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接妈妈来深圳小住，我决意采访一下妈妈，了解一下她老人家的“光荣”岁月。这是当时的采访手记，直到今天才得以整理“发表”，以献给母亲节和远方的母亲。
在我的引导下，母亲回忆起了她的出身和童年。母亲是地主的女儿，说是地主，其实只能说是当时的富人家，并不是靠剥削农民起家的，也没有田地用来收租。母亲的爷爷是乡长，生有五男二女，当时是乱世，要“抽丁”打仗，按照“家有三子抽一个，家有五子抽一双”的规定，两个儿子被抽去当兵，从此也就再也没回来过。剩下的三个儿子中，外公排行最小。
母亲是1942年生的，当时正在“走日本”，也就是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最甚时期。母亲是在“兵洞”里出生的，也就是当时非常“流行”的防空洞。为了躲避日本鬼子的屠杀，全家人经常要躲到防空洞里，也就是在这种危险而恶劣的环境里，我的母亲出生了。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卑微而伟大生命的降生！
外公是个读过书的人，很是开明，从来不讲什么男尊女卑，不论男孩女孩都送去读书。母亲读到完校毕业（相对于现在的小学六年级），在那时已经是女孩能受到的很高程度的教育了。这也为母亲以后爱看书、会写东西、善教育子女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直到今天，母亲还保留着将一些重要东西记录下来的习惯，我是否也延续了母亲的传统？
母亲十九岁就嫁给了父亲。说来奇怪，出生在汩罗江边富裕人家的母亲，却嫁到了离家几百公里的洞庭湖边的小村子许家。母亲回忆说，当时结婚的目的就是远走高飞。由于出身不好，在家里戴地主帽子永远抬不起头。因为是地主的子女，母亲表现再怎么积极也入不了团，其它方面则更是一直生活在“地主”的阴影里。
说起与父亲的结识，自然不是在网上通过QQ聊天认识的。母亲兄妹六人，大姐嫁到洞庭湖打草，并在那里办了个小厂。也就是这个机缘，认识了父亲的胡家姑姑，父亲当时在村里当民兵营长、粮油会计，姑姑向大姐打听，有没有姑娘愿嫁到这边来？大姐知道母亲的性格，于是便将父亲和母亲这两个素不相识的生命联系到了一起。
为了办结婚证，母亲一天走了一百多里路。那天，二外公带着母亲到远隔四、五十里外的湘阴县打介绍信，而那时的交通方式便是步行。于是，为了结婚，为了奔向未知的未来生活，母亲一来一回，一天走了一百多里路！从早上出门一直走到天黑很晚才到家。这在今天开车都不算是一个近距离，但母亲当时却实实在在用脚走到了。
母亲回忆说，与父亲结婚时，家里穷得丁当响，记得还是借了几个人的布票，缝了一身单衣，算是结婚的嫁妆。母亲是学生出身，不会纺纱、不会织布，结婚后学会纺纱、学会做饭，学会了干一切粗活。回忆起与父亲的这段不平凡的婚姻，母亲用了“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来形容。我想这句话用在他们身上，真是最贴切不过的了。
1962年，母亲生下了第一个孩子，我的大姐。当时别说营养，就连饭都没得吃，只能靠吃腕豆、地瓜为生。后来母亲一连生下我们姐弟五个，中间还没了一个，都是在生活条件极其恶劣的情况下生养的，就连最小的我，也是在“***”后期出生的。生养我们姐弟五个的那一段岁月里，中国的老百姓也没几个过上好日子的，就更别提我们家了。
有几年，父亲作为特级技术员被派往海南岛“深造”，一离开便是几年没回家。这期间，又是母亲一个人撑起了这个大家。总之，母亲不知吃了多少苦，克服了多少困难，和父亲一起含辛茹苦把我们兄弟姐妹五个拉扯大，并逐个送我们读尽可能多的书。后来，我和哥哥顺利地考上了大学，这也是母亲最引以为傲的事。
至于其它，母亲便很少谈起。也许是采访的时间太短，我觉得关于母亲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等以后有机会还要做深度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