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是汉帝国和平崛起时期一道不可磨灭的星痕，他既有经国的才略又有经国的赤诚，这种优秀的经国品格将会在以后的帝国岁月里激励着无数的政治干才为帝国呕心沥血。但使人惋惜的是，在他离开人间的26年后，帝国建立60周年时，已很少有人再提到他的名字。很多人一厢情愿的相信，贾谊的名字已经变成了“经国大体”这四个字。无论如何，只有三十三年岁月的贾谊都不只是一种符号，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在帝国和平崛起时期，扮演着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
一
公元前168年，汉帝国政府颁布政令，为边境提供军粮以及钱财者可封爵，平民与罪犯都在许可之列，此为汉帝国卖官之始。人们显然已被这一大事件吸引了全部眼球，很少注意到在这一年，一位年仅33岁的政府官员离开了人间。此人叫贾谊，官职为诸侯王太傅。如果这道政令颁布时贾谊还在，依他的性格必将向文帝做激烈的谏诤。
贾谊似乎是天生具有高度责任心的谏诤者。前175年，文帝颁布法令允许民间铸钱。贾谊毫不犹豫地劝阻文帝绝不可行，他的理由是，百姓并非皆是善类，难保没有弄虚作假者，而政府该对这样的人做什么样的处理是一个问题。倘若置之不理，那社会必将混乱；倘若严厉打击，则会增加政府工作的繁度与难度。他的建议是，允许私人铸钱不可，但禁止私人铸钱更不可。那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将遍布全国的用来铸钱的铜收归国有。文帝对这样的建议置若罔闻，这位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节俭的帝王在处理民间铸钱问题上似乎有失水准。他曾将盛产铜的一座山赏赐给了自己的宠臣，这位宠臣所铸的钱因而成了帝国的流通物。其实换一个角度来看，一些诸侯和一些重臣被允许铸钱，可以使国家的费用充裕而不必向百姓征收赋税。这正是贾谊与文帝对治术的境界。
谏诤的失败并不能阻挡贾谊继续向前的脚步，前174年，他的政敌、前任右丞相绛侯周勃因被人污蔑谋反而被捕入狱，在狱中，这位帮助文帝成为皇帝的元老重臣受到了狱吏的百般凌辱，以致在出狱后感叹说，我曾经率领百万大军，怎么知道狱吏还有那么大权势呀！贾谊得知此事后向文帝上言，以“投鼠忌器”、“刑不上大夫”等古语来劝说文帝对待臣下不能滥施刑罚，应该适当地培养大臣的气节。文帝欣然接受了这一建议。
两年后，针对文帝封淮南王的儿子刘安为列侯一事，贾谊再次提出反对。淮南王刘长曾在封国内大行其道，驱逐朝廷按规定派遣的官员，在朝臣眼中，此人是封国中最没有教养也最危险的一个诸侯王。文帝最终将他废掉，这位王最后愤恨而死。贾谊知道文帝是想将刘安先封侯而后升为王。他上书请文帝三思，理由是，天下人都知道淮南王的死跟政府有关，作为他的儿子刘安一旦被封为王后，肯定要替自己的父亲讨个公道，由此而会与政府为难。所以，文帝的做法无疑是给老虎增了一双翅膀。但是文帝再次没有接受贾谊的劝告。这并非是贾谊在封国问题上对文帝的首次告诫，两年前，他就向文帝上了一道《治安策》，在这道被后人称为“经国大体”的政论中，贾谊对封国问题有着独到而又精准的见解。
