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有一大段是以反教为主题的。那时期是一个谣言的世界，你所能想到的和你根本就想不到的谣言同时在中华大地上爆发，谣言在这个时候体现了其最基本也最恶毒的特点：找替罪羊，这个替罪羊就是教会。中国近代史上的反教历史就是一部谣言史。
从天津教案说起
天津教案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大事件，该教案发生于1870年，直接导致了20名外国人死亡。在此，我们有必要对教案做一个背景铺垫。所谓教案，是指中国民众与西方崇拜上帝的教民发生的摩擦。事实上，中国很多年以前就有了“上帝”。唐朝时期，李世民特意派人接见了景教大师阿罗本，并为其建立了景教寺，臣子魏征还奉命翻译了景教的教科书。据被魏征翻译留下来的《序听迷诗所经》介绍说，阿罗本的门派叫景教。景教是大秦国（古东罗马帝国）的国教，他们信奉一个天尊，这天尊见众生苦难，便化为凉风吹向一个叫末艳的童女，童女感凉风受孕，生下一子名谓“移鼠”…… 。对基督教略有了解的人可能已经猜出来了，“移鼠”就是“耶稣”；“末艳”是“玛丽亚”；“天尊”则是上帝。
景教几乎伴随了唐朝的生与死，为了能使自己在中国生存下来，它主动迎合佛、道二教，并将上流社会当作“普度”群，这也成了它消亡的根本原因——随着唐朝的灭亡，景教也退出了中国。
600多年后，蒙古人统治中国，景教借尸还魂，被称为聂教。一百多年后，聂教遭到铁木耳的屠杀，从此绝迹。同聂教来到中国的欧洲天主教毫无作为，明朝初年又被限制活动，彼时的中国，上帝无法落脚。
万历年间，天主教教士利玛窦与万历皇帝结下了很深的友谊，明朝政府允许他在广东肇庆也只能在肇庆定居并传教。这使得天主教成功地在把上帝迎到了中国。但上帝的步伐始终很缓慢，传教士最主要的身份是介绍西方文化的使者，而不是单纯的基督徒。清朝雍正年间，新教开始传播。开始，也等于终止。雍正年间，朝廷下令禁教。原因是这些教派攻击中国的儒教。
上帝真正的落户中国，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战败的大清政府被迫允许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并享有“治外法权”。让“上帝”最欣慰的是，他在中国找到了自己的另一个黄皮肤的儿子，耶稣的弟弟洪秀全。据洪“天弟”所言，他老子上帝见哥哥耶稣对人世间的人心败坏控制不力，所以又生了自己来解救苍生。
包括最不忠贞的基督徒，都对这个从天而降的上帝的儿子表示了莫大的崇敬。可惜，让一些最蹩脚的基督徒们都感到失望的是，这个“洪老二”并没有推行他们的教义与实现上帝的中国户口问题，并在许多年后被湖南人曾国藩打败。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也灰飞烟灭。
基督徒们最终发现，想让上帝在中国落户，还要靠自己国家的大炮和他们不畏辛苦的四处奔走。
无论是景教，还是新教，或者是天主教，都归上帝领导。这些教派与佛教、道教所不同的是，具备了咄咄逼人的攻击性。佛教与道教恨不得把自己的老巢安在深山老林里，但上帝领导的宗教却喜欢向人间进攻。每到一地，若是情况允许，他们最先做的事就是建教堂，以保证和证明自己在此地的传教决心。
与新教不同的是，天主教主要在乡村传播，不但传教，还放高利贷和经营商业，并在某些时候，强迫中国教徒捐献钱财与土地。有时候，这种强迫活动也适用于非教徒。在进行这些活动时，传教士必须要是强横的，否则他不可能让这些活动顺利的进行。于是，就发生了中国民众与教会的冲突，也就是历史上所谓的教案。
