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刘据这个时候已经知道皇帝派出的镇压大军即将到来，他最先做的一件事是安抚百官，他说，皇帝在甘泉宫，而江充造反，我现在已经将其处理掉，大家尽管放心。第二件事就是调集军队，先是把长安城中的囚犯都放了出来临时组成军队。然后又持符节调动驻扎在长安城附近的少数民族的胡人组成的骑兵团。但是由于武帝的使者先到了这个骑兵团，太子这一举措没有成功。紧接着，太子又去调集北军。北军的最高指挥官立即拒绝了他。
太子没有办法，只好用最后一招，就是把长安城中的百姓组织起来。这些百姓平时对江充恨之入骨，遇到这样的机会自然会欣喜加入。就是这样一支军队开始与丞相刘屈氂的正规军作战，结果可想而知，三日后，太子一方战败，太子逃出了长安城。
武帝没有捉到太子，就把怒气洒在了跟太子有关的所有人身上。先是将卫皇后贬为平民，卫子夫上吊自杀。太子的东宫属官随同太子起兵的，一律诛族，当时私放太子出城的官员全部腰斩。紧接着就是执行秋后算帐，他派出大批官员认定太子同党，一旦有人证实，绝不审问，立即杀掉。整个长安城中进入了血腥时代。
这个血腥时代需要有人站出来终结他，而这个终结的人不是政府高官，仅仅是并州壶关（今山西屯留东）掌教化的乡官“三老”，他的名字叫令狐茂。他给武帝上了一道奏折：“臣闻父者如天，母者犹地，而儿子好比是天地之间的万物。所以天平地安，万物才茂盛。父慈母爱，儿子才会孝顺。而今皇太子为汉家社稷的正式继承人，将承受万世的基业，担负祖宗们的重托，而且他又是皇上的嫡长子。江充，只不过是一介布衣，穷乡僻壤出来的无赖，陛下使他显贵，给他高官大权，而他竟迫害太子，栽赃陷害。而且这些邪佞之人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太子进则不能见到皇上，退则被那些乱臣贼子所围攻，他蒙受了冤屈却无法奏告，所以郁积愤怒之情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这才杀了江充。他心怀恐惧，所以子盗父兵，用以救难自保罢了。臣窃以为太子并无谋反之心。《诗经》上有一首《小雅*青蝇》是这样写的：绿头苍蝇真正讨厌，把它赶出篱笆外面。和善明理的正派人，决不听信挑拨离间。从前江充陷害赵国太子刘丹，天下人有目共睹。现在江充又谗言挑拨皇上和太子的关系，激怒皇上。皇上偶尔疏忽，过度责备太子刘据以致派大兵围攻，由三公亲自指挥作战。智者不敢言，辩者不敢说，臣感到无限痛惜。愿陛下放宽心怀，慰平怒气。对亲人不要过于苛求，不必担心太子的错误，应迅速解除这么多守兵，别让太子在外面长时间的流亡，以致再误入奸人的诡计。臣一片忠心，谨在建章宫阙外待罪，昧死上闻。”
武帝看完信后，虽然知道这其中的道理，但“追捕太子，无论死活，捕获者封侯”的命令依旧不改。
几个月后，逃跑的太子被地方官围捕，太子自杀而死。尸体运回长安城，武帝突然感觉到了苍凉。他在大哭特哭后，就令人调查东宫中挖出木头人的事情。各方面的调查结果呈送给他后，他发现这是一场冤案。接着又是调查，他再次发现，太子实在是被江充逼得没有办法，才采用军事行动的。
和他迷信神仙一样，他开始了忏悔过程，他在太子刘据殉难处建立了一座思子宫，又在其中建有归来望思台。年迈的他经常到泉鸠里思子宫里住上几天，以告慰太子在天之灵。
武帝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跟我们这个帝国的习惯如出一辙。他给人的感觉是在做一件事之前不加思考，而鲁莽的甚至是不计后果地去进行。而当恶果出来后，他又以最委屈最真诚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做最赤裸裸的忏悔。佛家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武帝就是佛家这句话最好的印证。帝国所有的人在他做忏悔的时候，都原谅了是他举起的屠刀，都忘记了他是杀人凶手。
