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艺术陇原艺术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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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影戏·道情·陇剧(2)

影戏的受欢迎,不仅在其外在形式,尤在于其表演内容。关于影戏表演的具体内容,宋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条与吴自牧《梦梁录》卷二十均有记载:“其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大抵真假参半。”

这句话极易引起后人纷争——是影戏话本与讲史书者话本均为表演历史故事呢?还是指影戏话本仅像讲史艺人话本一样三分史实、七分虚构,“真假参半”?吴晓铃先生在《杂论影戏》一文中说:“我总疑心,影戏‘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之语,是指的内容之‘大抵真假参半’,而不是与讲史书的话本同为‘讲演叙述前朝故事’。”

依据有限的史实记载,我们发现吴先生的意见大可商榷。因为下面引述的两条记载均是有关影戏表演历史故事的:

“宋朝仁宗时,市人能谈三国事者,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蜀吴三分战争之像。”(高承《事物纪原》)

“京师有富家子,少孤专财。群无赖百方诱道子,而此子甚好看弄影戏。每弄至斩关某,辄为之泣下,嘱弄者且缓之。一日弄者日:云长猛将,今斩之,其鬼或能祟,既斩而祭之。此子闻甚喜。弄者乃求酒肉之费。此子出银器数十。至日斩罢,大陈饮食如祭者,群无赖聚享之,请遂散此器,此子不敢逆,于是共分焉。旧闻此事不信,近见事有类其事,聊记之以发异日之笑。”(张耒《续明道杂志》)

因此可以认为,宋人所谓影戏话本“真假参半”,是指影戏表演的丰富内容均“多虚少实,如巨灵神朱姬大仙等也”(《梦梁录》)。其表演内容是丰富的,但历史故事则是其最为重要的表演内容。叶德均先生甚至认为:“现代影词大部分是以讲史为题材,便是沿袭宋人之旧。”(《歌谣》第三卷第一期)

由于宋人在提到影戏时均日“其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于是就涉及到了一个问题——影戏究竟是叙述体还是代言体。宋代的讲史是叙述体,已有定论。那么影戏话本是叙述体还是代言体呢?孙楷第先生认为影戏“其事既多与元杂剧相合则与戏文亦必有许多相似之处”(《近世戏曲的演唱形式出自傀儡戏影戏考》)。吴晓铃先生认为“影戏着重在表演,其文辞是代言体”(《关于影戏与宝卷及滦州影戏的名称》)。但均未举及宋金影戏的实例。叶德均先生《宋元明讲唱文学》一书提到影戏时日:“影戏唱词是用六言或七言的诗赞词:《张协状元》南戏中有保存影戏原来句式‘大影戏’的牌子,就是用六七言的诗赞。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说中兴碑诗为“弄影戏”语,是兼指措辞的七言句式。”

据有关资料推断,宋时影戏可能多谓“代言体”,且影戏说唱语言是通俗易懂、接近口语的。我们说宋时影戏多为“代言体”,就是说,我们不排除宋时影戏亦有“叙述体”。此亦由与之最接近的傀儡戏演出情况推断。宋代傀儡戏“敷演烟粉、灵怪、铁骑、公案、史书历代君臣将相故事话本。或讲史,或作杂剧,或如崖词”(《梦梁录·百戏伎艺》)。这里介绍了傀儡戏的表演形式:叙述体——“或讲史”;代言体——“或作杂剧”;以唱为主的,“或如崖词”。宋代的影戏深受傀儡戏的影响,那么在演出形式上叙述与代言体并存是极为可能的。

以上我们所讲均为宋代影戏的情况,金人统治区影戏的情况如何呢?我们认为大致情况与宋代差不多,其根据在于,靖康二年正月二十五日,“金人来索御前祗侯,方脉医人,教坊乐人,内侍官四十五人。”又要“杂剧、说经、弄影戏、小说嘌唱、弄傀儡、打筋斗、弹琵琶、吹笙等艺人一百五十余家,令开封府押至军前”(《三朝北盟会编》)。《靖康要录》卷十六亦载:“金人索取……影戏、傀儡、小唱等,并其家属什物。”由此可知,金人是极喜欢影戏表演的,这一伎艺是被保存流传下来的。另外,宋室南渡之后,北方地区一定留有为数不少的弄影戏艺人,还有喜欢观看影戏的众多观众,据以推之,在金人统治区,即便影戏无大发展,也断不至于绝迹的,但由于资料方面的原因,只有暂付阙如了。

