吊在木杆上。
夜已深了，街上已绝少行人，只有很远处传来夜班定时对开的电车，在铁轨上发出“哐哐”的有节奏的声响。
一曼在一根电线杆下停住，刚要贴她当天印出的传单，见那杆子上已有人刚刚贴过传单，与前些日子尚未被撕掉的传单并在一起。她左右看看，没有动静，便借着微暗的灯火读起来：
中国、日本共产党为日本强占东三省宣言
中国与日本的工农民众们，在我们的中间没有任何民族的仇恨，我们的敌人是共同的，我们所要走的道路，也是共同的。一切煽动中日两国民众间仇恨的民族的与“爱国”的宣传，我们都要坚决的反对。这种宣传是统治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用来欺骗本国的民众，使他们同他们的弟兄们残杀起来的把戏！
团结起来呵！中国与日本工农民众们！我们要以下列的口号做坚决的斗争：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
立刻撤退东三省的日本的海陆空军！
帝国主义驻华的一切海陆空军滚出中国去！
打倒一切帝国主义！
没收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财产！
拥护日本工农革命运动！
拥护苏联！
打倒帝国主义的工具中国国民党！
反对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欺骗宣传！
中国与日本的劳苦群众联合起来！
全世界革命胜利万岁！
一曼注意到这正是在“九·一八”事变的第三天——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同日共中央联合发出来的宣言。
有人在这张传单的空白处，用红笔歪歪扭扭、密密麻麻写了几条新消息：
平市二十万工人对日开战，愿作前驱，工联推举代表数十人昨晚赴京请愿
粤海员坚决抗日，拒运日货，不受日人雇用
开原、铁岭一带农民组织抗日会
……
一曼把自己制作的传单迅速地贴在了这些传单的下面，又用手拍了拍四边。这是她今晚贴的最后一张传单。她把口袋里盛浆糊的小瓶子随手扔到了路边草丛遮掩的水沟里，悄没有声地走出了这条小巷。她想象到明天一早，贫苦的工人们从这里走过会围看的。她觉得她和她的伙伴们不是孤立的，还有无数陌生的人同他们在一条战线上共同斗争。她仿佛看见深夜里无数人无数只手在一根根电线杆上，在一块块墙壁上、在一个个交通警的岗楼上，在一家家店铺的窗板上……贴上各种色彩的、唤发民众奋起抗日的传单。这就是夜幕下哈尔滨熊熊燃烧的火炬，是哈尔滨真正的生动的无比强大的灵魂！
有一天，老曹很晚很晚才回来，一曼边抄一份报告，边不安地听敲门的动静。从事地下工作，随时都要有献身的准备，谁知道会突然发生什么事情呢！老曹回到“家”，顾不上吃饭，就布置新的任务。
这一天傍晚发生了一件事，
日本警备司令部警备二旅有一个名叫孙秀峰的团副，穿着便衣，从桃花巷那站上了电车。一个男售票员让他买票。这小子两眼一瞪说：
“什么车票？你没长眼吗？”
售票员张洪玉是共青团员，早恨透了这些作威作福的汉奸。再说，如果他不要票，被“车监督”发现，会被认为是舞弊或贪污，轻者罚款记过，重的就要开除公职的呀！他坚持要票，冲着姓孙的说：
“是人就得买票！”
车上的乘客都用瞧不起的眼光看着姓孙的，这小子脸上挂不住了，面子丢了，非常恼怒，竟动手打了张洪玉，他们撕打了起来，打到车下，孙秀峰被打倒地街道旁卖豆浆的锅里，他的身上沾满了白色浆子。围观的老百姓直叫好。孙秀峰更是恼休成怒，硬是把张洪玉扭到了宪兵队，打个半死，才抬回电车公司。
电车工人一下子火了，300多人聚到饭堂里，一致提出举行罢工进行抗议。党决定支持工人的行动。
电车工人们把几十台电车开到了火车站前，造成了交通严重混乱。
工人们提出了三个条件：一是警备二旅要负责医治被打伤的工人，并向工人道歉。二是惩办祸首。三是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如不答复这几个条件，不能通车。
老曹让一曼连夜把传单准备好，他饭也没吃一口，连夜又走了，他要到工人那边去。
第二天，一曼把几百份油印传单放在筐子里，上边盖了几件要洗的衣服，就出门了。
每个电车站都有等车的乘客，等不及的有走了一站两站的，也有走了三站四站的。来车、返车全没有。一曼知道，电车工人罢工声明已经生效了。
一曼把印好的传单送到了罢工委员会后，就和工人一起上街宣传去了。
等车的乘客群众有的还不知怎么回事，以为停电了，一曼在人群中鼓动说：
