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过中饭，孩子们上学去了，他又开始继续讲述：一个初中还未毕业的学生，经过几年自学，竟然可以带高三毕业班！他除了自信以外，更多的则是自豪感和荣膺感。尽管教书只有每月三十月的工资，还是个“赤脚”（那是的民办教师又称赤脚老师，收入只有做油漆的十几分之一但他很乐意，父母也很高兴，毕竟是归队于知识分子了呀。
他很珍惜这份工作，平时教书很尽心，很尽力。一年下来，他教的十三个学生，竟然有十一个考上了大学。
其间有一件事给他的打击很大：公社书记得癌症死了，通知全校老师去开追悼会，但不让他参加，说他的家庭成分不好。他对这件事表面上没什么反应，甚至回到家里还对妻子戏谑：“不去也好，剩了一场悲伤和几滴眼泪”。但在他内心却一下子从虚幻的云端被摔回了现实：你还是“黑五类”的狗崽子，你时时不能忘了这个本质！他咬牙切齿地发狠：那怕付出再大的代价，也要想办法离开这鬼地方。
1980年，父母的右派问题被落实政策得到改正，戴了二十多年的帽子一下子突然摘了，还被安排回研究院上班，重新拿上了工资，还补发了一笔钱。一家人的心情毫不亚于范进的“中举"和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真是”漫卷诗书喜欲狂“啊！
二十三年啊，两个青春朝气的知识分子，已经被岁月和苦难折磨成了满面沧桑，弯腰佝偻的老翁和老妪，时代实在是开了一个太大的玩笑！父母亲年纪大了，专业知识也丢了几十年，不能占着茅坑不拉屎啊，只好办理了退休。他们两个一退，就给儿女空出两个可顶的编。他父母考虑女儿更好办，补习补习还可以考个大学，就想把编让给两个儿子。
当时的回城和顶编的政策里面，有一条是绝对歧视农民，破坏工农联盟的：在下放期间和当地农民结婚的，不能回城和顶编。对他来说，就意味着别人可以回到家乡，而他则要在农村呆上一辈子，而且他的两个孩子，还有孩子的孩子们也得再沿袭下去当农民了，这是一种多么残酷，多么可悲的人生结局！
说实话，结婚四年了，妻子勤劳、本分、老实、贤惠、体贴，也很爱他，只要是他决定了的事，妻子从不多说一句；不管是再苦再累，妻子也没有半句怨言。妻子不识字，虽说他们之间文化差异很大，但在农村又有多少涉及文化的事要说呢？
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聪明的上海知青首先发现了“曲线救国”的道路：夫妻假离婚，自己先把孩子带回去，再办复婚手续。
他也想在这条路没被官方发现并堵死前趟一趟。他想先做通妻子的工作，可妻子在这里土生土长，她根本就想不通那城市为什么就比这农村好？现在一儿一女，丈夫不教书还可以做油漆，在人家眼里，羡慕还来不及呢？怎么就一定要离开啊？他只好苦口婆心地慢慢解释，说服教育。妻子一直便是以他的马首是瞻的，只好流着眼泪答应了去办离婚手续。但一直恳求他一安顿好就来接她，他也信誓旦旦地做了保证。
为了让妻子放心，他几乎把家里所有的家具和身上仅有的六百块钱给了妻子。
由于没有孩子和财产的纠葛，加上那时知青离婚已是见怪不怪的常事，所以他们的离婚手续很快就办了下来。父母亲带着孙子先回单位上去了，他女儿还在吃奶，就由他妻子暂时带着。顶编指标和手续还没下来，他也只好还留在原地，依然在中学边教书边等待。但既然离了婚，“小不忍则乱大谋”，他就住在学校，和妻子过起了分居的生活。
这边他妻子办了离婚，一个人带着小女孩过日子。外人也不知道是假的，问起他妻子来，妻子只好含糊其词地说要等他。一个二十来岁的单身女人，长得又如花似玉，自然就会有许多的正常的追求者和打歪主意的人，还有许多农村的妇女整天在她耳边叨咕：：“那小子是个多聪明，多调皮的一个人，就像青蛙，剥了皮都会跳的角色。他回去了，城里到处都是漂亮的大姑娘，小媳妇的，到时他应付都应付不过来呢，还会回来找你？你死了这条心吧！你赶快趁现在还年轻，还是找一个老实一点的，踏踏实实过日子吧！”妻子开始还不为所动，听人家说多了，也就有点迷惘起来。
