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耶·阿姆斯洛（Mayer Amschel）临终前对他五个儿子的告诫被他的后代们忠实地遵守，这种忠实带着一种典型犹太式的顺从和孝顺的特点。曾经被一些人认为劣迹斑斑的犹太人，展示了很多值得我们羡慕并称赞的优点。他们对于长辈，特别是对于父母的谦恭和尊敬有着独特的重要性和价值，这一点早已闻名于世，然而也很少有民族能在这方面超过他们。毫无疑问犹太人的生活习性和宗教特质促进了有关恭顺和敬老等品质的形成和发展。犹太人一直努力培养生活在“自己人”中的愉悦和舒适感，并且使家庭关系更加紧密和团结，然而这个他们引以为豪的保留习惯，也使他们和那些基督教邻居们关系冷淡疏远。较之一般的基督教家庭，在犹太家庭中，父亲的话总是更有分量。梅耶·阿姆斯洛的遗训，无可置疑应该被谨慎地遵守，即使对长辈的顺从仍然不能够使他的五个儿子团结在一起，至少精明的他们一眼就能看出自己可以从联合协作的行动中获益匪浅。不过，这只是从五兄弟的行动推测出的动机，在他们的父亲死后，他们五人在欧洲的五大首都各自为政，却仍然在一些重要的场合合作无间。联合一致的结果是他们的财富和事业均蒸蒸日上。这个原则也使得清晰地区分他们兄弟之间的生涯历程变得困难，因为无法确定重大决策中各人的权责，所有一切都是集体的行动。伴随着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日益复杂紧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产业自1812年发展壮大，这也使得这个家族更加牢不可分。从这些情况介绍中我们能够学到的最好的一课就是，家族的前途永远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个人的利益和事业。我们在这里先强调这个第一前提，以避免读者被频繁的引述困扰。
企业的创始人所获得的巨大成功毫无疑问得益于当时世界动荡的经济和政治局势。假如梅耶·阿姆斯洛落到一个和平的环境下，那么他能否取得如此大的成功也是个问题。很大程度上我们觉得梅耶·阿姆斯洛是个时势造就的英雄，当代金融界的拿破仑。从他开始从商到1812年他逝世的这段时期，充满了战争以及关于战争的流言蜚语，但是对于梅耶·阿姆斯洛这个大胆而又精明的投机者来说无异于天赐良机。时局动荡，物价随着每一次流言大幅波动，投机者们当时得令，大发其财。他们深恶痛疾和平和稳定，因为那样少了很多火中取栗的发财机会。时代给梅耶·阿姆斯洛创造了最好的条件和机会。当时的欧洲大陆，贸易几乎消失，金融界的信誉空前低落，罗斯柴尔德利用这个机会，通过预付的手段，对他想要的利益予取予求。在财富和环境的帮助下，加上他洞察和预测时局的能力，他的事业飞速发展。限于我们手头缺乏他的职业生涯和生活的资料，所以只能用如此简略的笔调描述这位罗斯柴尔德企业的创始人。对于公众而言，这些关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档案让那段历史闪闪发光，但现在却成了尘封的秘密，为了避开那些恶意的亵渎。那些档案里包含了很多有趣的信息，但是陌生人永远无缘得知。家族对任何想获取企业早期历史的人保持缄默，实际上如果提问者没有足够的谨慎，无论那些请求有多么值得赞许的原因，一概被家族认为是一种侵犯和打扰，一般得到的也就是些推托之辞。这个家族的沉默不难理解；不过如此严苛的准则至今仍然不曾松动就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了，因为这个家族尊贵的地位，以及和整个欧洲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早已不是一个封闭孤立的家族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举一动对公众影响巨大，下至平民，上至执政者，无不拭目以待。据说一位热情的咨询者被告知：“他们很抱歉无法给予他任何有关企业创始人的信息，金融借贷方面的票据和记录没有保存，家族也没有任何合影，梅耶·阿姆斯洛没有肖像画，总之，想了解整个家族成员的姓名几乎不可能，好像这个谱系根本不存在一样。”
