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张良之“功”并未成。倘若真的把这种“功”当作是为韩国复仇的话，那么，在秦帝国灭亡时，他就应该走。可他并没有走。倘若这种“功”是为了辅佐高祖皇帝创建一个帝国的话，那么，在楚汉战争的后期，韩信与刘邦的合力已经不需要任何力量就可以把项羽击溃的时候，他还是没有走。倘若这种“功”是功劳的话，那么，他完全可以接受高祖皇帝的齐地三万户的封赏，然后去求成仙之道。在这里，我们必须要疑心，张良的功成身退中的“功”到底是哪一种？
他凭什么就说，自己已经功成身退？这个问题自然也要问问那些被复制的张良，你们的功到底是什么功？
这或许就是张良永远也不能与萧何相提并论的原因，萧何选择了为帝国添砖加瓦，为帝国不惜最后一口气。而张良却选择了抛弃帝国，他的足智多谋对于大汉帝国已经毫无用处。他只不过是一些千方百计想在帝国政治场中保住肉身的人的祖宗，试想，总想保住肉身的人，对一个帝国而言又有什么益处？
四
作为帝国初年的三杰，韩信的下场是最为悲惨的。然而，韩信完全可以改变这种命运。在被刘邦封为大将后，韩信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楚汉战争的天平开始向刘邦这边倾斜。在帝国创建的前一年，公元前203年，韩信消灭了项羽的二十万军队，然后又取得齐地，成为当时除了刘邦与项羽外最大的一个势力。而也正是这个时候，将来所注定的命运的砝码开始添加。第一件事就是他希望刘邦能封他为假齐王，此时，刘邦正被项羽围困在荥阳，日夜盼望他前来增援，如今却被韩信趁火打劫，他自然大怒，但却在张良的提醒下封了韩信为真齐王。自然，韩信和刘邦都知道，这个齐王的产生是夹杂了很多火花与愤恨的。
然而，韩信在得到真齐王的封号后，立即就把自己逼迫刘邦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韩信似乎就是这样一种人，别人对他的恩情他永远记得，别人对他的仇恨却转瞬即忘。这使他容易产生错觉，他也认为他对别人产生的仇恨也会使别人转眼即忘。但刘邦绝非真正大度之人。
韩信的命运在这个时候很容易就能改变，但他最终却不做任何改变。项羽得知自己的大将龙且被韩信杀掉后，从来没有过的恐惧袭上心头。这个一生都不主张用计的霸王第一次派人去计激韩信。被派去的人叫武涉，目的是策反韩信。武涉的看法是，倘若韩信现在宣布独立，那么，天下就会三分。韩信也可作个三分天下有其一的主人。韩信当场就给予了回绝。
武涉走后不久，一位在野人士叫蒯通的来到韩信处，他的想法跟武涉惊人的相似，劝韩信脱离刘邦，自立为王。用他的说法，韩信现在的力量已经足够与刘邦和项羽任何一支力量相抗衡。依汉则楚亡，归楚则汉危，中立则三分天下。
起初，韩信并没有给予清楚的回答，他一再拖延。对刘邦频频地要求其出兵围击项羽的命令置若罔闻，韩信这个时候可能是在考虑蒯通的话。如果说，武涉的劝说还带有个人利益的话，那么，作为民间来的蒯通无门无派，其建议自然是为他而着想的。但最终，他给出的回答却是：“我当初在项王帐下时，不过是一个侍卫，言不听，画不用，故背楚而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于此。夫人深亲信我，我背之不祥，虽死不易。”
背叛自然是可耻的，尤其是恩将仇报。韩信能说出这样一段话来，其发自肺腑自然无可置疑。他的命运没有转弯，也正是缘于他的这种性格。