汉帝国的地方行政制度实行郡国制，即郡县与封国两种制度。作为汉代的地方行政主干，郡如果不是在诸侯国境内，就要归中央直接领导。诸侯国的主人是中央政府册封的诸侯王，他们分散在全国各地，政府规定一块地方由他们高度自治，中央政府只派一名官员到诸侯王身边担任丞相，以此来监视诸侯王的举动。汉帝国实行这种行政制度，一方面是由于高祖皇帝的政治财产遗留，另一方面则是对秦帝国败亡的经验总结。在一些有识之士看来，高祖皇帝能得到江山，各地诸侯王所尽的力量尤其巨大，而秦帝国之所以转瞬瓦解，是因为实行了绝对的郡县制，没有诸侯王为其阻挡农民军团的进攻。
汉初，高祖皇帝在位时基本扫清了异姓诸侯王，文帝时期，刘姓诸侯王崛起，并使中央政府濒于管理失控的地步。这种国中之国的现实，在贾谊看来就是一股暗流，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突然爆发，毁灭帝国。他举出汉初几位诸侯王谋反的例子来推断这些同姓王同样也会谋反，即使没有谋反的证据，却有谋反的实力。而此时天下依旧太平，是因为政府派去的担任诸侯王丞相的官员对中央政府负责，并对诸侯王有掣肘之力。可一旦这些人年老退休，诸侯王羽翼丰满，即使中央政府想要派人去封国也是不可能的了。他的建议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大量增加封国而削弱他们的权力。贾谊一厢情愿地认为，诸侯的权力小则容易用法令和礼教约束；国土小则可以使他们的非分之想不复萌生。
但贾谊和文帝都知道，诸侯王并不会轻易让政府的这种想法得逞，贾谊给出的策略是“未生子而先分家”：“其分地众而子孙少者，建以为国，空而置之，须其子孙生者，举使君之。”也就是说，先把诸侯的土地分为若干块，等他们的子孙出世后再将土地划归于这些子孙名下。表面来看，诸侯王的土地并没有减少，因为迟早是他们的子孙来继承这些土地，但实际上，诸侯的土地已经被严重削弱，因为他们的子孙在没有出世前，诸侯王对空着的土地并没有治理权。
文帝虽然没有采纳贾谊的建议，但后来晁错的削藩，武帝的推恩令等种种对诸侯国的措施，源头都在贾谊这里。贾谊并非是夸夸其谈，只在大局着眼，一些细微末节，也是他关注的对象，并能提出相当符合实际的建议。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应该是一个政治家所以优秀的重要因素。
在他离开人间的前一年，他的主子粱怀王从马上摔下死亡，贾谊在悲伤之余，向文帝提出此时正是改变诸侯王现有布局的最好时机。当时的形势是，除了已死掉的梁怀王刘胜以外，诸侯王中只有淮阳王与代王是文帝的儿子，从与皇帝的亲疏关系来看，只有这两人才是抵御诸侯王叛乱的力量。但代王与匈奴为邻，不可能从千里之外回护京师，而处在中央直辖郡与诸侯梁、楚大国之间的淮阳王国是个小国，显然，这样的布局很容易促成其他六国之祸。贾谊的建议是，将淮南王原来的旧地与梁王的封地为筹码，重新调整诸侯国间不利于中央控制的实力对比。大力扩充梁王、淮阳王的地域范围，以亲防疏，构成对吴楚齐赵的有效制衡。文帝听从了贾谊的建议，将梁王封地赐给淮阳王。果然在后来的七国之乱中，淮阳王抵御了叛军的东进，给中央政府提供了宝贵的反击时间。
如果说在解决诸侯国的问题上，贾谊采用的是釜底抽薪之法的话，那么在对待匈奴的问题上，用的方法则是循序渐进，不温不火。
贾谊认为，即使边郡全是如冯敬那样的悍臣，也并不能解决匈奴问题的一枝半叶。如果在短时期内不能用武力解决，那么倒不如采用和平演变的方式。用他的话而言就是与匈奴“争其民”。如何争其民？他提出了“三表”：对匈奴民众宣传汉天子的诚信、慈爱和爱好匈奴人的技能，用仁义来感化匈奴民众。如果做到这三点，就能使匈奴民众归附汉帝国，即使不归附，也不会再与帝国为敌。在“三表”之外，又有“五饵”：以华车美服、酒肉美食、好女美乐、高楼大宅、特殊恩宠这五者大肆赏赐前来投降的匈奴人，以此刺激其他匈奴人的耳、目、口、腹、心各方面的欲望，物质条件往往能使一个人堕落，而这种糖衣炮弹的威力，在贾谊眼中是巨大无比的。