从1844年第一起教案浙江定海教案到刘士端成立大刀会止，据不完全统计，发生在中国的教案至少已经有1000起，其中比较大的教案不少于400起。大部分被攻击的教徒都是天主教徒。在外国强大的大炮与不平等条约中“外国教士有传教权并要受到法律保护”的条款下，清政府对频繁安生的教案简直伤透了脑筋。当年，马圈失火，孔子急忙问的是：“伤人乎，不问马。”而在大清朝，一旦某个地方发生教案，清政府惶恐地问的却是：“伤羊（洋）乎，不问民。”天津教案是所有教案中最严重的一次，而导致这场教案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居然就是谣言。
同治九年农历五月初（1870年6月），传染病在天津一所法国教堂的育婴堂内流行，被收养的中国幼童数十名死亡，葬于河东荒野义地。大概是因为教士们太忙了，所以在掩埋尸体的时候比较马虎，于是有的尸体暴露，遭到鹰啄狗刨，惨不忍睹。当然，尸体受到如此待遇，还不足以引起谣言，可某一天，一些人发现了一件怪事：“死人皆由内先腐，此独由外先腐，胸腹皆烂，肠肚外露。”一些有识之士立即断定，这是法国教堂“采生折割”后丢弃所致。用中国道教的说法，“采生折割”并不是指剥夺人的生命，而是以某种巫术、妖术的方式，摘取活人的眼、耳、脏、腑等人体器官或肢体，作为供奉神灵的祭品；稍有道行的人还能摘取活人器官做药饵治病。
众所周知，天主教等西方宗教势力侵入中国以后，一直就不被中国人认可。很多中国人都相信这些邪教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有谣言还说，这些人经常用迷药，甚至妖术拐人。但这种谣言并非是空穴来风，当人们怀疑天主教堂有拐卖婴孩的行为时，真就有两个中国教民被当场活捉。他们当时正在诱拐儿童。
似乎只是刹那间，这个消息传遍了整个天津，要知道，这个时候，“采生折割”的谣言已经被证实，虽然那两个中国教民只是个案，但谣言将个案变成了普遍现象。民情开始汹汹，一些民众开始向天津地方政府兴师问罪。地方官迫于民众压力，经知府张光藻和知县刘杰会审，草率将那两个中国教民审结处死。
可是，谣言一旦被官方证实为是事实，结果几可想而知了。教民的拐卖之实证和官方对教民的惩罚之认可不仅进一步强化了天津百姓所有的猜测，而且肯定了传闻的真实性，民情更为激愤。无独有偶，天津县民团在一次军事行动中偶然抓获了迷拐犯武兰珍，此人经不住拷打，承认自己是被教堂门丁王三“诱入堂中，付与药包，令其外出迷拐男女。前在穆庄子拐得行路1人，得洋5元。”县民团立即将他送入衙门，尽管武兰珍当场翻供，可民众要求强烈，官府查案意图坚决，法国教堂方面又不够配合，坚称教堂无王三其人，迷拐之事与教堂无关，引起官员和民众的愤慨。
第二天，天主教堂门外聚集的围观民众越聚越多，最终形成围攻之势，双方发生争斗。先是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蛮横无理，然后是忍无可忍的百姓打死了丰大业及其随从，焚烧了天主教堂，拆毁了仁慈堂等宗教建筑。并造成包括西方传教士、修女、官员、商人在内的20人死亡。英、法、俄、美、比、普、西国公使联合照会总理衙门，强烈抗议，并派出多艘军舰集结海上进行军事威胁，中外关系顿时十分紧张。这就是著名的天津教案。
事实上，天津教案的过程相当复杂，不过这并不是我们要阐述的内容，我们要阐述的内容是关于谣言在这场教案发生前所起的作用。