之前我们说过梅耶·阿姆斯洛从古钱币和贵金属业发家的历史，随着信誉和名声的不断积累，他开始把自己的帝国版图向货币流通业和贸易业扩张。我们也描述过他是如何使得黑塞伯爵（Landgrave of Hesse）对他青眼有加，并且利用贵人的相助，获得了大量的财富和富有的客户，以及1801年他因为继大卫·菲德尔（Feidel David）之后成为了犹太法庭（Court Jew）的一员，声名更加显赫无比。梅耶·阿姆斯洛用这种方式给他的财富王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把它留给了自己的五个儿子。在1804年，梅耶·阿姆斯洛的财富和权势甚至可以让他站到向财政窘迫的丹麦政府提供援助的位置上。在这之前，丹麦遭受了一系列的无妄之灾，使得丹麦的国力大大削弱。其中造成最大伤害的是英国舰队在没有宣战的情况下，忽然出现在桑德（Sound）地区，并且要求丹麦舰队投降。要求被拒绝之后，英国将军卡斯卡特（General Cathcart）派出了三万军队登陆逼近哥本哈根（Copenhagen），并且对哥本哈根进行了持续三天之久的炮火轰击。这些强有力的举动震慑了丹麦将军皮尔曼（Pyrmann），他最终下达了让丹麦舰队投降的命令。财政上的打击接踵而至，瑞典对深受重税压榨的丹麦强加了新的经济负担。为了摆脱困境，除了发行大量的纸币之外，丹麦政府被迫向罗斯柴尔德家族请求帮助，而这个请求，如前文所说的那样，得到了热烈的回应。在1804年到1812年间，梅耶·阿姆斯洛向丹麦至少发放了一千万泰勒（德国15-19世纪的银币）的贷款，这是一个可以让人对任何企业充满依赖的数字，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那个时候钱比现在更加“值钱”。毫无疑问，这个交易对订约者来说非常有利，而且可以调整企业传统的经营方向。1812年以后，混杂多样化的生意方式逐渐被抛弃，和政府合作的经营策略取而代之。稍有一些讽刺的是，给丹麦政府的借款如此重大的决策究竟是否梅耶·阿姆斯洛生前的决定仍然不得而知。给企业打下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之后，梅耶·阿姆斯洛在他的晚年放手让他的儿子们管理企业，而自己则悠游自在地投身于自己更感兴趣的事业中去。他的慈善事业规模巨大，很多人对他尊敬有加。法兰克福成为新的大公国首都之时，梅耶·阿姆斯洛被大公指定为瓦尔克勒吉姆（Wahlcollegium）的成员，他的权势也随之到达了巅峰。大公赐予了法兰克福王国的犹太人很大的政治和自治权利，至今这些权利仍然被保留着。随着梅耶·阿姆斯洛1812年的去世，企业发展的第一阶段也随之结束，这一阶段企业的成就和随后的耀眼光芒相比也许微不足道，但是与其他的银行企业相比，仍然算得上了不起的杰作。
企业历史的第二阶段从1812年开始，结束于1826年。在老梅耶·罗斯柴尔德死时，他五个儿子中的四位已经在欧洲的四个城市，巴黎，维也纳、那不勒斯和伦敦各自经营自己的事业。较早时候建立的伦敦分部是由内森·梅耶·罗斯柴尔德（Nathan Mayer Rothschild）一手创立，他看到了法兰克福已经不足以让他和他的兄弟们大展拳脚，因此毅然来到伦敦自立门户。在接下来的篇章中，我们就要详细介绍内森·罗斯柴尔德经营的历程，在这些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无与伦比的经济才能，依靠这种才能，他在他出生的国家取得了后人难以企及的巨大成就。他还说服英国政府信任自己的父亲，委托老梅耶·罗斯柴尔德支付对盟国的经济援助，这笔生意使老梅耶·罗斯柴尔德的法兰克福银行获益匪浅。从一个事实中可以推断出这笔生意是多么富有油水，这笔经济援助一年至少能达到一千一百万英镑之多，这代表着一笔多么可观的佣金已经进了老梅耶·罗斯柴尔德的保险箱。老梅耶·罗斯柴尔德辞世之时，制定了一条至今仍然被遵守的规矩，家族中最年长的成员，必须作为家族的领袖。折服于内森·罗斯柴尔德卓越的领导才能的兄弟们，一致认为他才是最合适的掌舵者。结果已经证明，他们的行动非常明智，从1812年起，家族的事业逐渐遍布全球各个角落。企业的运作系统庞大而精密，同时快速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些成就让人简直难以置信，唯一的解释也许是欧洲国家在这段时期内激烈的兴衰变迁给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千载难逢的机会。从1812年开始，罗斯柴尔德企业脱离了旧有的轨道，开辟了一条罗斯柴尔德家族独有的商业路线。拥有如此庞大的财富和资源的家族已经不再把注意力局限于旧的银行业上了。做政府的生意，比如发行国债，发放政府财政款项，更加轻松有效率，当然也更加有利可图，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1812年到1830年这段时期，罗斯柴尔德的企业越来越多地参与一系列巨额的交易，这些交易使得它到达了一个以往企业不敢想象的控制权力的位置。罗斯柴尔德企业控制了金融市场，他们可以轻易提供或者拒付任何国家必需的财政款，因此罗斯柴尔德家族拥有了几乎一言九鼎的影响力，没有这个家族的资助，任何战争都不敢被贸然发起。