文帝并无三思，而是当即就否定了贾谊的建议。贾谊或许忘了，和平演变的方式最主要的是物质演变，通过大量的物质灌输给对方，进而让敌人束手归来。至于文化演变，要看对手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匈奴人并不具备自己的文化，但一无所有也正意味着他不需要接受外来文化，所以，“三表”之策等于空谈。物质演变，汉帝国并不具备这样的实力。贾谊自己就提出说，帝国因为没有蓄积而岌岌可危。即使这不是危言耸听，但文帝时的汉帝国在物质储备上的确不能承担这些任务。大量人力、物力的投入，显然不符合当时国情。有人认为，疏漏而幼稚的建议证明了贾谊的急功近利和危言耸听。所以，对于一个出色而谨慎的执政者文帝而言，显然不可能冒这样的风险。
文帝的谨慎是有目共睹的，至少在许多开国元老眼中，这位皇帝把天下一切事都当成一种危器，倘若没有在调查清楚有了十足的把握后，文帝绝不会轻举妄动。
文帝刘恒本没有登基称帝的机会，他的母亲薄氏入宫多年，始终得不到高祖皇帝的宠幸，一次偶然的机会，才被高祖皇帝临幸，生下了刘恒。作为高祖皇帝的第二个儿子，刘恒只能被封为王，前196年，他被封到山西为代王。前180年，上天给了他一个绝佳的机会。
就在这一年，高祖的臣子们对后宫势力——诸吕——发动了军事政变，政变相当顺利，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诸吕被屠杀殆尽，大臣们纷纷要求当时的傀儡皇帝少帝下台，另立新君。然而立谁，就成了问题。
当时的人选有淮阳王、恒山王，齐王。淮阳王与恒山王是吕后用计杀了他们的母亲，并把他们养在后宫充当了惠帝的儿子。大臣们一致认为，如果将他们其中的一人立为帝，那么将来他们必定要为吕氏报仇。齐王本是高祖的长孙，是最有资格继承为帝的。但有大臣反对说，吕氏凭借外戚的身份作恶多端，几乎危及宗庙，祸乱功臣。现在齐王的舅舅暴戾如虎，齐王如果登基，他的舅舅可能和吕氏没什么两样。
既然不能从惠帝的儿子和高祖的孙子中寻找，那么，只能从高祖的儿子里来寻找下一任皇帝了。身为代王的刘恒进入了诸大臣的视线中。刘恒到山西做代王的那年不过才7岁，然而，一个7岁的孩子已经懂得如何遵循国家政策，休养生息，更懂得如何应对吕后对刘氏宗族的迫害。在山西的十六年，刘恒谨小慎微，从不明目张胆地对朝廷政事指手画脚，并且采用避开吕后的方法，招集文人雅士，沉浸在书生气息中。这让他多年以来总能不被吕后重视，而在代王位上呆了十六年。据大臣们所言，刘恒为人仁慈宽厚，这当然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的老娘薄氏一家也是谨厚善良。至于立刘恒的理由简直是信手拈来，惠帝死后，他就是高祖皇帝的长子。本朝自开国以来，就宣扬孝道，刘恒在这方面做得相当突出。
这一提议立即得到了所有大臣的认可，当帝国的使者来到山西见到刘恒把来意说明后，刘恒陷入了沉思。
自吕后专政以来，刘恒见到和听到很多刘氏子孙进入长安就再没有回来的讯息。长安在那段时间无疑成了刘氏子孙的坟墓，有去无回。即使现在吕后已亡，然而，邀请他到长安的那些大臣大都是阴谋家，这些人善于使用诡谋巧诈并不是传说，而是在帝国发展到今天的日历上，都有着他们以阴谋取代别人性命的事发生。周勃倒并非是阴谋家，可陈平是。在刘恒看来，这些人不但是阴谋家而且还是野心家，在此之前，他们之所以不敢于有所动作，是因为吕后还活着，吕后一死，他们又以平叛诸吕功臣自居，又怎么肯甘居人下？只凭他们敢于向太后家族动手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出，没有他们不敢做的事情。刘恒必须要仔细考虑，是羊入虎口，还是柳暗花明。