道情者,“有道之情”也。谢灵运《述祖德》有诗云:“拯溺由道情,龛暴资神理。”当知道情本是道士所唱的宣传、歌颂道教或道家思想的乐曲。它别名“道歌”、“道曲”、“竹琴”等,其起源甚早。传说汉相张良,当秦灭韩之后,为谋扶复韩邦大业,曾假扮道家方士云游四方,以唱道情之名,行访贤士之实。此为传说,还并不能完全说明道情汉已有之,只可作为汉时已有道情滥觞之端倪。唐代时,据《唐会要》所载,已有《九真》、《承天》等道曲的篇目,唐玄宗时,曾将道曲置于宫廷音乐,作为道教大典或与道教有关的专用法曲。玄宗还诏令道士司马承祯制作《玄真道曲》,工部侍郎贺知章制作《紫清上圣道曲》,太常卿韦绦还为太清官落成制作了《景云》、《紫极》等道曲。不仅如此,玄宗还诏喻道曲入胡部伎,并与胡部新声合作。《新唐书·礼乐志》载:“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升胡部于坐堂上……后又诏道调、法曲与胡部新声合作。”足见当时乐伎不仅按坐、立部伎分部,道曲、法曲亦皆按乐曲种类分部。道曲升坐胡部伎,对其他乐部无形中产生一定影响,如《霓裳羽衣曲》、《霓裳羽衣舞》等,便是采用道曲音乐素材创编而成的一种法曲。正说明当时的道情,不仅大唱于寺院庙台,还搬唱于宫廷圣殿和隆重典事活动之中。宋时,随着鼓子词和诸宫调的兴起,道情的发展亦受其影响,逐步演化为一种流布较广的说唱演唱艺术。至南宋时,道情更成为鼓子词的一种。宋人周密《乾淳起居》注云:“后苑小厮儿三十人,打息气唱道情,太上云:此是张抡所撰鼓子词。”似乎今天用渔鼓简板做节拍的道情,很早便被人当做鼓词,它的说唱是离不了小鼓的,它的声腔,早就形成为一种特殊的调门。《武林旧事》除提到撰道情的张抡,同书卷云“诸色伎艺人”条列有“弹唱因缘”一项,其中艺人就有童道等11人。这种需用道士唱的因缘,似乎是一种道教故事题材的说唱,很可能亦是道情。南宋时开始启用渔鼓、简板为其伴奏,更加丰富和完美了道情说唱的艺术形式,也因此而得“渔鼓”别名。元时,道情演唱之风日盛,其曲词也被元杂剧所吸收,一些道门居士和失意文人也因不满现实,常常作歌自咏。到了明清之际,随着僻寺贫道常常以唱道情云游四方化缘谋生,民间艺人也以它为乞食本钱而浪迹天涯,道情便沿着黄河故道畅传于东南西北,名噪一时。这其中,一些文士们为要表现自己的清高、超脱凡俗,也经常拟作些道情,在这中间最著名的要推徐大椿的《洄溪道情》和郑板桥的道情十首。

徐大椿字灵胎,号洄溪,清代吴江人,是著名的医生和作家。他除著过有关医药的书而外,还曾注释过《道德经》及《阴符经》,可见他对于道家思想颇有研究。他的《洄溪道情》自序说:“半为警世之谈,半写游闲之乐。”足见其本旨。但是《洄溪道情》仅仅是文人的拟作,并未广为说唱,而郑板桥的道情却一直为士大夫阶层的知识分子以及市民阶层所热爱,广为流传,艺人们更是传唱至今。郑板桥擅长文学,他的道情由于音调铿锵,读起来极为悦耳,而唱起来尤其余韵悠然,真有一唱三叹之感。因此说,它的艺术性是很高的,所以才流传至今。此外清人顾思张的《士风录》、李振声的《百戏竹枝词》等著作中,亦收录了不少文人所作的道情,足见其影响之大,流布之广。

