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天
陇剧，是土生土长的年青的甘肃地方剧种。它从1958年诞生以来，不断地总结艺术经验，不断地继承创新，不断地丰富发展，艺术上已经日臻成熟。它既能胜任上演传统剧和新编历史剧，又擅长演出反映现实生活、体现时代精神的现代剧，如其代表作《枫洛池》、《天下第一鼓》。这两个戏的创作、演出，在艺术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民间艺术形式的基础上，结合剧场艺术进行了诸多方面的革新、创造。前者在陇剧的初创期，第一次把陇东道情皮影戏拿到舞台上由真人扮演，取得了成功。尤其是后者，在陇剧发展的新阶段，将兰州太平鼓破天荒地推上了戏剧舞台，以其浓郁的地方风情，鲜明的时代风采，淳朴的民族风韵和独特的艺术风格，荣获全国戏剧最高奖——第三届文华新剧目奖（编剧：崔栋梁）和文华导演奖（导演：郭东来、李竹君），在陇剧发展道路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寻根探源，这两个戏与陇上民间艺术的因缘很深。陇剧多年的艺术实践证明：甘肃民间艺术是陇剧的根，是其茁壮成长、不断发展的丰厚沃土，因之，探讨、研究甘肃有关的民间艺术与陇剧产生、形成、发展的过程及其关系，对于陇剧今后的建设发展方向或许不无借鉴作用。
一、古老的民间艺术形式——陇剧之根
陇剧的前身，是流行于甘肃东部环县一带的民间皮影戏陇东道情，也就是说陇剧集皮影艺术表演形式与陇东道情音乐唱腔于一身。
皮影戏又叫灯影戏，古代称“影戏”、“弄影戏”、“乔影戏”等，是一种独具艺术风格特色的广泛流行的民问艺术形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据考证，早在西汉时期的古都长安（今西安），它就开始孕育胚胎了。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书·外戚传》中记载：
汉武帝夫人“李氏少而蚤卒……上（武帝）思念夫人不已。方士齐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张灯烛，设幄帐，陈酒肉，而令上居他帐，遥望见好女如李夫人之貌，还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视，上愈益相思悲戚，为作诗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来迟。’令乐府诸音家弦歌之”。
宋人李肪在《太平御览·汉武帝》中，高承在《事物纪原》中亦有类似记载。证明西汉时的长安（今西安），是影戏产生的摇篮。唐时“影戏当已盛行”（顾颉剐：《中国影戏及其现状》）。至北宋，影戏由陕西长安东迁河南汴京，同时传人甘肃陇东等地。从地域上看，两地相距本不甚远，甘肃到北宋时经济也得到很大发展，人口达220万，超过盛唐，影戏此时传入当地完全是有可能的。南宋洪迈《夷坚三志》（卷三）“普照明颠”条记有华亭县普照寺僧惠明诗云：“三尺生绡作戏台，全凭十指逞诙谐。有时明月灯窗下，一笑还从掌握来。”可见当时影戏已流人民间，其表演水平已臻于惟妙惟肖的地步。元明时期，影戏的材料制作已将素纸改用牛皮、驴皮取而代之，这和至今陇东皮影用驴皮、牛皮雕刻是一脉相承的。清中叶以后，由于影戏简装易行，便于深入农村，为广大群众所欢迎。陇东皮影戏根据当地风土人情、欣赏习惯和审美情趣，不断地加以改进提高，赋予浓郁的泥土气息和地方色彩。陇东影戏人物造型独特夸张，富于装饰性，摄取的是人体的正侧面，即老艺人的传统说法——“半面脸”，着重突出、夸张其一眉、一眼、半张嘴、半面鼻子和半个下巴。清同治年间，陇东著名皮影艺人解长春的皮影戏班曾在宁夏、内蒙、陕北一带流动演出，并得到当地群众的称赞。这时，民间的皮影戏已发展为立体的综合艺术了。
皮影戏班编制简捷，一般五六个艺人即可。其中前场排线一人，操作皮影的动作兼唱多种角色；文场二到三人，武场二人，本地有“七紧八慢九消停”之说。行装极其方便省事，一头毛驴即可驮走全部戏箱，俗称“一驴驮”。在较大的窑洞中撑起“亮子”，点起油灯，便可开演。锣鼓一响，主演手中掌握的几个或十多个影人，不论是生、旦、净、丑或是唱、念、做、打都得心应手，出现在“亮子”上的影子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加之优美的唱腔，群众一听就懂，特别是两句一放“簧”，迷得观众也随其旋律而“嘛簧”起来。
环县影戏的脚本多出自民间艺人之口，内容大多是民间传说、民间故事、神话故事及善恶报应等，多属师徒相传的口头唱本。文字记录本解放后挖掘文化艺术遗产中才有整理。主要传统剧目有：《孙悟空反天宫》、《九华山》、《九连珠》、《石敬唐拜刀》、《黑刀记》、《驳龙驹》、《双峰塔》、《天台山》、《王山聚将》、《忠孝图》、《苦节图》、《善恶报》、《裙边扫雪》等70多本（折）。
环县堪称皮影艺术之乡，据统计职业皮影班建国前就有几十个，名老艺人有敬廷玺等。敬廷玺出身于皮影世家，他的亲房祖父敬乃梁是清末陇东道情影戏艺术大师解长春的弟子，人称“小解”；他的亲祖父敬乃栋、父亲敬熙成都是有名气的皮影艺人；他本人13岁就随祖父学艺，18岁就出了名，环江两岸人称“敬家元儿”。