但是，他的一位谋士解除了他的担忧。这位谋士认为，“当初秦朝失民心，天下诸侯豪杰纷纷起事，自以为能得天下的数以万计，然而最终登上天子之位的是刘氏，这是第一点。高帝封刘氏子弟为王，封地象犬牙一样彼此交错，互相制约，这就是所谓的有如磐石般坚固的宗族，天下人都为刘氏的强大而折服，这是第二点。汉朝成立之后，废除了秦朝的苛政，规定了新法令，对百姓施以德惠，人人自安，难动摇，这是第三点。再有以吕后之严酷，已立吕氏三人为王，他们擅权专制，然而太尉凭朝廷一支符节进入吕氏把持的北军，只一声呼唤，将士们就都袒露左臂，表示要辅佐刘氏而叛诸吕，终于灭了诸吕。这是天意所授，非人力所为。现在即使大臣们想要作乱，百姓也不会听他们驱使，他们的同伙难道能够同心一致吗？如今京城内有朱虚、东牟侯这样的亲族，京城外有吴、楚、淮南、琅邪、齐、代这样强大的诸侯，谁都惧怕他们。高帝的儿子就剩淮南王和大王您了，而大王您又年长，以贤圣仁孝闻名于天下，所以大臣们是根据天下人的心愿而要迎立大王做皇帝，大王就不要再有所顾虑了。”
但是，这种说法其实还属于猜测，帝国初期，后宫与政府的博弈已经持续了近二十年。这期间，政府与后宫有过合作，但大多时间都处于对抗阶段。以宰相为首的政府此时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政府难道不会变成第二个后宫，或者，在阴谋家陈平的鼓动下，政府可能会脱离刘氏皇族重新成为另一个政府。
刘恒的谨慎在此时暴露无遗，他向太后禀报并商议到长安荣登大宝之事，太后认为可以前去试看。但刘恒始终犹豫不定。他甚至利用烧灼龟甲进行占卜，当卜辞“大横预示着更替，你将做天王，会向夏启那样，使父业发扬光大”出现在他面前时，他依旧不相信，他认为自己现在已经是王了。占卜的人就对他说：“所谓天王就是天子。”这才让他略略放心，但他并不亲自动身，而是派了母亲的弟弟薄昭前往京城会见周勃。
周勃与陈平一干人等再向薄昭表明为何要迎立代王的缘由。薄昭回来向刘恒报告说：“一切事情都是命中注定，您就不要再犹豫了。”
刘恒最终放下心来，随即命两个最得力的干将宋昌与张武陪同自己前往长安。但走到高陵时，他停下来，派宋昌先去长安观察动静。宋昌刚过渭桥，就见文武百官前来迎接。宋昌回来向刘恒报告。刘恒这才驱车到了渭桥，群臣拜谒称臣。他也下车答拜群臣。大臣们一同说：“如今大王是高帝的长子，最适宜做高帝的继承人。希望大王即天子之位。”
这显然是过于虚伪了，或许这也是政治上的客套。如果你不愿意做天子之位，何必要来？他的回答是：“事奉高帝宗庙，是大事。我没有才能，难以胜任。请叔父楚王考虑最合适的人，我实不敢当此重任。”如同事先排练后一样，众臣皆伏地上决意请求，刘恒先是西向在主人的位置谦让了三次，又南向在君主的位置时，又谦让了两次。陈平等人都说：“我们再三考虑，大王事奉高帝宗庙是最适宜的。即使天下诸侯和百姓也会这样认为的。我们为臣的是为宗庙社稷着想，不敢疏忽。愿大王能考虑为臣的意见。最后，这一切宣告结束，刘恒说：“既然宗室、将相、诸王、列侯都认为没有人比我更适宜，那我就不敢推辞了。”刘恒登基，是为汉文帝。
这天晚上，文帝入主未央宫。当夜，他就任命宋昌为卫将军，统领两宫卫队南北军；张武为郎中令，负责巡视殿中。文帝的谨小慎微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