道情的内容多以离情绝俗为主,最为著名的如“湘子席叔”故事。唐代文豪韩愈,因为反对佛教,谏迎佛骨而被贬,他在放逐的长途跋涉中,赋诗有“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的名句(见韩诗《左迁蓝前示侄孙湘》)。这件事几经民间辗转流传,竟衍化为韩湘子度韩愈成仙的奇谈,从而亦形成了系列庞大的“韩门道情”,如《韩文公诉子》、《送子娘娘送子》、《撒金桥》、《韩文公训子》、《跳墙出家》、《高老庄》、《经堂会》、《卖道袍》、《林英降香》、《吊打媒婆》、《算粮》、《韩湘子度林英》等。早期的道情唱本,亦多与韩湘子、汉钟离、张果老、吕洞宾、铁拐李、何仙姑、蓝采和、曹国舅等八大神仙的离情得道、警世劝人、惩恶扬善等道教故事有关,说明道情与道教之关系还十分密切。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道情一方面受教子词、诸宫调的影响,另一方面也随道教的衰落而逐步淡化宗教色彩,其内容更加世俗化。到明清之际,由于受演义、艳情小说和戏曲剧本的影响,历史故事、民间传说、生活趣闻之类,亦都进入道情之中而大加演唱。如神话传说类的唱本有《西游记》、《反天宫》等,历史故事类的唱本有《木兰从军》、《关公显圣》、《昭君出塞》、《昭君和番》等,生活趣闻类的有《母女顶嘴》、《王婆骂鸡》、《两亲家打架》、《怕老婆顶灯》、《渔樵问答》等,都是道情作为民间说唱艺术演唱而家喻户晓的。

进入20世纪三四十年代,道情受到新文化思潮的影响冲击,其所表现的内容也随之而有所改变,尤其在陕甘宁边区,革命的新文艺工作者充分利用陕北道情、陇东道情的传统曲调与形式,创编了大量宣传抗日救国、号召生产自救以及提倡婚姻自主等进步内容的作品,丰富了道情的传唱内容。

在流布情形上,王正强在《陇剧音乐研究》一书中说:“道情说唱由于土语乡音,引发了曲调上的变异,形成不同地方特色而自成体系,日复一日,久而久之,反倒成为当地特有的地方道情说唱曲种了。即令是在同一省(区)甚至同一地区,也因乡土语音的差异和演唱风格的不同,形成诸多分支和派系,取名上也因地而异,或直呼为‘道情’,或则呼为‘渔鼓’、‘竹琴’等,各有取意,不一而论,总之,皆属同源异流的道情说唱曲艺而已。如甘肃的陇东道情、陇西道情、平凉道情、甘谷道情、凉州贤孝等;陕西的陕北道情、关中道情、安康道情、商洛道情等;青海的西宁道情;宁夏的宁夏道情;河南的河南道情;江西的江西道情、波阳道情、湖口渔鼓、南昌道情、宁都道情、于都古文、吉安道情等。”

在道情阑人民间说唱曲艺之时,正逢元杂剧渐渐兴盛之期,这种新兴戏剧文化的问世,对道情也产生了一定的诱惑力,同时,道情自身的叙事特征也容易与戏曲相吻合,两者在很早就产生了默契。但在更多的时候,道情说唱却与“影戏”实现了联姻,这种联姻,相对于杂剧而言,更是有经济性和快捷性,演出所受的限制也更小,一个小小的五尺亮子便可以走遍城市乡村,加速了它的传播和普及。这种影戏与道情的联姻,在全国范围讲并不少见,如陕西关中道情、商洛道情、安康道情等,都是依托影戏而存在和流传的,作为陇剧源头的陇东道情亦不例外,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并为袭变成为陇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