韩信似乎是我们这个民族知恩图报的楷模。自然，这跟他未发迹前的经历有着很大关系。我们这个帝国的功臣群体可以以“布衣将相”来概括。出身低贱是他们的标志。在这个群体中，韩信的出身低贱要更为明显些。《通鉴》这样记载说：“初，淮阴人韩信，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常从人寄食，人多厌之。”显然，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身无长计而能长大成人全靠混吃混喝，被人厌恶是很自然的事情。“从人寄食”的生活表面上看是没有自尊的表现，事实上，韩信的自尊心相当强。他当初经常去南昌亭长的家中混饭吃，某日，亭长的老婆没有给他筷子，韩信的自尊心受到了刺激，一怒之下就离开了亭长的家，从此再也没有来过。后来，他在河边钓鱼，遇到了一位洗絮的老大娘。这位老大娘很可怜他，就把饭分给他吃。韩信当时很感激，许愿说我以后一定报答你。后来韩信被降为楚王，在回到家乡后，他亲自去见了那位老大娘，以重金给予回报。
他在命运该转折的时候没有选择背离刘邦，自然也是知恩图报的表现。在他看来，刘邦给予了自己太大的恩，自己不能做对不起刘邦的事情。
然而，刘邦对他做了什么呢？
帝国建立的前夜，前202年，齐王韩信率三十万大军在垓下（今安徽灵璧东南）将项羽的九万兵马团团包围，经过一番大战后，项羽仅带了二十八人冲出重围，逃至乌江，又被韩信的部队追上，项羽挥剑自刎，四年的楚汉战争以刘邦的胜利而宣告终结。
韩信还没有来得及为这个帝国欢呼，刘邦就趁着在与不肯投降的项羽的联盟国鲁国对峙期间，只带了几个随从突然冲进了韩信的军营，把韩信的官印和兵符全部收缴。韩信成了有名无实的将军。在这段时期，韩信没有时间与刘邦沟通，而刘邦似乎也不想与他沟通，帝国建立后，论功行赏。韩信由齐王改封为楚王，高祖皇帝给出的理由是，那里是你的家乡，你对当地情况比较熟悉，容易控制。此时的韩信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因为他已经无兵，他只能按照高祖设定的轨道向前一路奔跑。事实上，韩信回到楚地后还是很开心的，在楚王任上的四个月时间里，他没有一丝抱怨，但是，没有抱怨不等于没有危机。
身在离楚地遥远的长安城中的高祖皇帝突然在某一天接到了一封告密信，说韩信想要造反。长乐宫中，功臣们似乎对韩信也并无好感，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来了兴趣，纷纷要求出兵去捉拿韩信。帝国的谋士陈平却认为，整个帝国中没有一位将军可与韩信相提并论，所以，对韩信采取军事行动无异于自取羞辱，只能以诡诈的手段来对韩信进行捉拿：“古时天子常到各地巡游打猎，借此机会与各地的诸侯交流。南方有云梦泽（湖南益阳以南、湖北江陵以北之地），您可以说到云梦巡游，会见那一带的诸侯，韩信作为楚王，听说陛下到了云梦，按照礼仪，必来见陛下，陛下乘其不备，只需要一个壮士就能生擒他。”
韩信的这次被人告发谋反在历史上始终是个谜。否认韩信造反的人自然能拿出确凿的证据来，韩信在当初可以成三分天下之局时不造反，而却在楚王位上无兵无卒的情况下造反显然说不过去。认定韩信造反的人则持如下观点，韩信在齐王位上时是真心诚意为刘邦效力的，因为那时刘邦待他不薄。但在帝国创建后，刘邦剥夺了他的兵权又封他为不起眼的楚王，使他心怀怨恨，所以，他绝对有造反的理由。但是，这种论断是错误的。韩信并非是在仇怨上斤斤计较之徒。当初，那位让他钻了胯下的无赖在韩信回到家乡后，恐惧万分。可韩信居然给了一个小官来做，这足以说明，韩信并非是睚眦必报的。用他自己的话而言，高祖皇帝的确待他不薄，也只有高祖皇帝才让他发挥了那出色的军事才能，才让他尝尽了人间最具威严的大将风采。