这种新的经营方式的启用，开辟了一个新的产业领域（如果我们只能用如此简略的表述称呼它），这个产业使得赚钱和赔钱都变得简单，因此有着独特的吸引力。每年和政府的生意都可以给企业增添大笔的财富，并且提升企业的地位，这个诱惑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很多商人都迫不及待地想插手其中。投资者都明白，和政府做生意几乎是稳赚不赔，因为有整个国家的信誉和支付能力作保证，这两样是政府最重视的东西，他们会不惜代价保证国家的信誉和支付能力不受破坏，当然这样也就保证了投资者钱袋的安全。没有比与政府做生意更加安全的生财之道，如果你投资私人企业，掌握多少财富和地产，你的资产都会受到诈骗，火灾或者其他意外的威胁。而且，对政府投资总是能稳定获利，其他方式总是会受一些偶然不稳定的因素影响，对政府投资的另外一大优点就是，任何人如果愿意，都可以购买政府的公债，而且只要有足够的金钱，想买多少买多少。对政府的投资金额不会被限定在一个固定的范围内，假如你用你的资本作抵押，大体投入的资本应该与抵押物的金额相符，但是对政府投资，你可以把自己的最后一个先令投入进去。大部分政府公债在欧洲顶级的金融市场上是可以转让的，而且这些公债一方面轻便易携带，另一方面又具有很高的价值，所以非常抢手。对这些公债的需求与日俱增，使得关于政府公债的交易也逐渐变得重要起来。除此之外，与公债的本来价值相比，对政府公债的投机行为更使它身价百倍。只要一点精明的头脑，加上足够的经济支持和对买入抛出时机的把握，政府公债可以让投机者们获取骇人听闻的巨大财富。这样“天上掉馅饼”的商机让很多商人垂涎欲滴，很多投机行为很快涌现出来。在这段时期内，政府的基金，公债还有各种形式的参股仍然无法满足公众投资的贪婪胃口。投机行为年复一年地增长和扩大，逐渐形成了一个冒险的机制。没有人会反对公债交易应该步入正轨，但是大部分的公债交易是建立在投机行为上的，因此那些想使交易正规化的努力毫无疑问会白费。当人们毫不费力就能通过公债交易赚取巨大的财富时，他们纷纷从他们父辈辛辛苦苦积攒财富的道路上脱离开来，投身于遍地黄金唾手可得的公债市场。国家的商业活动必然受这些无穷的投机行为的影响，因为这些投机行为将巨大的资金投入了交易市场，使得公债的价格一直不能稳定。更坏的情况是，投机行为非但没有被禁止，反而在鼓励之下愈演愈烈。当时披露了一则内幕，伦敦几所银行的经理们对于疯狂的投机者们一掷数十万镑进行公债投机行为束手无策。公债市场的操作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因为购买或者抛售公债都不能即刻完成，而需要几天时间递送，交易才算完成。一个人也许现在以一个价格卖出了一些公债，一个月后这笔交易才能完成，而他又预测到一个月之后可以用更低的价格买到同样多的公债，这样的生意简直一本万利而且没有风险。如果他是买家，那么可以用相反的原则指导他的投机行动。为了说明这样的投机到达了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可以假设一下这种情况，在农作物市场上，种子刚刚播下之时，收成已经被卖出。拥有了如此便利的条件，投机者们岂能放过发财的机会，他们如饥似渴地从中攫取财富。如果他们的计算百密一疏，或者无常的命运女神不再向他们微笑，结果对他们通常是毁灭性的。不过投机者们从来不会束手待毙。他们困兽犹斗的方式有两种，或是加大投入，希冀用这种方式控制住市场，或者制造假消息和传闻，对价格产生一些对他们有利的导向。流言蜚语，虚假消息，任何花招都可能出现在交易市场上，在这些投机行为中，公众眼中的道德败坏已经变成了深谋远虑的高超策略。尽管已经物是人非，仅存的一些评论的只言片语，仍然可以使读者们了解投机行为的确能够让人一夜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