那大概是离婚后四个月的样子，有一天他妻子到学校找到他，跟他说：“我们村里有个当兵的转业回来了，就是郭老三的儿子，这段时间天天来找我，要我嫁给他，还说要是我不同意，他就去死。我父母亲也同意了，你看怎么办？”他本身就是一个心高气傲的人，而且相当地敏感。他一想就不对头：一个男人会说"不嫁给他就去死"，那他们肯定就不是一般的关系了。他怨艾地看着她说：“当初我们不是说好了假离婚的吗？既然是这么一种情况，你就自己看着办吧。”过了十几天她又来到学校，带来了一包糖果和一包烟，说她已经和那姓郭的结婚了。他接过那包东西，一句话也没说，等她走了，他就把糖果扔进了茅坑，然后把自己关在房间，扯着头发，偷头地大哭了一场。
又挨了一个多月，他终于接到了父母亲那个研究院来的报到通知，安排他去做一名勤杂工。接到通知，他尽管有许多的失落，但转念一想，家破碎了，妻子跟人去了，自己呆在这里还有什么意思？管他什么工，只要能离开这个鬼地方就行，要赶快离开，离得越远越好。他带了一点行李，从妻子奶头上抱过了那个不满周岁的小女孩，登上了回城的车，告别了这个留下他青春，留下他初次爱情的伤心之地。
回城的路有几百公里，坐车要八个多小时，一路上女孩饿了就张嘴要吃奶，没有见到妈妈的奶头就不停地大声啼哭。哭得他心烦意乱，哭得他既心疼又手足无措，只好含着泪再三乞求司机在路过的集市稍停一会车，让他下车给孩子买点吃的。车一停，他就抱着孩子飞奔下去，没看到什么能代替奶的，只好买了一根甘蔗，一路上嚼甘蔗水喂到孩子嘴里，孩子才慢慢安静下来。
回到城里的第二天一早，他把两个孩子交给了父母，自己就去了研究院上班，干起了勤杂工的活
吃过晚饭，他又接着讲他的故事，我就是他唯一的忠实的听众，静静地听他讲，从不打断他。我的心随着他汩汩的思绪在飘荡，不时为他的坎坷流下我的泪水。我愿意他一直说下去，我愿意洞悉、体会他所有的细微经历和情感……
研究院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云集的地方，一个勤杂工在这里，是谈不上有什么社会地位的。他相信自己的遗传基因，他自信自己的能力，他是个从不服输的人。他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他利用业余时间看了许许多多的中外文学名著，他像一个饥渴的囚徒，一有时间就把自己关在家里，凡是能够找到的书报，就贪婪地啃啮下去。他报考了文学讲习班，他又参加了大学中文的自考，自考的作文在全省排名第一。
为了学习，他放弃了一切社交和娱乐，每天看书，没有一天晚上是十二点以前睡的，碰上单位放假，他的看书时间总是在一天十六个小时以上。他的每门课的自考成绩，都处于全国自考生的前列。他把辅导老师改过的自己的作文，打包寄给北京大学的讲课教授。他很尊敬地给教授写了一封信，称"自己没念过大学，但教过中学，但从来没有给学生打过一百分的作文。现在老师给他的八篇作文都打了满分，自己也感到惶惑。北京大学是我国最好的文科高等学府，想请导师给看看。"北大的教授很认真地看了他的作文，很负责地给他回了信，说：“你的作文，已经认真看过，要我来打分，也是打满分的。像你这样的学生，在北大也不是很多”。
教授的回信，更激励了他的学习热情。他学习三年，以优异成绩拿到了大学自考的文凭。
回城以后，他和父母亲住在一块。他的工资不高，除去抽烟、理发和买书的必要开销，他将所有的钱都上交给父母，父母亲为了支持他的学习，在家里当起了全职保姆，悉心照顾着他的两个孩子。
回城以后，看到他年纪轻轻，拖着两个小孩，许多热心人就给他介绍对象。他只是一个单位的勤杂工，工资又低，谁能看得上他？人太差了他又看不上人家，加上社交活动少，所以这事就一直拖了下来。
回城第三年，他也就二十九岁了，父母也开始为他着急。这时，院里有位跟他玩得要好的年轻工程师，突然患肝癌去世了。工程师去世时，因为原先的朋友一场，他跑前跑后帮了不少忙。办完丧事不久，就有人来了撮合，说是：“你带着两个小孩，没个女人过日子真是不容易。她年纪比你小四岁，丈夫死了，单身带一个周岁的女孩，你们如果结合了，无论是对你们双方还是对孩子们都有利。”他那时正在参加自考，抽空去看了看那女人，娇小玲珑的一个人，长相倒是还不错。没有深入去了解，也没有认真去考虑，就点头同意了。