以民间皮影戏形式演唱的陇东道情，渊源于唐代《承天》、《九真》等道曲，是用以传播道家思想的一种说唱形式。唐代陇东就建有道观，道教发祥地崆峒山就位于平凉附近。据《庄子》记述：“黄帝立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闻广成子在崆峒山之上，故往见之。”黄帝专程到崆峒山见隐居石室的上古道家仙人广成子的传说几千年来广为流传。据《崆峒山志》记载：唐代明慧禅院开山祖师仁智在崆峒山创建丛林观院，唐太宗李世民曾御赐田宅。唐代道教在崆峒山有四大建筑，其中有专门传教的“向道宫”，宋、金、元、明、清都有续建。“向道宫”有历代文人墨客的题记碑刻，唐人高骈的诗保留至今：
“公子邀欢月满楼，佳人猖调歌伊州。
便从席上清风起，直到萧关水尽水。”
萧关就在今环县一带。明代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西峰镇就建有兴隆观（即祖始庙），并保存至今。道教音乐在陇东传衍不断，至宋代，道情所专用的乐器渔鼓、简板也在民间得到应用。明清以来，在当地道教音乐基础上，民间艺人逐渐吸收本地民间音乐营养，增加了二股弦等乐器，衍变为以皮影戏形式演唱的陇东道情，流传在环县、华池、庆阳一带。清同治年问，环县著名道情艺人解长春（1843年—1916年）对陇东道情的改革、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把原来伴奏用的二股弦改为四股弦，并给木梆上加了个小铜铃，每敲击一下，梆铃并响，俗称“水梆子”，给陇东皮影戏道情音乐增加了特色。其同辈艺人和弟子马成德、李如贵等，对陇东道情的发展都有过很大贡献。在他们的传授和影响下，不少艺人在长期的演唱实践中，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风格流派。环县南部，唱腔委婉、细腻、清新、流畅，代表艺人有史学杰、敬廷玺、敬乃良、马占川等；环县北部，唱腔保持了豪放、激越、真切、纯朴的传统风格，代表艺人有许元璋、魏元寿、梁世仓、魏国成等。
陇东道情唱腔基本属于板式变化体，为徽调音乐，以上下旬结构为基础，多以7字句、10字句演唱。
声腔特点是：说唱性较强，节奏自由灵活，无板眼限制，以字求音，以音行腔，地方音乐语言特点浓郁。
演员单独吟诵演唱，过门比较平整，变化不大；曲调高亢质朴，欢快明郎；不用乐器伴奏，乐器只在过门、嘛簧的地方加进，形成鲜明的地方特色。主要板路有弹板、飞板（分“伤音”，“花音”两大类），此外，还有大开板、还阳板、新板、采音子、菩萨祭子、耍孩簧、滚白、莲花落、卖道袍等，曲调尾音的拖腔，叫做簧，演唱时称为嘛簧，嘛簧只承接唱词末尾的一个字，类似陇南影子腔中的“冒腔”，极富抒情性，能烘托气氛。道情乐器，文场主要有四弦、笛呐、笛子、唢呐等，武场特有乐器有渔鼓、简板、水梆子等，笛子和笛呐交替使用，渔鼓用于过门中打花点。在同一出戏里，前半部分用笛子伴奏，以C调演唱；后半部分（俗称“折过腰”）换笛呐伴奏，改用D调。
二、皮影道情戏的新生与陇剧的诞生、形成
陇东是陕甘宁边区的一部分，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甘肃东部的华池县、环县以后，使陇东道情皮影戏获得了新的生命，当时，环县民间艺人敬廷玺的皮影班就为红军指战员演过专场，并受到欢迎。特别是1942年之后，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引下，边区文艺工作者开展了抢救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活动，第一次对陇东道情皮影戏进行了初步的搜集和整理，并采用陇东道情曲调编写了一些文艺节目，以“地摊子”形式对当地群众和红军战士演唱过多次，使这一濒临衰亡的民间艺术形式起死回生，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鼓励大生产运动，支援前线发挥了积极作用。全国解放以后，自1952年起，甘肃省文化主管部门曾先后派高士杰、邸作人、陈明山等音乐工作者数次深入环县，对道情音乐进行了系统的挖掘、搜集和整理，并编印了《陇东道情》内部音乐资料，同时在陇东以老艺人为主成立了道情业余剧团。1953年参加了全省首届木偶、皮影、曲艺观摩演出大会。随后，环县民间艺人史学杰、敬廷玺、许元璋、赵建吉、赵连景、曹彦清等组成的甘肃代表团参加了全国第一届民族民间音乐舞蹈观摩演出大会，以清唱形式演唱了陇东道情皮影戏传统剧目《反天宫》唱段，赢得首都观众的好评，并由中国唱片社灌制了唱片全国发行，使这一古老的艺术引起了人们的关注。1956年秋，史学杰、敬廷玺、许元璋等环县老艺人再次晋京汇报，以坐唱形式在怀仁堂演唱了道情唱段《二姐娃做梦》，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和关怀，也得到周扬、梅兰芳等文化艺术界领导和知名人士的称赞和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