所以是否有人告发韩信，这并不是重要的问题。在高祖皇帝眼中，天下是靠武力得来的。萧何与张良都不具备这样的素质，只有韩信可以。韩信的军事才能在高祖眼中无疑于天外神话，只要他真的想要造反，帝国功臣中没有一位将军能与其相提并论。这一次的告发，很可能就是高祖皇帝充当了告密者与接收者。
韩信在得到高祖皇帝要来云梦的消息后，神经立即紧绷起来。倘若有心灵感应一说，他很可能感觉到了高祖皇帝此次来的真实目的。但他却想不出问题到底出在哪里。的确，他私自收留了曾经追随项羽的大将钟离昧。但二人是同乡，况且，这个时候的钟离昧早已经把一切事情都看淡，想在韩信这里安享晚年。韩信知道这一点，而他却认为高祖皇帝不知道这一点。他找到钟离昧，把高祖皇帝要来楚地的事情说给钟离昧听，并且希望钟离昧能跟他一同去见高祖皇帝，以消除误会。
钟离昧当时苦笑，但却出于朋友情谊，很关心地提醒韩信：“你若真将我逮捕交给刘邦，以此向刘邦献媚，那么，我今天死，你将择日而亡。”
韩信顾不了那么多，在军事上的远见卓识却无法运用到政治上来，他当前最想解决的问题就是消除高祖皇帝的疑虑。在他再三威逼下，朋友钟离昧选择了自杀。自杀前，钟离昧留给韩信一句话：“你真不是一个仁厚之人！”
钟离昧所不知道的是，把军事才能发挥到出神入化境界的韩信是一个政治上的偏瘫，一个不懂政治基本规律的人是不可能理清个人友谊的，他让钟离昧自杀，并非是他的不厚道，而是他的短视，他“以一人之死挽救自己前途”的想法只能是痴人说梦。
果然，高祖皇帝在见到韩信后，立即将其捉拿，押到了洛阳。韩信当时很不服气，他认为自己已经杀掉了钟离昧，而且忠诚之心有目共睹，尤为重要的是他为帝国立下了赫赫战功，绝对不能受到如此待遇。高祖皇帝最终还是认为韩信的确劳苦功高，而且自己也很理亏，于是释放了韩信，贬他为淮阴侯。
但是，二人的不能相容已成事实。在外人眼中，高祖皇帝始终是怀疑韩信的，深知个中内情的人还知道当初韩信逼高祖皇帝封自己为齐王的事。高祖皇帝刘邦即使心胸再开阔，恐怕也不可能开阔到曾经被臣子逼迫而无动于衷的地步。所以，韩信的厄运很快就来了。这一一次的谋反的确有告密者，告密者是韩信的一位门客的弟弟。这位门客因犯错而被韩信关押起来，并没有被释放的迹象。门客的弟弟思来想去，就想到了诬告。他立即向朝廷告密，说韩信要与阳夏侯陈豨谋反。
陈豨是帝国的开国功臣之一，帝国初期，被任命为巨鹿守。前197年，陈豨任代国的丞相。帝国规定，诸侯王的丞相都由中央政府派遣。不久，他自称代王，联合韩王信之兵反叛，高祖皇帝亲率大军北上征讨，吕后及丞相萧何守卫国都长安。
告密信就是在这个时候传进长安的。长安方面立即有了动作。吕后慌忙召来萧何，商讨对策。萧何出主意说，由我去见韩信，诈说叛军已经被皇上平定，陈豨已死，诸侯与群臣皆入朝祝贺，也请他韩信入朝致贺。
就这样，萧何见到了韩信，把来意一说，韩信还真就跟着萧何到了长乐宫中。结果就是，吕后立即处死了韩信。
结果可想而知，韩信进宫见不到皇帝，只见到了一大批武士，把他捆绑起来。吕后连问都不问，就将他杀掉了。韩信是否真的要跟陈豨谋反，据司马迁的记载：“陈豨拜为巨鹿守，辞于淮阴侯，淮阴侯挈其手，辟左右与之步于庭，仰天叹曰：‘子可与言乎？欲与子有言也。’曰：‘唯将军令之。’淮阴侯曰：‘公所居，天下精兵处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叛，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将。吾为公从中起，天下可图也。’陈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谨奉教！’汉十年，陈豨果反。上自将而往，信病不从，阴使人至豨所，曰：‘第举兵，吾从此助公。"信乃谋与家臣夜诈诏赦诸官奴，欲发以袭吕后、太子。部署已定。其舍人得罪于信，信囚，欲杀之。舍人弟上变，告信欲反状于吕后。”