刚结婚不久，两人相处得应该还是可以的。她在服务行业工作，经常要上早班，她的小女孩拉屎拉尿，穿衣，吃饭，送托儿所全是他包了。女人也很勤劳，节俭，对老人，对小孩都还可以，对朋友也很热心，肯帮忙。看她这样操持顾家，他和父母对她也还满意，就把家里的经济大权通通交给了她。
随着时间的推移，女人性格凶悍的一面便渐渐暴露出来，三天两头和母亲，和小孩吵架，弄得他很烦。女人的脾气也很古怪，面孔就有点像五六月的天，早上出门还高高兴兴的，下班回来就阴下了脸，她不说原因谁也弄不明白，怎么突然之间就不高兴了？只听得不是摔门就是很响地关抽屉，弄得他常常书也没法看下去。而且她一生气家里的所有事情都摔手不管，谁也不理，家里的洗衣，做饭等一应家务活又落回了他和父母亲的身上。
他有时出差很久回来，很想找个平静港湾栖息，调理，想回到一个温暖的家，但人还未进门，屋里传来的就是吵架的声音。弄得他有时宁愿在马路上瞎逛，也不想踏进家门。
加上他一天到晚钻在书堆里，很少陪她聊天、上街，缺乏沟通，矛盾也就越来越大，越来越频繁起来。有时双方一年打冷战的时间就不下半年。也闹过几次离婚，但都不了了之。
自考结束以后，他就利用以前看书的业余时间，以同样的毅力“头悬梁，锥刺股”地搞起了文学创作。出了几本小说，还经常在本地的报刊上发表一些文章，渐渐地在本地有了点名气，院里就把他调到了办公室，转了干，后来还给他提了办公室主任。
奋斗终于有了结果，他在单位上，在工作中还是很得心应手的，加上领导赏识，他也觉得也干得很舒心。但这个家庭和婚姻，却是他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痛。
想起原先农村的那个妻子虽然没有文化，但她是那么贤惠，听话，体贴，结婚几年连口角也没有过。而这位女人虽然心肠不坏，心直口快，勤劳节俭，也算一个好人，但这份脾气实在是很难伺候。
她生气回娘家去了，一家人有说有笑，他也能专心看书写作。而她只要一回来就弄得一家鸡犬不宁，空气一片死寂，他也没办法安下心来思考问题。本来是一些很小的事，但经她一鼓捣就变成了惊涛骇浪，狂风暴雨。比如她的自行车放在狭窄的过道里，女儿过路不小心碰倒了，挨她好一顿臭骂；女儿拿了她一件衣服去裁缝店打样，她说没问过她，几乎就要挨打。她和小孩吵架，他总是站在她这边，训斥小孩，他觉得她虽然做得有点过分，但对孩子严格一点要求还是对的。他是个孝子，他感到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她经常和父母亲吵架，父母亲一辈子吃了多少苦，为了他做出了多少牺牲，现在条件改善了，生活好了，难道连给老人过几天安生的日子，自己也做不到吗？一想到这，他就对自己当时的草率决定后悔莫及。有一次，她又和母亲吵架了，母亲气得哆哆嗦嗦给她跪下。正好他回来看见，扶起母亲，就和她吵了一架。那天吵得很利害，闹到研究院去了。他坚持要离婚，可院长和书记都是模范家庭，他们最反对人家家里闹离婚的了，何况女的是自己原来单位干部的遗孀，而他还是自己的办公室主任呢？跟他做了好一通工作，让他们好好回去“维持”去了。
他也给过她不少改正的机会，比如那年他的一个作品获得了国家级的奖励，主办单位安排他去北京领奖。她就说：“我没去过北京，你带我去吧！回来我保证不和你吵架了。”他就带她去了，在北京玩了七八天。回来第二天，因为一点小事，她又大吵了一顿，这么一来，他对她算是彻底地绝望了。
她看到单位领导还比较同情她。以后只要家里闹矛盾，她就找到院里去。有一次，单位举办新年舞会，她找到舞场又大吵了一顿，院长、书记劝了很久都不顶用。他们亲眼目睹了她吵架不讲理的泼辣劲，一个劲地对他摇头：“陈主任，你这夫人啊……”她这次的登台表演，反而彻底暴露了她的不讲道理。他的离婚也等于得到了领导的默许，后来一次大吵一顿之后，单位也就不再调解，很快就给他开出了离婚证明。
他和她分居半年之后，他给了她房子，家具和几乎所有的电器，还有六千块钱，终于解脱了这场使人心力交瘁的婚姻。这是一年多前的事了，那时我和他还刚认识不久。
我真是粗心，从来没有好好问过他。连他过年在我这儿住了七天这么反常的情况，我也没去想一想，我真是个傻女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