无论如何，天津教案都是由于“采生折割”、“迷拐幼童”的谣言引起的，而随着事态的发展，后一种谣言被证实为内容属实，前一种谣言虽然没有被证实，但在许多民众看来，它是后一种谣言的必然结果，教堂为什么要“迷拐幼童”，就是要“采生折割”。
那么，事实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当时的清政府在天津教案发生后派了直隶总督曾国藩调查此事。
曾国藩在到天津后，就有许多百姓拦住他的轿子，曾国藩“亲加推问挖眼剖心有何实据，无一能指实者”。也就是说，没有人亲眼见到洋人在“采生折割”。至于“迷拐幼童”，曾国藩又进行了大量调查，他发现，这里面的问题很复杂。无论是百姓还是官员，都对那三个案犯先入为主，百姓相信谣言是真的，而官员也在很大程度上相信，又为了平息民愤，所以将那三人绳之以法。
曾国藩后来在给法国公使罗淑亚的照会中指出，“采生折割”之说属凭空谣传，绝无此事。“本阁部堂查明并无确据，拟即奏明大皇帝，请明降谕旨，辨明挖眼剖心等事多属虚诬，以雪洋人教堂之冤，以释士大夫之疑，即以平百姓之忿。此全案之根由。津民所以鼓动公忿者在此，贵国所以深恨被诬者亦在此。”另外一位随同曾国藩查案的清政府官员也认为，夏间迷拐一事，剖心剜眼一事……挖取一心一眼和药之事，似可断其必无。
洋人方面当然是认定教堂主使迷拐与挖眼剖心之说皆属不值一辩的谣言，而他们认为，自己被如此诬陷诽谤实在太不应该。
但即使是曾国藩也不得不承认，“迷魂药”很可能存在。因为那三个案犯都曾招认过自己曾用这种药来迷惑童子。可是，这种药真的存在吗？在武侠小说中，这种药的确存在，但在现实中，虽然有所谓蒙汗药（即麻醉药的一种），但若要使被作用者的行为在运动中完全受控于拐匪，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恐怕现代医学也不能做到。也就是说，民众从民间传奇中听说了有这种药，随即就加在了罪犯的头上。要知道，那几个罪犯很可能是屈打成招。由此看来，天津教案的起因是失实传闻，而它又在流传中被层层加码放大，形成惑众之谣言，引起民众恐慌，最终酿成了可怕的后果。天津教案最后以“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赔偿法、俄、英、美4国损失和抚恤费白银共502285.19两；以杀人罪抵偿洋人死亡数等同处死民众20人，以抢劫和伤人罪判处充军杖徒各刑25人”而宣告结束。清政府后来还特派崇厚充当“使法大臣”，专程赴法国道歉。
那么，最终，我们就会断定，天津教案发生的原因就是因为谣言的传播。两广总督瑞麟就断定说：“天津肈衅之案，其始由该处谣言所致。”对此，张之洞发出了警告：“闹教之匪不可虑，造谣之匪仍可虑。”曾国藩并非是查案的高手，但即使是高手狄人杰复活，恐怕也很难查到这些谣言到底是怎么来的。因为这些谣言根本就是查无确据、民间以讹传讹的附会之说，当他盛行时，就开始占据人们的头脑，左右着人们的行为，牵动着人们敏感的神经。它不可阻挡地推动着事件的进程，直至引起骚乱。