但是，这件事看起来相当可疑。韩信说自己可以在帝国腹地与陈豨里应外合，作为淮阴侯，他无权无兵，如何能里应外合？况且，当时陈豨是高祖皇帝最信任的臣子，为巨鹿守时根本就没有造反的迹象，韩信难道吃了豹子胆，敢与陈豨计划谋反？最关键的一点，当萧何说皇帝已经成功击败陈豨后，韩信没有一点反应，而是乖乖地就跟萧何到了长乐宫。韩信的谨慎在其要求他的好朋友钟离昧自杀时已经表现得很彻底，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这样疏忽大意？所以韩信之死，纯粹是大汉帝国的一个阴影，也是帝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在得知韩信被杀后，高祖皇帝又喜又悲。这一喜一悲的两种心理足以说明这是一场重大的阴谋。
在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韩信倘若在楚王位上真的造反，他会不会成功？
我们可以重提旧事，高祖皇帝当年只带几个随从而进入他的军营，收走了他的兵权。这说明，韩信的军队之纪律很值得商榷。再把目光向后推四十年，周亚夫之治军连皇帝都不能轻易进入军门。二者一比，从治军角度来看，已经高下立判。韩信只具备军事指挥才能，却不具备治军才能。有证据表明，韩信军队的纪律相当松弛，他对军队的人数以及下级官员的名字都不记得，行军作战全凭他那天外飞来的军事智慧。倘若韩信真的造反，仅在维系军队上，他就无法办到。他不是一个好的管理者，他与其他造反的诸侯王最大的差别就在此。他无法运用自己的智慧而得到全军上下思想的统一。之所以在当初他被称为战神，全是因为在他的上面还有高祖皇帝，高祖皇帝是整个军队的精神领袖与核心。确切地说，韩信只能作为将军，却不能作为领导者。
我们这个帝国最伟大的将军韩信至少给两类人做了祖宗，一类是战功卓著的开国将军，他们大都与韩信一个下场。另一类则是忍辱负重的人。忍辱负重并非是坏事，但过度的忍辱却很可能使一个人甚至是一个帝国永远地陷入无边的黑暗中。在一切都以成败论英雄的基调中，韩信显然成为忍辱负重的代表。然而我们是否考虑过，倘若韩信受了胯下之辱后没有成为帝国的将军，那他的这次受辱是不是就成了懦夫的代名词？再把目光推向前几百年，越王勾践忍辱负重十年，如果不是后来因为吴王的昏庸而使他报了丧国之仇，那么，他吃了吴王的屎这一事件还是否值得我们学习？
韩信是否可以不死？宋朝的司马光就认为：“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后世血食矣。”司马光是希望韩信能学张良功成身退，但韩信无法退。他受到的贫穷使他一朝得志就不可能退下来。但事实上，他是最应该退下来的人。帝国建立后，拥有军事才能的他如果没有战争，他无疑就等于花瓶。事实上，他一直在退，只不过是被逼着倒退，而不是转身挥一挥衣袖如张良一样潇洒的远走。
韩信为什么会死，司马迁认为，他不应该在刘邦最危机的时刻趁火打劫，这是市井无赖才玩的把戏。这恐怕还是一管之见。韩信所以死，是因为他搞不明白，政治的一个潜规则是，当你被皇帝认为是威胁的时候，你给的往往是皇帝不想要的；你不想给的却往往是皇帝最想要的。前者如安分与忠诚，后者如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