做错事一定会受到惩罚这一箴言在我们这个帝国里是不存在的，作为帝国的最高领导人，他可以毫无愧疚以及毫无责任地将帝国折腾到筋疲力尽，然后反过头来，简单地把自己的所为进行一番我们至今都看不出来到底有多少诚意的忏悔。无论是对还是错，忏悔显然已经成为武帝的一个统治方法。与匈奴的开战原本是人间最正义的事业，他也要做一次忏悔；大搞神仙工程而劳民伤财在当时的条件下实在也看不出什么错来，他仍旧要做一次忏悔；巫蛊之祸全拜他所赐，他的忏悔已经与事无补，然而，他还是做了忏悔。
这种忏悔是我们这个帝国60多年来始终保持的一个基调，无休止的忍让与道歉和蚊声一样的对匈奴的抗议，而到武帝这一代做了一个最好的总结。在武帝之前，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在武帝时代，是用自己的错误来惩罚自己。武帝不需要对他做的事做任何道歉，因为他已经铸造了帝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功绩，复仇成功。即使这个帝国会因为他的种种失误而陷入无底深渊，使帝国不得轮回，他仍旧是这个帝国最伟大的领导者。
武帝似乎也真的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他对太子之死悔恨不久后，又再兴大狱。这次大狱可看作是太子刘据巫蛊案的余波。太子刘据当初曾有一子刘进，称史皇孙。刘进后来娶了涿郡的美女王翁须，生下一子，名叫刘病已，又称“皇曾孙”。刘病已生下才几个月，巫蛊案就爆发了。太子刘据和他的三个儿子、一个女儿，以及所有的姬妾都被诛杀。只剩下才几个月的他被收押到大鸿胪所辖下的郡邸狱中。时任廷尉监的丙吉，奉诏主办巫蛊案件。丙吉不知出于什么想法，在得到诛杀刘据家人命令时，并没有杀掉刘病已，而是将其留在狱中，并让性情谨慎、为人忠厚的女犯人渭城人胡组、淮阳人郭征卿给这个“皇曾孙”做奶妈。不久后，就有人对武帝说，“长安狱中有天子气。”
武帝大为惊恐，遂下令：长安城所有监狱里的囚犯，无论定案与否，无论罪行轻重，一律诛杀。屠杀行动再一次开始，当进行到郡邸狱时，正是晚上。内谒者令郭穰在狱门外宣读完圣旨，准备执行命令。丙吉不给开门，郭穰大怒，举着圣旨说，这是皇上的意思。丙吉说：“任何一个没有死罪的人，都不应该处死，何况此狱中还有皇上的亲曾孙呢？”
双方开始处于僵局，郭穰想要攻门，但他发现这样冲动并不能得到好处，直到天亮，才撤回手下进宫奏报汉武帝。他把丙吉的话一字不漏的说给了武帝听。武帝听完后，蓦然惊觉，他叹了口气对郭穰说：“这是天意。我要大赦天下。”
武帝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诛自己三族的人，但恐怕正如他所说，天意如此。太子刘据还是留下了自己的一个孙子，帝国命运之脉仍旧掌握在这位太子手中。
武帝亲手把自己推进了无间地狱，不得轮回，巫蛊之案彻底结束的两年后，这位皇帝龙御上宾，帝国的霸气与血腥随着他的消失而灰飞烟灭了。
三
帝国的独裁政治制度始于武帝。
在我们这个帝国的初期，直接掌握权力的是皇帝和丞相。丞相辅佐皇帝，总管政务，参与帝国重要政策的制订。作为文武百官中权力最大的丞相位极尊隆。不仅百官恭敬从命，即使是皇帝也要对其优礼相待。丞相在某些时候虽然不能向皇帝直接挑战，但可以通过惩罚皇帝最亲信的人由此来警告皇帝他的存在。我们这个帝国最大的皇帝宠臣邓通曾对丞相申屠嘉不恭敬，申丞相即以不敬丞相的罪名，正式行文召邓通至丞相府欲杀之，文帝派出使者苦心请求，申丞相才将其释放。再向前，当惠帝追问丞相曹参为什么整日喝酒时，曹参却简单地用比不过前代丞相为理由，这虽然是事实，但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皇帝对丞相过多的干预会让丞相给予没有礼貌的反击。