“听说昨天警备司令部里的人坐车不买票，还打人，和日本人一样可恶！今天电车不通是工人罢工了。”
“这我们上班不得迟到吗？”
“迟到就迟到，也不是一个人的事，全城都知道电车不开了，谁也没办法。”
“可也是。”
这一天，大街小巷贴满了传单、标语。市民们争着抢着看，议论纷纷，人群聚这一块，聚那一堆，警察赶也赶不散。防卫司令部对工人进行威胁，要他们马上复工，不复工要抓一批人，要开除一批人，工人根本不理睬。
罢工坚持了两天半，敌人怕发生更大的麻烦，迫不得已接受了工人提出的惩办打人凶手、赔偿医药费、增加工资、不许无故开除工人等几项要求。
电车工人罢工胜利结束了。
老曹写了《关于工人罢工的策略》的文章，一曼帮助抄写刻腊版印成小册子，发给工会会员学习。
1933年4月2日，又重复发生一起类似的事件。伪宪兵王文昌身着便衣上车，车上的工人张鸿渔让他买票，他不买，还说：“我在哈尔滨坐电车，从来没买过票！”他不但不买票，还用拳头打张鸿渔，还把人拖下车，施以拳打脚踢，然后拉到宪兵队捆起来毒打一顿，张鸿渔被打得遍体鳞伤。电车工人闻知后极为愤慨，老曹和一曼得知这一消息后，赶到电车厂直接领导电车工人举行大罢工，坚决反对日本侵略者的统治和压迫。当晚在电工学校的宿舍里，召开了党团联席会议，到会百余人，一曼和老曹都在会上讲了话。他们在会上讲：“一个伪宪兵就如此嚣张，还有我们工人的活路吗？”通过动员，工人们一致同意举行大罢工。当晚就组织了罢工委员会，工人还组织了纠察队，还成立了组织部和宣传部等机构。会武术的工人组成武术小队，用以应付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一曼和工人们一起画漫画，写标语，刻印《告哈尔滨市民书》，他们画的漫画和标语、传单，连夜就贴在了许多街巷，还有教堂、火车站及电车沿线的马路上。行人看到电车站上贴的漫画，有的很形象，如一张画着一个工人被宪兵打得头破血流，旁边的一行字是：“不敢出车了，怕被宪兵打死。”
这件事轰动了整个哈尔滨城。还引起了铁路工人们对电车工人罢工的捐款声援。电车工人的罢工，激发了市民对日本侵略者的不满和愤恨。中间曾有电业局的官员出面说劝调停，有少数工人没有识破他们的诡计，就上了班。可是没过几天，就又发生了伪警察殴打工人的事件。电业局的官员又来说和，一曼及时地揭穿了他们的骗局，教育工人不要上当，要坚持继续斗争。敌人用武力进行威胁，扬言要开除罢工的工人。工人们更加气愤，决心斗争到底。最后还是敌人认了输，向工人道歉，答应他们提出的复工条件，才算完事。
几个月后，敌人开始反扑，电车公司开除了一批工人，又逮捕了几个罢工中的骨干。一曼心里清楚，斗争的发展出现曲折是正常的事情。
这期间，发生了海伦筑路工人向日本帝国主义资本家讨要工资的斗争。总工会派一曼这个分会的组织部长兼哈尔滨总工会宣传部长两次到海伦巡视。头一次是1933年四五月间，她以教师的身份到海伦的，她听取了当地党组织负责人的汇报，她还亲临中学、工务段、伪军西大营和张家店等地方巡视。当地的负责人以带“表姐”串亲戚的名义到处活动了五六天；第二次是1934年2月，她装扮成阔太太，身穿蓝色料子的旗袍，半高跟皮鞋，到了海伦又改扮成乡村妇女，与海伦游击队的负责人见面，她还组织指挥游击队与日伪汉奸武装打了一仗，当场击毙了伪团总国占山。战斗结束后，还开了群众大会，散发了反日会的传单……
但她没有料到，绝没有料到，这期间，满洲总工会机关遭到了敌人的破坏。老曹在住所被敌人捕去，不久，老曹在狱中惨遭敌人的毒手，壮烈地牺牲了。在敌人来捕人的时候，恰好一曼到海伦巡视，很侥幸，当她看到亲手经营起的这个战斗的、温暖的“家”忽然不存在了，那熟悉的门窗都被贴了封条时，心里忽地涌上一阵酸楚……
省委领导人找一曼谈话，组织上考虑到她的处境十分危险，决定她必须转移到外地去工作。同时考虑到她的肺病又犯了，建议她到一个没有外人认识她的城市做地下工作。一曼坚决要求到抗日游击区参加军事斗争，她说她在军事学校学过军事，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不从事军事斗争不是白学了吗？上级领导说，抗日游击区的农村生活十分艰苦，担心她吃不消，让她先隐藏一段，把身体养好了再考虑去游击区的事儿。
一曼擦了擦眼角的泪，将目光投向天边。她将按照党的部署，重打鼓，另开张，在另外一条战线，继续同敌人进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