为什么会有这些谣言呢？首先，前面我们谈到过，中国人不容纳西方宗教。也就是说，中西文化矛盾有所冲突，西方宗教自传到中国后，就被人认定是邪教。而中国的许多邪教往往都有“采生折割”“迷拐幼童”的特点，以此类推，这些西方邪教自然也有这样的特点。当然，在1870年，天津天气干燥、久旱无雨，民众的焦虑、烦躁情绪使他们急于找到宣泄的渠道，谣言在许多时候就是一种泄药，所以，谣言自然就会诞生。其次，西方教堂的环境和教会方面诡异反常的行为方式，总会引发人们的种种猜疑和想象。高大的教堂大门经常紧闭，而人类常有窥测的本能，由于窥测不到，自然会产生好奇心，于是，谣言流行的社会心理基础由此产生。曾国藩就说：“外国之堂终年扃闭，过于秘密，莫能窥测底里”，以至“津民积疑生愤。”再次，有事实为证，因为的确有人捉到了拐卖儿童的事实。而长期以来，中国百姓与教会的矛盾，（外国领事和传教士包庇不法教士，其一，教士所到之处，不择良莠，广收徒众，其中多为穷困人等，但也不乏匪类、痞混入教。）使得这一现象一旦发生，谣言的一大特征就是寻找替罪羊，这个替罪羊就是教会。
在今天看来，天津教案发生的根本原因就是由于“采生折割”“迷拐幼童”谣言广泛传播引发的全社会反教运动。但这事实上还只是个个案，可以不客气地说，中国近代史上的反教运动都是以谣言为先遣队，后来跟和暴力大军的。义和团运动就是这一升华版。
谣言的世界
这是一个谣言的世界，你所能想到的和你根本就想不到的谣言同时在中华大地上爆发，谣言在这个时候体现了其最基本也最恶毒的特点：找替罪羊，这个替罪羊就是教会。中国近代史上的反教历史就是一部谣言史。
如果用社会心理学来解释谣言，谣言并不绝对是贬词，它具有某种“策略手段”的含义，那么，以谣言为策略，反教运动中的手段都有哪些呢？
从1844年第一起教案浙江定海教案到后来的义和团运动，据不完全统计，发生在中国的教案至少有1000起，其中比较大的教案不少于400起。而这400起重大教案中有因谣言引发的教案就达202起，占全部教案的58.7%，
教案谣言表
内容 案数 比例
采生折割 48 23.76%
诱奸妇女 20 9.90%
诬教民为匪 16 7.92%
迷魂药 14 6.93%
投放毒药 12 5.94%
冒充官员名义发布反教檄文 7 3.47%
剪辫 6 2.97%
诬教堂藏军火 5 2.48%
教堂大门紧闭起疑 4 1.98%
诬传教士刨挖坟墓 2 0.99%
冒充西方使节发布反教檄文 2 0.99%
内容不明 66 32.67%
合计 202 100%
这是一份义和团研究专家给出的数字，从这个表中可以看到，谣言内容中，“迷拐幼孩和诱奸妇女”以及内容不明的谣言是引发教案最重要的原因。
先来看“采生折割”这一谣言内容。在因谣言引发的202起教案中，有48案是因谣传基督教传教士迷拐幼孩，采生折割所致，占23.76%。天津教案就是一典型的案例。之所以会产生这种谣言，是因为中国人“重男轻女”的观念。你很难想象得到，即使到了民国时期，南方的一些贫穷之地还有“溺杀女婴和拐卖男童”的事情，那么，在大清王朝，这种事情自然就是非常普遍的了。而天主教恰好与中国人的这种观念有所交融，该教设有育婴堂，依该教教义，是收养贫困家庭的孩子，尤其是女婴。原本，中国社会上就有一种人，专门以贩卖儿童为生，而育婴堂的设置，为这些拐匪提供了一个合法的销赃场所。封建大吏左宗棠曾就此事上书总署，说他曾抓获一名拐匪，“起出迷药似香灰而微带腥气，当将该匪处决，讹传亦息。大约此等匪徒内地向亦有之，不尽由西洋传教士而起”。但是，一个左宗棠维护不了西方教会的“清白”，在很多中国人看来，儿童一旦丢失，就是教士干的，他们那个所谓的育婴堂的目的就是为了“采生折割”。正如某位官员所言的那样：“百产之菁英不足供生民之日用，于是贫民始而溺女，继且溺男……户口藩昌，甲于万国，自生之而不能自养之，已足贻笑邻封，大伤国体”。确切地说，只要滋生拐卖儿童的社会土壤还在，那么，拐卖儿童“采生折割”的谣言就永远不会消失，由此引发的教案就不可能消弭。