也正是缘于此，从帝国的开国皇帝高祖皇帝开始，皇帝与丞相之间的关系始终就不稳定。第一任丞相萧何会因为自己在大后方的深得民心而受到高祖皇帝的猜忌，这位智谋丞相最终以贪污躲过了高祖的猜疑。在吕后时代，由于吕后的霸气，几位丞相因无法施展而不理政事，文景时代，周氏父子都被皇帝诬以谋反之罪。皇帝与丞相之间表面上保持了和平局面，事实上，皇帝之所以不向丞相的权力开刀，实在有不得已的苦衷。从帝国初年直到武帝时代，帝国皇帝所有的精力几乎都放在了诸侯王上，高祖时代是异姓诸侯，文景时代是同姓诸侯，皇帝需要与政府最高首脑丞相的密切合作，才能应对诸侯王的问题。但武帝时代已俨然不同，作为皇帝的武帝原本就有雄才大略，其在执政初期就已经发现，皇帝权力始终受到丞相权力的制约。他在接受了儒生代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大力提倡“大一统”的学说后发现，想要加强中央集权，就必须要把“大一统”的思想付诸行动，只有如此，他才能不经任何干扰向匈奴开战，对内加强集权，树立皇帝的绝对权威，把一切权力都集中在皇帝一人身上。所以，对丞相的开刀势在必行。他需要的并不仅仅是把不听话的丞相废除，他需要做的是釜底抽薪，把丞相的权力压缩。
不过在武帝即位初期，帝国大权操纵在他祖母窦太后和外戚手里。窦太后死后，他的舅舅田蚡丞相实际掌握了大权。武帝在忍受了几年后，开始亲自过问一切政务，自然而然地，就与田丞相在权力分配问题上发生了冲突。田蚡的执政能力到底有多强，这并非是武帝所关心的问题。他所关心的是，作为丞相的田蚡在很多政务上常常与自己唱反调。事实上，田蚡丞相并非如此。仅拿前138年帝国是否要出兵解救东瓯的问题上，时任太尉的田蚡就体现出了帝国一向的思路，坚决不救。而武帝却认为，此时正是显示帝国国威的大好机会，这件事虽然以武帝的获胜而告终，但田蚡继承的帝国从前的思想已不被武帝所容。在他担任丞相后，与武帝在思路上的矛盾时有发生，武帝要向丞相开战，不仅仅是他想集权，有一部分原因还是因为他要打破这个帝国60多年来丞相们的无为思维。
武帝希望大权在握，无非是以皇室最高成员的名义来全身心地参与政府事宜，调度政府。而要大权在握，谈何容易。能握之，亦能发之，发后亦能收之。一个人不可能握尽朝廷所有事，要充分地将自己的权力渗入到政府中，他必须要依靠、利用一批忠实为帝国服务的人才。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武帝沿用“任子”等制度，使二千石子弟和一部分民间的知识分子登上帝国的舞台。同时，又将举孝廉制度化，令郡国岁举孝廉送到长安录用。与此同时，他又从中下层官员中选拔一批官吏，给自己做高级侍从和办事的助手，由此组成了“中朝”，这些中朝的官员为他出谋划策，发号施令，渐渐地，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和“中朝”出现在这个帝国的舞台上，在武帝的操纵下，中朝逐渐成为实际上的决策机关，以丞相为首的外朝的权力被大大削弱了。
我们这个帝国所以能安稳地度过60年，并能在60多年后痛快地复仇。以丞相为首的外朝贡献卓著。他们在帝国60年内谨小慎微，用自己手中的大权影响着皇帝的一举一动。如果说，文景二帝只是柔弱之帝的话，那么，吕后以及高祖皇帝的性格却是有目共睹。高祖时代亲征匈奴，吕后因为一封匈奴单于的羞辱信要大动干戈，这些都是作为皇帝乾纲独断的证据。然而，高祖后来与匈奴的讲和和吕后的忍辱，全在于当时以丞相为首的政府的功劳。他们二人虽然知道帝国的实力还不足以与匈奴开战，但如果没有政府权力的制约和丞相首当其冲的劝阻，一国的皇帝想要发动一场争取面子的战争也不是没有可能。武帝时代则已大不同，在与匈奴开战的问题上，丞相为代表的政府的不抗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复仇计划的名正言顺，而真正的原因是，政府官员，包括最高级别的丞相已经深知，自己的话语权所能起到的作用已经随着武帝的大动手脚而烟消云散了。
一个帝国必要的独裁是必须的，如果不是武帝的改革，由此衍生出来的“中朝”，在其一生中所有的宏伟战略，甚至包括对鬼神的一系列折腾，是肯定无法进行下去的。然而，这又是最致命的缺点，绝对的权力永远不会被影响和控制，从武帝开始的历代帝王，皇帝“我是神话”的局面始终存在。中国帝制时代所以会出现那么多暴戾的皇帝，全在汉帝国武帝的这次对丞相权力的削弱。
武帝喜欢权力毋庸置疑，这自然也是每个皇帝所无法躲避的。他的对丞相权力的削弱，使我们这个帝国从此失去了政府与皇室同舟共济的想法，使我们后来的所有帝国中，政府官员已不具备洒脱的气质和为了帝国而横冲直撞的气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