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曾经像德国一样建立了一系列独立的政府国，但是却不像德国那样被一个统一的“邦”或是同盟连接起来，以保护和支持他们的共同利益。共同的语言是他们唯一的纽带，把各个不同的意大利政府组织起来。然而他们之间却有着长期积累下来的仇恨和相互猜忌，彼此分离，这是横在这个国家前进和繁荣的最大障碍。正是由于长期不间断的时代仇恨和敌对状态，阻碍了这个本可以领导欧洲事务的联邦意大利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在那不勒斯的首要阵地建立罗斯柴尔德家族企业的一个支行，乍看上去似乎有些草率和欠考虑，尤其是这个国家的政治环境如此不稳定，但是只要稍想片刻便可得知这一步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和精明测算的。对这片土地的安宁造成巨大破坏的仇恨和猜忌却给他们的银行带来了许多有利可图的业务资源。这个国家总是需要资金去支助他们的战争，而且由于过去几次战争的失利，他们原来的赞助人已濒临破产的边缘，这就迫使他们寻找新的靠山来满足他们的需求。更何况，大多数联邦国的财政管理系统都已经彻底腐朽瘫痪了，贷款就成了他们唯一填补目前开销的出路了。虽然那不勒斯分行的交易量比起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巴黎和法兰克福的要小多了，但是从所占比例来讲，这里的利润更加丰厚。虽然那不勒斯客户的数目要有限得多，但是他们却长期、频繁来申请贷款。除此之外，由于这个国家良好的地理位置，三面环海，使得他们能够获得来源广泛的商务订单，这些都为银行家提供了极具价值的资源，再加上罗斯柴尔德与欧洲证券交易所和政府的特殊关系，他们是无可非议的统治者。
就在这一百年里，意大利的政治环境有了巨大的变化。原先的情况是，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为数众多的政府和诸侯国都由于长期以往的敌对状态和家族对立的世仇而相互分离他们从没想过要联手组建一个统一、强大的民族，从每一位王储的出生之日起，他们就被灌输自己的第一要务和目标就是为他们家族过去所受的侮辱报仇，打败他们的祖辈的敌人。要让他们跟自己的敌人握手言和、为国家的利益着想、像兄弟姐妹一样和睦友好地生活在一起对他们来说是无耻至极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苦涩的记忆逐渐远去，联邦国共同遭受的苦难逐渐将他们聚拢在了一起，一年又一年，意大利人开始意识到他们同属于一个祖国，不知不觉地，他们被一种引人向上的鼓舞所激励，一种无形的联合纽带将他们连接到了一起。最终，人们热切渴望看到这个国家从废墟中崛起，就像一个苏醒的巨人那样开辟出一条光辉和荣耀的道路，有着这么多热血沸腾的民众，他们共同努力，最后获得成功，建立一个“联邦意大利”（United Italy）。而马西尼&卡里巴蒂（Mazzini & Garibaldi）的故事和“青年意大利”（Young Italy）协会却不属于这一篇章，总之，他们“闻名”于光说不练。
统治意大利的社会环境给学者一个很好的前景，这是他在其他地方所找不到的。贵族和贫民之间的等级分界线划得并不分明，远不及其他国家。众人皆知的是，意大利历史上许多贵族家族都是从拥有巨额财富的活跃能干的商人演变过来的；而且不容否认的是，这里的贫民受到很高的尊敬，他们享有贵族般的重要地位，这点足以证明以上观点；并且这在意大利很普遍，如果一个贵族通过经商获得财富和成功，这不仅不是一种耻辱，反而是一种荣耀。在意大利，贵族和贫民之间并没有像其他国家一样，被骄傲自大、专横无礼的特权所分离。也许这也就是为什么意大利为我们提供了这么多才华横溢的作家和诗人，他们没有因为可笑的狂傲而阻止汲取知识的权利，而是表现出让人钦佩的热忱与自己的对立阶级共处，无论处于什么阶层，无论是科学还是艺术。
而罗马宗教国（Papal State）的财政却是这个国家历史上最黑暗、最黯淡无光的篇章之一。让我们就从第一次法国大革命之前的那段时间开始说起。1790年，法国军队的一小支派遣军行进至罗马。无论愿意与否，罗马人都被迫卷入革命；共和政体在会所中宣布实行，并且法国的宪法也引了进来。法国总司令被给予独裁者般的权力。他为罗马最富有的人发行大额支票，那些代表法国将军的就能获得，之后又以死刑威胁迫使他们还钱。在罗马教皇六世（Pius VI）骄奢淫逸的统治下，罗马的财政陷入了最为可悲的混乱境地，纸币的面值出奇的低。法国政府与银行家多罗尼亚（Torlonia）签订合约，让他收购上百万的贬值纸币，之后再冒风险重新发行。纸币的报价有时只有面值的十分之一，更多的情况下是五分之一，但是公众却需要以高出两倍价格的银币去购买，因此多罗尼亚不仅能顺利履行他的合约，更能从这笔交易中赚到不菲的利润。罗马的财政体制是基于1801年3月19日颁布的法案实行的，而从法国借鉴过来的规章完全没有效果，可以确定的是现在财政管理部门的情况已经糟糕透顶了。税收的成本很高，但是侵吞公款和盛行的公款诈骗却十分猖獗。国库储备本应是十分富裕的，然而现在却空空如也；国家希望通过低利率来赚钱，但是即使用高利贷，还是很难填充国库。没有做过任何预算，也没有核查过一份账单没有人担心自己的资产负债表。
到了赛特斯五世（Sextus V）的时候，罗马教会的收入远不及全世界虔诚的基督徒捐献给罗马神院的钱。随着总收入的明显减少，除了直接税外，所有的税收都增加了；盐开始涨价，彩票也开始发行了。人们开始申请贷款，而贷款的利率也由原来的6%降到了现在的3%，而原来教皇六世的野蛮政府挥霍无度地发行的那些纸币，现在又再次进入流通市场。当教皇七世（Pius VII）继承罗马教皇宝座的时候，人民已被榨干了最后一滴血液，纸币已经变得分文不值，而国家信用也已经丧失殆尽，看来即将到来的毁灭和破产是不可避免的了。当一切都陷入绝境的时候，1801年3月19日，红衣主教兰特（Cardinal Lante）颁布了一项财政法案。法案规定土地税按照1777年登记的进行缴纳，而所有其他税种一一废除。同时开始征收房产税，作为所有贷款资产的一部分；外国人和旅游者同样也受到了新规定的影响，他们也有了法定的连带义务。除此之外，法案还规定征收盐和麦芽的税，同时将所有贷款利率降到3%，并且变卖所有公共土地。
在1809年废除罗马政府之后，引入了做过修改的法国税收体制，在亚平宁山脉（Apennines）的这一边，意大利体制依然在一些边缘省市强制执行；比如说，餐饮税在多特斯·列尼斯（droits reunis）依然保留，土地税上涨，并且使用登记制度。当罗马教皇政府在1814年重新获得土地所有权的时候，原先的税收体制又再次恢复。1816年7月6日，莫图·普罗普里奥（motu proprio）减少了近40万斯丘迪（scudi）的土地税，并且经过一系列的修改之后，原先的老体制已完全恢复了。总收入预计达到了九百万斯丘迪，但实际上有可能多半不超过七百万。
原先在第一次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差不多250万的罗马弗洛林币的教堂税金都是由虔诚的天主教徒捐给罗马教皇金库的。这一庞大数值中，西班牙捐助了64万弗洛林币，德国和尼德兰占488800；法国，357000；葡萄牙，260000；波兰，180700；两个西西里岛国，136170；其他意大利联邦国，170000；瑞典，87000；同时其他北欧国家也是87000。这些来自教堂主教的援助捐款之后却迅速下滑，结果导致了意大利财政状况越来越糟糕。自从意大利王国维克多·伊马纽尔（Victor Emmanuel）把教皇政府合并了之后，由于现在其他国家的税收都是由原来教皇的物质管辖权，他们就终止了原来相互独立的财政体制。
1854年帕马公国（Duchy of Parma）的开支估计达到250万里拉（lire），债务达到了1400万里拉。在1827年由于公爵夫人在仲裁罗斯柴尔德和米拉鲍德（Mirabaud）银行之间事务时，又签订了一项1200万里拉的贷款，债务总数因而又增加了。除了在1849年发行的这270万义务贷款之外，帕马又在1854年负上了利率为5%的贷款，这次是自愿的，总额达到了2470000里拉，也就是分别背负着500和1000里拉的利息。后一项贷款受到政府财产和统治家族私人财产的保护。
托斯卡那区的公爵大公（Grand Duchy of Tuscany）和卢卡公爵（Lucca）的开销估计达到了500万弗洛林币，以及同样数目的税务，和两百万弗洛林币的银行券和纸币流通量。他们的共同债务最起先是一笔价值3000万托斯卡那弗洛林币的贷款，以面值为1000里拉的债券发行，利率为5%。还有另一笔价值1200万里拉的贷款，以同样面值的债券发行，利率也是5%，这笔贷款是1851年在列格霍恩（leghorn）与M·A·巴斯托基（M.A.Bastogi）和他儿子的银行签订的。这个贷款协议以国有铁矿和铸造厂为担保。一笔价值较小的300万贷款是在1852年底签订的，以面值2000里拉债券发行，由于它多半是分担了部分的义务债务，仅是在有紧急需要的时候才发行，因此一般不被看作是国家债务的一部分。我们应该不动神色地通过这项贷款而不需要罗斯柴尔德银行的加入，因为他们在1836年和1843年的时候都参与了给卢卡公爵（Duchy of Lucca）的贷款，而在托斯卡那公爵与其合并之后，公共债务都加到了托斯卡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